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与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朱熹是南宋最为广博的一个学者，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而 且在经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这样和那样的贡献。朱熹虽然不能像王安 石一样代表先进思想而成为一代学术的代表者，但就博学而论，可以作为南宋一代的翘 楚。
朱熹之与史学，论述不能算少，但值得探讨的问题依然甚多。这篇短文仅提出如下三 点，即：朱熹对史学持有贬抑态度；朱熹视史学为经学的附庸；朱熹对历史人物的评论 有其独到的见解，值得重视。下面对这三点分别予以论述，以供研究朱熹史学的参考。
一、朱熹对史学的贬抑
我国古代史学源远流长，来自殷周之世的巫史文化，是最早的官学。而所谓的六经亦 即儒经是由殷周时代的史官编纂而成，可以说是巫史文化的产物。博学如朱熹者，却数 典忘祖，对史学采取了贬抑态度。朱熹之所以对史学采取贬抑态度，则是程系理学与浙 东事功派在思想领域里对立的一个结果。
程颢程颐所创建的理学，在北宋时期是民间的无甚影响的小学派。可是，经过南宋初 年四十多年的发展，到乾道、淳熙之际(1173—1174)却成为学术上的暴发户，跃居为占 主导地位的显学。陈亮在《钱叔因墓碣铭》一文中记述道：
绍兴辛巳、壬午之间(绍兴31至绍兴32年)，余以极论兵事，为一时名公巨臣之所许， 而反授以《中庸》、《大学》之旨，余不能识也，而复以古文自诡于时。道德性命之学 亦渐开矣。不四五年，广汉张栻敬夫、东莱吕祖谦伯恭，相与上下其论，而皆有列于 朝。新安朱熹元晦讲之武夷，而强立不反，其说遂以行而不可遏止。齿牙所至，嘘枯吹 生，天下之学士大夫贤不肖，往往系其意之所向背，虽心诚不乐而亦阳相应和。若余非 不愿附，而第其品级不能高也，余亦自咎其有所不讲，而不敢怨。①
这段文字突出反映了朱熹在乾道淳熙年间道家三家鼎立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在“齿 牙所至，嘘枯吹生”诸句之后，朱熹派道学以其咄咄逼人之势，使天下学士大夫唯朱熹 之马首是瞻，即使“心诚不乐”，也要“阳相应和”。
在朱熹派理学成为显学的同时，在它身旁又突兀而起的是浙东事功派。这个学派，入 经出史，面向实际，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空疏无用的道德性命之学亦即理学。金华吕祖 谦、永嘉郑伯罴，是从理学转向事功之学的过渡人物，薛季宣、陈亮、陈傅良、叶适则 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在史学上都有自己独到的探索，对道学都提出这样或 那样的批判。其中的陈亮，则同朱熹短兵相接，在“王霸义利之辨”中，以其锋利的言 词，直指朱熹要害，迫使朱熹支吾其词，难以对答!浙东事功之学同朱熹系理学形成了 尖锐的对立。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熹出自于维护道学的立场，必然要反对浙东事功派，而浙东 事功派以史学为其看家的学问，朱熹就以史学为靶子而给以不遗余力的压抑。
朱熹对史学的压抑，首先是抬高经学的地位，他认为：“读书须是以经为本，而后诸 史”②。并根据以经为本、先经后史的原则对吕祖谦、陈亮等进行了抨击：
东莱聪明，看文理却不子细。……缘他先读史多，所以看粗著眼。
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
伯恭要无不包罗，只是扑过，都不精。《诗·小序》是他看不破。
伯恭说义理，太多伤巧，未免杜撰。
陈同父(陈亮)纵横之才，……今来伯恭门人亦有为同父之说者，二家打成一片。③
叶正则(叶适)说话，只是杜撰。看他《进卷》，可见大略。
叶正则作文论事，全不知些著实利害，只虚论。
浙东事功派代表人物无不遭到朱熹的抨击，其中陈亮被朱熹视作“在利欲胶漆盆中” ，是由于陈亮讲功利讲得最多。
朱熹不仅“以经为本”、“先经后史”贬抑史学，更加严重的是，朱熹甚至彻底抹杀 史学的功能：
问东莱之学。……义刚曰：“他也是相承那江浙间一种史学，故恁地。”[朱熹]曰： “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④
先生说：“看史只如看人相打，相打有甚好看处?陈同父一生被史坏了。”直卿言：“ 东莱教学者看史，亦被史坏。”⑤
由于朱熹贬抑史学、无视抹杀史学的功能，因而在其后的理学门徒中成批地出现冬烘 无知之辈，与此有着不可分的密切关系。
二、朱熹视史学为经学的附庸
经过殷周长时期积累，源自巫史文化的我国古代史学在春秋战国秦汉时形成为第一个 高潮，《史记》就是这个时期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学的第一个大师 。司马迁虽然与他父亲司马谈“先黄老、后六经”有所不同，对孔夫子及其代表的儒家 是尊敬的，将由前此官府(主要是史官)编篡成功的“六艺”即六经，作为引用古代载籍 的一个“考信”的标准。司马迁这样做，既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坚持史学为一门学科 而无任何依附于孔夫子或儒家的意图。
由于浙东事功派入经出史，从史学中形成为自己的事功思想，因而对《史记》，对司 马迁，就格外尊崇。然而，这却激起了朱熹的极大不满：
先生(朱熹)问：“向见伯恭，有何说?”曰：“吕丈劝令看史。”曰：“他此意便是不 可晓。……伯恭动劝人看《左传》、迁《史》，令子约(吕祖俭)诸人抬得司马迁不知大 小，恰比孔子相似!”⑥
朱熹对苏轼苏辙兄弟可以说是深恶痛绝的(我在《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 领域中的对立》⑦一文中曾经涉及，兹不多赘)。诟詈这两兄弟“肆无忌惮”。可是由 于苏氏兄弟都对司马迁不敬，于是朱熹立即予以援引，并由此批评尊奉司马迁的吕祖谦 吕祖俭兄弟：
伯恭子约宗太史公之学，以为非汉儒所及，某尝痛与之辨。子由(即苏辙)《古史》言 马迁“浅陋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此二句最中马迁之失，伯恭极恶之。《古史序》云 ：“古之帝王，其必为善，如火之必热，水之必寒；其不为不善，如驺虞之不杀，窃脂 之不谷。”此语最好。某尝问伯恭：“此岂马迁所能及?”
朱熹之所以如此称赞苏辙的这几句话，在于由此论证程朱系统的“王霸义利”学说“ 三代以道行”而已!朱熹之所以贬抑司马迁则在于：
迁之学，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然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 ……圣贤以《六经》垂训，炳若丹青，无非仁义道德之说。今求义理不于《六经》，而 反取疏略浅陋之子长，亦惑之甚矣!
朱熹不但贬抑司马迁，而且连前于司马迁的又一史学名著《左传》，亦在其贬抑之列 ：
木之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 《公》、《谷》。要知左氏是个晓了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大率《左传》只道得 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
朱熹给左丘明扣上“趋炎附势”的帽子，《左传》从根本上被否定了。朱熹之所以贬 抑司马迁、左丘明，否定《史记》、《左传》，依然是在于论证程朱系理学的三代以下 、汉唐以霸道把握天下这一命题。归纳上述，朱熹之颂扬苏辙的《古史序》，贬抑司马 迁、左丘明，是用来论证程朱系统的历史倒退论的历史观!
“鹅湖之会”上陆九龄九渊兄弟面折朱熹，朱熹对此耿耿于怀。对朱熹来说，陆氏兄 弟的“禅学”自然是厌恶的，但是对于蒸蒸日上、声势日振的永嘉永康之学则更是怵目 惊心，震惧不已的：
先生尝说：“陆子静(即陆九渊)、杨敬仲(即杨简)自是十分好人，只似患净洁病底。 又论说道理，恰似闽中贩私盐底，下面是私盐，上面以鲞鱼盖之，使人不觉。”盖谓其 本是禅学，却以吾儒说话遮掩。⑧
金溪之学(指陆氏之学)虽偏，然其初犹是自说其私路上事，不曾侵过官路来。……今 永嘉(指永嘉事功之学)又自说一种学问，更没头没尾，又不及金溪。⑨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 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
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 孔孟，只说文中子(即王通)。可畏!可畏!
根据这一形势，朱熹看到陆九渊与自己的分歧是理学内部的事情，可以放到一边，而 把火力集中到浙东事功派，集中到功利主义。于此可见，朱熹的思想嗅觉是极其灵敏的 ，对理学非理学的界限极其清楚，而以此界限为基础的恩怨，谁是主要的对立面也是极 其分明的。
综合以上的叙述，朱熹所代表的理学正统派以浙东事功派作为其思想领域中主要对手 ，而这个主要对手的功利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史学，于是朱熹就溯流探源，对司马迁 《史记》甚至还捎带上《左传》极尽其武断歪曲之能事，以反对史学。朱熹的这个做法 是否要彻底否定并进而销毁史学?倒也不是，朱熹的意图是，把史学视作经学的附庸， 更加具体地说，把史学作为为理学服务的一个工具。这一点，早在他乾道壬辰(1172)年 完成的《资治通鉴纲目》一书中即有所反映。
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是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胡安国绍兴年间完成的《资治 通鉴举要补遗》二书的基础上，“别以义例，增损隐括”编篡成功的。朱熹在为是书写 出的序言中说：
若两公述作之本意，则有非区区所敢及者。虽然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 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是则凡为致知格物之学 者，亦将慨然有感于斯，而两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识矣。⑩
对司马光“述作之本意”，朱熹说“非区区所敢及”，这是故作谦让之词。实际上， 在华夷之防、正统之辩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朱熹并不赞同司马光的看法，而予以改正， 如贬抑曹魏、而以蜀汉为正统，贬抑元魏而以偏安一隅的东晋为正统。朱熹的这部《纲 目》是以正名分、齐人伦为其旨归，因而后人认为朱熹的《纲目》是继孔夫子的《春秋 》的一部著作。南宋末年的王柏在《凡例后语》中说：
朱子推
矩之道，寓权衡之笔。……而大经大法所以扶天伦，遏人欲，修百王 之轨度，为万世之准绳。……纲目义例益精密，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
根据上面论述，王柏给《纲目》作出如下的结论：“开历古之群蒙，极经世之大用， 谓之《续春秋》亦何愧焉。”(11)
元代的揭傒斯在《通鉴纲目书法序》上把朱熹的《纲目》与孔子《春秋》并列， 称：
孔子因鲁史作《春秋》，以为万世之法；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 统。此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也。
接着，作者引证朱熹纠正司马光有关曹魏元魏的做法并加以称颂：
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 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易焉者。
据此可见，揭傒斯也把朱熹的《纲目》看作是“继《春秋》而作”的(12)。
由于朱熹把《通鉴纲目》作为他的理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用来宣扬伦理纲常、维 护封建秩序，适应了元明清时期的社会需要，它也就受到这一时期封建士大夫的关注， 并因此获得康熙帝“御批”的“殊荣”而列诸《四库全书》中。
三、朱熹论历史人物
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作为社会的人采取什么样的生产 生活方式，使其自身存在并得到不断地发展。我国古代史学自其形成之日起即抓住历史 的这一根本问题，从而使其成为以人物活动为中心的历史。伟大的司马迁以其独具的形 象思想和理论思维，探索了人类活动的诸多方面，从而把古代史学推向一个新的顶峰。 两汉乡选里举，人物品藻之风炽盛，东汉后期以来的以人物为主的地方史如《先贤志》 、《耆旧传》之类如雨后春笋地成长起来。同时在玄言之风的滋润之下，人物刻划别具 一格。可惜的是，缺乏寓有深厚佛道哲理素养如刘彦和之流的史家为之总结，遂使一代 风采为之沦落。宋代是我国古代史学又一高潮，风物之盛远逾汉唐，在涌现许多史学名 著如《新唐书》、《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同时，私家记 载(包括文集、小说笔记等)真可谓之“林林总总”，为各种人物储备了丰富的素材。其 中朱熹的著述，值得在这里提出。
朱熹著作甚多，除去《言行录》等编辑之外，如他的文集和《朱子语类》，涵盖了许 多人物，主要是北宋一代和南宋初的人物的事迹，可以说是研究当时的近现代史的重要 参考资料。当然，朱熹有其非常浓重的偏见，应当加以注意。如对熙丰、元祐 时期的党争，朱熹跟在宋高宗的后面，是元祐而非熙丰，亦即“尊马抑王”、 尊司马光贬王安石。可是在评论变法的是非时，朱熹对王安石变法在总体上是予以抽象 的否定的，在具体问题上如对青苗、免役、保甲等法，则是加以肯定的；对司马光虽然 颂扬再三，但批评元祐“因循”，实际上是守旧，称“元祐诸贤是关闭 着门说道理底”。朱熹的这些话难道不令人深省吗?有关对宋以前人物的论述也值得重 视。上述这些是就资料的意义而言的。
在对历史人物的评论中，朱熹确实有其独到之处。当然，要去掉他的偏见，特别是要 去掉他的那一套酸腐的道学说教。如果是这样，朱熹之论人论事，不仅能够曲尽情致， 而且鞭辟入里，抉发其内在的实质。
朱熹曾说：“今人所以事事做不好者，缘不识之故。”(13)至于如何从不识到识，朱 熹所论未必或是，可以不论。从不识到识，亦即获得真知灼见。有了真知灼见即“识” ，也就能够论人论事。朱熹对某些历史人物的论述，做到了这一点。
例如对陶渊明的论述。朱熹称：“[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后人学他平淡，便相去 远矣。”朱熹对陶诗的评论是深刻的，贴近陶诗的。但朱熹又说：“陶渊明诗人皆说是 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 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14)鲁迅曾说《咏荆轲》是金刚怒目式的诗篇；陈寅恪 先生对陶渊明的思想演变作了深刻的论述。生活在八百多年前的朱熹，如果不认真比较 《咏荆轲》与其他诗篇的差异，不从陶渊明家世(晋陶侃之后)，以及陶渊明个人经历和 环境考察，又怎么能够得出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看法?
又一个例证是朱熹对韩琦、富弼从庆历到熙宁生平的评论。
韩琦、富弼在庆历新政时期，曾协助范仲淹进行变革，被保守派赶下台去，新政如昙 花一现。至宋仁宗嘉祐、宋英宗治平年间，富、韩先后当国，却失去前时政治 上的勇锐而无所作为。及至王安石变法之时，韩琦、富弼以元老重臣身份反对变法，从 先此的变革派蜕变为反对派。朱熹曾对韩、富生平演变做了非常中肯的论述。如：
观仁宗用韩、范、富诸公，是甚次第!只为小人所害。及韩富再当国，前日事都忘了。 富公一向畏事，只是要看经念佛，缘是小人在傍故耳。
韩富初来时，要拆洗做过，做不得，出去。及再来，亦只随时了。
韩魏公富郑公皆言新法不便。韩公更能论列。……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后 来遂被人言(指富弼不散青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自用他那法度”，而被论劾)。(15)
朱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叙述了韩、富从庆历到熙宁政治上的演变过程，其中寓存于 过程中的深刻的辩证法，值得重视。今天一些学人却以形而上学的方法，把韩、富看作 一成不变，对他们反对王安石变法予以不适当的评价，显然落在八九百年前的朱熹的后 面了。这样看来，真知灼见之中，寓存有辩证法的因素。
最后，看看朱熹是如何在总体上把握对人物的评论的。朱熹曾说：
品藻人物，须先看他大规模，然后看他好处与不好处，好处多与少，不好处多与少。 又看某长某短，某有某无，所长所有底是紧要与不紧要，所短所无底是紧要与不紧要。 如此互将来品藻，方定得他分数优劣。(16)
朱熹这段品藻人物的文字，充满了辩证的分析方法。所谓“须先看他大规模”，是说 先看这个人的带有全局性的情况，这是第一步。其次，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看他好 处与不好处”，“长处与短处”，以及“那些是有的”和“那些是没有的”，这是第二 步。在进行上述分析之后，然后进行第三步，即将好处与坏处、长处与短处、所有的和 没有的，在这种区分中，加以衡量，究竟是好处、长处以及所有占主导地位，还是不好 处、短处以及所无者占主导地位。最后根据分析、衡量，决定对这个人物的评价。朱熹 的这个品藻人物的方法，如此完整，如此周到，如此细密，以及如此深刻，怕是在古人 此类论述中唯一无二的。寓存于真知灼见中的这个分析方法，当是朱熹长期进行理论思 维的一个结晶，值得认真研究。
著名历史学家、河北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 漆侠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事业，功业卓著，令人敬仰。先生素来对本 刊厚爱备至。本文发表前夕，惊悉先生不幸仙逝，不胜悲痛之至。在此，本刊同仁代表 广大读者对先生的逝世深表哀悼，并向家属致深切的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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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先师邓广铭教授校点《陈亮集》卷三六《钱叔因墓碣铭》，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以下不注明者亦引于此卷。中华书局点校本198 6年3月版。
③《朱子语类》卷一二三《陈君举》，以下不注明者同此。
④《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
⑤《朱子语类》卷一二三《陈君举》。
⑥《朱子语类》卷一二二《吕伯恭》。以下不注明者同此。
⑦漆侠：《苏轼“蜀学”与程颐“洛学”在思想领域中的对立》，《河北学刊》特刊 。
⑧《朱子语类》卷一二四《陆氏》。
⑨《朱子语类》卷一二三《陈君举》。以下不注明者同此。
⑩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七五《资治通鉴纲目序》，四部丛刊本。
(11)载《御批通鉴纲目》卷首上，四库影印本689——24/25。
(12)揭傒斯：《文安集》卷八《通鉴纲目书法序》，四库影印本1208——214。
(13)《朱子语类》卷一四○《论文下》。
(14)《朱子语类》卷一四○《论文下》。
(15)《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本朝三·自国初至熙宁人物》。
(16)《朱子语类》卷一三《学七·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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