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与碳排放跨境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钢铁论文,跨境论文,国际贸易论文,产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童编号：1000-0585（2010）09-1650-09
1 引言
全球几次重要的气候谈判大会的博弈进程表明，气候变化全球政策最终会落实为一系列“经济权利”的分配公约，如何在国家间分配减排责任更是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核心议题之一，尤其是通过国际商品贸易转移的碳排放是在国家间分配排放配额时必须考虑的指标[1～3]。贸易对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备受关注，资本跨国流动和产品贸易方面的研究大多基于产业间贸易（Inter- industry Trade）的层面，研究不同污染强度的最终产品如何在国家之间形成不同的生产分工与贸易格局[4,5]。通常的看法是发展中国家专于污染工业的生产并出口污染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通过进口这类产品以避免污染在本国的产生[6～9]。近年来，学者们注意到迫于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压力及兑现减排承诺，不少发达国家正通过扩大产品进口来满足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贸易产品中隐含的环境负荷及能源消耗大量增加，带来温室气体排放区位向贸易伙伴国的转移[10]。尤其是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大国，如中国、巴西等国的对外贸易产品中隐含大量的能源消费[11～13]。随着产业链的细化与生产分工的全球协作，属于同一产品门类但居于生产链不同环节的产品贸易即产业内贸易（Intra- industry Trade）在工业制成品国际贸易中的份额不断增加。有学者曾指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如日本有可能把高污染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国外，再进口中间产品在本土进行加工以逃避本国的环境压力，但未提供具体的数据支持[14]。目前围绕中国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较多[15]，但基于产业内贸易角度考察贸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还比较薄弱[16]。因此，从产业内贸易视角探讨贸易商品中所包含的环境负荷以及环境密集型中间产品进口贸易引起的环境损害外部化，对于未来国际环境条约的成功履行非常重要。但现有的多数研究以产业分类为基础，分类的宽泛导致研究精度不够，加之忽略了产品生产链在不同国家间的垂直分化，因而影响到结论的精确度。本研究以中国钢铁产品贸易为例，在分析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估算了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内涵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以期丰富和完善现有的国际贸易与环境负荷空间转移问题的理论，并为优化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结构、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提供参考依据。
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选择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探讨国际贸易与环境负荷空间转移问题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一方面，中国钢铁工业在国际贸易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近5年来贸易量更是急剧攀升（图1）。2007年，中国铁矿石进口量达3.26×
，占全球铁矿石贸易量的47.3％；中国钢铁产品出口贸易额5.15×
美元，出口量达7.31×
，高于德国、日本等传统钢铁贸易强国，位居全球第一；中国国内粗钢产量达4.89×，占全球粗钢总产量的36.4％。目前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和消费国，还是全球最大的钢铁产品进出口国。另一方面，钢铁行业是典型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密集型行业，钢铁工业能源消费量占全国能源消费量的比重在近10年来一直在12％～15％，单位增加值能耗是全国工业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跨越国家边界的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流背后隐含着环境负荷和碳排放责任的跨境转移。
文中使用的中国钢铁产品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分析时段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的1992年起到2007年。依据国际贸易标准SITC（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第3版分类，钢铁产品按三位数代码共分为7类，每类代码所包括产品见表1。为了避免国家间汇率差异、产品离岸价格与到岸价格差异使产品实际贸易量产生误差，本研究计算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钢铁产品贸易量是按重量单位统计的实物量，而没有采用贸易金额。
3 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分析
3.1 贸易专门化指数
通常用贸易专门化指数（或称净出口贸易指数）作为分析贸易伙伴之间在某类产品的竞争力指标，计算公式为：
计算结果表明，1992～2007年间，中国钢铁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有上升趋势，最低为1993年的11.5，最高为2000年的55.4，其余大多数年份在40上下波动，表明中国钢铁产品内贸易水平不高，进出口产品具有典型的异质性；结合贸易价格指数的分析，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出口的主要是低附加值的产品，而进口的是高附加值的产品（图3）。
4 中国钢铁产品贸易流内涵的能源消费与碳排放量
4.1 基于产品生产链的分析
虽然钢铁行业是众所周知的能源消耗密集型产业，但钢铁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能源消耗强度差异很大。钢铁产品的全生命周期包括铁矿石开采、烧结、炼铁、炼钢、轧钢、钢材等诸多流程，不同流程和工序的能源消耗强度如表2所示。数据表明，钢铁产品生产过程中70％～80％以上的能源消耗量集中在材料制备阶段，尤其是铁前工序至生铁冶炼工序是能源消耗强度最大的环节[19～21]。
因此，从节能减排的角度讲，应尽可能减少生铁的出口量，因为生铁出口不仅获取的贸易额少，而且对国内带来较重的环境负荷。不少发达国家长期坚持这种贸易模式。例如，中国与日本同为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和贸易大国，但两国钢铁产品贸易类型截然不同。1992～2007年中国与日本钢铁产品贸易结构的对比分析表明，中国对日本出口钢铁产品中，生铁一直占绝对份额（图4）；而同期日本对中国出口的主要是各类高附加值的钢材产品，日本基本不出口生铁和初级中间产品（图5）。
4.2 中国出口钢铁产品内涵的能源消费量估算
近年来，中国国内钢铁产业的投资增长过快与产能扩张、出口贸易的驱动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以国内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污染排放为代价维系了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为评估中国钢铁产品对外贸易对中国国内能源消费产生的影响，按如下公式粗略估算中国出口钢铁产品内涵的能源消费量为：
这一估算没有考虑产品物流、运输、产品服务等产生的间接排放。计算结果如图6所示。
数据表明，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在中国向国际市场出口的钢铁产品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因生产出口钢铁产品消耗的能源量也在快速增加。仅2007年，中国出口各类钢铁产品折合粗钢重量即达7.75×，内涵的能源消耗量达5.43×ce，由此产生的
排放量达1.42×，占全国钢铁工业能源消费量和排放量比重达11.4％；而1992年，上述几项对应数量分别为3.97×
、4.63×
tce、1.2×和3.9％。
4.3 钢铁产品进出口贸易转移到中国的排放量
为进一步刻画中国与国际市场钢铁产品双边贸易对中国碳排放产生的影响，按公式（6）计算经由钢铁产品国际贸易净转移到中国的排放量，即中国出口钢铁产品内涵的排放量减去进口钢铁产品内涵的排放量。
计算结果如图7所示。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近年来中国钢铁产品对外贸易获取的贸易顺差也在逐年增加，2007年达2.74×美元；当年净转移到中国的排放量达1.19×(。2004年、2005年中国钢铁产品对外贸易表现为逆差，但仍然产生排放量向中国的净转移。这一结果表明，进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的差异，有可能使中国的资源消耗和外贸收益都处于“亏损”状态，也就是说建立在大量能源消耗和环境压力基础上的出口导向型模式，未必取得预期的经济收益。
5 结论
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最终必然涉及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和责任分担，这不仅需要国家间在理论层面达成共识，也有赖于在定量估算的基础上为排放配额在国家间分配提供依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商品贸易产生的碳排放区位与产品消费区位的空间分离现象是确定科学、公平、全面的排放配额分配体系时必须考虑的内容。由于国际贸易产品涉及的种类众多，很难全面和准确地计算所有贸易产品的碳排放量，选择贸易份额最大的产品以及碳排放强度最大的产品可以简化分析。研究中采用贸易产品实物量而不是贸易金额的方法避免了国家间结算价格和汇率差异使贸易量产生的偏差，有助于更清晰地核算国家间进出口产品的碳排放量差异。
基于中国钢铁产品贸易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在国际钢铁产品贸易中处于垂直产业内贸易的低端，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钢铁产品多为加工程度低、技术含量低、能源消耗强度大的初级产品。随着中国钢铁产品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使大量排放责任向中国净转移。由于我国进出口钢铁产品在附加价值和能源消耗强度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因此建立在国内大量能源消费基础上的钢铁产品对外贸易有可能使我国在环境利益和贸易收益方面都出现亏损。钢铁工业是我国节能减排的重点行业，决策部门除了从技术层面着眼挖掘减排潜力外，还应考虑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减少高耗能、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
由于气候变化全球政策在目标的具体制订和实施上不仅涉及全球发展与公平性问题，而且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利益。因此我国应该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有关的国际谈判、国际规则的制订中，以保障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利益，合理界定中国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中的责任。但碳排放责任的划分需要全面综合的分析。受数据的局限，本文只是提供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对贸易伙伴碳排放系数的估算有可能使计算结果产生一些误差，力求后续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分析。
收稿日期：2009-10-21；修订日期：2010-05-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