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人之明论文,曾国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过汗马功劳的曾国藩，却有一个长处即“知人善任”。首先是“识人”，即知人。知人是善任的前提。曾国藩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强调忠、勤、勇三字。其次是“用人”。曾国藩的用人方针是“广取慎用”。即“取之欲广”，“用之欲慎”。但有时则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人才。再次是“育人”。只要有真才实学，他则全力培植、扶持，使其早日成才，为己所用。曾国藩还能做到庸才不举，非才不用，既使是自己的亲友也不例外。因此他才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为清政府效力，先是办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继而又办“安庆内军械所”，开洋务运动之先河，为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卖了很大的气力。为此，曾被清廷誉为“中兴名臣”，后人则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末世英雄”。曾国藩一生之所以能如此荣耀，其“知人之明”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深知：天下之大，事变之殷，决非一手一足所能维护，必须举天下之人才汇于一，始可平天下兴国家。还在翰林院供职时，他就著有《原才论》，专门论述人才问题。太平天国起义发生，他又上奏朝廷，强调“今日急务，着在用人”，并指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①创建湘军时，他更是把选拔人才，培养人才，重用人才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表现出他对人才问题的独特而深刻的理解与极端的重视。
因此清末重臣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曾因论事观点不同，时有矛盾，甚至一度断绝私交。然而，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左宗棠则一直是心悦诚服的。在曾国藩生前，左宗棠就曾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赞扬他“谋国之忠，知人之明，非臣所及”。②在曾国藩病卒后，左宗棠又在为曾国藩所撰写的挽联中，再一次发出了“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③的赞叹。事实上，早在咸丰帝登位之初，曾国藩就曾向朝廷推荐举人出身后来升任为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已获“知人”之美名。
对于人才问题。曾国藩有他自己一定的标准，也有一套识别、考察、培养、笼络、驾驭的方法。本文试就此作一些探讨。
识人
曾国藩识人的基本原则是一个“拙”字，即朴实、少心窍、不浮滑。它包括内在标准要求德才兼备、以德为重和外在标准要求有“美相”，无“恶相”两层含义。在这个基础上，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以“诚”为上，选拔忠者。曾国藩是一位宣扬理学的卫道士，经常鼓吹一个“诚”字。常以“忠”“勤”，“不爱钱、不怕死、不恋官”等信条相标谤，死心塌地为清王朝卖命。他认为真正的人才。必须德才兼备，而才高德薄之人则绝对不可用。他又认为德的最高境界是“忠”“诚”。对他的部下来说，具体标准就是对其忠贞不二。他对于遭训斥而改换门庭的人，恨之入骨。而对虽遭训斥仍忠心不二的人，往往会加倍重用。
在曾国藩所信任、提拔的众多人才之中，李鸿章被视为第一高足，而特别重用提拔，爱护备至。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李在对他的忠诚上有那么一股韧劲。李鸿章曾因为李元度丢失徽州一事说情，惹恼了曾国藩，而负气离开祁门老营将近一年。这期间，显要人物袁甲三、胜保、德兴阿等人，都曾多次相邀，许以重保，但李鸿章不为所动，宁在江西赋闲。等待曾国藩心回意转。终于以其耿耿忠心和卓越才干，重入曾幕。位绾四省军政大权的曾国藩，竟对李“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诺，曲尽其熏陶之能事”。④使李鸿章最终竟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察颜闻声。断其优劣。曾国藩颇精于相术。他所编写的《相人口诀》说：“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⑤而在《相人十二字法》中又论述了六美六恶，提出“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遯”。⑥据《清史稿·曾国藩传》记载，每逢选吏择将，他必先面试目测。审视对方的相貌、神态，附会印证相书上的话，同时又注意对方的谈吐行藏，二者结合，判断人物的吉凶祸福和人品才智。在他的日记中，有多处记载着初识者的相貌特征和他对其人的评价。
在这一方面，刘铭传的被重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刘是后起的淮军将领，曾随李鸿章赴上海镇压太平军。出发前与其他将领一道去拜谒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午睡未醒，他们等了将近半个时辰。刘铭传按捺不住。当着众人发作起来，“对部将如此怠慢，岂不令人心冷！烽火其间如此静候，岂不延误军机！”话音刚落，曾国藩步入大堂，旁人皆为之捏把汗，耽心曾会降罪于他。岂料曾国藩见刘铭传“颜广面长，钟声铁面”，有“雄侠威棱”之气，断定他日后事业，非淮军其他将领可比。因而在众将拜谒之后。单独留下李鸿章对他交待说，此人将是你最得力的助手，须好好看待他。⑦此后，由于李鸿章对刘铭传格外看顾，刘本人在戎马倥偬中也努力钻研兵法，曾力挫法国侵略军于基隆，并首任台湾省巡抚。
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在封建时代，人才的选拔，任用很讲究出身、资历。而曾国藩则主张“衡才不拘一格”，⑧不宜复以资地限之”。⑨凡前来求见、献计、献策者，不论贵贱，他一概以礼相待。因而“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⑩
以重用秀才薛福成为例。同治四年（1865年），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初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亲自主持，乡试结束，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薛福成在洋洋洒洒的万言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等八项建议，并在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实施方法。(11)全篇呈词条理清楚，文笔流畅，曾国藩大为嘉许，不久便召见他，在谈话中，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经世之作，不仅胸怀治国天下的宏伟抱负，而且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薛福成不擅八股文，只是一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此后，薛果然不负所望，一直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深受曾之器重。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以后又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其所撰写的大量的政论、奏疏等等，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育人
曾国藩不仅重视选拔人才，而且重视培养人才。他说：“权人之道有二，一曰知人善任，一曰胸熔造就。”(12)他主张：“用人莫如仁，用成莫如礼”，形成了一套造就之法。
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曾国藩曾在《原才论》中，论述过育才之法，提出“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13)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官气，因此就摒弃官府排场，力禁部下迎送虚文；他最恨懒惰，自己就首先做到放醒炮即起。而对部下僚属，小到个人治心治身，大到治军治饷，无不以自己的信条、经验严格要求，耐心训导。在他给部下的批牍和书札里，训导劝勉之语甚多。
曾国藩对李鸿章曾有过一次“餐桌教育”。咸丰八年（1858年）底，李鸿章初投曾幕，曾对这位高足虽寄厚望，然而又觉其心高气傲，性格疏懒，为便于训导，便留他在身边的做文书。曾国藩日常起居素有规律，每日早起巡察兵营后，必与幕僚共进晨餐。而李鸿章素来贪睡，对这样的生活节奏一时不能适应，深以为苦，便谎称头疼，卧床不起。曾国藩知其耍猾装病，大动肝火，接二连三派人催促，并说明“必待幕僚到齐乃食”。李鸿章见势不妙，披衣服踉跄而至。曾国藩举箸后一言不发，饭后却严肃地教训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14)言毕，拂袖而去，李为之悚然。从此，李鸿章便一改往时骄懒之气，虚心学习周围一切事物，不仅养成起居饮食有常的习惯，而且获得了许多对于学问、经济有益的实用知识。对这次“餐桌教育”，李鸿章从不讳言，曾多次回忆说到，跟曾国藩“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15)经过曾国藩悉心训导，李鸿章日臻成熟。所以在酝酿进攻江苏的时候，李鸿章经曾国藩推举，率领淮军进攻上海，承担了独当一面的重任。不久，又经曾国藩举荐任江苏巡抚，从此青云直上，飞黄腾达。
保举功臣，鼓励用命。曾国藩认为，带勇之法的体察人才为第一，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人才靠奖励而出，即便中等之才，如奖励得法。亦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则往往停滞于庸碌不能自拔。因而每次胜仗后，曾国藩总要向朝廷保举一批有功将官，有时竟达20%左右，(16)此外，他还经常为阵亡将士举办隆重的祭奠仪式，以此鼓励将士用命。
塔齐布的生荣死哀就很能说明曾国藩的这个用人之道。塔齐布原是湖南提督鲍起豹属下的一名守备。当时曾国藩为帮办团练大臣，每月总要调官兵与湘勇会操。曾国藩发现塔齐布忠勇奋发，习苦耐劳，深得兵心，反遭副将清德所忌和提督鲍起豹的羞辱。因此，专折上奏。弹劾清德，同时举荐塔齐布“忠勇可大用”。(17)在一年多时间里，曾国藩连续保奏他为游击将军、参将、副将、直至取代鲍起豹而任提督，成为湘军前期的一名主要将领。塔齐布任提督时，“受印日，士民聚观，叹诧国藩为知人”。(18)塔齐布也知恩图报，尽心尽力为曾国藩打赢了几场大仗，尤其是在关系到湘军存亡的湘潭岳州两仗，塔齐布更是立下汗马功劳。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塔齐布因久攻九江不下，呕血而亡。曾国藩为之黯然神伤，夜不成寐。第二天，就率领高级将领和幕僚离开老营抵九江营地，向塔灵沉痛追悼。接着，派人护送灵柩至南昌公祭，然后送回原籍安葬。曾国藩上奏朝廷，详细奏述塔齐布在湘军创建中的功勋及诸多成绩，并请在长沙建专祠。(19)曾国藩还亲自为“塔公祠”撰写楹联：“大勇却慈祥，论古略同曹武惠；至诚相许与，有彰曾荐郭汾阳”。(19)曾国藩对塔齐布的功勋如此称颂褒奖，对其后事料理得如此周到妥贴。使湘军将官十分感动。
有过必罚，不论亲疏。曾国藩对己对下严格要求，尤其是立下的军令，更要求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二辈”，那么“自然人知儆慎，可望振兴。”(20)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一再得到过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往救。因其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失，特与其约法五章曰：戒自私。(21)一再告诫定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具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悖离恩义，有失恢宏。李鸿章也“率一幕人往争”，(22)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益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用人
曾国藩的人才政策是广取慎用。取之欲广。即凡具一技之长者都广为延揽；用之欲慎，即使用之时小心谨慎，尽可能做到使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量才录用，非才不同。
破格选将，将尽其才。彭玉麟和杨载福是被曾国藩破格选用的两位将才。湘军初建之时，有水师10营，拥有战船240只，坐船240只，配炮570余位。最初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后来起用彭玉麟、杨载福二人，始纵横江湖，成为劲旅。
彭玉麟原为湖南衡阳一落魄书生，三十余岁尚是单身。曾国藩欣赏他“刚介绝俗”“坦易直亮”的性格，卓然不群的勇武气概和“匈奴未灭无以家为”的志气。召见后即命为营官。此后，曾国藩“百事悉倚玉麟，隐主全军，草创规制多所赞画”。(23)杨载福，“幼娴骑射”，(24)行任出身。曾国藩见其双目炯炯，乌黑发亮，正应相书所言“黑如点漆灼然有光者，福贵之相”，加之杨载福力大过人，武艺出众，于是便将他留下。水师一创立便提拔他为营官，后来与彭玉麟分领内湖外江水师。彭、杨二人未负曾国藩的重托，使初期只有数千人的水师发展成为两万之众的劲旅，为曾国藩战胜太平天国立下汗马功劳。即使在后来曾国藩被迫裁撤湘军时，水师仍得以保留，而且顺利改编为常备之师。
量才器使，才尽其用。曾国藩认为“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25)为了使贤才学用一致，他十分重视幕僚的工作安排。对长于治军者，便安置到营务处，使其历练军务以为他日将才之备；对精于综核者，便安置到粮台、转运局、筹饷局等机关，使其学习筹饷、理财、运输的工作；对善于创造者，便安置到制造局，做造舰制炮工作。务使人人能尽其用，用尽其才。
曾国藩曾重用并委派容闳赴欧美采购机器。这位广东香山县人，自幼接受西方教育，早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李善兰、华衡芳、徐寿等人都同曾国藩举荐过。尽管容闳到过太平天国和天京，还向干王洪仁玕上书，提出过发展资本主义和七项建议，以后又与太平天国多次做过茶叶生意，曾国藩对此却并不怪罪。曾国藩接连三次发出邀请。35岁的容闳初次登上总督衙署大门，次日便受到了曾国藩的接见。曾国藩在了解容闳的经历和学识以后，认为他确是个既了解西方又有胆识的人才。在问及当前对中国最有益、最重用的事情当从何处着手的问题，容闳答以莫过于仿照洋人建机器厂，尤需先办制造工作母机的工厂。曾国藩十分赞许，及时拨发巨款，委派他赴欧美采购机器。(26)多年来一直在异国他乡做着中国富强之梦的容闳，受命之日，十分感奋。一年后他从美国采购来的机器，就安装在当时中国最大的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局中，为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庸才不举，非才不用。曾国藩的家族，人丁兴旺，叔姑舅姨之亲，子侄甚多。加之他本人是科举出身，中举人，中进士，以至点翰林，又外放过主考官，同年同窗不少，门生故吏数不胜数。从他创办湘军起家到出任两江总督，先后前来投奔他的何止成百上千。然而，他始终注意求贤若渴，不得不休，唯才是举，非才不用。曾国藩不仅自身如此，而且教育其弟曾国荃，对于“阘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27)
据说当年曾国藩进京赶考时，盘缠拮据，告贷无着。幸得南五舅变卖家产，方凑足盘缠。这无异雪中送炭。对此，曾国藩十分感激，一直铭记在心，念念不忘。在朝中做官后，曾国藩年年都要寄些银两，接济这位贫困好心的南五舅，以报当年扶植之恩。咸丰十一年（1861）打下安庆后，还特地把南五舅接到安庆小住。(28)南五舅过世后，其独子江庆才前来投奔。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自然乐于照顾。可是这位表弟既无才情又性格疏懒，交给他办的几件事几乎无一成功，偏偏还爱以总督表弟自居。曾国藩认定这位表弟不堪造就，尽管南五舅生前有恩于他，还是委婉而又坚决地劝说他离营还乡。曾国藩的观点是“深识之士不愿牛骥同槽。阳
得意，而贤者反掉头去矣”。(29)因而对有真才实学者，量才使用，庸碌无能之辈，决不收留。所以，其幕僚府和军帐，确实汇集了一群文武干炼的人才。
《清史稿·曾国藩传》总结说：曾国藩“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荐拔者不可胜数”(30)。由于“几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31)
曾国藩的幕府和湘军的各级机关，实际上是个庞大的人才库和官僚养成所，它对中国近代社会影响颇为重大深远。
曾国藩所培养出来的“疆臣阃师几遍海内”。(32)因而改变了清朝统治集团的机构。据不完全统计，湘军将领中（包括幕客），先后充任总督者有13人，巡抚13人，布政使和按察使20人，道员22人，知府15人，将军1人，提督24人。除少数人（如塔齐布）外，其中大都是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国藩网罗人才的目的本是为了支撑大厦欲倾的清朝廷。然而，却由于这批文臣武将的崛起，并充当中高级官员，尤其是担任封疆大吏后，竟在客观上改变了清王朝统治集团的结构，打破了满州贵族一统天下的局面，使清廷的政柄兵柄下移，封建统治阶段内部开始出现“内轻外重的新格局。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辛亥革命。
注释：
②《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③《左文襄公全集·文集》
①⑩(18)(31)(32)《清史稿·曾国藩传》卷405列传192。
④刘体智《异辞录》卷1
⑤曾国藩：《冰鉴》
⑥(19)(21)(28)《曾文正公全集·日记》一
⑦姚文森《刘铭传传》
⑧⑨(20)(29)《曾文正公书札》卷8、卷5、卷31、卷30。
(11)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3
(12)《曾文正公日记》己未九月
(13)《曾文正公文集》卷3
(14)(22)薛福成：《庸庵笔记》卷1
(15)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
(16)罗尔纲：《湘军兵志》
(17)《清史稿·塔齐布传》卷409传196
(23)《清史稿·彭玉麟传》卷410传197
(24)《清史稿·杨岳斌传》卷410传197
(25)《曾文正公杂著》卷4
(26)(30)容闳《西学东渐记》
(27)《曾文正公家书》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