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教育期刊与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论文,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0)09-0033-06
在交通不便、信息相对闭塞的近代中国，众多教育期刊作为推动教育近代化的强有力工具。它们以讨论教育问题、传播西方教育理论与方法、指导教育实践为己任，积极参与并推动了中国教育改革的进程。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教育领域的佼佼者无不在它上面留下了声音，中国教育界的每一次波动无不在它上面存有痕迹，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与变革的见证者和推动者，对教育的近代化、中国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一、近代教育期刊：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库
近代教育期刊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伴随着清末“新政”中的教育改革应运而生。从1901年国人自编的教育专业期刊《教育世界》问世以来，到1949年，中国近代教育期刊累计达千种以上，省级以上教育期刊也达四百多种[1]。这些期刊以区域分布广、创刊时间长、内容丰富、办刊质量高、影响大等特点，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研究中国近代教育的宝贵资料库。
第一，近代教育期刊区域分布广，几乎覆盖整个中国，各省以政府、社会团体、出版机构和个人的名义都创办过一定数量的教育期刊，但由于近代中国区域经济与文化发展不平衡，期刊分布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江苏、上海、广东、福建等省份，作为近代中国经济与文化发达区域，教育期刊创办数量处于全国前列；内陆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安徽等地，教育期刊的数量紧随其后；西北和东北地区，如甘肃、辽宁、黑龙江、宁夏、新疆等边疆区域，教育期刊的创办数量同前者相比存在一定差距；而偏远的西南地区，由于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大量迁往，这一地区的教育期刊数量也得到较大的发展，甚至超过了内陆中部省份，如四川、广西、贵州等地。与此同时，台湾、香港、南洋一带也有不同数量的教育期刊创办。据统计，1901年到1949年间[2]，江苏期刊创办总数为114种，居近代中国教育期刊数量的首位，随后是上海105种，福建61种，四川79种，贵州34种，湖南33种，安徽22种，河南21种，吉林11种，辽宁8种，台湾8种，香港5种，宁夏4种等。
第二，近代教育期刊办刊时间长，是其他领域期刊难以比拟的。尽管在中国近代教育期刊中，大量期刊的刊行时间很短，犹如昙花一现，但其中不乏一些创刊时间较长的期刊。在中国近代期刊史上，刊行时间最长当属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并发行的《东方杂志》，长达44年之久。而排在第二位的是该馆编辑发行的《教育杂志》，1909年2月创刊，1948年停刊，期间1932年“一·二八”商务印书馆被毁而停刊2年，刊行39年。在近代期刊刊行时间的前10名里，教育期刊占有9位，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与职业》刊行33年，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刊行30年，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刊行25年，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及教育系创办《教育研究》刊行21年，无锡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的《教育与民众》与南京教育部总务司创办的《教育部公报》也刊行长达20年，而刊行超过10年的就有55种之多[3]。这些期刊不仅是近代教育期刊中的佼佼者，也是中国近代期刊发展史上的骄傲。
第三，近代教育期刊内容丰富。近代教育期刊可分为专业性与综合性教育期刊两种，专业性教育期刊涉及教育的各个领域，从教育层次上看，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应有尽有，如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上海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儿童教育》、中华书局的《小朋友》、厦门集美初等教育社的《初等教育界》属于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期刊范畴；而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与开明书局的《中学生》则为中等教育期刊；一些大学教育学院所办的教育期刊，如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创办的《教育研究》与高等教育季刊社的《高等教育季刊》较多地关注高等教育。从类型上看，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成人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青年教育到华侨教育无所不包，如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教育与职业》、上海儿童书局的《生活教育》、北京高师平民教育社的《平民教育》、上海社会与教育社的《社会与教育》等。而综合性教育期刊，如清末罗振玉与王国维创办的《教育世界》、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中华书局的《中华教育界》、北京高师的《教育丛刊》、上海教育共进社的《新教育》等，这类期刊大多由不同的栏目构成，内容涉及十分广泛。如创刊之初的《教育杂志》就有近二十个栏目，如图画、主张、社说、学术、教授管理、教授资料、史传、教育人物、教育法令、章程文牍、记事、调查、评论、文艺、谈话、杂纂、质疑答问、绍介批评、名家著述、附录等。此外，近代教育期刊大量刊发专号或专刊，如《教育杂志》共发行40个专号，《中华教育界》共发行39个专号，《教育研究》共发行19个专号，《新教育》共发行9个专号，大多对当前教育的热点与难点进行深入的探讨，这些也都展现了近代教育期刊宽广的视野与丰富的内容。
第四，近代教育期刊办刊质量高。在期刊的编辑方面，一些有名望的近代教育家或学者曾参与教育期刊编辑。如罗振玉、王国维主编过《教育世界》，陆费逵、朱元善、李石岑、周予同、何炳松、唐钺、黄觉民、赵廷为等主编过《教育杂志》，顾树森、沈颐、余家菊、陈启天、金海观等主编过《中华教育界》，黄炎培主持过《教育与职业》，蒋梦麟主编过《新教育》，陶行知主编过《生活教育》等等，如此众多的近代著名教育家或学者主持过教育期刊的编辑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近代教育期刊的编辑质量。在期刊的作者方面，近代许多著名的教育家、教育工作者把教育期刊看作学术交流的论坛，积极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翻开近代一些重要的教育期刊，就能发现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蔡元培、范源廉、蒋维乔、舒新城、庄俞、黄炎培、俞子夷、陶行知、汪懋祖、邰爽秋、郭秉文、吴俊升、邱椿、廖世承、范寿康、刘湛恩、罗廷光、黄翼、庄泽宣、李蒸等等，这其中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著名的教育界学者，他们或为大学校长，或为教育系主任，或为教育领域顶级的学者，他们的名字排列起来，就是20世纪上半叶学科与学术带头人的一部列传，这样一个群星璀璨的作者队伍，从源头上保证了教育期刊的学术水准，增强了期刊的时代影响。
最后，近代教育期刊流传广，影响大。近代教育期刊，如《中华教育界》、《教育杂志》、《教育与职业》、《生活教育》、《新教育》都是发行量大、流传广的期刊。在发行量上，如《中华教育界》创刊之初的一则广告：“本杂志以研究教育，促进文化为宗旨，内容丰富，议论明通，兼东西洋名著，凡进行之方法，参考之资料，搜辑编译极为完备。办学者手此一篇，利益甚大。故本杂志发行以来，海内风行，销数已达七千余份，更于各地教育机关、各县行政公署各送一份，以广传播，籍收教育普及之效。”[4]据此统计，创刊初期的《中华教育界》其销售量当在万份以上。而《教育杂志》也声称发行量“三万以上”[5]，这从《教育杂志》的分售处数量之多可以得到印证。此外，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3-1949）》中的记载，全国约有22个省、市的36个图书馆珍藏有《教育杂志》[6](P1022)，而《中华教育界》、《教育与职业》等杂志也被广泛收藏。这都说明，近代一些重要的教育期刊突破地域界限，流传广，影响大。
二、近代教育期刊：拓展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视野
正是得益上述几个特点，近代教育期刊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宝贵资料库和重要组成部分，为处在困境中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范式的转型与视野的拓展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第一，近代教育期刊为近代教育史研究重心下移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从过去中国教育史研究的重心来看，人们会发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研究重心“高位化”，具体表现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社会上层精英的教育思想与国家层面教育制度的变迁，论述精英人物教育思想的研究很多，而涉及社会底层人物的教育生活的具体问题与情境的研究极少[7]；教育制度研究“重视的是国家教育机构的形成及其演变，重心放在了描述制度的内容及因袭过程”[8](P2)，缺乏对决策的生成过程、在基层的实施情况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具体影响等问题的深入研究。如在近代学制这一专题研究中，我们以往较多关注近代《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壬戌学制》三个学制的演变过程、时代影响与它们之间的异同点等方面，对学制的制订、修改、实施与完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不同组织、群体的活动研究甚少。而近代教育期刊产生于学制初创之时，对整个学制变革都有详细的记载，是研究近代学制的重要史料来源。如《教育世界》杂志，对清末《癸卯学制》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学制制订前对日本教育法规、学制章程的译介，为学制建设提供蓝本，到大量刊发近代学制的探索性研究，推动学制建设的步伐，再到刊布清末学制建设的最新成果，促进近代学制的实施，最后刊译欧美教育制度，推动清末学制改革与完善。《教育世界》参与了清末学制的酝酿、讨论、制订、发布、完善的全过程。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新教育》等期刊对民国学制的变革贡献颇多。在学制制订之前，大力组织专题讨论，刊发专号与开辟专栏，如《教育杂志》刊登了“学制课程研究号”，《新教育》刊登了“学制研究号”，《中华教育界》开辟了“学制研究”专栏，发表国外最新教育制度状况与时贤对以前学制评论性文章。学制颁布后，大力刊发有关学制的实践报告与对学制的修补、完善性的建议，使学制的制订更加适合教育与学生发展的需要。在整个学制的变革过程中，近代教育期刊作为学制研究与探讨的重要平台，发挥着强有力的纽带作用，有效地把国内外教育、学制研究者、制订者和学制成果实践者联系了起来，展现了一个生动而又鲜活的近代学制演变过程。近代教育期刊中大量具体的、细节化的史料，生动记载了当时的教育发展实况，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心下移提供了广袤的天地。
第二，近代教育期刊作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将会拓展近代教育史研究的视域。长期以来，近代教育期刊研究并未引起教育学界的足够重视，它更多地被当作研究近代教育的文献资源，而它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影响，却被无意间忽略了。在中国近代史上，由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团体、出版机构和个人创办的教育期刊有千余种，对这些期刊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展现期刊自身的发展脉络，揭示它们与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关系，再现近代社会中不同组织与群体的教育活动，丰富与完善近代教育史研究，而且对当前教育发展与教育期刊的创办、经营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如《教育杂志》，作为中国近代最大的出版机构的馆办期刊，以办刊时间长、影响大，在近代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它不仅仅作为研究近代教育的重要文献，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在近代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现以《教育杂志》与近代教科书研究为例做一些说明，近代教科书研究作为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的研究专题，我国学者从历史学、出版学、教育学、社会学等视角对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发展脉络、编审制度、编辑特征、作用功能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并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以《教育杂志》作为切入点研究教科书，却少有涉及。殊不知，《教育杂志》同近代教科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任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主编的章锡深认为创办《教育杂志》的动机是“以讨论教育学术为名，实际目的是要把它作为推广教科书的工具，通过杂志与各学校取得联系”[9](P114)。曾任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主编的胡愈之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教育杂志》办刊目的“就是为了做书籍，特别是做教科书的广告”[10](P280)。在近40年办刊中，教科书这一话题伴随着《教育杂志》的终始，《教育杂志》作为研究近代教科书发展的重要工具，主要体现在：每一次新学制的颁布和新思潮的出现，教科书革新之际，《教育杂志》总是首先发布最新有关教科书审定法令与规程，用来规范教科书市场；然后广泛开展教科书征文活动，加强同社会各界人士的交流，完善教科书的编写；教科书出版后，大量在该杂志上刊发广告，加大教科书的宣传力度；最后征求和发表有关教科书反思性的文章，加速教科书革新的步伐。可以说，《教育杂志》就是一部近代教科书的发展史，它展现的不仅仅是近代教科书历史变迁，也包括近代教科书编辑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历史功绩、教科书编辑者与教科书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出版机构之间的竞争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既是一种亡羊补牢的举措，也是拓展近代教育史研究的实践尝试。
三、近代教育期刊：研究回顾与展望
近代教育期刊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宝贵资料库，而且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了解近代教育期刊研究的现状，才能从方法和策略上拓展研究的视域，引领该领域研究未来发展方向。
1.近代教育期刊整理
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工作始于民国时期，1936-1937年，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了《〈教育杂志〉索引》(第1—25卷)，这是近代教育期刊整理的肇始。1958-1959年，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6册)，对五四时期出版发行的期刊进行了介绍与评价，并整理了部分期刊的目录。其中，涉及到教育期刊有3种：《平民教育》、《教育与职业》与《新教育》。大规模的教育期刊整理工作是在改革开放之后，1979-1984年，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6卷本)，对近代(1840-1919)的一些期刊篇目进行了整理，如《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等影响较大的教育期刊；1981年，上海书店影印了民国时期陶行知主编的《生活教育》(3卷本)；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与电子技术的发展，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量教育期刊扫描并传至互联网上。如，2000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对部分民国时期的期刊进行了数字加工；2002年，由浙江大学牵头，14所高等院校参加的“中美百万册书数字图书馆合作计划”(CADAL)，这两个项目影印许多有价值的近代教育期刊，极大地方便了研究者。与此同时，197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了全套近代商务印刷馆编辑发行的《教育杂志》，又于2006年出版了《〈教育杂志〉(1908-1948)索引》一书，进一步完善了近代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整理工作。
2.近代教育期刊研究
近代教育期刊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线，商丽浩的《中国近代教育期刊五十年》，首先揭开了近代教育期刊研究的序幕，该文从“动态特征”、“区域特征”、“内容特征”等三个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期刊的发展概貌和特征进行了勾勒[3]；周谷平的《〈教育杂志〉与近代西方教育的传播》[11]、金林祥的《〈教育世界〉与西方教育的传入》[12]、吴永贵的《〈中华教育界〉对我国近代教育科研的贡献》[13]、李本友的《〈教育杂志〉与〈中华教育界〉——教育媒体与教育发展的个案研究》[14]、周晔的《〈新教育〉杂志与20世纪初的教育改革》等文章对近代影响较大的四种期刊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他们在近代教育的历史功绩和对当今教育的时代借鉴[15]。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教育史著作中也涉及近代教育期刊的研究，如田正平主编的《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16]、周谷平的《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17]、陈科美的《上海近代教育史》等著作[18]，也对近代一些著名的教育期刊进行了介绍和评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两篇较有影响的博士论文和一篇博士后出站报告的问世，极大地丰富的近代教育期刊的研究，如，杨建华的《中国近代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发展——以上海近代教育期刊为例》博士论文，以《教育世界》、《教育杂志》、《中华教育界》与《新教育》四本杂志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了中国近代教育期刊的发展脉络，并重点探讨他们在教育理论传播、学制演变与教育方法变革三个方面的历史功绩及时代影响[2]；王有亮的《〈教育杂志〉与近代教育考论》博士论文，对《教育杂志》的创刊日期、动机、征文等进行了考证，规范了有关《教育杂志》的一些不实记载，为后人的研究做了很好的资料梳理工作[19]；朱修春的《引进与融合：清末民初西式教育的本土化——以〈教育杂志〉及其作者群为中心》博士后出站报告，以《教育杂志》的作者群体为例，探讨清末民初西式教育本土化过程的大致轨迹及其各流派胶着的生动图景，揭示并重建西式教育本土化的历史实态[20]。这三篇较有影响的论文，为近代教育期刊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迈开了坚实的一步，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3.近代教育期刊研究展望
近年来，近代教育期刊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回顾这一段研究史，我们发现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近代教育期刊研究涉及面较窄，主要集中于少数几个刊行时间长、影响大的期刊；偏重于介绍与评论，缺乏较为深入的专题研究。这些严重制约了近代教育期刊的研究向纵深化方向发展。笔者以为要拓展近代教育期刊研究的空间，推进近代教育期刊研究走向深入，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加强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工作。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作为近代教育期刊研究的前提，是一项艰巨而极具历史意义的工作。近代教育期刊整理在前一阶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近代教育期刊的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但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下一阶段，近代教育期刊整理应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教育研究者应主动担负起近代教育期刊整理工作，以前，近代教育期刊的出版大都从属其他领域期刊的整理，这势必影响近代教育期刊整理的进度，只有教育研究者发挥主人公的精神，积极主动地承担起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工作，才能发掘更多、更有影响的教育期刊；其次，加大期刊的联合整理工作力度，由于近代教育期刊距今时代久远，难免会出现缺刊、缺页等现象，只有联合起来，教育期刊的整理才能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最后，拓展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范围，随着一些影响较大、创刊时间较长的期刊整理和出版，近代教育期刊的整理应向纵深方向发展，关注近代期刊中一些创刊时间短、但对当时教育产生影响并对当下教育改革有借鉴意义的期刊的整理工作。
第二，注重从教育活动史的角度加强近代教育期刊的研究。教育活动史主要“以历史上感性的、实在的、具体的教育活动的发展及演变历史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直接以促进人的有价值发展为目的的具体活动以及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参与教育过程，进行互动的各种方式的发展、演变的历史”[21]，它展现了一种有血有肉的生动、鲜活的教育场景，是影响人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发展过程的关键性因素。而近代教育期刊以其区域分布广、创刊时间长、内容丰富、办刊质量高、影响大等特点，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将近代教育期刊这一专题纳入到中国教育活动史的研究范畴，从活动这一历史图景去关照近代教育期刊在近代教育思想的产生、教育制度的形成与一些具体的教育实践，如各种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家庭教育活动、社会与民间教化活动等等，以及在此过程中，近代教育期刊办刊者的决策与实施、作者(投稿者)写稿与投稿的具体过程以及稿件刊用后读者的不同反响，生动地再现近代教育与近代期刊发展的实况，向读者呈现一部鲜活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这将不仅丰富近代教育活动史研究，而且进一步拓展与深化近代教育期刊研究。
第三，重视近代教育期刊中的广告研究。广告是近代教育期刊研究中较少涉及的话题，但它作为近代教育期刊的组成部分，是研究近代教育期刊办刊特色与时代影响的重要来源。近代教育期刊，尤其是由近代出版机构创办或发行的教育期刊，在广告方面极具研究价值，如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创办的《教育杂志》和《中华教育界》，从创刊之始就十分重视广告的刊发，这些广告主要涉及不同种类书籍广告、期刊或报纸的要目广告、学校的招生广告、教学设备广告与期刊社的启事、征文广告等。首先，这些广告既作为研究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近代书籍出版、发行这一过程的重要文献。其次，期刊中教科书征文广告与发行广告，把教科书出版前与发行两个环节的活动展现给人们，这将会极大扩展与完善近代教科书的研究。最后，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在教科书方面的竞争是较多学者关心的话题，而从近代教科书广告，如广告的刊登密度与手法、标语的运用、图像的变换等方面探讨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不错的视角，这一研究对当前教育期刊的广告经营也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第四，加大近代教育期刊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近代教育期刊作为近代教育思想交流的重要平台，集结了当时不同学科顶级人才，他们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贡献着青春与余热，形成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而一些近代高校所办教育期刊作为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来源，如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创办的《教育研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创办的《教育丛刊》、国立东南大学创办的《教育汇刊》、燕京大学创办的《教育学报》等，这些期刊都是近代中国著名高校创办的专业性较强的教育期刊，大都以研究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为办刊宗旨，而其编辑和撰稿者多为该校顶级专家、学者与教授这一群体。研究这一类期刊，探讨近代高校所办的教育期刊的办刊特色与经营谋略，再现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在近代教育中的活动轨迹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教育学派及其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将会展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的近代化奋斗过程的实况，丰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研究这一课题。
第五，深化近代教育期刊与近代教育社团研究。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大量活跃着一些不同性质的教育社团，它们也创办了一定数量的教育期刊，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江苏教育总会创办的《教育研究》、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的《教育与职业》、新教育共进社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的《新教育》、中华教育改进社创办的《新教育评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创办的《平民教育》等，这些期刊既是教育社团的机关刊物，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教育专业期刊。它们是研究近代教育社团与近代教育的重要史料。然而，当前它们之中只有少数作为研究社团与近代教育的史料而呈现，像这类期刊展现的社团代表人物的的思想及其演变过程以及他们的思想在实践探讨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却缺少相关的研究。同样，这类教育期刊在国家教育政策制订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影响，也是以前社团研究中容易忽视的。只有进一步研究这类教育期刊，才能真正拓展近代教育社团的研究，展现近代社会中不同教育组织的历史功绩。
近代教育期刊，只有在加强期刊整理的基础上，将近代教育期刊研究纳入中国教育活动史的范畴，开展更为具体的专题研究，中国近代教育期刊研究视域才能得到拓展，进而繁荣中国教育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