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笔记”称谓质疑——兼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思想主旨和理论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笔记论文,人类学论文,主旨论文,称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晚年的部分笔记在西方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注：在西方学术界，“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通用，故“民族学笔记”亦即“人类学笔记”。西方最早出版的是四本：摩尔根笔记、梅恩笔记、菲笔记和拉伯克笔记。后来又增加了“柯瓦列夫斯基笔记”。）为题出版以来，“人类学笔记”似已成为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专用指称术语，大有变成国内外学者的“共识”之趋势。殊不知，这一名称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与马克思晚年笔记的理论空间和思想主旨相去甚远，本文就此略抒管见，不妥之处，敬请学界同仁赐教。
一、“人类学笔记”名称有其强烈的人本主义背景
自本世纪30年代马克思青年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发现及出版以来，西方学术界就出现了一股把马克思思想人本主义化的思潮，企图按照人本主义方式“重建”马克思主义。西方学者之所以把马克思晚年部分笔记的问世视之为马克思的“第三次降临”，就在于他们把“人类学笔记”看作用人本主义的固有方式来理解和诠释马克思思想的又一有力“证据”。西方著名学者像美国的劳伦斯·克拉德、诺曼·莱文都断定晚年马克思是在经验人类学基础上向青年马克思哲学人类学的“复归”，国内也有的学者认为晚年马克思思想是青年时代人学思想的“升华”，（注：此类观点可分别参见《马列主义研究》1987年第1 期和《哲学研究》1994年第2期。） 从而把人的问题归结为马克思一生探索的思想主流和核心。
勿庸置疑，人的问题是马克思一生始终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在晚年笔记中，他充分注意到了（假若）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使俄国人民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最终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这样一种经济形态。然而，如果因此把马克思晚年笔记归结为对人的问题的探索，把晚年马克思看作经验人类学的代表，看作向青年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复归”，则是大可置疑的。实质上，晚年马克思摒弃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和复归的观点，在“摩尔根笔记”和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一再强调未来社会是在更高阶段上重复史前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的特征，“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然消失的因素，……这（即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398页。）
不仅如此，晚年马克思还在《评阿·瓦格纳“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揭露了瓦格纳把马克思的分析方法误断为从人出发的错误观点，指出“我们的Vir obscurus（蠢汉）甚至没有看出我的这种不是从人出发，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的分析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15页。）在“梅恩笔记”中， 马克思还结合原始社会的瓦解，深刻揭示了人的个性的发展是受经济条件制约的，而非人的本质的要求和自我实现：“先是个性摆脱最初并不是专制的桎梏（如傻瓜梅恩所理解的），而是群体即原始共同体的给人带来满足和乐趣的纽带——从而是个性的片面发展。但是只要我们分析这种个性的内容即它的利益，它的真正性质就会显露出来。那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利益又是一定的社会集团共同特有的利益，即阶级利益等等，所以这种个性本身就是阶级的个性等等，而它们最终全都以经济条件为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第646—647页。）
二、 “人类学笔记”称谓容易混淆晚年马克思思想与人类学的关系
在19世纪60—70年代，西方涌现出了许多人类学家，出版了大批人类学方面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这些人类学著作，高度评价了其中某些人类学家如柯瓦列夫斯基、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与自己的研究领域结合起来。不过，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始至终用批判的眼光评注、摘录这些著作，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并未“太看重了所谓人类学家的意见，这些人我看全都患有一种讲坛社会主义的斜眼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9—450页。）若仅仅因为马克思晚年一部分笔记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学著作，便把笔记称之为“人类学笔记”，视之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经典”，甚至把晚年马克思看成“人类学家”，这从主观愿望上可能有试图“拔高”笔记地位之意，但客观上却贬低了笔记的价值，把内容极其丰富的材料，看作单单人类学具体学科的作品，这必然混淆晚年马克思思想与人类学的关系。对此，英国学者布洛赫的评价较为中肯：“无论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认为自己是历史学家或人类学家，他们转向人类学和历史，与其说是要关心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本身，不如说要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他们在自己的全部著作中都在设法证明资本主义大厦所赖以建立起来的那些概念——国家、所有制、男人和女人的本性、婚姻、家庭、劳动、贸易、乃至资本本身——并不是基于人性、逻辑或上帝这类非历史现象的不可动摇的东西……他们往人类学那里绕一下弯，就是为了要证明这些概念的任意性、暂时性和相对性”。（注：（英）莫里斯·布洛赫：《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关系史》，1983年牛津版，第94页。）
三、 “人类学笔记”不能覆盖马克思晚年笔记宏大的理论空间
纵观马克思在其余生的12年（1872—1883）时间里，他并没有像梅林所说处于“慢性死亡”状态，（注：（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下册，第67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版。）而是给后人留下了内容丰富、卷帙浩繁的笔记，其思想触角伸展到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代和全球各地，不仅包括人类历史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未来的最高级形态（共产主义社会），而且涵盖了美洲的墨西哥、印第安人；非洲的埃及、阿尔及利亚；亚洲的印度、爪哇、锡兰；北美洲的易洛魁部落、美国；欧洲的爱尔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和现状，展示了宏大的理论空间，表征出全球史观的思想主题。但从国内外学者对晚年马克思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是就“人类学笔记”来展开研究，而对马克思晚年的其它笔记却很少提及，甚至闭口不谈。公平而论，这几本“人类学笔记”不是马克思晚年笔记的全部，更不能取代晚年马克思笔记的丰富内容。为此，很有必要罗列一下马克思晚年的各类各种笔记：
《历史学笔记》（注：《历史学笔记》，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1881—1882）；《哥达纲领批判》笔记（注：《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晚年的一本重要笔记体著作，是对《哥达纲领》的摘录式批判。）（1875）；对《爪哇或怎样管理殖民地》（乔·瓦尼）一书的评注性摘录（1881.8—9）；对《埃及的财政》（迈·乔·马耳霍耳）和《对埃及人的掠夺》（谢·艾莫斯）两书的摘要（1882.10—11）；
关于俄国问题的笔记（包括未发表的通信及手稿）：《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11）； 《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829—1880）；对《美妙的十年》（俄国自由派代表人物巴·瓦·安年柯夫的著作）在页边上加了评注（1880.9—10）；对《历史专题论文和研究》（尼·伊·柯斯托马罗夫）一书中有关斯切潘·拉辛起义的部分作了摘录和评注（1879年底—1880年初）；阅读了有关俄国改革后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料汇编，作了《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1881.1）；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俄国公社土地占有制的著作，在《没有收信人的信》的基础上，写了这些信的内容概要，题为《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问题》（1881.1—6）； 对《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P.F.阿里索夫）和《俄国的残暴屠杀》（米·彼·德拉哥马诺夫）两书的批语（1881.3—4）； 对《中华帝国》（埃·雷·于克）的摘录（1881.8—9）；对《乡村来信十一封（1870—1882）》 （亚·尼·恩格尔·加尔特）一书的评语（1882.9—10）。
四、 “人类学笔记”掩盖了马克思晚年众多笔记的真实动机
举凡把马克思晚年笔记视为“人类学笔记”的学者，大都认为晚年马克思的研究方向转向了人类学和东方社会，“放弃”和“中断”了其一生“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资本论》（注：此类观点参阅拙文：《马克思晚年放弃和中断〈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了吗？》，《北方论丛》1994年第1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马列主义研究》1994 年第5期。）， 还有的学者由此推断晚年马克思产生了令人不解的“困惑”（注：《光明日报》1989年5月29日。）， 从而把马克思晚年笔记看成与《资本论》无关，甚至推到了与之对立的一面，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初衷。我们认为，马克思晚年之所以不顾年迈体衰，孜孜不倦地摘录、评注大量著作，是为了从世界市场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孕育、萌芽、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发展过程，考察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和民族与非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全球一体化过程，建构一种空间上覆盖世界各国、时间上包括世界历史各个时代和各种形态的全球史观、完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一再阐明的《资本论》体系构想的后半部分——“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因此，马克思晚年笔记与《资本论》有其逻辑上的统一性，具体说来：
《历史学笔记》：它梳理了世界各国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7 世纪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看重摘录了西欧各国封建制度形成、衰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孕育、萌芽和产生的历史，在时间上恰好与《资本论》第一卷相互衔接，可以说是一部“前资本主义发展史”，是一部国内统一市场如何扩展成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史笔记，是《资本论》的历史前提和理论前提。
古代——东方社会笔记（以所谓主本“人类学笔记”为主的部分笔记）：建构全球史观的理论空间，必须阐明世界市场中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从历史发生学说明世界历史的“原生形态”，揭示那些尚未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落后国家，尤其是东方社会与西方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异同，亦即具体说明全球历史的有机统一性和多样性。所以，“古代——东方社会笔记”比“人类学笔记”称谓更切合这部分笔记的思想主旨。
《哥达纲领批判》笔记：其核心内容揭示了类似德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晚年马克思看来，在全球普遍交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即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后，也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保留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仍需在某些领域和环节上通行“调节商品交换的同一原则”，继续运用“等价交换”的经济杠杆，这些方面“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22、25页。）
关于俄国问题的笔记：晚年马克思在这些笔记中提出了俄国等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具体说来，是以消除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为先导，以俄国革命与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互相补充为前提条件，外部利用世界市场作为中介桥梁，吸收资本主义时代创造的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方式等积极的“肯定成就”；内部通过学习并建立银行、信用机构、股份公司等现代商品交换机构，缩短机器生产的孕育期，消除农村公社交往的落后性、封闭性、孤立性，扩大区域间的经济交往，使国内市场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控制的世界市场接轨，这样，可以走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迂回间接的社会主义道路。
综上所述，马克思晚年笔记尽管领域广阔，但都以世界市场和全球史观为共同的着眼点，与《资本论》体系构想的统一性十分明显，晚年笔记无论在历史顺序和逻辑次序上，都可视为《资本论》的“续篇”。遗憾的是，马克思未来得及系统地整理，把这些笔记“消费”到有关的理论体系中便溘然长逝了。不过，马克思晚年笔记蕴涵的建构全球史观的思想主题，观察分析东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世界市场视角，正是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与世界市场接轨、与世界历史相融的理论源头和方法论所在。
由此看来，对马克思晚年笔记如何称谓决非一个简单的名称问题，它关系到对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性质、动机、思想主旨等重要理论问题的认识。那种为我所用贴标签，以偏概全简单化、片面化的手法是不足取的。只有按照马克思晚年笔记的本来面目加以研究，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认识马克思晚年思想，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给予其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