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旅行风险 知识研究 行为研究 影响因素 多重线性回归
前言
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消费行为，是旅行过程中通过使用多种服务（信息，交通，住宿，经典服务等）而获得的一种复杂消费体验。旅游风险受到认知心理和消费行为学者的广泛关注 ，“旅游风险认知” 的概念应运而生。就现有的相关文献看来，感知风险和旅游感知风险的研究历史已久。国内文献主要注重研究影响感知风险的因素，并分析影响因素的形成原因。通过学者们的个人思考总结，在感知风险影响因素、感知风险行为研究、规避风险的意义和措施等方面做出了深入阐述。但随着现代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出门旅游已经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旅游健康问题成为了关乎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但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还没有形成系统、科学的研究与预防应对体系。且相对于旅行风险，研究度甚高，但关于旅游中的健康风险，学者们研究并不广泛,对旅游健康的知识知晓、态度和行为的情况，研究度不高[1。与此同时，可对与旅游健康风险相关的医疗旅游进行探索，医疗旅游由于其与现代人类休闲需求快速增长的契合性而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
国际上，尤其与我国毗邻的东南亚国家借助其独特的优势，在国际医疗旅游市场取得了显著成功。对比这些，我国显然相对落后[3]。但近些年随着热度的升温，相关研究明显增多。
1.研究方法
1.1 问卷调查法
1.1.1自制调查表内容
问卷内容由参考文献、预调查和咨询专家后确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游客基线资料、游客的知识知晓调查（知识方面选项为多选题，通过频数分析看选择项越多人，知晓就越高），游客旅行中应对健康风险（包括疾病、意外伤害等）情况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应对行为包括各项预防措施，共10个条目， 每个条目按行为程度分为5个级别，由低到高设5个选项，分别赋值1分~5分，按总分计，人均最高分50分，游客应对行为得分越高，行为越积极。
1.1.2问卷调查的实施方法
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进行抽样，本次调查共收到网络问卷1300份，其中有效问卷1168份，有效率为89.3%。其中男性541，女性627.
1.1.3统计学方法
采用Epidata3.0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应用SPSS20.0进行数据分析。
1.2被调查者知识频数分析
在知识频数表中图1中，1代表是你知道海南有哪些旅行风险，选择意外伤害的最多占63.4%；2代表的是海南有哪些传染病，62.2%的人选择了疟疾；3代表了你知道疟疾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64.1%的人认为使用驱蚊剂等方式可以预防；4代表的是你认为由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有哪些64.2%的人认为是登革热；5代表是你认为疟疾和登革热在人际关系传播的途径有哪些62.3%的人认为是经呼吸道传播；6代表你认为怎样预防登革热62.5%的人认为服用抗生素药物。
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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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被调查者基本属性
将游客的旅游健康风险应对行为得分同公众基本属性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1.3.1性别对旅行健康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
将性别同应对旅行健康风险行为的评分进行单因子T分析，包含方差齐性检验。经方差齐性检验，两组的方差齐性，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从表2可见，应对行为Ｐ值大于0.05，说明性别对应对行为的影响差异在0.05水平上不具有显著性，即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对旅行健康风险的应对水平区别不大。
表2：不同性别游客应对行为得分的组间差异比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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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年龄对旅行健康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
经方差齐性检验，各组的方差具有齐性（表3），应对行为Ｐ值大于0.05，说明不同年龄组间对应对行为的影响差异在0.05水平上不具有显著性，不同年龄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即不同年龄组对旅行健康风险的应对水平不全相同。
表3：不同年龄组游客间应对行为得分的组间差异比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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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收入对旅行健康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
同样经方差齐性检验，各职业组均满足方差齐性（表4），各项因素的显著性P值均大于0.05，说明不同职业的调查对象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应对健康风险行为得分的差异具显著性。
表4：不同收入游客应对行为得分的组间差异比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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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文化程度与职业对旅行健康风险应对行为的影响
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各组的方差均齐，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Ｐ值均小于0.05，说明不同文化、不同职业组间对应对行为得分差异在0.05水平上具有显著性，有统计学意义，说明不同文化和职业人群面对旅行健康风险行为有差异性。文化程度、职业均为等级变量，进一步用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关联性分析可知，文化程度与旅行健康风险应对得分水平呈正相关（r=0.122，p<0.001），月收入与旅行健康风险应对得分水平呈正相关（r=0.067，p=0.038），旅行健康风险应对得分水平随文化程度或月收入的增大而增加，相关性较弱。
表5：不同文化程度与职业游客应对行为得分的组间差异比较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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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模型的建立
2.1.模型中解释变量的设定
按照人口统计学研究，选取了个人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职业)[5]，建立模型中尽可能将对因变量影响大的自变量选入回归方程中，并尽可能将对因变量影响小的自变量排除在外，即建立所谓的“最优”方程。经单因素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收入组各应对行为得分差异在0.05水平上不具有显著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故不纳入解释变量。你旅行前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并学习当地疾病知识吗、你在旅行中关注自身健康吗、你在旅行期间发生身体不适会选择积极就医吗三个条目建立回归方程。变量的说明见表6。
表6：旅行健康风险应对行为的各变量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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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多重线性回归模型
以应付行为总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逐步法:α入=0.05, α出=0.10) 。结果表明, 文化程度、职业、对旅行目的地相关疾病进行了解、是否接触过媒体或网络平台对旅行相关风险事件的报道、曾经是否发生过风险事件，均为游客应对行为的影响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标准化下偏回归系数下x1变量（文化程度）对旅行健康风险贡献最大。与对旅游期间的满意度未见统计学关联，具体信息详见表7。
表7：旅行健康风险应对行为的多重线性模型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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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讨论
3.1应对知识分析
在知识的条目中选项中你知道海南旅行有哪些旅行风险；可以通过哪种途径预防疟疾和你知道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的疾病有哪些，调查者选择意外风险、通过使用驱蚊剂等方式、登革热的响应都达到60，调查者选择这几项最多，说明调查在一些知识方面的见解及认知上都能掌握；但是对其他知识的调查认知知识的百分比低于60%的很多,说明游客对知识这方面还是缺少普及。
3.2应对行为分析
在应对行为选项中有三个条目均值达到3.6，分别为：你旅行前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并学习当地疾病知识吗、你在旅行中关注自身健康吗、你在旅行期间发生身体不适会选择积极就医吗，说明游客对自身健康，愿意去了解也愿意去找当地相关疾病知识；但是有些条目低于3.6以下分别为；旅行前会准备旅行医药箱、在出游前会进行相关疫苗、接种出游前会买相关保险、在旅行期间会进行自我监测，经常洗手、带口罩、不接触禽类等预防行为，说明游客付出的行动上有所欠缺，风险防范意识淡薄，
3.3对相关因素对风险行为显著分析
本次调查，文化程度、职业均与应对行为呈正相关，应对水平随文化程度升高而升高、随着职业的不同而改变。
3.3.1文化程度对风险行为的影响
本次调查可以看出在应对行为风险上，不同程度教育水平的人应对风险表现不同，这可能与接受的教育水平有关，本身在应对上他们可能已经掌握突发的旅行风险该如何应对。或事先也早有准备。
3.3.2职业队风险行为的影响
在不同职业岗位上的游客，或许来自有关医疗人员，或者相关行业人员，对其影响因素也随之而改变。他们在面对起来风险解决会更从容。
3.4对风险行为影响不显著的因素分析
此次在性别、年龄、收入进行描述性分析对其结果没有明显差异。
4.结论
综上所述，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政府消协组织、旅游相关职能部门等组织进行的旅游风险教育活动 这类教育在旅游风险 教育中应发挥主导作用[1]。 旅游消费者的自我教育与锻炼 在我国现阶段, 大部分旅游者的防范旅游风险能力的培养 和提高还主要靠旅游者个人主动地、有意识地自我学习与培养, 游客的旅游安全很大程度上还要游 客自身多加防加强景点工作人员的安群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技能，使能在突发情况下能够对游客产生帮助作用[1].
2.公众对旅行健康安全的注意力从微观转向 宏观是公众意识的觉醒与进步,但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发展为 基础。任何思想教育都不应脱离人民大众基本需要的满足[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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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盈霞. 公众对台风灾害的风险感知和应对行为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2015.
基金项目：海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课题项目（校创编号：HYCX2018055省创编号：20181181053）.
通讯作者：吴玲，流行病学与统计学副教授 .
论文作者:严家兴,赵静,程珂旋,朱佳佳,周丙星,吴玲通讯作者
论文发表刊物:《健康世界》2020年6期
论文发表时间:202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