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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国隔海相望的邻国日本，是一个历史与文化颇具特色的国家。日本与中国同处亚洲东部，从古至今，两国间有过长期的睦邻友好合作，有过频繁的贸易往来，也有过残酷的战争，留下了一部五味俱全的历史。谈到日本，除了现代化的工业所带来的社会文明外，人们往往更容易想到的是反映这个国家特点的事物，诸如富士山、樱花、相朴、还有穿着漂亮和服的日本女子……。由于历史上的多方面原因，日本妇女无论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还是在家庭生活中的责任与扮演的角色，都有许多独特之处，它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了日本大和民族的形象。下面根据笔者多年来对日本的研究和生活在该国时所见到的情形，从日本妇女一生经历的方方面面略摘数项作以介绍，以飨读者。
一、女婴
一般的日本家庭多为2～3个孩子，不太重男轻女，没有那种“不见儿子不罢休”的夫妻。不过，按日本历来的习俗，旧历丙午年出生的女孩儿却不大受欢迎。现今的日本基本使用公历和日本历法（天皇登基年数）。受中国影响，以前也使用过由天干地支轮回构成的六十花甲的农历。按“阴阳五行”之说，丙午均属阳性、属火，火性的重复为厄年，该年出生的女孩儿将来要“克夫”，不易嫁出。因此，丙午年（近期有1906,1966）的出生率也就明显地低于常年。在生育的次序及数量上，日本人普遍公认的传统的理想排列方式为“一女二男”。对“一女二男”之说，无论是辞书上的释义，还是向日本人询问确认，都有两解释。其一为“一个女孩儿，两个男孩”，其二为“先生女孩儿，次生男孩儿”。相比之下，后者似乎占主流，论据是长女可以帮助父母做些家务，照看下面的弟妹。不过，现在两个子女的家庭在日本占半数以上。
孩子生下后七天之内要起名报户口并举杯祝贺，称之为“第七夜之喜”。日本人的姓氏有10万之多，名字较为定型，有15万左右。女子的名字最多的为Yoshiko、keiko、kazuko等。而若将读yoshiko的音换写成日语中使用的汉字，则可写成善子、良子、佳子等十几种。相反，一个由汉字构成的名字也会出现几种乃至几十种读法。究竟取其中哪种读法，一般由本人自定。日本人之间初次见到对方的名字读不出音来的事并不稀奇，必须递过名片，按名片上面的标音去读才不会读错而失礼。当然，也有一些如“××太郎”一类无需仔细确认便能读出音的名字。
二、节日与拜神
日本的法定节假日和民间信仰活动日似乎都比中国多。女孩儿生出后第32天（男孩儿为第31天）要去神社参拜“氏族神”，领取用作证明孩子为该神社“氏族神”之子孙的牌子，父母要在神社的子孙簿上登记上孩子的名字。
3月3日是日本的女孩儿节，据说这个节日也是源于中国。在古代，3月3日为中国的祭水节。在这一天，人们用水清洗掉附着在身体上的疾病和灾难。在日本，人们是将身上的疾病和灾难先“转移”到偶人身上，然后将偶人放入河川之中，使灾难和不幸与河水一起流走。后来，逐渐演变为女孩儿陈列偶人的节日。按照日本的传统习惯，每年3月3日女孩儿节的时候，凡是有女孩子的家庭都要进行陈列偶人的活动。特别是女孩儿出生后的头一个3月3日，父母要为她们准备好一套齐全的偶人，以后每年到女孩儿节时便拿出一个摆放在一个特制的梯形架上或壁龛里。摆放时要有一定的顺序，按其地位，等级排列。天皇、皇后摆在最上层正中，其余的按其官位的大小各得其所，最下层是仆人。除偶人外，加上还有小灯笼、桃花、三色粘糕和甜酒等，琳琅满目，绚丽美观。
如果说3月3日是日本女孩子在家里过的节日，那么每年的11月15日则是她们穿得漂漂亮亮走到户外去过的节日。11月15日，称为“七五三节”，是7岁、5岁、3岁孩子过的节日。每年一到11月15日，日本全国各地的神社便一下子都热闹起来。凡家里有时逢3岁、5岁的男孩儿或3岁、7岁的女孩，父母一定会给他们穿上盛装带出家门去拜神社，其情形与中国的“赶庙会”有些相似之处。3岁的女孩从这一天开始可以留长发，7岁的女孩从这一天开始要去掉童装和服的带子，换上系在女式和服上的装饰带子。通过这些属于她们自己的节日和参加各种仪式活动，在心理上孩子们也逐渐感觉到自己在一天天地长大，不断地增加了责任意识。
日本女孩儿的童年是快乐无忧的，与中国同龄女孩子相比，她们要显得单纯，学校的压力和社会的各种束缚似乎都少一些。不过，日本从整体上看是一个“男尊女卑”的意识比较浓重的国家。女孩子从小就受到来自父母、学校和社会方面有关注重女性修养、忍让美德方面的教育，在礼节方面对女孩子的要求远远严于男孩子。在明治维新民主主义思想传入之前，日本是一个以武家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在理念上起重要作用的是来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以家长制的形式建立各个家庭，家长握有决定家庭所有事物的出入取舍大权。男女之间的差别也十分严格，有些地方甚至男人进屋从正门进，女人则要走旁门或后门；至今作为日本国技的相扑也禁止妇女踏上相扑台；各宗各教修心养性的灵山宝刹自然也划出一定的区域，禁止女性越雷池一步。
三、学校与社会
日本实行9年义务教育制，入学率几乎是100%。在学校教育中，日本是男女同校同班。可是，中、小学所设的课程科目男女生却不尽相同。除共同科目外，女学生还有必修的家庭科，学习裁剪缝纫、烹调烧煮、插花茶道及持家过日子的一般基础知识与技能，旨在培养造就未来合格的“贤妻良母”。在法律上的男女平等由宪法所保障。高中的升学率整体为97%左右，女学生比男学生略高一些，达到98%。高中毕业后，一部分女学生升入大专，选择符合自己志向的专业学习，为就业打基础，另外一部分升入大学本科或走向社会。升入大学和大专继续学习的人已近半数。
在社会生活方面，女性要和男性同样参与社会活动实际上存在着许多不利的条件。大部分女学生从大学或大专走向社会没几年就结婚成家了，而且几乎都是在婚前或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辞去工作而成为专业主妇。这恐怕也是日本的各个公司在招募新职员时对女性求职者尽量敬而远之的一个重要因素吧。
每年从9月10日开始，日本全国的各企事业单位、公司便将招募新人的“求人广告”纷纷送到各个高等院校，以供翌年3月份走出校门的学子们取舍选择。
大学毕业的初始月工资一般在13～14万日元左右，女子略低于男子。扣除各种基金、税金，实际拿到手中的每月约在10万日元左右。
从行业上划分，除医院的护士绝大多数为女性外，小学教师女性占了60%，初中和高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39%和23%，而在4年制的大学中女教师的人数则不到教师总数的10%。有84%的女雇员工作在服务业，批发与零售业、餐饮业等领域，而能在管理层负责的女性却只有6%左右。35～59岁的男职员中有1/5的人在公司负有或高或低的某项职责，而同年龄的女子则是38人中才有一人带有“官衔”。通过这个统计数字，对日本妇女的就业情况就可见一斑了。工资和奖金的实际数额女性一般只能拿到男子的2/3左右。在日本的公司里，即使是同期同级别的职员，早晨上班时一般也是由女职员负责打扫整理办公房间，烧水沏茶倒咖啡，每天上午10点前后和下午3点前后的休息时间里也是她们将茶或咖啡等准备好，或连同小点心一起送到每个人的桌前。诸如此类的情形在公司、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是约定俗成，习以为常的事了，无形中男女之间在社会待遇方面的差别已经根深蒂固。在社会活动中西方的ladies-first（妇女优先）的观念在日本往往是难以行得通的。
另一方面，由于近年来“男女平等”呼声的不断高涨和妇女运动家们的不断努力，日本女性的社会地位也确实有所提高和改善。虽说为数很少，但近年来毕竟也出现了女性司法官、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国会议员等。（见图）
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土井高子被选举为众议院第68任议长，这是日本历史上的第一位女议长。鉴于这种趋势，日本文部省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初中、高中阶段所设立的家庭科的课程从1994年开始也成为在校男生的必修科目。
为了保护妇女的健康、考虑其生理特点，在日本的劳动标准法中明确规定妇女不能从事粗重或带有危险性的工作，如烧锅炉、粗重物品搬运、高空作业等，也不能在晚10点至早5点的夜晚工作。这些规定对妇女保护的同时也引起了包括妇女在内的许多人士的不安和忧虑。她们认为保护规定反倒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性别意识，不利于真正做到男女平等，也不利于扩大女性就业时的选择范围。据1993年日本劳动省以1800名职业女性为对象所作的调查表明：有40%的人认为，劳动标准法中限制女职工的加班、假日及晚间出勤规定应予放宽或取消。
四、婚姻与家庭生活
按照日本自古以来的传统习惯，家庭的分工是界线分明的“男主外，女主内”。然而，随着这个世界一天天地融入现代化的文明，一些传统的作法和习俗正逐渐失去昔日的魅力和威严，多年沉淀定型的日本社会和家庭的结构关系从100多年前的明治维新运动时开始，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挑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欧美文化的巨大影响，日本在现代与传统、东洋与西洋文化的交织碰撞中又一次完成了蜕变，形成了新的社会、家庭的结构关系。
日本高等院校的毕业生一般年龄在22岁左右，就业到结婚这段时间称为“独身时代”。多年来一直朝着晚婚的方向变化，“独身时代”的时间也相应地不断延长。日本人初婚的年龄据1978年统计为：男27.6岁，女25.1岁。1998年的统计为：28.5岁，女26.3岁。走了校门，摆脱了多年的“寒窗之苦”，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能力或时间上终于都能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了。于是，就业后结婚前这段无拘无束的“独身时代”被青年人称作“真正的黄金期”。女性晚婚的其他原因还有女子学历的增高，更多地参与社会工作，女性较大程度地拥有了自主权以及医学的发达等。“独身时代”的男女青年一方面享受着自由的娱乐时光，另一方面也在为以后的结婚打下各方面的基础。日本人储蓄率极高，据《世界名次百科》统计，日本在世界上仅次于瑞士居第二位。日本“独身时代”的男女储蓄额平均为114万日元，男子平均为112万日元，女子平均为116万日元。储蓄最多的是25岁至29岁的女子，平均达到162万日元。
如今，日本结婚男女双方的年龄差和几十年前也有所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般的情况是夫比妻大4岁，之后逐渐有缩小的趋势，现在一般只差2～3岁。然而，并非所有的女子都想结婚，70年代中期以前“结婚是女人的幸福”的价值观现今已经过时。据90年代初所作的调查显示，大多数女子回答之所以要结婚是“想寻求精神上的安定”，理想的伴侣是“可以依赖的男子”。恋爱结婚的形式一是通过别人介绍相识的相亲婚姻，二是自主自由恋爱的婚姻。大致可以1970年前后为界，在此之前是以别人介绍的相新婚姻占主流，1970年以后自由恋爱的比率则超过50%，成为主要方式。
介绍相亲的女子多由母亲为其安排操持。女儿到了该结婚的年龄，母亲便劝说女儿去照相馆拍相亲照片。拍一张全身照或连同一张半身照，一般都是穿和服。将照片贴在有封皮的衬纸上之后分送给亲戚熟人，求其代寻女儿的如意郎君。分送照片时，还要附带将女儿的履历书及身世说明书等一同奉上，以便让月下老人向男子牵线搭桥时除了出示照片，还可以向对方介绍该女子的家庭背景及其本人的生活经历等。男女双方相识恋爱，到订婚时还需媒人穿梭于两家之间，交换双方的订婚礼品，之后便可以准备结婚仪式了。
日本民法（75条）规定，结婚后“应取夫或妻姓氏”，即只有归为夫或者妻一方的姓氏，法律上才承认该婚姻的成立，其中并没有规定结婚的女子一定要改从夫性。但是，现实中却有98%的女子从结婚时起便改换成了丈夫的姓氏。在男女平等的意识不断提高，妇女广泛地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生活的背景下，日本妇女也开始对民法的条文规定产生异议。
在第一个孩子女出生之前，大多数女子便都辞去工作而专门伺候丈夫和照料子女。早晨丈夫起床前妻子要准备好早餐和丈夫上班穿的西装、领带、皮鞋、皮包类，饭后送丈夫走出家门。丈夫出门后妻子开始照料孩子起床、洗漱、吃早点、上学。接着是清扫、整理房间，洗衣晒被，买菜购物，准备好晚餐。待丈夫下班回来时，一切已经就绪，并烧好了洗澡水。在日本，人们几乎每天都洗澡。在日本的家庭中，进澡盆入浴的次序是固定的，首先是一家之主的丈夫，然后是孩子，最后才轮到主妇。家庭中的女主人可谓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洗完澡的男人此时在看报或看电视，等妻子将做好的晚餐端上来时全家开始进晚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日本没有计划生育的“国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妇女的平均终生生育数为5人，到1965年降为2.14人，1975年降为1.91人，1993年降至1.46人（家庭的平均孩子数为1.78人）。为此，日本的舆论界不断地大声疾呼日本正在走向“倒三角的老龄社会”。各级政府也不断出台鼓励、支持多子多孙多生育的政策，在经济上予以资助。但由于晚婚、终生不婚及婚后不育者的队伍持续扩大而生育者的平均生育数却在减少，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仍一直呈下降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中等以上的家庭往往雇用女仆帮助做家务。随着现代经济的高速发展，劳动力不足，支付佣人的费用相应提高，普通家庭已无法再雇用仆人。于是，所有的家务都必须得由家庭主妇自己来承担。当最小的孩子上了小学，主妇的家务负担就减轻了许多，总算松了一口气。她们可以参加社会活动或学习插花、演习茶道等。此外，为了维持日渐增多的支出，许多主妇出去做小时工以增加家庭收入。
子女相继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或参加工作后，主妇的家务负担又减轻了一大部分，有许多人重新找到全日制工作再次就业。调查显示，在45～50岁的年龄段上妇女就业重新形成一个高峰，达到72%，而到65岁以后开始进入晚年生活。几十年来，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不断提高，日本妇女的平均寿命为84岁（男子为79岁），为世界第一。日本65岁以上的人口中，女性占60%；85岁以上，女性占70%左右。年龄层次越高，女性所占比例也越大。丈夫退休之后，夫妇日暮相处的晚年生活尚有20年左右。这期间的生活经济来源主要依靠退休金和国民养老保险金。此外，还有敬老院、老年福利院等设施可供孤寡老人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世人皆知，日本人公益道德意识强，礼貌礼节方面甚至能做到滴水不漏。可是，在日本的地铁、电车或公共汽车上却极少有人给老年人让座。十几年前初到日本时我曾在地铁中给一位足有古稀之年的老太太让过座位，使我感到惊奇而终生不能忘记的是当时周围的人们奇异的眼神和那位老太太千恩万谢之后不自然地就座时的神情。事后，就此事曾请教过筑波大学社会心理学的教授。据称，日本的老人普遍地有一种心理，那就是他们认为作为一个公民出没于社会公共场所时不能随便给别人带来麻烦，因年龄大而在电汽车中被陌生人让座是不光彩、于心不忍的事情。如果到了处处需要毫无关系的人予以照顾时便不要单人坐车出行了。这对于提倡“尊老爱幼”，汽车售票员时常提醒大家给老年人让座的环境中长大的中国人来说，要想在日本做到“入乡随俗”，还真得有一个习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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