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若干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发展观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6）06—0013—10
本文是在前期研究基础上的延伸研究。在前期研究完成之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又出现了可喜的进展，关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研究又产生了许多新成果。在深入调研和深化研究相结合的前提下，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深远意义、精髓实质和实践途径四大问题入手，分别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最新研究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一、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唯物史观的当代中国诠释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其中包括执政党建设理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等，都是我们党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处于战略机遇期和社会转型期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鲜明的主题，即“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实际上是提出了对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定位问题。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形态则是不断与时俱进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实质上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诠释。
（一）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
理解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的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哲学层面上的重要理论问题。从哲学上考察，世界观是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看法及其态度，而世界本身是变化发展的，如何看待发展以及采取何种态度则是世界观所必须回答的基本问题。因此，发展观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发展观历来就是世界观。譬如，黑格尔的发展观就是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的世界观，他的从量变到质变、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观就是一种胚胎发育的渐成论或预成论模式。在乌尔里希·贝克的“世界风险社会”发展观的视野中，发展就意味着风险及其积累，现代化社会就是一种人为技术、制度制造和积累风险的社会。核风险、金融风险和生态风险相继发作，使人们意识到风险紧跟着“进步”，就像影子跟着光一样。在“反思性现代化”或“第二现代化”发展观论者的心目中，整齐划一与多样性同时存在，但分化和多样性越来越主宰现代化，多样性在各个方面都构成了“第二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成为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范畴。由此可见，作为世界观的发展观也是历史地与时俱进的。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提供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造成了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多重困境。全球化进程的经济效应，全球财富的增量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内部，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增殖效应也是向少数群体集中，社会大多数群体并未分享到应有的成果。全球化的政治效应，表现为霸权政治与协商政治、单极政治与多极政治的矛盾加剧。全球化的社会效应，表现为社会生活“同质化”趋势与贫富分化、阶层分野的同时并存。而全球化的文化效应，则造成了物质生活的丰裕化与人们精神生活贫乏、物质至上、个人至上、生命意义空虚化之间的鲜明反差。作为参与全球化并获得自身较大发展的几个罕见的国家之一，中国不可避免地经历着全球化带来的困境与矛盾，由于自身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某些方面的问题显得格外突出。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治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风险社会，这是当代中国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应对全球化并反思发展问题，这是当代思想家的一个关涉全球普世价值的全球意识问题。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人们对“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传统发展理念发生怀疑，新的发展理念提出发展的三重价值标准：维持生存、自我尊重和自由。发展除了必须提供食物、住房、卫生保健和安全保护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外，还必须提供就业机会、教育条件，对文化和人的自尊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要使个人和国家摆脱对其他民族的屈从和依附，摆脱对愚昧和使人类痛苦力量的屈从和依附，扩大个人和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生态经济学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资源、环境、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问题相继被提出，这标志着对以往发展内涵的补充和革命性创新。社会学家提出了发展要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发展的动力和目标在于人。甚至有人提出了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这种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是对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深刻反思，对现代西方发展理念的创新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
当代中国的发展观，在逐步探索、发现并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和“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认识阶段，吸收了发达国家“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综合发展理念的合理内核，特别是发展的本质就是提高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只有全面发展的人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趋向的理念。在实践和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映照和反思中，开始形成了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的科学发展观。标志科学发展观形成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原则，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以人为本”的唯物史观思想，而且丰富了这一思想的时代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的新高度和精神境界。实践创新决定了理论创新和世界观创新。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提升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主要是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其思维方式需要从根本上加以转变。过去那种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思路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所造成的困境，也无法破解我们所面临的种种发展难题。在当前改革攻坚阶段，要解决我们所遇到的深层次矛盾，不仅需要从发展的具体规划部署入手，而且必须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更为重要的是，还必须解决“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和“为什么发展、怎么发展”等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上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问题，真正实现发展动机和发展效果的统一。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讲，科学发展观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世界观回应。
（二）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
作为世界观意义上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与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物质资料的生产、经济因素对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但他们从未忽视社会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重要作用，唯物史观从来不是唯经济论。恰恰相反，马克思一贯强调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好，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也好，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马克思还认为，个人发展的程度与个人的现实素质相联系，同时它又离不开社会的发展，他看到“这些社会关系实际上决定着一个人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1](p.295)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明，取代资产阶级的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随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为未来的社会奠定现实的基础，未来社会将是“一个把每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发展作为根本原则的高级社会形态”。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即在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唯一社会中，这种发展正是取决于个人间的联系，而这种个人间的联系则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即经济前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必要的团结一致以及在现有生产力基础上的个人共同生活方式。”[1](p.516) 十分明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想说明的是，每个人自由的发展取决于经济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又有待于每个人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这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人自由全面发展只能是全社会的每个人的发展，而不能是一部分人的发展和另一部分人的不发展，同时人的发展又是指每个人在劳动、社会关系和个体素质诸方面的全面协调发展。他甚至认为，人的解放程度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相统一的，他指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2](p.225)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3](p.104)
作为对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中国共产党人决心高举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旗帜，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实质。实际上，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所谓科学性，主要是指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态度。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理性地而不是为感情所左右地、理性地而不依赖于传统地回答发展的实质、内涵和基本要求，揭示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发展的规律，实现文明发展、安全发展、持续发展与和平发展等目标的理论体系。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坚持把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摆在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位置上，始终坚持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享和分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强调，人类社会发展既是客观历史演进的过程，又是人的价值实现的过程。考察人类社会进步既要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去衡量，也要以人的价值实现的程度去评价，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历史的尺度，人的价值实现程度是价值尺度。从社会发展总的历史趋势和总的发展方向来看，两种尺度是完全一致的。历史尺度本身就包含着人的价值实现尺度，而人的价值实现尺度又是历史尺度的内在根据。这两种尺度的统一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对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是一致的，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是一致的，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是一致的。胡锦涛强调：“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以人为本，就是强调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主体地位，就是进一步升华共产党人的执政宗旨。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利益为本，在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坚持辩证的互动观点，认为推进人的全面发展同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人越全面发展，社会的物质文化财富就会创造得越多，人民的生活就越能得到改善，而物质文化条件越充分，又越能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两个历史过程应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地向前发展。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把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创造性地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理论诠释。
（三）科学发展观是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体系
如果说科学发展观的人学依据是人性的全面性和丰富多样性的话，那么科学发展观的社会学依据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和丰富性。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丰富性来看，科学发展观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建设既符合时代特征，又能满足人民生活需求，并能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和综合国力新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平发展合作的和谐世界，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和建设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资源、环境压力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情形下，要顺利完成如此艰巨繁重的全面建设任务，从思想上必须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并获取实现这些目标的正确方法，这就需要确立科学发展观与政绩观、人才观、群众观和荣辱观相统一的世界观的指导地位。这也就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意义的根本所在。
只有科学发展观才能引导正确的政绩观，也只有正确的政绩观才能实践科学发展观。正确的政绩观是切实转变发展观的基础和前提，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就必须坚持把人作为检验各项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想问题、定政策、办事情都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属。要在干部评价、考核方面体现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把对政绩的衡量转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能力、处理利益关系能力和驾驭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能力上来，从制度上为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提供坚实的保障。共产党人树政绩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树政绩的根本途径就是把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科学的人才观。始终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培养造就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本质上是一场人才竞争。科技竞争说到底也是人才竞争。实现我国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关键在人才。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在人才。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关键也在人才。我们要确立人人都是人才，人人都可以成为人才的现代成才观。特别要重视青年人才，为他们营造生动、活泼、民主的创新氛围，使他们具有崇高的理想抱负、炽热的爱国热情、旺盛的创造活力，要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努力把优秀人才积聚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中，形成推动我们事业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才资源。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确立正确的群众观。我们的干部必须从思想上确立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主体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基本力量的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既是唯物史观的群众观，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群众的根本立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人民群众不仅是创造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主体，而且是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主体。不确立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以人为本就只是一句空话。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既是衡量政绩的最终标准，也是衡量干部的最终标准。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还必须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胡锦涛最近指出，要教育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世界观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里，第一，胡锦涛着眼于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他明确提出实现“十一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广泛深入动员人民群众，坚定不移依靠人民群众，真心实意造福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充分发挥出来。第二，他重视以文化人的重要作用，强调要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放到十分突出的位置，充分发挥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传授知识、鼓舞人心的积极作用，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第三，他特别重视干部和青少年的社会作用，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规范，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他特别看重干部和青少年的社会作用，因为在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方面，干部具有以身作则的重要示范作用，广大青少年则具有继往开来的传承作用和开拓创新作用。
二、科学发展观的深远意义：中国发展战略及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
马克思曾经说过，一种理论在某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对于理论的需要程度。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任何问题都必须放到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这是新一代领导集体亲民务实的施政纲领中的两大主题词，这两大理论一经提出，在我国广大人民群众中间立即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形成的社会环境
最近有专家指出，中国26年改革开放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超过10亿人口的规模，近30年保持9％以上的国内生产毛额增长，差不多有3亿多人摆脱了贫困，2亿多人实现了非农化，有1亿多人进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并且在30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扩张和侵略。把这几大因素加在一起，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然而，取得这一骄人的业绩并非没有付出巨大的成本。
成本之一，经济改革单兵独进，导致了中国经济与社会变迁的极不同步，国内生产毛额增长与老百姓基本生活状况改善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失衡现象。成本之二，我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公平机制的缺失，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所谓的“风险社会”。同时随着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中国所面临的国际风险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成本之三，我国在物质财富高速增长的同时，文化吸引力或“软实力”的建设却远没有跟上，出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赤字”，盲目追求物质利益而忽视精神修养，不仅催生了浮夸、腐败、焦虑和浮躁等顽疾，还产生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紧缺等工业化进程中的严重问题。
（二）科学发展观的现实意义
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成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还基于对当前中国所处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客观分析。其实，我国学术界曾围绕中国工业化道路可否跳跃重化工业阶段的问题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获得了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特性的共识。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同时这一体制还不完善，生产力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二是我国经济保持较快速度的平稳增长，经济结构加快调整，同时长时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能源、资源、技术的瓶颈制约日益突出，实现可持续发展遇到的压力增大。三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城镇化加快发展，同时农业基础薄弱的状况还没有根本改变，保持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难度增加，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四是我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同时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大量依靠进口，自主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五是我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尚有相当数量，一些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亟待研究解决，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难度加大，全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任务繁重。六是区域、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发展不平衡现象依然存在，缩小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七是我国对外开放范围扩大、领域拓宽，同国际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高。八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九是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式发生深刻变化，社会活力显著增强，网络信息的影响日益广泛，同时人员流动性大大增强，人民内部矛盾处于多发时期，社会建设和管理面临一系列新课题。十是社会总体安定团结，同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各类犯罪活动和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依然严重存在，给社会稳定与和谐带来的不利影响不可低估。
所有这些阶段性特征，都具有双重趋向的特点，既有朝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可能，同时也存在朝不利的方向发展的可能。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恰恰是在准确把握当前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立足于用科学发展思想、发展战略、发展模式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战略决策。从过去“赶英超美”的发展思路，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发展愿望，一直到“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战略思维的形成，经过“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执政方略，终于才提出今天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具体说来，在发展的目标上，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从物质财富的增长到人的发展，一直到全体社会成员共享和分享改革与社会进步的成果，共同创造和谐与富裕的社会发展新阶段。在发展的内涵上，充分体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念，转变“增长等于发展”的陈旧观念，坚持把蛋糕做大、做优、切好，做到统筹兼顾、公平正义。在发展的道路上，体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探索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循环经济的模式，探索低投入、高产出、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的动力上，体现经济社会环境文化一体化的发展要求，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不仅要求提高原始创新、二次创新，而且必须意识到改造落后技术也是一种创新活动。总之，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发展战略及其思维方式的根本转变，表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同时也说明了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以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三、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实质：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开发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与核心，“以人为本”思想渊源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学说。科学发展观的精髓实质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学说的实质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
（一）马克思的人学本质归结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开发
马克思的人学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学说，马克思就是在人的解放意义上把人的发展归结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开发。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感觉与动物的感觉有着本质的区别，“人的眼睛与野性的、非人的眼睛得到的享受不同，人的耳朵与野性的耳朵得到的享受不同，如此等等”。[4](p.304) 因为与动物不同，人的具有社会特性的感觉是通过劳动而形成的，因而人的感觉形成是整个社会实践的结果，而决不单单是感觉器官发展的产物。随着人通过自己的劳动而日益掌握自然界，感觉的形式也表现为人占有周围现实的结果，变自然界为人的“无机的身体”、为人的世界一部分，表明人支配自然界这一事实。人还能感知那些动物根本不能感知的东西，例如音乐旋律、图画色彩、舞蹈姿态、建筑形式等等按照对象本身的“客观尺度”制造的作品。
人类除了上述视、听、嗅、味、触五种直接感官以外，还有情感、意志和爱情之类的社会性感官的存在，这表明了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表明了“人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掌管他的全面本质”。人正是通过这些肉体和精神方面的全部感觉，来表现人对世界的各种人性的关系。
不仅如此，人的感觉在同对象的关系中，还以劳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社会关系体系为中介，就是说，人的感觉还必然受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马克思由此揭示了私有制是一种决定人从感觉实践上占有世界的特殊方式的制度。他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4](p.303) 于是，对于挨饿的穷人并不存在着可以品尝的美食，只存在着食品的抽象存在，哪怕他们所食用的东西是最粗糙的，因此，很难说这种饮食活动和动物的有什么不同。满怀忧虑的穷人对于最美的戏剧也没有感觉，珠宝商只看到珠宝的商业价值，却看不到它的美和特质，他根本没有赏识珠宝的感官。“因此，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4](p.303)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人学精髓就是，随着人的实践对象的全部丰富性的展开，“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归根结底就是对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开发。渊源于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学说，又是作为对马克思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创新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其人学本质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就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开发。
（二）人的本质力量开发与建设创新型国家
2006年1月，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明确提出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
在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可以被视为承担创新活动的宏观主体，提高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是大幅度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而从国家内部来看，承担创新活动的重要中观主体是企业，创新型国家赖以存在的微观主体是人，既包括直接承担创新活动的研究开发人员，也包括大量间接支持和辅助创新活动的人员，如经营管理人员、操作工人和销售人员等。只有使创新活动对企业内部所有人员来说都不是异己的活动而是内在的要求，是深度开发其本质力量、实现其本质的重要手段，才能激发所有人员的创新热情，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才能有效而持久。由此可见，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是要深度开发创新活动承担人员、特别是研究开发人员的本质力量。
激发企业的创新激情和热情，必须首先激发企业经营决策层的创新激情和热情，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创新型企业才能生存、发展和壮大。诚然，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取决于企业经营决策层和研究开发人员的创新激情和热情，还受到从宏观到微观的诸多因素影响。从现状来看，我国与世界上现有的创新型国家在创新综合指数方面的差距仍然比较大，我国要实现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创新活动和生产高附加值产品、获得高利润这一传统因果关系的认知，还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上把握“通过自主创新活动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深度开发”这一“以人为本”的原则。
近年来，市场经济大潮和政府的强力推动，为企业技术创新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然而，我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问题有三。一是企业创新迫切需要创新型人才，而教育、科技、经济三方的协调配套，特别是在学校和企业互动方面存在着体制障碍，要思考如何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增加对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实现产、学、研有效结合， 以制度创新促进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涌现。二是企业技术创新所急需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风险投资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现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一半以上是外资，国际上已证明最有效的“有限合伙制”还没有建立，这对于中小企业技术自主创新非常不利。事实证明，中小企业组织机构灵活而富有弹性，在竞争压力下易于接受创新，在创新效率和创新时间上明显优于大企业，可以说中小企业是最活跃的创新基因。然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急需政策扶植。三是社会创新氛围、知识产权的保护、科技成果转化等特定条件是否具备，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因素决定着创新能力能否形成和持续，决定着创新型国家能否最终实现。
（三）人的类本质实现与科学文明的现代生活方式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实现的把握主要是建立在对人的“类的本质”实现的基础上的。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经济运行模式。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也可称之为资源循环型经济。
我们之所以要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主要就是因为非循环经济和资源过度耗费与我们作为人的类本质极不符合，非循环经济将最终使人类丧失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不仅需要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推动传统产业改革、构筑循环型社会的法律制度框架，同时也是每一个企业、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当然责任。虽然每个个体的力量是微小的，但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千千万万个个体的力量不容忽视。那么，作为个体，如何为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贡献一己之力呢？目前看来，核心就是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建立起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就目前人们的认知水平而言，主要有三个方面可以率先实现。
一是要尊重人体的生理、卫生、节律及生物钟效应，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人是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资源，但每个人的生命又是脆弱的，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都不能长期透支，否则就会危及生命。因此作为个人，要尽量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做到生活规律起居有常、饮食有节、劳逸结合、精力充沛。
二是要积极创建节约型家庭，充分挖掘每个家庭节约资源的潜力。我国有超过3.74亿多个家庭，众多家庭既是水、电、煤、气和各种易耗与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大户，也理应成为节水、节电、节气和节约使用各类消费品的生力军。
三是要建造更多的小房型、“冬暖夏凉”型节能建筑。现在我国住宅开发和消费方面的误区很多，浪费惊人。解决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要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高度，一方面严格限制房地产商开发大房型，另一方面积极引导消费者树立适度消费的理念，克服盲目攀比心理。此外，我国绝大多数建筑都是“冬冷夏热”型，是潜在的能源黑洞，目前“冬暖夏凉”型建筑在我国仍处于起步实验阶段，亟须全面迅速推广，这就要求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商加以引导和监管。
四、科学发展观的实践途径：“协同治理”的治国方略
赫尔曼、哈肯所创立的“协同学”的本意是“协同合作之学”，它不仅研究自然界存在的物理学、生物学的协同结构及其赖以形成的普遍规律，而且试图研究任何复杂系统的协同结构及其规律，其中包括经济活动中的协同效应、社会舆论和传媒参数的协同效应等复杂性问题。协同思想在当代的影响和应用越来越广泛。而“治理”这一概念是当代政治理论研究中提出的新的理念，与“统治”、“管理”概念相比较，它包含着更为丰富的互动成分，更有利于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因而迅速为人们所接受、所广泛使用。
当今世界，“协同治理”是一个崭新的政治理念，有着各种不成熟的解释与揣测。然而在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理念的引入，恰好与科学发展观的“全面协调”理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理念具有多重吻合之处，作为一个处置复杂性系统的治国方略和战略指导思想理所当然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解释。
（一）“协同治理”的理论支撑：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贯彻科学发展观，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三位一体”布局，扩展为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四位一体”布局，使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布局的认识更加清晰。“四位一体”战略布局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布局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各个方面，是更高层次、更高要求的目标和使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使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任务，通过社会建设这个载体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四位一体”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以新的时代内涵，就是要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推进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文化相协调，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更快更好、持久永续发展等。实现“四位一体”的战略布局，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全局，而用“协同治理”理念武装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则更加有利于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根据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加自觉地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就包含着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到《资本论》，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社会有机体范畴。他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5](p.12) 所谓社会有机体，就是从总体性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不是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看作是分散的、孤立的存在，也不是把社会看作是各个不同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又都按其自身独有的规律发挥作用）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而是看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这就要求把对个别社会现象、领域、过程的研究，上升到对总体的研究，因为个别的社会现象、领域或过程只有放到总体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说明。马克思一再强调，人口规律、劳动、生产、需求、国家等等只有放到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的整个系统中（即某个完整的社会有机体中）才能得到科学的说明。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思想还是包含“四种生产理论”于一体的理论构架。这就是社会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精神生产四个环节、四个方面。在人类整个实践中，社会物质生产实践是一切其他实践活动的基础，是联结着人与自然的活生生的纽带，是人与自然对立与统一的基础。社会有机体的生存和发展始终系于这一纽带。社会物质生产既是客观的物质交换过程，又是人类主动的社会历史创造活动。现实生活的生产不只是社会物质生产，同时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就把人类自身生产同物质生产一起看作是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人类自身生产不只是指“种的繁衍”，人类自身生产受到双重关系的制约，一是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二是受家庭发展阶段的制约。人群共同体的演变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形式。无论在社会物质生产中，还是在人类自身生产中，都会形成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人类的交往关系从血缘关系到地域关系的演变，人们的生产关系从被动的旧式分工到自由人的联合体关系的演变，共产主义就是要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而社会精神生产则是人的社会实践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是马克思所阐述的“全面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论及精神生产的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明确提出精神生产的概念，探讨了精神生产的地位和作用。在《资本论》中，精神生产的规律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研究，并形成了精神生产的基本理论框架。恩格斯则在书信集中提出了有关精神生产的双重结构的假说。
马克思所提出的集社会物质生产、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精神生产于一体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为“协同治理”提供了哲学上的理论依据，从而使“协同治理”成为治国方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协同治理”思想恰恰提醒我们，要完成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目标，单一的经济增长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除了社会物质生产以外，我们还面临着人类自身生产、社会关系再生产和社会精神生产的多重任务和使命。同时，必须在思想上真正确立推动社会发展的历史主体是人民群众的唯物史观，这样在实践中执政党的“协同治理”才能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才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而真正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
（二）“城市群”与新农村建设并举：经济的“协同治理”
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协同治理”的最佳方式是“城市群”与新农村建设并举。而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最佳办法，也只有以“城市群”发展加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也许这是一个破解发展难题的答案。
当今世界的经济走势和经济命脉，很大程度上在若干个重要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掌握之中。全球著名的都市圈，如纽约都市圈、巴黎都市圈、东京都市圈、其共同特点是跨国公司总部、世界级银行总部、大型研发机构云集，经济总量占绝对比重，高级管理人才、高技术人才、高级经营人才汇集。城市群是现代生产力积聚过程中产业发展的一种人口分布的城市化的新形式。城市群的优越性在于它既可以利用生产力区域高度集中的积极作用，又能克服某些过度集中带来的不良后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达到同期世界城市化进程速度的2倍。以4个经济特区为起始，随后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近50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0余个高新技术开发区，加上浦东开发开放的窗口、辐射和示范作用，它们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化程度仍然十分落后，尤其是我国存在“大城市能力不大、中城市经济不活、小城市实力不强、小城镇总体不优”的状况，这些问题亟待解决。而我国三大“城市群”——京津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将深刻影响和决定我国经济的未来走势。三大“城市群”各具优势：京津塘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长江三角洲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腹地支撑力强、发展潜力大，珠江三角洲则具有独特的制度创新优势。技术优势、区位优势必须依托于制度创新的优势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研究表明，当跨区域系统范围内的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条件下，其协同效率最大值不超过44％。根据国际经验，要使协同效率提高到最佳状态，必须建立一个跨区域的权威机构，其权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具有法人资格，二是具有规划和投资的决策权。形式多样的协调机构起到了培育决策主体的重要作用，纽约从联合港务局到“都市圈委员会”、东京设立国家主导的都市圈协同机构、巴黎的都市圈地区委员会都起到了相当的作用。跨地域权威机构在协调地区规划、优化资源配置、防止重复建设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成功的“城市群”由于确立了具有权威性的决策主体，便顺理成章地形成了权威而有效的规划主体，对“城市群”的协同发展起到了难以想像的重要作用。
今后我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城市群”的发展战略，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三大“城市群”必然形成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城市体系，以寻求资源利用的空间最大“整合交集”为根本出发点，取得组团式“城市群”发展模式的战略突破：避免城市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形成以大、中、小城市相协调为特征的区域镶嵌体系，建立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城市空间布局与城际战略联盟，构筑以产业链为核心的城市等级系列集合，实现效率最大化的城市结构在区域中的逻辑充填，充分协调自然—社会—经济的城乡时空耦合，体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良的文明典范。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以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
“城市群”与新农村建设协同发展、协同治理，是我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发展重工业和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之间的辩证关系，曾有过精辟论述。50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推进“城市群”发展，就必须大力促进新农村建设，增加农民的福祉。新农村建设就是促进城乡协同发展、协同治理的一个系统工程，它将农村和城市共同置于现代化建设的框架之中，形成城乡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格局。目前，我国经济的增长面临着国内需求不足和城乡发展失衡的突出矛盾。消费需求不足的关键是农民消费能力太低，农村市场没有启动起来。所以，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逐步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必须在发展“城市群”的同时花大力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协同治理新农村建设的关键问题，是要正确处理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政府要从原来直接干预或者直接管理经济活动跳出来，要完整认识并掌握政府的四项职能，这就是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看，改变农村面貌仅靠农业自身的积累不行，单靠市场配置资源也不行，需要通过政府主导和制度安排，使投入更多地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主要是加强以小型水利设施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加强防汛抗旱和减灾体系建设，加强农村道路、饮水、沼气、电网、通信等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设，加强教育、卫生、文化等农村公共事业建设。
尊重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首先，必须明确新农村建设是农民群众需求导向型的战略举措，新农村建设必须满足当地农民最迫切的需求，给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其次，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就必须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农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建设新农村是建设自己的家园，做到不是“要我建”，而是“我要建”，新农村才能最终建成。在各地的新农村建设中，政府应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提出指导性建设项目。至于具体到每个地区、每个乡镇、每个村庄，如何规划，如何确定项目的优先顺序，则由当地农民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当地群众应参与项目的决策和实施、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同时，为使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真正起到主体作用，应探索在村乡两级建立有效的民主制衡机制，解决“广大农民群众缺位”的问题。只有在乡村两级建立起有效的制衡机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才不至于流于形式，农村基层才能真正做到“有人管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才能真正落实。另外还必须通过教育和培训，把农民的历史主动精神调动起来，使农民自觉投入到新农村建设中来，这样就一定能够把农村建设成农民的美好家园。
（三）“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举：政治的“协同治理”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具体说来，就是在最大限度上发挥人们的政治积极性，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为实现共同的政治目标，人们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意见和倡议都能发挥作用；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人们的正当权利；在政治生活中，人们尤其是政治领导者表现出良好的政治品德，自觉维护人民的利益，严格遵守公共道德和规范。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历史经验。事实上，真理一开始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因此必须要有科学的制度即民主制度，以保证掌握真理的少数人能够讲真话，能够在适当的场合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就离不开民主制度。让人讲真话虽然不是民主的全部内容，但却是民主的基本要求。民主是尊重多数、保护少数，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正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然而，民主的实质不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是要通过张扬科学的理性，把少数人首先掌握的真理转变为多数人的共识，民主的实质是先进带动一般，改造落后。民主执政也离不开依法执政，除了要防止民主过程中多数人对少数人法定权利的侵犯，同时还要防止掌权者、当政者滥用权力，随意改变、搁置民主产生的正确决定。这就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使正确的民主选择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的改变而改变。
毫无疑问，选举虽然不是民主的全部，但是离开了选举，民主什么都不是。选举的力量在于它是民主的制度保障。公开、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不仅是民主的象征和实质，而且是民主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选举本身已经成为衡量民主体制下民主程度的尺度和标准之一。随着现代民主体制的演绎，人们越来越发现协商民主的重要性。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并不缺乏民主政治的思想和实践，延安时期的“三三制”不仅是敌后抗日政权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昭示着未来共和国的民主政权形式。而在实践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立更是中国协商民主的产物，“共同纲领”则是中国协商民主的成功的历史见证。当今世界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更是离不开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并举的政治“协同治理”。
协商民主不仅是一种决策体制和决策形式，而且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协商一词包含几层含义：参与主体的平等地位、自由开放的讨论、批判性审议、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当一种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做出的，每个参与者能够自由表达，同样愿意倾听并考虑相反的观点，那么这种民主体制就是协商的。同时，只有满足平等参与、决策平等和确定议程的平等，自由、公开地进行信息交流，这样的协商过程的结果才是具有民主合法性的决策。多元文化民主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公民的分裂与对立，协商民主是一种具有巨大潜能的民主治理形式，它强调对于公共利益的责任、促进政治话语的相互理解、辨别所有政治意愿，以及支持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的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政策。所以，作为民主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在本质上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主张通过对话达成共识，进而做出民主的决策。
走向政治文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利益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趋势。如何把多元化的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意愿整合成为政治共识，真正实现“和而不同”？简单的选举民主不足以解决问题，在复杂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只能选择协商民主的办法，并逐步把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走中国式的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面对我国现实的国情，不囿于任何传统的政治思路，突破习惯性的做法，诸如必须考虑八个民主党派65万人之外的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掌握一定生产资料的无党派的社会新阶层人士、海外归来的学人以及群众中自发产生的代表性人士，他们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参政议政的现实渠道，都是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如何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高人民代表的综合素质特别是政治素质，更需要从实践上加以完善与提高，譬如设立人民代表接待制度，增加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表，切实落实和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切身利益问题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当前，在协同治理的政治实践中，关键在于教育干部和监督权力，使公共权力能够科学配置和有效运作，同时从体制机制上加快改革，适当运用选举民主的增量，盘活协商民主的存量，使人民当家作主、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真正融为一体。
（四）共同理想与共同道德并举：文化的“协同治理”
文化通常有清文化与俗文化的区分，也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分。文化上的“协同治理”，所谓共同理想与共同道德并举，就是精英文化以共同的社会理想为基本核心价值，大众文化以共同的道德标准为基本核心价值。邓小平曾经说过，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在于，资本主义不可能具有共同的社会理想和共同的道德标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由共同的社会理想与共同的道德标准所组成的。清文化、精英文化的建设主要是围绕构建共同的社会理想进行，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新世纪新阶段的共同社会理想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俗文化、大众文化的建设主要是围绕构建共同的道德标准进行，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载体，新世纪新阶段的共同道德标准就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现阶段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共同理想和共同道德的主题，是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与现时代中国人民精神状态相结合的结晶，具有现实的开拓性和操作性。
（五）社区与社团并举：社会的“协同治理”
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需求根源于社会分化，而社会分化则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构建和谐社会的策略思路，只能是在承认社会分化的基础上逐步实践社会公正，走和谐发展的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建立与时俱进的社会公共管理体制，新世纪新阶段的社会“协同治理”必然走社区与社团并举的道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演进，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中出现了机构臃肿、效率下降、思想僵化、创造力缺乏等弊病，为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新的公共管理浪潮正在形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体育、城市管理、文化娱乐等公共生活领域日益发育，安居乐业的公益精神、社区意识与日俱增，公民社会凸显。公共信息、公共资源、公共物品、公共秩序、公共政策等公共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内，公民对许多事物享有法定的自治权利，意味着不可用行政权力的手段去干预某些社会事务。市场经济越是完善，现代公民社会自治程度越高。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呼唤新的社会治理结构。政府职能转换意味着由社会的直接“管理者”逐步转向社会治理的“主导者”。同时社会人口频繁流动，群体组合多变，如何构建起有效的沟通联系网络与工作触角，与变化频繁的社会组织、与民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人群保持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对执政党来说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社区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团是衡量社会活力的重要标志。社会的“协同治理”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注重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因此必须做到社区与社团并举，使社会始终保持原生态的创造活力，让人们的聪明才智创造出璀璨的成果。
（六）“协同治理”与“综合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创立，是一个划时代的理论创举，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从传统模式创造性地发展到现代化模式，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建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化为中国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则是与时俱进的，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需要我们设计出从逻辑起点到理论模型一整套完整的改革思路和制度安排，这就需要在“协同治理”和“综合改革”上下功夫，需要有系统的、协同的理论思维。同时，改革又是亿万人共同参与的前所未有的事业，必须要具备充分的人文精神关怀和人类学意义的结构安排，使无论从生产方式的变革到生活方式的变迁，还是从人的文化世界、心理世界一直到人的心灵世界，都得到党、政府和整个社会的充分关注。
标签：科学发展观论文; 世界观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可持续发展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