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大发展理念的哲学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五大论文,理念论文,哲学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五大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在当前中国的最新运用和集中体现。牢固树立和自觉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必须深入理解和把握其所具有的深厚哲学基础。 一、五大发展理念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晶 五大发展理念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的阶段性新特点提出的，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和鲜明的问题导向。这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分析。 从第一个层面看，五大发展理念聚焦中国的发展问题，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制定的认识路线，它是世界物质统一性原理和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党开展一切实践活动的根本思想方法和指导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最关键的是弄清中国的基本国情，并在此基础上决定我们的主要任务。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政策、推动工作。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习近平，2015年)这一论断，是坚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对当前我国基本国情做出的科学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根本改变。这三个“没有根本改变”表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的主题。我国必须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为奋斗目标，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把发展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习近平提出五大发展理念，与邓小平关于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关于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胡锦涛关于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一脉相承，是从中国的最大实际出发，聚焦发展这一当代中国的主题，做出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论断。 从第二个层面看，五大发展理念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产物，还在于这些发展新理念又是从中国发展新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有针对性地提出的，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必须看到实际发生的新变化，出现的新问题。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时代的口号，问题是实际的呼声。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体现。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发展中出现了新问题，或者老问题进一步激化，使发展出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正如习近平指出：“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我们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习近平，2016年a)下面让我们根据习近平的有关讲话精神，对五大发展理念所凸显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作简要分析： 第一，提出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我国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国创新能力不强，科技发展水平总体不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不足，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这是我国这个经济大个头的“阿喀琉斯之踵”。在我国发展由较长时期的两位数增长进入个位数增长的新常态阶段，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不能实现转换，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就无从破解，不仅我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将会处于下风，而且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就难以实现。这是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必须解决的问题。而要突破自身发展的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就在于创新，关键要靠科技力量。提出创新发展，就是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解决好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 第二，提出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我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土广袤，人口众多，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的特征，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差异本身就很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梯度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化战略，由于在统筹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等方面的措施和手段有限，发展不协调成为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当前发展不协调突出表现在区域、城乡、经济和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等关系上。此外，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正是针对这一现实问题，习近平强调，下好“十三五”时期发展的全国一盘棋，协调发展是制胜要诀，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第三，提出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的问题。由于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资源总量不足，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低，加之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的、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方式，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相当突出。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群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是解决温饱问题，那么现在人们最迫切的需求则越来越转向解决环保问题。坚持绿色发展就是为破解我国面临的严峻的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而提出的。 第四，提出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经济向全方位开放型经济的历史转变，但是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上还不够高，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还不够强。当前，我国在国际经贸中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已经连续多次成为全球反倾销措施的最大涉案国；特别是我国石油、铁矿石、铝土矿、铜、钾盐等大宗矿产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的警戒线，资源短缺的约束不断强化，积极开展国际资源能源的互利合作，已经成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经济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迫切需要我国坚持开放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国内发展，惠及各国人民。 第五，提出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促进共享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同时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不同社会群体在共享发展成果上存在较大差距。这个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不仅会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而且会拖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当前，随着广大群众主体性的觉醒和公平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对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不满，对共享发展成果的要求越来越强烈。提出共享发展，就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二、五大发展理念是唯物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与出色运用 五大发展理念所说的发展与唯物辩证法所说的发展，论域不同，是不同领域中的概念。但唯物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哲学理论，对于作为具体社会领域中的五大发展理念又是完全适用和具有指导意义的。唯物辩证法所特有的辩证思维又是树立和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理论支撑和必然要求。 坚持创新发展，就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里所说的创新，不是局限于某一社会领域的特有性概念，而是适用于所有社会领域的普适性范畴。创新从形式上看是一种推陈出新、破旧立新的人类活动，本质上则是一种通过对事物规律、属性、关系的新发现新运用，更为有效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就此而言，创新发展的要求无一不是唯物辩证法发展原则的具体运用和体现。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质变与量变的统一，仅有单纯的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不能构成发展，质变是发展更为根本的标志；创新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不能片面追求增长的规模和速度，要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推进技术创新，实现社会生产力质的提升。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旧结构的解体和新结构的产生；创新发展理念强调，要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事物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跃迁，创新发展理念强调，要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资源依赖型发展方式转变为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是旧事物的灭亡和新事物的产生；创新发展理念强调，要推陈出新、破旧立新、革故鼎新，让新产品、新技术、新思想、新理论、新体制、新机制、新文化、新观念取代相应的已有和低效的东西而显示出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坚持协调发展，就是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习近平指出，协调“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我们要学会运用辩证法，善于‘弹钢琴’，处理好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重点和非重点的关系，着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习近平，2016年b)这里提出了用辩证观点看待协调的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协调等同于平衡，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不平衡。这里所说的协调，是不同部门、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之间在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发展程度等方面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共同发展的状态。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协调是平衡与不平衡的统一。形象地说，人有两只手，两只手一样长，是平衡，是协调；但人有五个手指头，五个手指头有长有短，并且比例适当，那也是协调。协调的关键是比例适当，结构合理。比例适当，允许存在差别，但必须保持在一定的度的范围内。马克思从哲学意义上对协调与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作了如下一个概括，他说，平衡总是以有什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那个运动的结果。毛泽东也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可见，只有深入掌握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法，才能树立和落实好协调发展的理念。 同样，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也是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思维的运用和体现。坚持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坚持绿色发展，关键是处理好发展与代价、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的辩证关系。按照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代价是人类为社会发展所做出的付出以及为实现发展所承担的消极后果。在发展过程中，代价的付出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即使是不可避免的也还有一个付出的限度问题。因此，人们应当对代价采取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态度，不仅要争取避免付出可以避免的代价，也要争取把不可避免的代价降低到最低的程度。在我国的发展中，我们必须努力争取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不能为了“金山银山”牺牲“绿水青山”，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而且要看到处理好了，“绿水青山”就能变成“金山银山”。 坚持开放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深化人文交流，完善对外开放区域布局、对外贸易布局、投资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以扩大开放带动创新、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为此必须掌握开放与封闭、引进来与走出去、国际竞争与合作、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唯物辩证法的系统开放性原则表明，开放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没有开放就不能发展，有了开放未必就能发展，能否发展还要取决于如何开放。我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对外开放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外开放的问题。我国在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局面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把握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的辩证关系，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坚持竞争与合作并重，发展互利共赢的开放型经济；坚持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并重，努力打造以开放促发展的全新局面。 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持共享发展，充分体现了共建与共享、公平与效率、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辩证法。“共建”是“共享”的基础，“共享”是“共建”的目的，没有共建就不能实现共享，离开了共享就失去了共建的动力。公平与效率同样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通俗说，效率就是做大蛋糕，公平就是分好蛋糕。共享发展既要不断做大“蛋糕”，同时还要分好“蛋糕”。必须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为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努力促进公平正义，使全体人民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不断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 三、作为五大发展理念理论根源的唯物史观 五大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集中体现，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的过程中，对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未来新社会的发展有着大量研究和论述，这些研究和论述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为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提供了重要思想理论来源。由于篇幅所限，这里仅就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做一些简要分析。 谈到创新发展，首先应纠正一种误解。我国理论界一般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看作是其理论依据和来源，而对马克思绝口不提，前者虽不无道理，后者则是数典忘祖。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初步阐发了他的创新思想，在1934年该书的英译本中使用“创新”(innovation)概念，并将发展的本质视为创新，创建了创新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创新理论在我国蓬勃兴起，其对熊彼特创新理论有益成果的吸收是毋庸置疑的，但无视和否认马克思的创新思想及其对熊彼特创新理论形成的重要影响则是不符合实际的。其实，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时，就已经对创新活动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做了深刻论述，只不过是没有提出创新这个概念。对此熊彼特本人也指出，他的创新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同马克思的陈述更加接近”，并坦承他的创新理论研究只包括马克思“研究领域的一小部分”。(熊彼特，第68页注)因此，揭示创新发展理念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渊源关系，成为创新发展理念研究中一项不容回避的任务。在标志唯物史观创立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时指出，他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那么，是什么活动使人类世世代代周围的感性世界发生了变化，历史又是如何发展的呢?为了深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马克思进一步提出了人类“两种活动”的思想。马克思说：“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0页)那么，马克思所说的每一代人“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重复性的活动”或“重复性的实践”吗?而他所说的每一代人“完全改变了的活动”，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创新”或“创新实践”吗?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把创新思想用于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指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页)现在国际学术界公认，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是关于创新思想的一个经典阐发。显然，如果仅仅停留在“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即重复性实践的水平上，没有那种“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没有对生产工具、生产关系和全部社会关系的“不断地进行革命”，即没有任何创新，人类只能停留在茹毛饮血、择穴而居的原始状态，不可能有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中孕育着创新发展的深刻思想渊源。 协调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来新社会的设想中的重要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消灭城乡、工农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三大差别做出了很多预见。这些科学预见体现了他们关于未来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为当前我国坚持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在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城乡对立，认为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被迫屈从于分工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他们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7页)即是说，在未来的新社会，随着私有制的消灭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将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实现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他们认为，伴随城乡对立的消失，工农之间的差别也将消失，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中，仅仅适应于工农业发展水平还不高的阶段，这种状态是一切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他们还提出，要实现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城市与乡村的融合，又需要地区经济发展的一定协调。恩格斯认为，“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是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分离的条件”，“只有按照一个统一的大的计划协调地配置自己的生产力的社会，才能使工业在全国分布得最适合于它自身的发展和其他生产要素的保持或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13-314页)恩格斯还认为，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协调还需要经济与社会公共事业之间的协调。他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同样也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的需要。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目前城市中病弱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被用做植物的肥料。”(《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313页)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协调发展的这些论述极富有预见性，为我国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共享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具有最深厚的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社会中受有限的生产力所制约，“使得人们的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式：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这种少数人独享发展、多数人无法分享发展的状况，不仅凸显了私有制社会的非人道非正义，而且是造成私有制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马克思依据对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入分析指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3页)而之所以未来的新社会能够成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制的消灭，“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都将同等地、愈益充分地交归社会全体成员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43页)可见，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一个共享发展的社会，将是作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社会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这也就是习近平强调“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的理论根据所在。标签：唯物辩证法论文; 五大发展理念论文; 恩格斯论文; 五大发展论文; 习近平论文; 创新理念论文; 城乡差异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