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理论界关于三代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界论文,党建论文,三代论文,领导集体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共同关注和探索的重大课题，也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探索党建思想的发展轨迹，研究三代领导集体对党建理论的贡献，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加强党建工作，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拟对近年来理论界的主要研究情况作一综述，以期对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所帮助。
三代领导集体党建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产生，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党建思想的形成、发展是与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研究者对这一方面作了相当多的关注。
王世谊认为，毛泽东党建思想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及其工人运动的土壤；而邓小平则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复杂局面以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背景下，产生、发展了自己的党建思想。（注：王世谊：《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赵云献总结了邓小平党建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是以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建党学说为理论依据的；是在坚持和恢复毛泽东的建党思想中产生的；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的建设经验的升华。（注：赵云献：《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概论》，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刘靖北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形成的背景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成分在党内占多数的情况下，要在农村环境中建设一个工人阶级先进政党；要正确处理同资产阶级关系；党创建工农红军、长期进行武装斗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斗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实现反帝反封建政治任务。他认为邓小平的党建思想产生的背景是：科学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政治上思想上反对“左”和右两种错误倾向的斗争；实践党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贯彻执行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注：刘靖北：《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党建思想论纲》，《理论学刊》2002年第6期。）
关于江泽民党建思想形成的背景，学者们从不同方面进行了总结。张虹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国改革与建设的伟大实践；第二代领导集体向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利实现新老交替。（注：张虹：《江泽民对邓小平党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长江论坛》2001年第2期。）另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从国际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冷战思维仍然存在；从国内看，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伟大成就，但仍有许多困难存在；从党的自身情况看，经历了80年的严峻考验，在思想政治上更加成熟、更有战斗力了，但党内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注：张多来、周晓阳：《论江泽民的党建思想》，《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三代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主要贡献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都以自己独创性的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第一代领导集体
冷溶认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和革命阶级的状况，提出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建设了一支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而正确地回答了实践提出的新课题，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功。（注：冷溶：《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党建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八十年》，《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
王先俊认为，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具有鲜明的探索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继续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坚持群众路线；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执政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环境决定应该更加提高党员条件，谨慎地发展党员；执政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注：王先俊：《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29卷第4期。）
李国安认为，毛泽东对党建思想的贡献有以下三点。党建目标：1939年《〈共产党人〉发刊词》说“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中共八大提出“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核心”。党建内容：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强调把党的建设同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党建方式：创造整风方式；创造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培训干部的方式；创造自我学习、自我修养的方式。（注：李国安：《三代领导集体对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
刘靖北将毛泽东的党建思想总结为：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依靠实行民主集中制动员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和“德才兼备”的干部原则，建设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把党风问题提到世界观和党性的高度来认识和解决；实现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事业胜利的根本保证。（注：刘靖北：《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党建思想论纲》，《理论学刊》2002年第6期。）
孙道同认为，毛泽东的党建思想论述了执政党面临着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因而加强党建极端重要；明确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任务；阐明了执政党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强调必须用马列主义教育全党；科学规定了执政党建设的基本原则；阐明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组织基础是坚持和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十分重视执政党的党风建设；提出整党整风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有效形式，并初步奠定了执政党整党整风的理论基础。（注：孙道同：《毛泽东对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贡献》，《毛泽东思想研究》1994年第1期。）
王世谊总结了毛泽东的建党策略：在组织上积极发展的同时，既坚持思想教育，又辅以恰当惩处；既务实创新，又坚持原则；既放手使用，又严格监督；创造和倡导了整党整风的有效形式和方式。（注：王世谊：《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
（二）关于第二代领导集体
李国安从三个方面概括了邓小平的党建思想。党建目标：“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既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建学说的基本特点，又体现了新时期两个文明建设的特点，反映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党建内容：坚持把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等四大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主要内容，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强调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党建方式：继承和创新整风方式；提出通过健全和完善党的制度来保证党的建设。（注：李国安：《三代领导集体对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
江金权认为，邓小平的党建思想确立了新时期党建的目标；确立了新时期党建的指导思想；首次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新思路；在干部队伍和领导班子的建设方面提出了新观点；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党风建设理论有新发展；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增强党内团结的新思路。（注：江金权：《试论邓小平对党建理论的新贡献》，《光明日报》1996年2月4日第4版。）
卢先福认为，邓小平在党建目标上，提出了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把坚持和改善这两方面辩证地统一起来；在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强调一定要注重制度建设。（注：卢先福：《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8年第7期。）
佟明忠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对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看法。思想建设观：“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政治建设观：“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组织建设观：“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作风建设观：“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制度建设观：“党要有党规党法”；权威建设观：“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注：佟明忠等编：《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邓小平党建思想》，蓝天出版社1998年版。）。
（三）关于第三代领导集体
研究者普遍认为，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党建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突破。
有人从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如李国安认为，一是对党建目标的拓展和深化：江泽民在十五大上提出，“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六句话分别表明了党的指导思想、根本宗旨、三大建设、成熟标志、先锋队性质、领导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目标体系。二是对党建内容的继承和创新：把加强“三大”建设，发挥“三大”优势作为党建的主要内容；强调加强党的理论建设，丰富和发展党建的内容；提出按“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丰富和发展党的建设理论；三是对党建方式的确立和创新：坚持和完善在党校培训干部的方式；坚持和完善自我学习自我修养的方式；创造了“三讲”教育新方式。（注：李国安：《三代领导集体对党建理论的伟大贡献》，《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1年第4期。）
也有研究者把它归结为五个方面。如袁朴、陈刚认为：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强调高举旗帜不动摇；在党建目标上，提出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在思想建设上，突出“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领导方式，实现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高的途径；从严治党，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上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注：袁朴、陈刚：《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几个特点》，《学习与实践》2001年第1期。）
杨红总结为：提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在党，以新的思想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革命家的气魄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出了新时期党建工作的总目标和总任务，以战略的眼光把握党的发展方向；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党的先进代表性构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提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新课题，以改革和创新的精神探索新时期党建的新规律。（注：杨红：《江泽民党的思维的创新及其对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贡献》，《桂海论丛》2001年8月。）
杨俊江认为：在党的指导理论建设上，确立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在党的建设方向上提出了党建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提出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根本的是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强调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以领导班子的建设为重点，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作风建设上，强调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根本的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建党方略上，高度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要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注：杨俊江：《论江泽民对邓小平执政党建设理论的新贡献》，《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此外，丁建农认为，第三代领导人的党建思想，其一，确立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其二，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改变了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的公式，把它恢复到党的十二大党章中规定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十四大党章明确规定“党必须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着经济建设开展工作”；提出了依法治国的伟大方略；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进一步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进一步强调了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同党外人士的政治联盟；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明确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新方略；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进一步强调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其他政党的关系。其三，进一步强调了党的性质。其四，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其五，进一步强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形成了有威望、有本领、有希望、全党全民公认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强调党风廉政建设。（注：丁建农：《江泽民同志关于党建理论的新贡献》，《实事求是》2001年第4期。）
另外，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界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普遍认为，这一理论有很强的创新精神。冷溶指出：“三个代表”抓住了解决党建问题的关键环节；核心是要发展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是“三个代表”的重要内容；“三个代表”的思想最终要体现在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注：冷溶：《“三个代表”思想与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理论创新》，《湖南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郭晓明指出：这一表述是动态的，把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为人民服务联成一个有机整体；第一次提出研究“共产党的执政规律”问题；确立“生产力理论”的地位，是重要的正本清源和理论突破；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在党的纲领性文件中首次提出“文化利益”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着眼于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历史性课题；揭示了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相互关系；规定了评判党的建设的科学标准。（注：郭晓明：《执政党建设理论的伟大创新》，《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1年第9期。）
郑必坚认为，“三个代表”体现了党建理论的新发展：它是对我们党近80年历史经验的新总结；是对新时期党性和党的先进性的新概括；是对新世纪党建提出的新要求。（注：郑必坚：《“三个代表”重要论述与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2000年5月18日第3版。）
李忠杰撰文指出，这一理论对党的先进性做了集中而深刻的概括；丰富和深化了党的建设总目标的内涵；提供了检验党的建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境界。（注：李忠杰：《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光明日报》2001年4月10日。）
包心鉴认为，“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党建的方向，因为：它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执政党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及毛泽东建党思想和邓小平建党理论；是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党建面临的严峻考验的科学回应，进一步指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执政党建设的方向；既是党的建设的一贯方针，又有深刻的时代内涵，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整体。（注：包心鉴：《“三个代表”：新时期党建的方向》，《文汇报》2000年5月3日第7版。）
此外，还有学者研究了这一理论与“三个有利于”的关系：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为更好地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提供了根本保证，是新时期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核心、理论保证和必然要求；它要求进一步巩固执政党的政治基础；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具有重大作用。（注：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三个代表”是坚持“三个有利于”的根本保证》，《人民日报》2001年4月12日。）
三代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特点
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党建思想，由于其产生、发展的历史条件不同，也有各自的特点，研究者对这些也进行了比较和总结。
宋镜明、何文认为毛泽东党建思想的特色是：综合性——集体智慧的结晶；民族性——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两重性——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存。（注：宋镜明、何文：《论毛泽东执政党建设理论的特色》，《广东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对于邓小平党建思想的特色，学者们从各自的角度做了提炼。王世谊认为，邓小平适应时代的要求，围绕经济建设抓党建，用改革精神抓党建；摒弃“运动治党”，坚持制度治党；以务实的态度，确定党在不同时期“两手抓”的重点。（注：王世谊：《毛泽东、邓小平建党思想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3年第4期。）董京泉、宋海庆总结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围绕经济建设加强党的建设；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建设，解决好党在前进中遇到的各种新矛盾、新问题；从严治党，并把它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重视党的制度建设，走出一条不靠政治运动加强党建的新路子。（注：董京泉、宋海庆：《邓小平新时期党建思想的特点》，《光明日报》1995年6月29日。）杜金亮认为邓小平的党建思想有如下特色：一为时代特色。从成因看，它是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新的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从内容看，它与党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任务相联系。二为中国特色。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认真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党建道路。三为实践特色。实事求是，把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结合起来，是他党建理论的一条主线；是在特定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注：杜金亮：《邓小平建党理论的主要特色》，《理论学刊》1998年第1期。）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将其概括为五点：高瞻远瞩的时代性；纵观全局的战略性；实事求是的针对性；继往开来的坚定性；勇于改革的开拓性。（注：杜金亮：《邓小平建党理论是对毛泽东建党思想的重大发展》，《山东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有研究者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和改善党的领导是邓小平党建思想的总题目；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其党建思想的中心议题；不搞政治运动，靠改革和完善制度加强党的建设，是他党建思想的基本途径；把党建设成为勇于改革、充满活力、廉洁奉公的党，是其党建目标的根本要求。（注：赵云献：《邓小平党的建设思想概论》，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关于江泽民的党建理论，魏建斌认为具有以下特点：突出了党的先进性的时代精神，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先进性的内容；新时期党建思想内在联系的整体性，拓展了党建工作和理论研究的新视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构建了党建理论创新的标准，科学规定了党建工作的价值取向。（注：魏建斌：《第三代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特点》，《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7期。）金晓钟认为江泽民党建理论的特色在于：贯彻执行的坚定性；一脉相承的继承性；高瞻远瞩的时代性；勇于改革的创新性；立足全局的战略性。（注：金晓钟：《江泽民同志对邓小平党的建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与发展》，《理论前沿》2001年第10期。）吕书正将其总结为：高瞻远瞩的时代性；纵观全局的战略性；与时俱进的创新性；严谨系统的科学性。（注：吕书正：《论江泽民的党建思想》，《上海党史与党建》2002年第7期。）
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党建思想进行了纵向的比较。杜金亮比较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在建党目标上，毛泽东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邓小平提出要“把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在党建的具体运作上，毛泽东重视思想建党，而邓小平更重视制度建设；在党风廉政建设上，毛泽东注重教育、群众运动的方式，邓小平注重运用法制手段；在干部队伍建设上，毛泽东重政治标准，邓小平提出了全面的、系统的干部标准；在党建的方式上，毛泽东重在实施政治运动建党的方式，而邓小平则是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渐进推进党建。（注：杜金亮：《毛泽东和邓小平建党理论之比较》，《理论探讨》1999年第4期。）
赵晓光认为，把思想建党放在首位，是毛泽东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度里对如何保持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创造；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如何实现执政党使命的战略思考；党必须实现“三个代表”，是江泽民面向新世纪提出的党建新纲领。（注：赵晓光：《时代的使命，伟大的创新——论中共三代领导集体核心对党的建设理论的特殊贡献》，《党政干部学刊》2001年第6期。）
王小力认为，思想建党是毛泽东对党建学说的战略思考，思想建党是政党结构性建设的重要内容，其重点在于政党成员政治素质的提高。毛泽东的这一战略构想是根据中国共产党自身特点及其政党的社会生存状况，把马克思主义党建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的富有创造性的党建理论。制度建党是邓小平对党建理论的战略思考。它仍然属于党的结构性建设的范畴，但与思想建党相比，侧重于组织机制和领导机制的完善，其理论前提是强调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制度上、体制上解决问题，是邓小平思考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功能建党是江泽民对党建理论的战略思考。他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建战略从结构性建设向功能性建设的转变，突出强调通过党的代表性功能的发挥来巩固党的合法性基础。（注：王小力：《关于三代领导人对党建理论的思考》，《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5期。）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理论界对三代领导集体党建思想的研究涉及的面比较宽泛，有些问题也比较深入。随着我们党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不断完善，这方面的研究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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