党史中的党代会——读《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代会论文,党史论文,深处论文,细节论文,现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2)09-0063-06
过去曾有人说：“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此话虽是戏言，但也大体符合事实。中国共产党确实一向重视会议的作用，1944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一次讲话，专门谈论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其中说：“过去我们学会了一种工作方式，就是开会。这个方式各处盛行，多年以来我们就没有放弃过这种工作方式。”“现在我们边区，开会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①会议常常是统一认识、确定方针、推动工作的重要手段。坦率地说，到目前为止，恐怕还没有比会议更好的开展工作的方式。会议史的研究无疑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中共历史上的诸多会议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全国代表大会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因此，对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进行研究，本身就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前不久，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作者李颖，以下简称《党代会现场》)，读后颇有所获。
一、党代会中的历史细节
历史本身是由无数细节组成的，历史的细节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比如，中共一大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现在的党史读物在谈及中共一大时，总是使用“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样的表述来形容它的重大意义。确实，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命运，是中国共产党将一个旧中国变成了一个新中国。可是，在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之际，又有几个人意识到它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呢?
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首要的工作是推选出参加会议的代表，如今代表的推选自然有一套严密的程序。可是，万事开头难，在一大召开时，中共本身尚处在草创阶段，既无现成经验，也无章程可循，各地的早期组织人数又多寡不一，多的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在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领导人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有的地方就那么一两个党员，谁有时间谁就去开会，当时也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比如北京的中共组织成立早、人数也多，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几个党员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当时已是暑假，这几个人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办补习学校，为报考大学的青年补课，推选代表的会议就是在这所学校开的。在这几个人中，张国焘既参与了北京中共组织的创建，到长辛店开展过工人运动，在会中表现又比较活跃，所以被一致推举为代表。在推举另一位代表时，有人提议邓中夏去，邓中夏说有事不能去(实际上邓此间要到南京出席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或许在他看来，南京的会议比上海的会议更重要)，罗章龙也说不能去，于是便决定由刘仁静去。这样，年仅19岁的刘仁静就成了出席一大最年轻代表。本来，在北京的中共组织中，论资历，论影响，都轮不到刘仁静当代表。这便是历史的偶然，但偶然之中体现必然。今天看起来，一大代表的推选似乎有些草率，可当时全党总共不过五十多名党员，党的中央机构也未建立，连党的正式名称都没有确定，出现这种情况又是可以理解的。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中共最为重要的创始人，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可是，不论是“南陈”，还是“北李”，都没有参加中共一大。原因是，陈独秀当时担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政务缠身，不便离开，便委托包惠僧出席；李大钊当时除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主任、教授外，还兼北京国立大专院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时值学年终结，事情很多，无法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坦率地说，陈独秀和李大钊没有参加一大，固然有各种理由，最根本的，恐怕还是他们本人也没有意识到，中共一大会给中国历史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正如《党代会现场》一书所分析的：“也许他们并没有把这次会议当成多么重要的事情，也许在他们的头脑中，党已经成立，这次上海会议不过是共产国际急于召开的一次事务性会议。”②中共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都是业余的，所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并没特别注重这次大会。
在一大开会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论，这就是党员能不能做官。一种意见认为党员做官没有什么危险，应挑选党员加入国会，以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另一种意见是党员不能做官，党员做了官将使党变成黄色的党。双方争论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被说服，这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会议决定，党员一般不应当担任重要行政职务，不应当议员、部长、省长，但是可以担任校长、科员这样的职务，并且注明这个问题留到召开二大时再作决定。当然，二大并没有对这个问题再作讨论。用今天的眼光看，这或许是一个幼稚的问题，可是要知道，一个党如同一个人，总是从幼稚中成长起来的。
一大没有留下任何中文的文献资料，只有两份材料保留在共产国际，但既没有名字也没有材料形成的时间。原因是与会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而且一大之后一段时间，中共并没有事实上的中央机关，文件也没有人管。这给中共一大的研究带来许多的困难，以至于很长时间会议具体是哪天开的也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一大，而且在会上与周佛海一同担任记录工作，但也没有记住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大概只记得会议是七月份开的。1938年5月他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演讲，首次提出“七一”是中共成立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对此作了正式认可。从此，“七一”前后举行纪念活动成为惯例。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学者经过反复考证，终于确定一大召开的具体时间是7月23日。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例如，在中共三大上，陈独秀在做主报告时，承认自己对时局的看法不清楚，再加上容易激动，犯了很多错误；中共五大选举时，纺织女工出身的党员张金保向大会恳求不将自己选为中央委员；在中共七大上，代表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回应说“我52岁”；中共八大上，邓小平曾婉拒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职；在中共九大上，战斗英雄孙玉国作报告时，毛泽东带头鼓掌；在中共十大上，毛泽东因为站立起来很困难，代表们不知情，看到他不离席便长时间的鼓掌欢呼，周恩来只好说“毛主席要目送大家退场”；等等。
这样一些历史细节，常常为一般的党史著述所忽略，理由是“宜粗不宜细”。确实，邓小平1980年前后在指导《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时，曾讲过多次提到过“宜粗不宜细”的问题。他1980年2月29日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讲话时说：“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账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③同年3月19日就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要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④在起草《历史决议》的时候提出这个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当时历史公案堆积如山，不能对那些历史旧账算得太细，只能算清楚历史上的大是大非，否则纠缠于算历史旧账特别是细账，《历史决议》就无法作出，也就无法实现团结一致向前看，亦无法使全党和全国的注意力真正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可见，提出“宜粗不宜细”有特殊的历史语境，并不是针对党史研究而言的。《历史决议》是党史研究重要的指导思想，但《历史决议》本身不能代替党史研究。以往的一些党史著述，往往忽略了历史细节，把本来生动丰富的历史描写得十分干瘪与苍白，有的所谓研究成果，其实就是中共中央文献的摘录汇编，既缺乏研究性也没有可读性。因此，在进行党史研究时，既要注重宏大叙事，也要重视微观细节，透过细节去再现历史的真实，使读者有亲临历史现场之感。
二、“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中共一大召开之时，党员人数很少，党的影响有限，对于在中国怎样搞革命也是知之甚少。在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这样回忆说：“会是在七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七月一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发了宣言没有?我不记得了。当时对马克思主义有多少，世界上的事如何办，也还不甚了了。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当时陈独秀没有到会，他在广东当教育厅长。我们中国《庄子》上有句话说：‘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⑤
建党之初，虽然年轻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怎样搞还不甚了了，但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不成样子，客观现状不容许他们在会议室里(其实连会议室都没有，一大的会场还是借用的)将许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从容地讨论清楚之后再去搞革命。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使中国实现独立富强，是他们要组织一个共产党的根本起因。因此，革命的方法只能在革命的过程中去寻找，革命的理论只能在革命的实践中去总结。1922年，中共召开了二大，对有关中国革命与党的自身建设的一系列的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的回答，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制定了第一部正式的党章，第一次明确阐释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一次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等等。⑥
二大之后，中共相继领导了开滦煤矿、萍乡路矿及京汉铁路等一系列大罢工，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人们开始知道中国有了一个共产党。也正因为如此，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先生从中共身上看到了新的希望，于是有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当时中共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全党不过是几百人。孙中山先生之所以愿意与中共合作，一则看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充满朝气，这是老气横秋的国民党所不具备的；二则希望通过中共得到共产国际与苏联的援助，因为他革命几十年，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帝国主义全靠不住，唯有社会主义的苏联才有可能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于是，孙中山先生下决心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并且提出要扶助农工。不过，孙中山先生又觉得共产党力量太小，与党员多历史长的国民党合作的时候，不能平起平坐搞两党对等的党外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员与共青团个人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本来，当年的共产党人都是有志青年，都以改造中国为己任，党内有人对孙中山先生这种以老大自居的态度难免有想法，对国民党内什么人都充斥其中也颇不以为然，觉得国民党已经老了缺少革命性，虽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中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国共合作特别是如何合作仍有不同意见。据《党代会现场》介绍，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就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确定以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⑦现在有的地方通过某个决定或决议，总习惯说“一致通过”，其实又何必非要一致呢?一个组织是由若干人组织的，对有些问题的看法难免有不一致，有不同的意见应当允许保留，当然形成的决议或决定必须认真遵守，这样才能在党内形成一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国共合作实现之后，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的形势大变，于是有了大革命的高潮，有了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新矛盾与问题。因为革命发展了，共产党的影响大了，队伍也增加了。几年前，人们还不曾知道有个共产党，即使知道共产党的名称，也不了解共产党是一个怎样的组织，现在共产党的影响与有几十年历史的国民党一般大，在一般民众的心目中，共产党的影响甚至超过了国民党，这自然引起了国民党内右派们的不满。1925年3月，为中国独立富强奋斗一辈子结劳成疾的孙中山先生在北京去世，之后国民党的领导权逐渐掌握在蒋介石和汪精卫手中。蒋、汪都是领袖欲望极强的人，都有强烈的独裁思想，而且经过多年历练已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而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虽然革命热情很高，但从事革命的时间还不长，积累的革命经验还很少，他们将满腔热情贡献给国民革命，却不曾注意蒋介石等人笑脸的背后却暗藏阴谋诡计。中共又是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认为，既然中国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共产党现在只能去帮助国民党，先打倒北洋军阀，等到北伐成功了，国民党统治了全中国，中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再来一次革命，将国民党打倒。在北伐没有打到北京之前，不可去同国民党争权，否则会吓跑国民党。虽然1925年1月的中共四大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并且认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但领导权如何去取得并没有真正解决。于是，面对蒋介石的一次又一次进逼，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等人一再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等到北伐差不多成功，北洋军阀将寿终正寝，不再需要共产党帮忙和打工的时候，蒋介石干脆彻底撕下伪装，来一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下令在全国“清党”，也就是将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清出去，不但要清出去，而且还有来一个赶尽杀绝。
1927年5月，中共五大召开。当时汪精卫还刚刚从国外回来，正在大唱革命的高调，一时把共产国际迷惑了，也把中共党内的一些人迷惑了，于是把国共合作乃至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他的身上。其实汪也是个伪君子，他当时的革命口号不过是与蒋介石争权的幌子。五大召开的时候，革命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但会议对于许多重要的问题可谓议而未决，或者虽作了决定却无具体措施，对汪精卫日益明显的分共反共基本上是被动应对。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也撕下了面具宣布分共，随后在两湖地区大肆杀戮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大革命的失败给共产党人留下了惨痛教训，从此明白了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重要性，也明白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不怕牺牲，敢于斗争，是共产党人的一大优点。后来毛泽东说：“第一次大革命的七年当中，党员的最高数字不超过六万人。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像一篮鸡蛋一样摔在地上，摔烂很多，但没有都打烂，又捡起来，孵小鸡，这是一大经验。被人家打了一枪，发了气，再干，干得很好，如打倒封建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很对。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勾结，我们就提出革命口号，叫打倒蒋介石，和他打了十年。”⑧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打了十年，指的是1927年至1936年国共之间的十年内战，也叫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在这十年中，中共曾召开过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点在莫斯科，这便是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中共六大。这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党代会。为什么自己的党代会又跑到人家国家去开，因为当时国内一片白色恐怖，环境太险恶了，中共找不到一处可供自己开党代会的安全场所。
中共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强调现阶段的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这无疑是正确的。六大后的两年，全党贯彻执行六大路线，中国革命出现了复兴和发展的局面。但六大之后，中共党内如毛泽东所言，对于“如何组织队伍，以及组织了队伍又如何放枪，这就发生了很多不同的意见”⑨。这些不同意见，也就革命究竟应当怎样搞。在这个过程中，曾发生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问题，当然更严重的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问题。之所以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归根到底是自己缺乏经验。毛泽东曾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⑩可见，当年革命中曾出现一些失误，并不是哪个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积累经验当然需要一个过程，提高理论水平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可又有谁不希望革命早点成功呢?中国共产党人搞革命的时候，俄国的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了，十月革命自然成了中国革命的样板，于是党内一些人认为，只要把人家成功的做法搬到中国，革命即成，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即由此而来。教条主义的特点是照搬照套别人的经验，却不考虑十月革命的经验到了中国是否服水土。中共党内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真正自觉，丢弃教条主义，是延安整风后的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中共已经有了大革命高潮与大革命失败，土地革命高潮与第五次“围剿”失利两次胜利与两次失败的比较，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11)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就体现了这种“自由”，所以七大也被誉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中共成立之初，中国政坛上已有许多政党，但后来大都被历史无情淘汰了，而中共却由小到大地发展起来。到中共七大时，全党已经有了120万党员，与一大时的几十个党员相比，虽然党的事业还远没有“毕”，但党的队伍已经很“巨”了。中共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她是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党。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召开的7次党代会，讨论和解决的问题自然各不相同，但主题始终是围绕中国革命怎样进行，探讨的是中国革命应当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到中共七大的时候，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已成为全党的共识。这七次党代会的历史，其实也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求得民族独立和自身解放的历史。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
1945年中共七大之后，只用了四年时间，中共在取得了全国执政地位，由一个革命党转变为一个执政党。在执政的六十多年里，中共已召开了十次党的代表大会。
按照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常情况下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1945年召开的，三年后的1948年，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国共大决战时期，这时显然不具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条件。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需要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在国民党蒋介石留下来的烂摊子上，恢复国民经济，制止通货膨胀，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和改善人民生活。这时，新解放区进行的土地改革尚未完成，新生的人民政权还不巩固，中国人民还要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因此，中共还没有时间来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取得决定性胜利，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抗美援朝进入边打边谈阶段，战线已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这时，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考虑召开八大的问题。但是，到了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新中国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接着，发生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八大召开的时间又只得后延。
1955年3月，为总结“高饶事件”的经验教训，按照原定的计划，中共召开了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在3月31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在结论讲话中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决定在1956年下半年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讲话中，毛泽东还解释了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召开八大的原因。他说：党的代表大会十年没有开，很不好。到1956年8月十年半了，只好明年开。当然头五年不应该开，头五年兵荒马乱，又开了七大，后五年可以开而没有开。没有开也有好处!高饶问题搞清楚再开，不然他们要利用八大做文章。同时，我们的五年计划也上了轨道，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各方面都清楚了。这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后，八大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1956年9月，中共八大一次会议召开。是中共执政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这是一次成功的大会，提出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思想观点。按照中共八大通过的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也就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每一年召开一次。按规定，应在1957年召开八大二次会议，但这一年先是进行全党整风，随后又发生了反右派运动，使得八大二次会议到1958年5月才举行。八大二次会议其实是一次“大跃进”的动员大会。1958年发生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后果，导致1959年至1961年国民经济遭到了严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难以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所以八大三次会议没有再开，本来应在1961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也没有开成。1961年起，中共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民经济，1962年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但在指导思想上日益朝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1963年启动了以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起又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中共八大之后，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曲折，这些接二连三的运动不但偏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从而影响到了党代会的如期召开。中共九大、十大、十一大都没有在党章规定的时间内召开，不是被推迟就是提前。而且此间虽然召开过党代会，但由于会议在指导思想上体现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有产生应有的积极意义。据《党代会现场》一书介绍，在九大开幕式中，毛泽东突然提出要推选林彪当主席；毛泽东一个短短的开幕词，竟被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打断了10次。十大没有设立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河北省一个还未入党的“造反派”头头竟然被封十大代表，理由是这个人思想上和行动上早已入党。这种不正常情况反映了这二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曲折。
以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进入了正常状态，每五年召开一次。而且中共十二大之后，每次党代会都有一个鲜明的主题，这从党代会的政治报告的标题即可看出。这几次党代会都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进行了新的概括与提炼，如中共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中共十三大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共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阐述，中共十五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共十六大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释，中共十七大关于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可见，中共十二大后的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都有许多新话，但又贯穿一根主线，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几次党代会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过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轨迹。所以，中共十二大后历次党代会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
注释：
①⑤⑧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第291页；第292页；第292页。
②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③④《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7页；第296～297。
⑥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35～36页。
⑦李颖：《党代会现场——99个历史深处的细节》，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年版，第48页。
⑩(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第3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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