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化管理模式再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格论文,管理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2005年至今的10年间，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创的网格化管理模式已蜚声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被大面积使用。它不仅在信息资源和财政资金充分的多地城市区落地，连信息技术和经费不那么充沛的城乡地区也纷纷仿效了“分格”、“在格”的核心理念，将其应用于问题搜寻、信息掌控、矛盾调处、应急处置等多个基层治理领域。2013年，“网格化管理”首次出现在党最高级别的文件中，其表述为，“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及时反映和协调人民群众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这意味着，网格化管理被国家决策者看作是一种具有方向性的，能够应对基层社会治理问题的政策工具。 网格化管理在基层广泛应用，受到学界关注。在对多地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对其结构功能、工作机理与社会效果做出分析判断，存在三种基本评价取向。第一，优势论。顾名思义，是对网格管理模式的构建及其功能给予积极评价，将其视为城市基层治理结构变迁的革命性创新。持此观点的研究者主要从网格(Grid)技术机理、流程再造、组团服务等理论维度出发，透过网格运行程序，在个案基础上讨论了网格构建的信息平台与责任配置系统，对于破除现有管理的碎片化，建立整体性组织架构，实现管理资源整合与政府跨部门工作协同联动所具有的意义。论证指出，面对城市管理的高度复杂性，网格化管理表现了问题制导、精细化管理与服务、联动执行、组团服务、责任到人、风险控制等优势，诠释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面覆盖、不留死角”整体性管理内涵。第二，折中论。赞成网格化管理在重建城市基层治理结构与秩序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但同时提出它在运行中出现的诸多缺陷，如行政运行成本高企、条块分割依旧、事权下移、横向跨网格协同不力、网格管理员责任界定、公民参与度低等，指出不断完善、优化网格化管理的功能，增进服务提供的能力，是其未来发展方向。第三，批判论。尽管研究者看到网格化管理精细化、管理下沉、部门联动、服务驱动等特征，但是，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重建角度看，这种自上而下推动的、倡导“技术控”的管理工具，带来了不可预期的强化社会管控、降低社会活力的后果。即在官僚制基本组织结构下，网格化管理往往出现背离实质目标的现象，从而导致流于形式、功能蜕化，不仅造成新的复杂化和支付高昂成本，而且它所沿袭的“压力型”责任机制进一步强化了网格管理员有选择性的行政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资本的生成与成长，陷入官僚式“技术治理”的悖论。 2007年，笔者曾以北京城市综合管理系统(GBCP)和东城区网格化管理为案例，撰写了“我国政府城市治理结构与制度创新”一文，亦从信息化技术与流程再造角度，探讨了政府城市管理的创新机制，阐述了精细化和协同联动管理的价值。反观近年来网格化管理实践状况，笔者以为，仅就个案的观察与研讨，虽然能洞悉网格化管理的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但却难以解释它何以受到极大关注，并被迅速复制和仿效？也就是说，在基层社会治理若干政策工具备选框中，为何网格化管理被频频选中，并被中央定为具有导向性的政策指南？是什么因素和动力在推动网格化管理不断前行？在对北京、天津滨海、广州等地网格化管理模式调研的基础上，笔者试图从转型期国家权威在寻求新的基层管理秩序角度，讨论网格化管理模式的功能及其制度绩效。本文基本论点是，审视十年网格化管理模式，在本质上，它是国家在不触及现有行政管理体制架构，但面对日趋复杂化的环境下，行政系统因应信息掌控、问题解决和需求回应的需要而构建的行动机制，其基本性质是国家重建基层治理结构，统合多元资源，强化自下而上决策信息传导与自上而下责任到位的行政管理体系的过程，是行政权力及其资源向基层下沉并实现全方位管理的精细装置。 二、工具理性：以技术与机制支撑的基层精细化管理方式 网格化管理模式肇始于地方政府试图以信息网络平台的统一指挥系统，打破“碎片化”的“条块分割”的努力，目的在于重建政府对特定公共事务管理的组织架构，形成集中指挥、部门并联、无缝衔接、有效应急的管理流程体系。一开始，它主要针对城市部件出现的管理问题，建立联动机制，实施协同行动。后来，鉴于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对的新的管理问题不断增加，如流动人口、利益分化、需求升级、冲突事件等，出于快速解决问题和控制局面的考虑，政府以网格化管理应对不可预期性的冲动也不断放大，网格管理的边界逐渐扩大、功能逐渐扩容。在管理对象上，从管理物化部件向管理人群信息与行为的方向发展；在管理功能上，从追求维稳导向的管控向谋求管理与服务兼备，增进服务乃至参与功能的方向发展；在管理技术上，从促使政府部门间形成联动向推动管理前移、管理资源下沉、动员辖区力量的方向发展。 网格化管理模式甫一产生，就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它以政府提升行动能力以实现管理有效性为目标，以技术治理方式为基础，倡导科学设计规划与精确执行，强调达成目标的条件-手段的合理性，形成对客观对象的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能力。它试图让管理整体划一、化约规范、人格去除和程序精细，以此谋求最优绩效。正如韦伯阐述的那样，工具合理性本身崇尚缜密的逻辑思维和精细的科学计算来实现效率或效用最大化，为此，它“通过对周围环境和他人客观行为的期待所决定的行动，而这种期待被当做是达到行动者本人所追求的和经过理性计算的目的的‘条件’或‘手段’。”遵循理性设计和精细化管理的意图及行动路线，网格化管理通过以网格为单位的一套组织结构及其一系列连续性、程序化的工作机制，将基层多重管理功能纳入其中。 1.以信息采集与编码为基础。盘点存量，理清现状，动态跟踪，建立基层社会变化的信息库是网格化管理系统运作的初始点。基本信息的采集、整合和控制，在网格运行中格外重要，它不仅前置性地为政府决策与日常工作管理提供必要的事实依据，更重要的是，它契合了风险管理的需要，体现了政府管理从“后控制”的消防员角色向“前控制”预警员角色转换的意图。即网格充当了情报采集的基本单元，它是政府对属地中部件、人户、组织、业态、事件等信息的集聚平台，据此，为政府分析基层形势，研判动态趋势乃至控制突发事件、动员各种资源提供前期准备。借助网格的延伸，数字化管理信息系统逐级逐层进入社区，到达社会的末梢。 2.以问题分类及处理、控制为导向。及时把握基层出现的问题，判断问题爆发的可能性，成为政府将网格化管理推向精细化的主要动力。出于预防和快速应对的考虑，由一线人员迅速察觉问题，争取解决问题先机，努力将问题控制在萌芽状态，被看做是控制局势的关键环节。基于精细化原则，网格管理发展出三条线索：一是建立公共问题分类的标准和框架，按照分类与分层管理的原则，将基层出现的问题划分成不同类型，分门别类由相应的部门和层级履行管理职责；二是将网格管理人员下沉并覆盖，嵌入在网格之中，负责网格内问题探寻和上传，形成了来自一线的问题传导源；三是建立分级的信息网络中枢平台，通过信息的交互，将基层无法解决的问题传递到上级或谋求跨部门协同，形成规范控制的管理流程。 3.以指挥中心居间形成联动枢纽。借助网格进行信息的上传与集成只是发现问题的渠道，提高解决问题的执行力则是目的。网格管理系统以居间的指挥平台为核心组建，它不仅成为信息流转的“集散地”，而且承担了指挥所属部门、指派管理任务、协调联动行动和作出绩效评价的职能，成为权力相对集中的中枢平台。通常情况下，指挥中心会构建从信息采集到问题处理的完整流程及行为标准，明确各个步骤的责任归属与绩效要求，据此，将公共事务的处理环节并联起来，突出关键结点，形成有机衔接、“无缝隙”的闭路环节，将问题解决锁定在流程内。 4.以网格构建基层管理的责任体系。网格管理还可以视为是在现代社会运用信息技术建立的具有“保甲”功能的制度。网格作为基层最微观的管理单位，它不仅以户数编组和“包片包组”作为设立的基础，还是政府向前向下延伸管理职能的“责任田”，据此将下达给网格承担的管理任务明晰化和固定化。在虚拟信息平台上，网格是数据收集与交换的单元，而在现实地理空间中，网格则是管理和服务责任覆盖、划分与配置的基本单元，实现双重功能：一是界定网格管理职责，划定责任归属。政府以责任清单方式，规定网格担当的服务与管理责任，确定网格管理员从事的管理事项；二是推进资源下沉，实现网格全覆盖。伴随管理责任下移，促使相应人力财力资源逐步下沉，使网格内服务与管理的触点前移、嵌入至网格，进而延伸到楼宇、楼门、庭院，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管理体系。 5.以网格作为提供组团服务的媒介。在管理功能之外，网格化管理利用信息交互平台、跨部门资源整合与联动的机制，为居民提供便捷和个性化的民生服务。借助网格，基层政府建立了公共服务提供的基准流程，并“倒逼”内部机构通过流程再造提高服务质量。网格管理拟建立无缝衔接的组团服务方式，即从了解把握居民基本服务需求入手，继而按照服务需求和服务受众的性质，分类服务事务，其后选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供给者以及资金支付类型，并整合相应的服务供给资源，建立供方与需方联系的桥梁，然后再由服务受众对服务过程和结果作出评价。与此同时，网格化服务也改变了传统公共服务的供给模式。如同消费者在“淘宝店”购物一样，它运用信息平台，可以让居民在线上完成服务菜单选择，在线下则联动供给资源实现服务的提供。 三、减压方式：致力于权威整合与行政资源下沉 以技术理性为导向的网格化管理，内化为当下基层社会治理的一种结构，是国家在新形势下应对多重压力，在现有政治与行政管理体制框架下，寻求行政权威管理整合的途径。网格化管理虽诞生并生长在基层，但却适应了国家克服碎片化，实现权威统合的需要，折射出国家重建基层治理秩序，夯实基层治理基础的意志。这有助于解释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进的内在动力机制。 在笔者看来，选择网格化管理模式的目的在于应对来自上与下、体制内与外的三重“倒逼”压力。进一步而言，它试图在有限的变革空间内，降低现有管理体制惰性与社会快速变化的紧张关系，将基层治理回应能力调适到与社会变化要求大致平衡的状态上。第一重压力来自于社会变迁的挑战。即在快速变化和高度不确定环境下，基层政府如何能敏感、准确地把握信息、回应需求、提前预警、及时处置。基层直接面对民众，位于国家与社会的交汇点，是信息接触和获取的源头，也是风险控制的第一道防线。转型期出现的诸多新问题最先反映在基层，无论是常态需求还是突发事件都需要基层首先反应。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流动性、多元化和异质性增强，不确定因素增多，基层政府治理的复杂性随之提高，面对着人口流动、信息流转、权利诉求、需求差异、利益冲突等充满变数的问题，要求基层政府寻求应对之策。 第二重压力来自于官僚系统自上而下绩效评价考评与问责。基层政府位居行政系统末梢，代表国家执行公共政策，完成上级交办任务。在中央和上级机关集权且自下而上逐级向上负责“压力型”体制下，中央和上级的政策目标、评价标准以及问责事项与对基层的激励直接相关，决定了基层围绕上级“指挥棒”选择行为的偏好。近10年来，鉴于冲突和危机事件频发，维稳与风险评估、控制成为上级评价基层工作的关键绩效指标，中央和上级不断加强对基层上访问题的问责，层层递解信访与维稳防控指标，给基层维稳带来巨大压力。不出事或少出事的目标驱动，基层采取各种手段谋求控制和化解矛盾，力图将矛盾消除在萌芽中。按照这个逻辑，基层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应对、早解决”，成为其管理的要义。 第三重压力三来自于现有管理体制“碎片化”结构。“碎片化”是现代官僚体系的一种现象。法国学者皮埃尔·卡默兰指出，“眼下的治理基于分割、隔离、区别。职权要分割，每一级的治理都以排他的方式事实其职权。领域要分割，每个领域都由一个部门来负责。行动者分割，每个人，特别是公共行动者，都由自身的责任领域……当前的治理危机和我们发展模式的危机如此相近。如同治理将各种职能分割开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发展模式也被分成若干垂直的条条，无法将自身设想为一个内部相互联系的体制，共同参与生物圈的运行。”美国学者詹姆斯·博曼对“碎片化”发生原因及导致的结果作了分析，“由于分工、专业化，社会组织功能趋于分化，政府各主体均为特定任务而创设，有着各自独特的利益驱动或者行为逻辑，形成“碎片化”的管理格局，从而缺乏一个运用权力与权威的中央整合机制……能够控制所有分化了的亚系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碎片化”的特有表现是由专业主管部门和属地管理构成的条块分割。处于政府“金字塔”结构底端的基层，饱受条块分割格局之累，其工作状态可以概括为政策执行千头万绪、条块机构协同困难、完成任务责大权小、解决问题有心无力。在管理过程中，专业主管部门多扮演上级任务下达者和绩效评价者的角色，少有与基层政府合作协同解决问题的角色行为，加之条块间缺乏明确界定的责任关系与权力配置制度，授权的限制，基层政府难以协调各路专业部门共同解决问题，时滞与推诿便时有发生，快速回应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愿望并不容易实现。 因而，目前基层治理的状态就是：一方面是越来越复杂、相互牵制的政策问题，需要政府实现系统、综合、整体式的治理；而另一方面则是处于分割状态的组织和分散的资源，使得政府难以联动、协同，以应对复杂问题。两者间张力使得基层政府要寻求不突破现有体制的减压途径，这就凸显了强调管理主义及透过技术治理手段选择行动机制的必然性。网格化管理模式在基层特定的时间和场景下，适应了政府应对上述压力，又不会触碰体制“红线”的目标需求，是对多因素综合考量、平衡后的结果。 目标取向的选择决定了网格化管理的功能特征。从运行过程看，网格化管理模式表现出资源整合、权威统合以及社会控制“三位一体”的功能。资源整合是权威统合、社会控制的基础与条件；而社会控制则是资源整合、权威统合的目的。在网格管理的框架下，凭借数字化、信息化工具，政府力图在三项关键资源上实现整合：一是信息整合。即将分散在社会中的各类信息收集起来，通过网格系统汇集至中枢指挥平台作出综合分析和研判；二是条块整合。以某些公共问题为导向，将涉及的专业部门与属地机构集合起来，以指挥平台为轴心形成责任相连和分担的序列；三是社会资源整合。利用网格触角向社区的延伸，聚合并再组织民间力量。依靠资源整合，政府期望一方面增强信息知情、提取和统一的处理能力，另一方面拓展政府整体性的资源基础。 所谓权威统合，是指政府在集聚资源的基础上，加强集中统一的行政权力，主导并控制公共决策与管理的过程，旨在强化政府尤其是上级组织的威权力量。网格管理的权威统合功能通过三种方式实现：一是集中、强化指挥权。将信息统合、问题研判、决策制定、任务下派以及结果评价集中在指挥中心，拥有调集条块资源执行管理的权力，对上直接向辖区最高党政领导负责，对下则通过规定执行部门以及网格管理员的职责权限、流程方式，执掌行为规范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二是下沉管理力量。网格管理依靠行政方式推动，自上而下地延展，网格所到之处，也是管理力量——信息采集工具、管理员抑或管理与服务项目、资金的向下延伸之处。透过网格及管理力量的下沉，政府试图将国家管理嵌入进社会，并将其中的变化、需求和利益编织集合起来，提取进入政府的政策管道。三是动员与吸纳式的公共参与。网格在基层的覆盖投入了较大规模的人力资源，其规模远超出公职系统的人员供给能力，必然吸纳社会资源的参与。参与介入的方式是政府的引导和动员，除了依靠街乡、村居组织发动社区积极分子外，政府还通过财政支出形式，雇用多种类型的编外人员或购买社工服务，将其纳入到管理系统。而资源的整合、集聚为基层政府进行广泛的动员奠定了一定基础。 不难发现，依靠自上而下行政方式推动和动员，凭借精细化技术化治理手段，国家力图完成构筑细密覆盖的基层管理系统的任务，在复杂性、不确定性和碎片化环境下，提高国家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能力。但是，对于基层社会而言，依靠外生性的行政力量下沉和技术嵌入，网格化管理模式究竟具有多大的功效，换句话说，它解决了基层信息采集、流转与整合、问题的分类与处理程序、统一指挥下的联动与责任划分等工作机制与流程再造问题，然而，却无法解决基层的哪些问题？ 四、未来进路：改革网格化管理模式 网格化管理模式作为行政威权统合的产物，对基层社会治理结构与秩序的转型有着深刻的影响，它所具有强烈的行政化属性，注定了它在运行中会存在官僚体制一些不可抗力的内生性问题。这些我们并不陌生的问题，在网格管理模式走向规范化和精细化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内卷化”倾向，并由此导致了管理的悖论。 1.管理层级增加。无论组织形式还是人员性质，网格都不构成为官僚层级中的一级，它只是充当国家连结社会，将社会纳入国家管理轨道的工具。然而，由于网格的设置是按照行政系统的运作方式，逐级向下推进的，并且在微观的社区层面编织成为覆盖地面的，承接上级下达各种管理任务的稳定的网状结构。网格的任务不仅来自于上级的层层分解和指派，由政府的“台账”加以规定，而且其完成结果也要接受上级的监督考核，实际上成为行政等级结构中的一层，自上而下的管理层级增加并延伸了。相应地，也就增加了信息沟通、传递的层次以及管理参与者间的协调需要。 2.管理功能泛化。鉴于网格实质上已经成为位于街道至社区中履行服务于管理职能的组织架构，凭借行政方式实现常规化的信息上传下达和任务命令服从，因此，这种结构也让网格复制了街道乃至社区原有的体制问题，即作为行政管理序列的末梢，最终承载了来自上级“千条线”上的各类任务，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在网格担负的“联系群众、信息传导、政务管理、综合治理、技术服务”五大类职能中，不仅有辖区街道下沉的任务，还包括区级多个条管部门直接或间接下达的职责，还有各色临时性、应急性任务，涉及城市管理、综治维稳、安全生产、民生保障、社会服务、党建工作等多个方面，管理内容渐趋放大，管理功能趋向泛化，管理责权存在分离，管理绩效评估出现形式化。例如，南方一个大城市的网格员有130多项复合的管理责任，管理成果则受到上级多部门的“台账”、现场、报表、数据检查。由此，网格正在逐渐演化成任务下载和最终完成的装置，运用行政化工具，将更多的管理事务下沉到网格体系中，网格层的管理事务渐趋泛化，甚至复制了街道、居委会不断承接下行行政管理事务的情况。 3.管理成本放大。为了维系网格系统运营，政府在基层的支出大大增加。调研发现，政府在网格建设上的投入包含三类：一是网格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费用，包括信息系统、多级指挥平台设备、计算机设备、载体使用的房产等；二是网格职责执行的人力资源投入；三是网格事务管理的项目经费或随机发生事件处置的“一事一议”费用等。总体上说，网格建设的前期投入和后期维护的费用支出是比较可观的。尤其是随着使用的平台设施越来越先进和精密，随着投入网格管理的人力资源规模日趋增加，支撑网格的运行的行政成本也在攀升，这需要比较雄厚的财政能力支撑。一旦网格管理存在功能泛化，以及为应对上级而采用形式主义策略等问题时，其造成的浪费是可想而知的。 4.管理问题程式化。网格管理的设计初衷是探知、回应并及时处置来自社会的问题，拓展国家与社会联结的通道。然而，伴随网格运作的常规化和结构化，网格自下而上反应、传输问题的功能，逐步被自上而下行政化的任务指派和动员所代替，复制为行政命令-执行的工具。即便是传导到上级机关或指挥中心的问题，也是经过筛选、整合，被重新界定为上级机关的政策口径，并按照流程转化为现行设定的常规化职责要求，下传到基层。由此，原先的管理问题被化约为程式而导致形式化，它脱离了问题发生的现实场景，撇开了解决问题的“条件因子”，也就造成了管理形式与问题本质之间的偏离。显然，以技术支撑的网格化管理并没有克服官僚体系的内生问题，相反，其逻辑被强化了。 5.自治空间受压缩。尽管网格化管理的目标之一是倡导参与和共治，也力图在网格框架内寻求促进公众介入公共讨论和社区事务管理的途径，但是，由于其运行方式实质上偏向于来自上级的威权统合与集中控制，开放社区公共空间则以政府主导的吸纳和动员为主要策略，因此公众参与的形态多为政府发动或定向购买的形态，参与的过程多纳入到网格设定的工作职责中。在网格技术的吸附与行政化统合之下，社区的自治空间似乎更加狭窄，居委会自治组织的身份和角色越加不明朗，社会组织成长乏力，社区公共参与的结构及其制度化条件远未形成。 6.新碎片状态出现。如前所述，网格化管理模式将整合资源、再造流程以克服“碎片化”作为基本目标之一，并提供了一系列操作化的工具。但吊诡的是，碎片化的结构依然是掣肘基层治理绩效的重要问题。一方面网格管理能够联动、协同的公共事务事项十分有限，整个管理体制仍处在分割的碎片化状态，因而缺乏更高层次的整合；另一方面网格管理技术难以抵挡体制问题的复制，又造成了一些新的碎片化现象，一定意义上增加了治理的复杂性。例如网格指挥中心成为部门外一个单独的命令系统，即增加了一个条条。如何协调网格与部门的权力关系，如何配置与平衡部门与网格对属地的下行权力成为新的问题。事实上，网格指挥平台的有效运转往往需要辖区最高领导者的统帅和强力授权，否则部门的统辖、协调效力会大打折扣，这也考验着网格管理在领导人轮替后的可持续能力。另外，来自于多个主管部门进入网格从事社区管理的人员队伍，不仅构成的类型多元和复杂，而且延续了原有条块关系模式下的人员协同困难、各为其主的问题，使得人力资源统合目标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从网格化管理运行的局限性，不难发现，它在为基层管理提供信息采集、统一指挥、统合资源、流程再造等创新思路的同时，也反映出工具技术理性在解决诸多问题，如主体的利益关系及其协调时的能力匮乏。毕竟，基层是由多元利益主体构成的生活和交往的“共同体”，是人的社会，而非一部机器，单向度的控制和动员并不能完全应对社会的多元复杂性，基层治理还需要关照长期性国家-社会关系，特别是社会利益调适方式的理念。运用网格管理优势，同时超越网格管理的阈限，势必要求政府在更深层的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有所动作。 首先，厘清基层政府管理职能边界，理顺职能关系，建立基层政府责权对称的管理体系，是基层治理制度建设的基础。从根本上解决基层政府“大包大揽”与条块分割的问题，需要从国家顶层设计入手，在制度层面明确界定基层政府的职责规范以及纵向政府间的职责与权力配置的关系，清晰基层政府职责和权力边界，约束上级政府对基层政府随意、“任性”的递解责任和形式主义绩效评估行为，让基层治理回归其本位职能。最近，中央推动通过“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方式，来澄清并界定部门与属地的职责。一些地方在清单基础上还就纵向权力关系缔结契约，划分彼此权责，形成合作管理。 其次，以促进社区协商民主及利益表达，形成公共空间和社会共同体生活。基层社区是人们生活共同体，更是利益共同体。居民的参与不仅依靠政府的发动，更有赖于他们对涉及利益的共同体事务关注的自觉。吸纳和动员固然在短时间内能够集中聚合社会资本，但却无助于积极、主动的公民性格生成，或许会强化依赖性人格。因此，基层治理的地位决定了，其核心问题还是应该发展居民利益表达和协商民主的结构，建立制度化的居民介入公共事务的管道以及多元立场对话、包容的空间，增进社会组织成长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塑造国家-社会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最后，运用网格管理信息化平台和资源整合优势，发展基层公共服务提供的能力。网格化管理模式体现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优势，它不仅可以应用于政府进行社会控制和危机管理领域，更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公共服务供给的服务机制再造过程。例如，网格的中心指挥系统的信息集成和资源吸附，可以将辖区内各类服务需求进行收集、分析、整合，作为决策层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方向的信息库；中枢平台还可以联动服务链条上的上下游，将需方和供方有机对接，提高服务需求导向的精准性，增进满意度；借助流程再造，重新梳理政府提供服务部门的工作步骤和次序，规范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效率。只有网格管理的价值目标更多朝向公共服务，它才能集聚新的发展动力，服务于基层社会治理结构的重建。标签：网格化管理论文; 社会管理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网格系统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国家部门论文; 技术管理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行政体制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