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照与广州时报--对“三段”历史结论的新考证_孙中山论文

黄宪昭与《广州时报》：对三段历史定论的重新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广州论文,定论论文,三段论文,时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黄宪昭（Huang Hsien-Chao，1888-1939），又名黄新（Hin Wong），是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新闻专业学生。他出生于中国广东南海，在夏威夷檀香山长大，是美籍华人。黄宪昭于1908年秋季进入密苏里新闻学院学习新闻学，1910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外交和领事事务，1912年取得了新闻学学士学位[1]。黄宪昭早年受其父亲的影响而热爱上新闻工作，后来大学期间也为《圣路易斯邮报》写稿，同时在1910年担任了《中国月刊》（Chinese Monthly）的编辑[2]，留学期间他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实操经验，并且培养起了新闻专业主义操作的的精神。黄宪昭毕业后，孙中山邀请他回国进行华南地区的社会改造，黄宪昭欣然接受了请求，并对外媒表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有了政治上的自由，现在需要的是经济上的独立。”因此，黄宪昭希望能用他的学习到的新闻知识回去报效祖国，帮助穷人和改造社会[1]。黄宪昭于1912年4月回到广州协助孙中山，回国后为海外多家报纸和通讯社供稿，其中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合众社和中央社等，但一直没有创办新的报纸。直到后来孙科也从海外回国，他们共同创办了广州第一份本土自办的英文报纸——《广州时报》（The Canton Times）。这份报纸是当时世界各国了解广州的窗口，也是广州了解世界的窗口，黄宪昭认为已经是时候要让世界通过这份报纸来认识广州。黄宪昭早年受父亲影响，对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持支持态度，他又是孙中山召唤回国的参谋，这份报纸自然就充当起了孙中山及其革命党的喉舌，为其“护法运动”以及“宪政”等政见发声，可见《广州时报》在民国初期的广州政局中的重要性。

      然而，史学界很少有关于《广州时报》的史料分析，其中关于黄宪昭与《广州时报》的三段历史定论更是缺乏史料的佐证，本文通过对当时的《广州时报》报纸原文以及当时的其它外媒史料进行分析，发现：1.《广州时报》并非创刊于1919年，而是创刊于1918年9月15日；2.《广州时报》曾经受过陆荣廷军政府的迫害，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陈炯明军政府对《广州时报》有压制行为；3.《广州时报》主编黄宪昭并非一定是散布孙中山死讯的造谣者，新史料表明另有其人。

      二、《广州时报》何时创办？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失去了统一的中心人物，分裂为皖系、直系和奉系三大派系。1917年7月，皖系军阀段祺瑞拒绝恢复中华民国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开始第一次的护法运动。1918年，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离粤赴沪继续策划斗争。《广州时报》也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诞生的。由于《广州时报》是一份为孙中山及其革命党发声的报纸，因此对于了解当时孙中山及其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国家的对外关系，这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史料，但是其创刊时间在学界至今仍是不明朗的。

      目前学界的普遍的观点认为：“1919年黄宪昭与孙科共同创办英文《广州时报》（The Canton Times），出任总编辑”[2]，王朝美与王章维也认为孙科是于“1919年在广州任英文《广州时报》副主编”[3]。另外一个看似更为有力的证据则是孙科本人的回忆录：“（民国）八年，除改任参议院议长林子超先生的秘书外（前考试院首席参事陈天锡君，就是那时的同事），并和黄宪昭合办了一分英文《广州时报》（Canton Times），由我编写国内政治新闻”[4]。这是孙科对其本人留美回国后短期经历的回忆，民国八年无疑是1919年，这和以上学者论定《广州时报》创办时间是相符的。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孙科在其80高龄回忆的经历细节，其记忆是否准确已经无从考证。

      虽然现存的《广州时报》史料，也只能从1919年1月6日[5]算起（史料存于Proquest数据库的“中国近代英文报刊”子库中）①，但是现存最早一期的《广州时报》并不是第1期，而是第84期。每一份报纸的报头都有说明“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不出刊，其余时间每天早上出刊”（见图1），因此可以确定，1919年1月6日肯定不是创刊日期。

      虽然可以确定《广州时报》并非创办于1919年，但是由于无法确定除周日和节假日外，《广州时报》是否曾有非常因素的停刊，所以无法利用倒推的方法推断其准确的创刊日期。但是，《南华早报》在《广州时报》创刊后曾刊发过对其创刊的贺信，而这封题为“Canton's First English Newspaper：a Promising Star”[6]的贺信则是刊登于1918年9月27日。贺信中英文所用时态均为过去时，并且还特意回应了《广州时报》第一期的一篇题为“Canton must put itself into the world”的文章。《南华早报》是否于创刊次日或数日后发表评论，目前无法从其贺信中判断。但是，结合《广州时报》的出刊规律以及《南华早报》的贺信，可以推测《广州时报》的创刊时间为1918年9月中旬。另外，《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中明确记载了《广州时报》的创刊时间为1918年9月15日[7]，虽然除此之外并无更多相关的信息，但由于收录入粤海关报告中的材料翔实可信，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是十分重要的佐证。而这个时间与前文的推断十分吻合，由此可确定《广州时报》的创刊时间。

      

      三、《广州时报》曾受何军阀压制？

      《广州时报》创刊之后，黄宪昭本人以及报社的新闻活动都受到了当时政府的极大牵制，但目前仅存的史料是残缺的，1919年只有四个月的报纸材料保存下来，1920年也只有八个月。其间是否因为受到政府的干涉而停刊，或是因为其它原因停刊，不得而知。但是学界当下比较流行的观点是“陈炯明军阀统治广州时，《广州时报》因揭露暴政而被勒令停刊，黄宪昭数度被捕，甚至被判刑，后经美国领事馆交涉始获释”[2]。另一个较为模糊的立场则是指出“军阀统治广州时期”这种社会环境下发生有报纸停刊和主编被捕的事件[8]，但并未指明这是否为陈炯明主政广州时期所发生的事情。

      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于1917年成立广州军政府，后因在政府内部与军阀意见不合，孙受到排挤，最后于1918年5月出走上海。1920年10月，孙中山敦促陈炯明带兵攻打广州。直到赶走桂、滇两系军阀后，孙中山才于1920年11月28日重新回到广州重组军政府。而早在1920年5月20日，《广州时报》因发表一篇题为“Will There Be a Third Government”[9]的文章而被当局以“散布谣言及破坏社会稳定”为由勒令其停刊，《广州时报》编辑部于1920年5月30日关闭[10]。

      当时给《广州时报》带来麻烦的文章并没有揭露陈炯明的暴政，而是高度赞美了孙中山的宪政主张，批评当时军政府不得人心，但依然能强硬维持广州社会运作，并且预测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会爆发一场战争，认为当时广州军政府的滇、桂系军阀会输掉战争。在编辑部被关了之后，陈炯明的粤军才从福建回到广州将陆荣廷等人彻底赶出广州，这也正应验了《广州时报》文章的预言。由这些史料可知，1920年5月迫害《广州时报》的军阀并非陈炯明军阀，而应该是当时在粤的陆荣廷等人。

      孙中山应陈炯明之邀回到广州后，成立广州军政府大本营，担任大元帅一职，后因陈炯明主张“联省共治”而不同意孙中山北伐统一全国的主张，与孙分道扬镳，并把孙中山赶出广州。后孙中山反攻广州，炮轰广州城，陈炯明于1923年1月在广州宣布下野，退出广州政坛。同年2月，也即陈炯明下野之后，黄宪昭被捕，当时的军阀判其死刑。由于黄宪昭是美籍华人，属夏威夷公民，后经夏威夷州长与前任州长同时敦促广州美国领事馆用尽一切办法要求当局释放黄宪昭[11]，黄才于当年2月24日获释[12]。当时黄宪昭仍然是《广州时报》的主编，同时为《密勒氏评论报》（The Weekly Review）写稿。1923年2月10日的《密勒氏评论报》证实：“我报记者、《广州时报》主编黄宪昭被滇、桂系军阀逮捕”[13]，而原因则是不满黄宪昭对其军政府的暴政进行揭露。

      因此，1923年2月黄宪昭被捕，后经领事馆交涉获释的故事并没有陈炯明军阀的参与。黄宪昭两次被捕，都是因为和滇桂两系军阀的结怨，而非陈炯明军阀政府。

      四、黄宪昭是否造谣孙中山死讯？

      陈炯明被赶离广州之后，孙中山开始主政广州，然而身体却每况愈下，患上了肝癌。1924年5月1日，孙中山分别在三个会议上发言，同与会者辩论将近7个小时，劳累过度后孙夫人请来的医生建议其完整休息一个星期[14]。有好事者把消息谣传，猜测孙中山已经逝世，由此孙中山便归咎于黄宪昭，当年5月初把黄宪昭关了起来。目前学界有不少论点认为黄宪昭是反叛的，黄宪昭先是被孙中山召唤回国，但最后却谣传孙中山死讯以此攻击他。“及后黄对孙博士，竞加以攻击，复向路透社布散孙博士病终之谣言，故补政府下狱”[15]，邓绍根也同意这个观点，认为散布孙中山死讯的人是黄宪昭[2]。然而，回看当时的史料，情况并不必然如此。

      事件发生后，路透社于当月19日发表声明：“孙中山死讯的消息来源并不是黄宪昭而是驻香港的路透社记者”[16]。然而当局并没有太理会路透社的澄清，因为黄宪昭是路透社的记者，路透社为其开脱并不具有说服力。并且，如果是路透社的香港记者谣传，身在广州的孙中山无法拿其治罪，而治黄宪昭的罪对当局来说却易如反掌了。1924年5月24日的《北华捷报》和《密勒氏评论报》同时刊登了黄宪昭被捕的消息，并且发表长篇评论，认为当局应该重视路透社对事情的澄清，同时还分析了孙中山对黄宪昭的长期不满，早在当时的18个月前，孙已经逮捕过一次黄，而这次死讯谣言则是双方矛盾激发的重要导火线[16]、[17]。

      据当时的《北华捷报》称，陈炯明为了赶走孙中山曾炮打总统府，孙中山后来反击也炮打广州城，造成了不少无辜老百姓的伤亡，因此当时广东人民是希望两者都能离开广东，让人民自己选举治理本省的领袖。黄宪昭也开始不满孙中山的独裁，虽然《广州时报》对国民革命持支持态度，但是一旦有和孙中山不同的意见就被视为错误，因此孙黄二人在具体治理广州事务方面产生了根本分歧。孙中山只是缺乏一个时机惩戒黄宪昭，而散布死讯谣言则成为了一个很好的契机。当然，当时的史料也表明：“至于黄宪昭是否认为孙中山死亡并且散布这个消息，我们无从判断[17]。虽然路透社澄清消息，各大报纸声援黄宪昭，但是当局仍然将黄宪昭定罪，并驱逐出广州[18]。至此，黄宪昭是否有主动散布孙中山死讯的历史依旧存疑，有待学界寻找新史料考究。

      本文利用新史料分析了有关《广州时报》及其主编黄宪昭的三段历史定论，认为既有历史立场是值得商榷的。而这些史料的重新书写，都表明了民国初期的新闻人的坎坷命运，其职业生涯之飘摇有如当时中国政局之飘摇。新闻人虽有专业主义之精神，然而有志难伸，无法获得新闻自由之独立。当社会处于政权更迭的时期，新闻人只能在夹缝中生存。这也给予当下的新闻实践有极大的启示，在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给予新闻操作最大的制度保障之下，才能让新闻的审查色彩淡化，且不以当权者个人情绪化的意志而干涉独立的新闻操作。如此，社会主义制度下新闻人才会有更多空间追求职业理想和为社会做更大贡献。

      此外，《广州时报》作为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珍稀史料，学界应该给予更多的关注。黄宪昭坎坷的新闻人经历以及英文《广州时报》的发展轨迹，都是反映民国初期社会、政治、文化和中西关系的重要的线索，如能深入挖掘，必能给新闻史学界在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带来更新鲜的气息。

      ①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Chinese Newspapers Collection（1832-1953）是一个收藏了近代中国重要英文报纸的数据库，收录了包括North China Herald（北华捷报）、China Critic（中国评论周报）等共12种英文版的中国历史报纸，提供关于过去120年近现代中国历史的、深度的有价值的信息。该数据库中的内容视角不同于中文报刊，非常珍贵，对于中国近代史、中外交流史有很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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