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生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代中国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1847年容闳赴美留学，到1949年民国结束，留美生大约有15000人(注：关于近代中 国的留美人数，较难有很准确的数字，目前有13000人、18000人、20000人几种不同说 法，主要是统计方法有别造成的。有人按每年在美留学人数相加，自然就多了，因为留 美生要留学数年，很容易重复计算；有人按政府每年派遣人数累计，人数就少了，因为 除国家派遣外，还有各部门、地方省市以及自费留美的，不免漏计一些。避免多算和少 算的误差，15000人或18000人的数字相对接近真实。)，是中国近代新知识群体中不可 忽视的中坚力量。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缓慢，水平很低，这批留美生归国后不免曲 高和寡，很难学以致用，发挥应有的作用，往往是学工的无厂可造，学农的无计可施， 学矿的无矿可开，学林的无林可植，至于军界、政界等要害部门，只会吸纳很少的留美 生，大部分人不得不投入教育、学术领域，沉浮于新的精神文化的研究和创新之中(注 ：参见清华大学1960年访问竺可桢记录，原件藏清华大学档案馆。)。尤其是在20世纪 最初的30多年中，留美生成了我国高等教育的主力，为确立我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以及相 关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建筑、矿产和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考古学等 现代新型学科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知识界组织了以中国科学社为核心的一系列学会 ，发行专业杂志，举办各种大型的学术讨论会，推进中外学术交流，直接提升了中国学 术文化的现代化水平。留美生之所以会折射出如此可观的文化效应，是和其本身的文化 结构、所创建的学术文化机制和所独具的文化特色密不可分的。本文试图通过这三方面 的解析，给近代留美生以客观的文化定位。
一、文化结构
知识分子的文化结构，不仅是其文化活动的动力和源泉，而且决定着其创造文化的风 貌。而左右文化结构的根本因素，是特定的社会生存环境和赖以选择的文化资源。就生 存环境来讲，近代留美生在出国前大都生长在经济和文化相对先进的东南沿海地区，有 良好的家庭背景。洋务运动时期派出的120名官费留美幼童，广东有84名，占70%，江苏 有21名，占17%，其余则来自福建、山东、安徽。清华从1909年到1929年约派出1200多 名留美生，其中江苏约有300名，广东约200名，浙江则有150多名，福建约100名，加起 来几乎占了80%(注：参见拙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 13、93页。)。三四十年代留美生的地域分布，虽然华北、东北、西北的省份占有一些 名额，但东南沿海占绝对优势的格局并没有改变。毫无疑问，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 这些中国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地区，相对了解世界要多一些，观念要开放一些，文化追求 自然会较早较快地突破传统，有新的选择。地域的先进性无疑让近代留美生占据了有利 的文化生态环境。具体到他们的家庭出身，又多数经济条件好，文化底子厚。笔者对19 09年到1929年的36名留美生的家庭履历抽样调查显示，出身知识分子、商人、士绅、官 吏、企业家者有32名；其余4名分别为农民、工人家庭，这种填写显然有些含糊，但肯 定不会是贫下中农和一般穷苦工人，而是来自比较殷实的家庭(注：参见拙著《近代中 国的留美教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页。)。当然，优越的家庭并不能 保证其子女就一定优秀，贫寒子弟出人头地者比比皆是，但在考察某人的文化构成时， 忽略其家庭文化的影响是不科学的。近代的留美生十之八九有家学渊源，北洋和民国时 期的留美生，还有不少是老留学生、大学教授或文化名人的子女，他们的文化基础自然 会厚实一些。
就文化资源来讲，受中西文化交汇和中国传统文化分化与转型的总体趋势所制约，这 些留美生既受旧中国固有文化的熏染，又可以从西方文化中获取营养，往往是传统中不 乏现代，现代中又注入了传统。不过从发展趋势上看，基本上受到的是逐步向现代迈进 的“亦中亦西”的新文化的陶冶。洋务时期的留美幼童比较特殊，直接到美国上小学、 中学，虽然也给他们配备了讲授四书五经的中国老师，但中学底子很薄，他们脑子里的 中国文化是在1881年中途被撤回后渐渐积累起来的。可以说他们是“先西后中”。清末 和民国时期的留美生，除了早一点赴美者之外，多数受的是洋学堂教育，其文化构成既 有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和精神，又填充了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洋式的自然科学和方法，也 就是说，有必要的中学基础，也有一定的西学教养。以1910年赴美留学的赵元任为例， 其6岁(1898)上私塾，学的是《大学》、《论语》、《孟子》、《诗经》、《左传》等 ，但时常玩放大镜、望远镜、显微镜等，接触新式科技。14岁考上常州的溪山小学，学 的是国文、历史、英文、代数、几何等，课外读物有一些外国小说，同学们还组织了小 社团“青年集益社”。此后又进入南京高等学堂深造，中学、西学大有长进(注：赵新 娜等编：《赵元任年谱》，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7～55页。)。当1910年他参加“ 庚款”留美生的第二次考试时，考国文、英文作文、中外历史、德语或法语、数学、生 物、化学等，赵元任得心应手，顺利通过。这次从430名考生中选出的70人，除3人来自 家塾外，其余皆为上海南洋中学、约翰书院、岭南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天津南开中学 、东吴大学、江南高等学堂等新式学堂和教会学校的学生。五四以后，随着中国大学的 增多，赴美留学者大都出自一些名牌大学和教会大学，西学的水准自然不低，但中国旧 学也不能讲没有相当的基础。当代著名的美国史专家杨生茂是1941年由燕京大学留美的 ，他启程留学时已有很好的中学修养。他7岁开始上了4年私塾，对《三字经》、《论语 》、《诗经》、《礼记》、《古文观止》等倒背如流。11岁后进入新式学堂，直至1938 年进入燕京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和史学的学习从未间断过，具有了良好的文史根基(注 ：参见杨生茂《探径集·自述》，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47～351页。)。总而言之， 多数留美生在出国前都有较好的自然科学和中文基础以及很好的英语训练，这种比较厚 实的中西文化底子，为他们后来的学贯中西奠定了根基。
留美生到达美国后，所能触及的完全是崭新而地道的西方文化资源。他们通过5到10年 左右的刻苦学习，基本可以掌握现代科学基础知识和方法，大多数可以成长为学有专长 的现代知识分子。从他们的学习情况来观察，有三个较为明显的倾向：
1.重视实学。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务实求用，中国留美生自然受此影响，选 择了理工、农医、商业、法律等比较实用的学科。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09到1929年由 清华学堂派出的留美生中，学工程的404人，占31.3%；学理科的127人，占9.8%；学农 学的67人，占5.2%；学医学的68人，占5.3%；学经济和商业的325人，占25.2%；学法学 的29人，占2.2%；学哲学和文学的79人，占6.2%。学人文科学的留美生还不到百分之十 ，而百分之九十以上学理工和应用社会科学(注：《清华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清 华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7页。)。20世纪40年代编辑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对1929至1946年留美生历年的学科分布作过统计，基本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例如 1935年的1032位留美生中，学理工农医者526人；学法律、商业、教育者389人；学人文 学者117人。1944年的305名留美生中，理工农医271人；法律、商业、教育26人；人文 学科8人。这种注重实用的文化倾向，是正确理解留美生文化构成的一个重要依据。
2.博中求专。留美生一般都有很强的求知欲望和广泛的学习兴趣，他们大都不局限于 自己的专业，还选修很多其他的课程，学工的不仅选修理学方面的，还选修人文科学的 ；学商的则选修不少理科的课程。而且，不局限于在一所大学攻读，常常本科在这所大 学读，硕士则转到了另一所大学，博士又换一所大学。其知识的广博，不言而喻。还以 赵元任为例，1910年他到美国康乃尔大学是学数学的，但还选修哲学、心理学、语言学 、音乐等课。1912年5月29日的日记中所记的课程为：现代哲学发展史、逻辑学与形而 上学、仪器的设计与制备、实验物理的近代发展、力学和热力学、有限群理论、系统心 理学、语言学。此后的选科范围更广，包括音韵学、和声学、教育学等(注：赵新娜等 编：《赵元任年谱》，第68～75页。)。1915年赵元任考入康乃尔大学研究院攻读哲学 ；1916年则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继续学哲学；1919年又往加州大学学习哲学史，1920 年归国。而后来他却成长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胡适、侯德榜、竺可桢等都有与赵 元任类似的学习经历。相当多的留美生都是在广博的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再专攻某一方 面，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据袁同礼的调查，从1905年到1960年中国留学生获得博士学 位者共2716人，占美国每年所授博士学位的15%(注：参见拙著《近代中国的留美教育》 ，第144页。)。如果加上获硕士、学士学位者，留美生有学位者可以达到90%以上，是 名副其实的学有所长的新型专业人才。
3.热心文化社团。留美生对文化社团异乎寻常地感兴趣，他们除自己组织一些留学生 会、同学会、校友会、公益会、文学会、音乐会、演讲会、政治研究会、勤工俭学会、 科学社、小型报社等之外，还积极参加各种专业研究会，如数学学会、物理学会、化学 学会、气象学会、生物学会、农学会、教育学会等，一方面交流学术，切磋学问，一方 面发表自己的新作或讨论疑难问题。一些活跃分子，像胡适等人，常和世界各国留学生 组织的社团联系，参加他们的活动，发表演说，介绍各国的文化和学术，一度还联合各 国留学生组成了世界大同会，推进世界留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友谊。胡适等人还加入美国 大学生联谊会，交了一大批美国朋友。中国留美生积极涉足文化社团，既促进了学业， 开阔了眼界，又锻炼了组织能力，扩大了社交。文化只有在交流中才能发展，现代文化 尤其如此。留美生经过数年社团文化的洗礼，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民间社团意识。
概而观之，如果说留美生在出国前的文化构成是以新学为主的“土洋相间”，那么， 经过数年的留美生涯，已经基本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这种具备现代意义的 文化结构，决定了他们归国后的文化创造别具一格，在文化机制和文化倾向上也不乏新 意。
二、文化机制
所谓文化机制，就是文化创造的途径和方法，它直接左右着文化的内容和特色。难能 可贵的是，留美生在这方面也突破了传统，通过组织学会、营造大学学术民主氛围、增 强学术交流等与国际相衔接的一些文化活动方式，初步建立了一种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 、相对与政权关系疏远的有一定独立性和民主性的“智能型”文化机制。
关于学会，一般可分为两种：一为政府主导下的学术机构，如英国皇家学会等；一为 民间专业学术社团，如数学学会、教育学会等。但无论哪种学会，从本质上讲，都应该 以发展学术为中心，尽量剔除政治色彩。学会是现代社会文化发展的一种不可缺少的“ 孵化器”，也是文化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当中国在1840年艰难地迈入近代之后，新型的 学会也应运而生。来华的传教士率先在广州、上海组建了教育会、医学会等，令人耳目 一新。中国人自己组织的学会始于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组建了农学会，“讲究学问” ，研究发展现代农业(注：孙中山：《拟创立农学会书》，《中西日报》1895年8月18日 。)。戊戌维新运动兴起后，维新派视学会为培养人才、促进变法的工具，在全国组织 了30多个学会，但除了少数几个如测量会、算学会从事学术研究外，多数政治色彩浓厚 。比较正规意义上的有较大影响的专业学会，还是由留美生建立的，这就是詹天佑于19 12年建立的工程师学会。五四之后，尤其是三四十年代，留美生利用其学术优势和较强 的组织活动能力，大量组建学会，各种类型的专业学会有40多个。这里将其中比较重要 者列表示之(注：主要依据尹恭成《近现代的中国科学技术团体》，《中国科技史料》1 985年第5期和蒋致远《中华民国教育年鉴》(三)，青宗图书公司印行。)：
学会名称成立时间 成立地点主要负责人
中国工程师学会 1912广州 詹天佑
中国科学社 1914 美国(后移国内) 任鸿隽、赵元任
中国农学会 1917上海 梁 希、过探先
中华心理学会1921南京 张耀翔
中国地质学会1922北京 王宠佑
中国经济学社1924北京 马寅初
中国气象学会1924北京 竺可桢
中国图书馆协会 1925北京 袁同礼
中国生理学会1926北京 林可胜
中国植物病理学会1929南京 郭秉文
中国儿童教育社 1929杭州 陈鹤琴
中国化学工程学会1930 美国(后移国内) 顾毓珍、张克忠
中国统计学社1930南京 刘大钧
中国社会学会1930上海 孙本文
中国工程学会1930南京 韦以黻
中国测验学会1931南京 艾伟
中国教育社 1932江苏 俞庆棠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1932南京 陈立夫
中国化学会 1932 南京
王 箴、李方训
中国物理学会1932 北京
吴有训
中国植物学会1933 重庆
胡先骕、李继侗
中国动物学会1934 江西
王家楫
中国地理学会1934 南京
竺可桢
世界科学社 1934 北京
曾昭抡
中国数学会 1935 北京
胡敦复
中国昆虫学会1944 重庆
张巨伯
中国科学者协会 1945 重庆
竺可桢
中国科学促进会 1946 南京
任鸿隽
这些学会，除了没有人文学科之外，几乎涉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显 示了当时学术发展的强劲势头。诚然，各个学会在规模、水平和实效上差异很大，但都 沿着欧美各国的学会组织方式开展文化活动，客观上推进了现代学会在中国的茁壮成长 。各个学会都有明确的宗旨、组织程序，一般采取董事会制度和会长负责制，主要负责 人皆民主推选，定期轮换，重大事项通过讨论商定，基本上在一种和谐与相互理解的气 氛中开展工作，为那些立志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学会大都创办 有专业学术杂志，每年举办学术年会，开展学术讨论和评奖活动，有的还设有资料室或 小型图书馆，甚至针对某些焦点问题集中攻关，可以讲多数学会的文化活动多姿多彩、 生机盎然。以中国科学社为例，从1914年创建，一直坚持到了1960年，有案可查的会员 就有近4000人，又根据不同情况分为普通社员、名誉社员、赞助社员、永久社员、特社 员、仲社员；有具体负责学术、行政、交际的专门机构。在1949年以前，大体上每年召 开一次年会，民主选举理事、理事会和董事会，更换各级负责人，他们既不搞“终身制 ”，也不去“一刀切”，基本上根据实际情况，唯才是用，效率第一。这种比较民主和 运行良好的组织机制，是其能持久坚持的重要原因。他们坚持发行《科学》(后更名《 中国科学》)杂志，为社员提供了发表学术成果的园地，还经常举办学术研讨会，合作 翻译图书，审定科学名词，举办科学展览，组织科学考察和出国访问，建有图书馆和生 物研究所，并举办各种评奖活动，如高韦君女士纪念奖、考古学奖金、爱迪生纪念奖、 中国科学社研究奖章等(注：参见拙著《近代中国的留学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38～242页。)。中国科学社大大促进了近代中国科学理念、科学体制和科学水平的 现代化进程。当然，像中国科学社这样规模大、时间久、成效惊人的学会是极少数。不 过，从总体上讲，留美生创建的大多数学会都体制新颖，内涵丰富，社会效益显著，既 “以团体的力量，推广科学知识”，又“以各种的专门人才，辅助生产事业之改进”。 诚如中国科学化协会在1933年创立时所概括的：这些学会“集合了许多研究自然科学和 实用科学的人，想把科学知识送到民间去，使它成为一般人民的共同智慧，更希冀这种 知识散播到民间之后，能够发生强烈的力量，来延续我们已经到了生死攸关的民族寿命 ，复兴我们日渐衰败的中华文化”(注：《中国科学化运动发起旨趣书》，《科学的中 国》1933年第1卷第1期。)。由此表明，现代学会具备了提高学术和普及科学知识的双 重功用。以留美生为中坚力量确立的这种较为民主、自由、实用、高效的学会文化机制 ，给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找到了一块新天地，意义深远。
在中国大学现代教育体制的确立过程中，留美生也是主体。早期的留美幼童，像蔡绍 基是北洋大学校长、唐国安曾执掌清华，他们是中国大学崛起的拓荒者；五四以后的留 美生，渐成为新兴大学的中坚。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有大学70多所，留美生担任校 长的就有50多人，且大部分是举足轻重的名牌大学，如北京大学的蒋梦麟、胡适，清华 大学的罗家伦、梅贻琦，南开大学的张伯苓，浙江大学的竺可桢，东南大学的胡明复， 北洋大学的茅以升，四川大学的任鸿隽，金陵大学的吴贻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杨荫 榆等。他们在美国留学多年，有的还专门学教育学，具备现代科学知识和教育理论，富 有管理才能和献身精神，克服各种困难，立志使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任鸿隽执掌四川 大学时就明确提出：“现代化”是大学发展的灵魂，四川大学“无论文理各科，均需以 适应现代学人需要为原则”(注：任鸿隽：《任校长讲演词》，《国立四川大学校刊》1 935年9月18日。)。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等人则把美国式的现代大学视作追 求的目标。他们从管理体制、学科设置、教师编制、教学方法、学分制、教材以及招生 等多方面进行改革，在移植美国大学教育模式的过程中，还充分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特点 和具体问题，使中国的高等教育的民主化管理层次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其中最显著的 成效有二：
其一，初步确立了以民主和科学为中心的大学精神。在大学民主和科学的建设中，这 批留美生一是注重移植美国文化的精神，而反对机械地照搬，尤其倡导结合中国社会文 化的具体情况，“洋为中用”；二是通过大学管理体制的改革，着重培养民主、科学意 识。张伯苓就明确讲过：“自由精神、独立精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我们取法的， 只是他们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的使用，而不是由科学的方法和民治的精神所产生的 结果”(注：张伯苓：《欢迎席上校长之演说词》，《南开双周》第4卷第2、3期合订本 ，第14页。)。竺可桢也强调说：“欧美的科学技术，并不能产生现代欧美文明，倒是 欧美人的头脑，才产生近代科学。换而言之，若是一般国人无科学头脑，则虽满街引擎 ，遍地电气，科学还是不能发达，好像沙漠里虽移植新鲜茁壮的果树，其萎谢可立而待 。”(注：竺可桢：《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29页。)蒋梦麟更把自 由精神看做大学兴衰的生命，他说：“文明之进步，赖自动的领导，赖高等教育之思想 及言论自由以养成之，‘大学学问自由’(Academic Freedom)之主张，已成欧美先进国 家之大宪章，虽以德国军阀之横暴，而大学之中，自成一种自由国，而莫敢侵犯，他若 英之牛津、剑桥，法之巴黎，美之哈佛、耶鲁大学，莫不以保全学问自由，为神圣不可 侵犯之事。我国高等教育，近方萌芽，欲求将来学问之发达，亦非保其学问自由不可。 ”(注：蒋梦麟：《教育评论》，《新教育》1919年第1卷第3期。)既然这些留美生把自 由和民主精神看做是世界的潮流，又关乎大学的命脉，他们自然就努力在大学推进学术 自由、管理民主、广开言路、筹组社团、多办刊物，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 等一批大学逐步形成一种平等、自由、公平竞争、以人为本的和谐的校园文化，这就为 中国文化转向现代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其二，尝试了“教授治校”的大学管理模式。与铸造自由、民主的大学校风相联系， 留美生将欧美流行的“教授治校”也移植过来了。在留美生执掌的大学里，大都设立了 以教授为主体的评议会、校务会、教授会及各种专业委员会，遇到学校的大政方针，多 由这些委员会讨论决定，各个院、系的负责人，几乎清一色的由教授担任。校长基本上 按照多数教授的意见去办事。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时有一句名言：“吾从众”。也就是教 授会议决的事，校长只能照办，不能推翻。胡适具体将这样的“教授治校”归纳为三大 优点：1.增加教员对于学校的兴趣和情谊；2.广泛利用多方面的才智；3.使学校基础稳 固，“不致因校长或学长的动摇而动摇根本”(注：胡适：《回顾与反省》，《北京大 学日刊》1922年12月17日。)。蒋梦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国办学，向来重视校长 ，而不重视教员。但一校之学术，出自教员而不出自校长。故同人等主张以学校行兴学 术之权，畀诸全体教授。校长由教授互选，所以选教授治校之目的也。”(注：蒋梦麟 ：《杭州大学意旨书》，《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3月27日。)平心而论，“教授治校” 如果实行得好，有助于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和保证学术的健康发展，而且体现了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原则，利多弊少。很多资料显示，那时在大学工作的许多教授意气风发， 志趣高远，兢兢业业，取得了不少带有原创性的成果。我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数 新型学科基本上是由这些留美归国的大学教授所创立。如化学学科的奠基人任鸿隽、曾 昭抡、杨石先；数学学科的奠基人胡明复、姜立夫、江泽涵；物理学科的胡刚复、饶毓 泰、吴有训；天文气象学科的竺可桢、张钰哲；地理学科的邝荣光、谢家荣；农业学科 的陈振先、梁希、过探先；生物学科的秉志、胡先骕、钱崇澍；建筑学科的梁思 成、陈植；哲学学科的胡适、贺麟、金岳霖；心理学科的颜永京、陆志韦；社会学学科 的瞿世英、孙本文；经济学科的陈长蘅、马寅初、何廉；政治学学科的王宠惠、钱端升 等，全是留美生。学科是大学文化发展的元点，这些新学科的建立，加上相对自由而有 活力的学术研究，大学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就容易得到发挥了。
较大学文化机制更具动态效应的是，以留美生为主体的对外学术交流。留美生利用他 们了解世界学术动态和有较多的海外联系的优势，一方面邀请一些知名专家学者来华讲 学，一方面主动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使中国学术界开始与世界建立了良性的互动关 系。1919年至1921年，郭秉文、胡适、蒋梦麟邀请当时世界盛极一时的哲学家、教育学 杜威(J.Dewey)来华讲学。杜威热情颇高，足迹遍及华北、东南大半个中国，不仅系统 介绍了其实验主义哲学，而且结合中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新见解，在思 想文化界影响深远。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陶行知、凌冰等组织的实地教育调查社邀 请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P.Monroe)来华一边讲学，一边进行实地教育调查。孟禄不辞辛 苦，走遍河北、山西、江苏、福建、辽宁等9个省和北京、上海、杭州等18个城市，进 行了200多次调查和60多场演讲，针对中国教育的种种弊病提出了十分中肯的建议，为1 922年新学制——《壬戌学制》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 义的大事。1922年以留美生为骨干组成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又邀请美国科学教育学家推士 (G.R.Tuiss)、教育测量学家麦柯尔(W.A.Mecall)来华讲学和考察，同样取得了十分理 想的效果。1924年以留美生为主体创立的中美教育文化基金会，则以学术交流为轴心全 面推进了教育、科技、文化等多方面的中外交流，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耀眼的篇 章。几乎与此同时，自然科学方面的学术交流也十分活跃，如法国著名数学家班乐卫(P .Painleve)、德国物理和航空学家爱迅(Aaohen)、卡曼(Karman)等先后来华讲学；中国 学者也经常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如1926年的太平洋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植物学会议、19 27年的万国工业国际会议、1930年的国际人类学会议、1931年的国际人类及史前考古学 会议等。为解决中国新型学科教材缺乏和专业书籍短缺等困难，这些留美生还引进并翻 译了大批欧美的教科书与专业参考书，这方面的文化引进所产生的文化效应更是广泛而 难以估量的。近代中国学界和国外的学术沟通平台，主要是由留美生建立起来的。
文化通过历史的积淀而厚重，通过合理的交流与传播而焕发青春。互动是文化赖以发 展的关键。留美生通过民间的方式，在学会、大学教育和学术交流上所初步展示的文化 运行机制，颇合时代要求又成效显著，这无疑开辟了中国学术文化现代转型的新途径， 理所当然延续到了今天。
三、文化特色和文化定位
留美生作为一批新型文化人，其最大的贡献是推进了现代学术文化在中国的植根和发 展，所以，与政治有一定距离的学术性是其文化特色。具体来讲：1.这种学术性具有与 欧美学术文化相连接的现代性。以留美生“学贯中西”的文化结构为基础，所衍生出的 学术文化当然就超越了中国传统学术，创立了经、史之外的许多学科门类，从根本上改 变了中国的学术分类和学术内容，同时在新型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涌现了数 目可观的学科带头人，并逐步形成了各个学科具有现代学术理念和现代文化追求的知识 群体，标志着现代学术在中国的崛起。2.这种学术性虽然还没有建立与现代学术发展完 全适应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但相对传统来讲是比较自由和民主的。留美生在社会公 共领域可以通过学术团体自由地开展学术交流，通过大学这块阵地自由地进行学术创造 ，而且和国内外的学术同行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文人无形”的知识分子特性有所展示 ，这对专制集权时代制约学术发展的“文字狱”是一种无形的挑战。3.这种学术性是以 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为精神支柱的。留美生把倡导科学看做学术发展的生命，无论自然 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一位留美生撰文指出：“近代文化的特质即在科学。 交通需科学，工业需科学，农业需科学，商业需科学，军事需科学，政治需科学，即饮 食起居，亦莫不需科学。”(注：《科学与实业的关系》，《科学》第5卷第6期。)“百 年以来欧美两洲声明文物之盛，震铄前古，翔厥来源，受科学之赐为多”(注：《为树 立科学文化告国人书》，《国风月刊》第8卷第7期。)。基于这种认识，留美生主办的 《科学》杂志等许多刊物连篇累牍地论述科学是学术研究的灵魂，全面介绍欧美的科学 理念、科学思维、科学方法和科学体制。竺可桢还具体提出了追求科学和真理的三条要 求：一是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目的；二是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断；三是 专心致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注：樊洪业等编：《 竺可桢文录》，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历史地看，留美生在创造学术 文化过程中倡导并努力实践的这种科学精神，对后来的学术发展意义重大。
将留美生所创造的学术文化放在近代学术史的长河中去考察，很容易显现其基础性的 重要地位。众所周知，近代学术文化的变迁，相对滞后于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当洋务 运动时期努力引进西方“器物”的时候，只是在一些洋务学堂有一点传授西方技艺的课 程，传统的中国学术依然故我，当早期的留美幼童能够进行学术文化创造的时候，已经 是20世纪初了。19世纪末虽然开始戊戌维新的制度性变革，但学术文化方面的建树甚微 ，传统的学术仅仅出现了几道裂纹。1901年之后，随着辛亥革命的风起云涌，建立共和 制度成了亿万民众的共同呼声，而学术领域的变革才慢慢露出头角。1915年新文化运动 兴起后，文化层面的革故鼎新渐被社会所看重，后经20多年的努力，狭义上的中国文化 才步履维艰地向现代转型，其中重要的标志是现代学术文化的初步确立。而留美生恰在 清末民初开始大批涌现，五四之后形成留美高潮，二三十年代成长为一个可观的新知识 群体，在学术界叱咤风云，大致左右了中国新型学术的发展方向，初步奠定了中国现代 学术文化的根基，从学术的角度实实在在地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这种文化定位 符合历史的真实。
标签：竺可桢论文; 北京的大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南京文化论文; 大学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蒋梦麟论文; 读书论文; 胡适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科学论文; 现代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