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永光[1]2001年在《强势产业中的弱势企业竞争优势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国家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产业的竞争。产业在市场竞争中占上风，就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寻找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区位，形成独特的核心竞争力。纺织服装产业作为中国当前强势产业，享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加入WTO将面对更多的机遇。就武汉服装业而言，今后将面临来自国内国际两方面竞争的强大压力，形势不容乐观。特别对一些弱势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迎接挑战，已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分析了弱势企业如何创造竞争优势，同时指出弱势企业的防御性总体战略。具体内容共分叁章： 第一章 强势产业概述，重点论述强势产业的理论依据和影响强势产业的叁大因素，同时分析指出纺织服装产业是中国当前的强势产业之一。 第二章 弱势企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分析弱势企业的特点，从价值链角度详细地分析“武汉艺和”的竞争优势。 第叁章 弱势企业的竞争战略，详细地分析武汉服装产业的结构，运用SWOT法研究武汉艺和的优劣势，具体指出防御性总体战略及其实施对策。
吕俊涛[2]2008年在《基于纵向差异化的企业产品创新策略博弈分析》文中研究指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我国政府提出了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指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关键是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自主经营的,其行为与社会利益可能存在冲突,为了能够制订出正确的政策将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引导至社会利益要求的方向上来,必须首先搞清楚企业的行为规律。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是为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的总目标服务的,技术创新策略是企业手中的一种策略工具,既要符合总体竞争策略,也要合理地组合好技术创新和其他策略工具。技术创新可以分为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本文主要运用产业组织理论和博弈论,以纵向产品差异化模型为基础,研究市场经济中企业在产品创新策略选择上的规律,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的经营决策者深入认识产品创新这一策略工具,并利用好产品创新去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加速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制订合理的产业政策来引导企业采取更利于产业发展和社会利益的产品创新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为更具创新性,不做大而全的论述,只在以上所述的框架下针对某些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专题研究。第二章和第叁章研究非耐用品产品创新中选择目标质量水平这个重要问题。第四章研究耐用品行业的市场进入策略与产品创新策略。因为非耐用性商品老产品当前的销量对新产品未来的需求没有影响,所以第二章和第叁章没有考虑老产品对新产品的影响,仅考虑新产品的竞争情况,新产品的质量定位是纵向差异化的。耐用品的重要特点是老产品的当前销量对新产品未来的需求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第四章中新产品与老产品之间是纵向差异化的。现将本文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归纳如下:第二章分析研发结局不确定性时,两个互相竞争的技术创新能力相当的企业应该如何选择自己产品创新的目标质量水平,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新结论有:研发结局的不确定性打破了伯川德竞争的僵局,市场进入有了先后,新产品实现了差异化,保证了产品创新的出现。如果两个企业都进行研发,会出现最小差异化的情况,都会选择最高质量水平开始研发项目;在对手首先成功以后,落后企业如果继续研发的话,会降低新产品的目标质量水平,改变初始时最小差异化的局面。如果两个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有高低之分,那么能力弱的企业会选择较低的质量,能力强的企业选择较高的质量水平。如果能力弱的企业敢于冒险,而能力强的企业比较保守,那么能力弱的企业可能会选择最高质量水平,而能力强的企业为了规避风险,可能会在一开始就选择低于最高质量的目标进行研发。第叁章分析了还没有文献研究过的问题,即如果质量水平的高低与研发速度、领先时间密切相关,那么两个互相竞争的企业,一个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弱势企业和一个技术创新能力很强的强势企业,会怎样选择各自产品创新的目标质量水平,以及新产品研发的难度和新产品竞争的激烈程度对两个企业质量水平的选择及其盈利能力的影响。主要的新结论有:(1)新产品研发的难度提高后,两企业所选择的新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降低;弱势企业的利润与强势企业利润的相对值提高;消费者剩余在社会福利中所占的比重上升。(2)新产品竞争的激烈程度降低后,弱势企业的均衡质量水平提高,而强势企业的均衡质量水平下降,质量差异程度降低;两个企业的利润水平都提升,而弱势企业利润提升的幅度远大于强势企业;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都较低,消费者剩余占社会福利的比例下降。(3)企业倾向于竞争程度不高的古诺竞争,而从社会福利的角度来看,激烈的伯川德竞争方式更好,企业利益与社会利益产生了冲突。第叁章的研究表明:当研发速度与质量水平相关时,某些条件下弱势企业获得的利润与强势企业差不多,由利润所积累的自有资金可以用于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而逐步改善企业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这一章的理论可以用来分析我国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本土企业与技术创新能力很强的跨国大企业进行竞争时的策略问题,对本土企业的发展很有参考价值。耐用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整个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第四章应用耐用品理论研究了面临进入威胁的耐用品垄断商和潜在进入者的销售策略和定价策略,市场进入策略和产品创新策略。可以为企业决策者认识和选择具有耐用特性产品的竞争策略和为政府对耐用品行业垄断行为的评价、监管和产业政策制订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这一章建立了一个既有定价上的动态不一致,又有产品创新策略上的动态不一致的两阶段博弈模型。模型中竞争方式为古诺产量竞争,分析的复杂性远远高于基于伯川德竞争的模型,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新结论,并解释了这些结论的经济含义。关于在位者和进入者销售策略和定价策略的新结论有:当新产品竞争激烈程度降低后,在位者不创新容纳进入的结局中,一定条件下价格歧视可以实现;在位者创新并且容纳进入的结局可能出现;进入者会实行交叉升级政策。垄断商定价上的动态不一致性影响了第一阶段的定价决策。在位者容纳进入时的利润取得最大值时,进入者仍然同时在新购市场和升级市场出售新产品。关于产品创新策略和进入遏制策略,即博弈均衡的新结论有:耐用品的在位垄断商面临进入威胁时需要进行两方面的权衡:遏制进入与容纳进入的权衡和创新与否的权衡。遏制进入的好处是可以保持垄断地位,但是遏制进入需要付出在第一阶段大量销售老产品的代价。在位者进行产品创新的好处主要有两点:新产品的获利能力高于老产品;进行产品创新可以提高自己遏制进入的能力,对于同样的进入者创新成本,在位者创新时遏制进入的第一阶段销量小于不创新时遏制进入的销量。但创新需要付出成本。模型的均衡非常复杂,在位者是否遏制进入与在位者自己和进入者的创新成本以及新一代耐用品的创新程度都有关。存在与在位者创新成本和创新程度有关的临界值,当进入者的创新成本小于临界值时,在位者容纳进入,大于临界值时遏制进入。比较静态分析揭示了创新程度和在位者的创新成本对博弈均衡的影响。当创新程度增大时,在位者遏制进入的好处变大,而代价变低,有利于在位者遏制进入。在容纳进入时,创新程度的变化对在位者的创新选择没有影响;而在遏制进入的情况下,当创新程度增大时,在位者越来越倾向于不进行产品创新。当进入者和在位者的创新成本处于某些区间中时,是否遏制进入的临界值与之有关,在位者的创新成本越大,遏制进入越困难或难度不变。福利分析表明,根据参数取值的不同,行业创新投资激励过度、不足的情况都可能出现,还可能不存在创新投资的低效率。
钱广贵[3]2009年在《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文中指出传媒体制改革是现在新闻传播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也被学界和实务界认为是中国传媒进一步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但关于中国传媒应该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和如何发展,不管是制度提供主体政府,还是学术界以及传媒实务界,则都比较缺乏一个整体的思考和设计。本论文采用系统论、嵌入与脱嵌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范式,对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中国传媒的未来的应然发展这个宏大命题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论文的研究思路从两个方面相互呼应展开。一方面是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国的自1978年以来的开启的传媒体制变革进行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论文认为,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为起点的中国传媒市场化的体制改革到今天,基本上确定了传媒体制和组织层面的“混合型体制”的基本特征,并且遭遇了不可克服的现实和理论障碍。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方式的选择有其合理性,但这种“事业、企业混合型体制”也包括政府提出的“采编与经营两分开”的制度安排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的弊端,混合型体制本身又成为中国传媒进一步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的最大的障碍。另一方面是从共时性角度,导入对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最具影响的叁个场域即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博弈,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变革的总体性特征。论文通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变迁以及叁者博弈分析,检视了在政府依然强势、市场制度基本确定但远未规范和社会虽然发育但非常弱小的现实条件下中国已有的传媒体制改革和“实然”状态。在叁个利益主体即政府、传媒和社会的叁角关系和相互博弈中,传媒自身的目标函数市场利润和政府控制传媒保障意识形态安全的目标函数都得到实现,但社会公众利益的保障和实现则出现了系统性缺失,社会在这种传媒发展形态中处于是被遗忘的对象。这种“实然”状态显然并非传媒发展和体制改革的理想状态。同时,传媒的基本功能和需要履行的当下中国社会断裂、利益博弈严重失衡和公共权力被滥用需要监督的历史性功能都没有得到实现。因此,在分析了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合理化关系即社会本位的确立的基础上,论文认为传媒的体制改革和发展在履行历史性功能的时候应该是以社会为本位,而这种社会本位的传媒“应然”发展和功能需求提出了传媒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论文的核心观点认为,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应该从“两分开”向“叁分开”发展,即国家传媒(指履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目标和功能的传媒类型)、公共传媒和商业传媒的分开发展,进行传媒系统结构的重建。并且叁种传媒各自定位,分别履行不同的社会功能和职责,进行不同的制度安排和体制设计,从而共同完成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保障。论文指出从“二分开”到“叁分开”传媒体制改革遵循的路径应该是渐进式。一方面,论文认为我国的传媒发展和叁分开体制改革必须遵循渐进式,另一方面,论文从渐进式本身的负面后果和对于渐进式认知的修正指出,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不仅遵循渐进式的路径,更关键的是彰显和实现从“形式渐进”到“本质正义”的传媒发展。传媒发展必须公平、正义,关涉和维护彰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在本质正义的核心要求下,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以社会公众利益作为基本价值基点。从两分开到叁分开的传媒体制改革,在中国当下复杂的社会背景中,在与政府、社会和市场的理性关系的构建中,实现对社会公众利益的维护和张大,注定是一条曲折而漫长的道路。但是,这也是一条中国传媒体制改革和传媒发展必须遵循的道路。
杨文伟[4]2014年在《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文中研究说明时下，愈演愈烈的“二代”现象和“拼爹”行为，证明社会热议中的阶层固化之说，绝非妄言，而是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一种客观趋向。阶层固化是指社会流动竞争中，出现先赋因素相对于自致因素占据明显优势、社会流动通道壅塞、社会跨阶层流动尤其是上行流动趋缓甚至停滞的一种趋向。它是社会利益趋于固化的结构表征，表明社会发展进程日渐被“优势”群体（在社会阶层结构中占据相对优势位置的既得利益群体）或强势阶层所控盘并出现代际传承之势，而弱势阶层则逐渐陷入边缘化、底层化的囧境，贫困和劣势地位也因之世袭。从结构转型到结构定型是任何社会迈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应当看到，阶层固化是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正常的社会阶层结构定型化，理应表现为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通道相互开放，障碍性、阻滞性因素被降至最低点，各个社会群体之间形成一种成熟而稳定的秩序，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而现阶段的阶层固化则明显偏离了这一轨道，表现为阶层间流动通道堵塞，各个社会阶层在权利、资源、机会和生存空间上均处于不平等享有状态，社会利益获得、分配和享有规则向相对强势阶层（既得利益群体）倾斜而不利于相对弱势阶层（利益受损群体）。并且，这种不平等趋势大有不断巩固进而代际传承之势。基于以上研判，本文采用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等理论工具组合，综合国际视野、历史背景和本土眼光，从阶层固化的现状表现、演化轨迹、深层动因、负面效应和应对方略这一逻辑链条，逐一展开铺陈、阐释和探析。论文相应地分为七个部分：导论部分首先揭示了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遵循逻辑和事实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相关概念对阶层固化进行了合理界定。其次，较为详尽地梳理和介绍了目前学术界对阶层固化问题的研究现状，点明了既有研究的不足之处，同时表明了本研究所期待的突破与创新。再次，对本文所采用的理论工具进行了初步介绍，如社会转型理论、差序格局理论和社会公正理论。最后，结合研究需要，厘清了研究思路，阐明了研究方法。第一章主要是描述性研究，结合必要的事例、访谈、数据、图表等经验资料，沿着代内和代际两个维度，重点梳理、归纳和揭示了阶层固化在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确凿地指出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固化正呈不断蔓延之势，理应引起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第二章由“国际拼爹指数(IgE)排行榜”入手，将阶层固化置于宽广的国际视野下，重点考察了美国、俄罗斯、英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和阶层固化现状特征。从而得出判断，在世界范围内，阶层固化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较为普遍的阶段性现象，所不同的是各自外显特征、演化历程、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因此得出的经验教训及启示也各有不同。第叁章着重阐述了转型期阶层固化的演进脉络。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以90年代中期为分水岭，中国社会流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大致可以分为分化流动期和边界形成期两大阶段。在分化流动期，农民阶层、工人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干部阶层的分化流动相当活跃，并且产生了以个体户、私营企业主和专业技术和管理者为代表的新兴阶层。在边界形成期，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拉大，阶层之间尤其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出现了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阶层边界，并且，这种边界仍然在不断地增高加厚。第四章从差序格局的推拉作用、计划体制的惯性驱动、公共权力的扩张冲动、贫富分化的累积效应等维度出发，深入探析了每一维度下各种具体的体制机制，揭示了致使阶层固化加剧的复杂而深刻的动因。明确指出，这些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合力推高了时下的阶层固化之势。第五章全面探析了阶层固化的社会负面效应。总的来说，阶层固化与社会公正相互抵消，相互弱化。阶层固化程度越高，社会公正实现程度就越低，二者大致呈反比关系。具体来说，阶层固化的趋强，推动着社会资源、权利和机会向社会上层聚敛并以圈层化的形式实行闭环式流动，名、权、利高度复合迭加在强势阶层身上，社会中下层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日益压缩，社会垂直流动因之迟滞，社会认同基础不断被蚕食，社会阶层结构弹性减弱，阶层间分歧和隔阂因素增多，社会戾气上扬，成为社会矛盾多发频发的重要根源。从趋势上看，这一切最终都会集中体现在政治上——随着上层精英的愈益壁垒化和底层社会的扩容，促使精英循环蜕化为精英复制，类似于经济领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就会浮现。一旦大面积扩展，能力和道德双重逆淘汰将难以避免，最终酿成极端的负面政治效应——政权的周期性更迭，即所谓的“历史周期律”。第六章围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核心理念，强调以群众路线为行动主线，比较系统地勾勒出了化解阶层固化的行动“路线图”——从改善基础民生、增进教育公平、优化阶层结构、规范公共权力等各个政策环节入手，初步提出了各个具体领域内的基本应对思路，藉此整合联动，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建设，促进不同阶层代内和代际之间资源、机会和权利的均衡配置，进而构筑起公正、合理、开放、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和模式。本文认为，这才是现阶段实现“中国梦”的要义之所在。
万毅超[5]2018年在《不对称合作中利用关系资本提升议价能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经营过程中不少企业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必须面对,甚至依赖于与比其规模相比庞大许多的企业或者一些几乎达到区域内行业垄断或者技术垄断的企业的合作,这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所导致的不对称合作中,由于双方权力地位的不平等,强势一方往往能够凭借这种不对等的权力获得弱势方的妥协,获得更大的议价能力。对弱势企业而言如何改善这种不对称合作中的议价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实践中我们发现,弱势企业虽然在与强势企业的合作关系中没有多少话语权,但往往随着企业间相互信任的提升,企业关系资本随之增加,强势企业往往对该弱势企业的依赖度也会有所增加,从而能有效改善这种不对称合作关系中弱势企业的议价能力。学者们研究合作联盟中的关系资本时,更多的是关注关系资本本身,而较少的关于关系资本对不同的合作联盟关系所起的变化影响也并未考虑合作关系的不对称性。所以本研究将基于关系资本,针对不对称合作关系中关系资本的要素及其对不对称合作关系中弱势企业议价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本研究以不对称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从关系资本的角度为视角,研究关系资本如何影响不对称合作关系中双方的相对议价能力,中小企业如何通过关系资本改善其与大企业之间的合作不对称性,提升自身在合作中的相对议价能力。本研究首先通过阅读国内外相关文献,并借鉴学者们的相关研究,构建了关系资本对议价能力影响模型,并设计相关实证调研问卷。通过对100份有效问卷所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后,主要获得以下结论:(1)不对称合作中合作企业的专用性资产投资与本企业关系资本呈正相关。(2)不对称合作中双方的冲突与企业的关系资本呈负相关。(3)不对称合作中企业的关系资本强度与本企业的议价f能力呈正相关。本研究在理论应用视角上,能够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及范围。实践应用视角上,对于指导在不对称合作关系下中小企业运用关系资本来稳定合作关系,提升议价能力,从而促进中小企业生存发展也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唐志红[6]2005年在《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通过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与国之间产业结构开放及互动特征的研究,初步构建了基于经济全球化的一国产业结构优化的一般模式。论文基于全球化的新背景,界定了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优化的路径,并利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产业结构优化评估的指标系统。利用产业结构优化的新内涵,对美国、日本、印度和巴西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分析。论文针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状况,讨论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博弈论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经济全球化下世界各国产业博弈的协调博弈性质,并展开了对中美、中日、中欧产业博弈的战略分析,提出了基于博弈战略的产业选择及产业政策着力点。结合中国特有的大国优势和后发优势分析,论文对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战略基点以及目标展开了讨论。围绕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论文提出新时期的产业政策从发展型向竞争型转变,重视对世界经济规则的应用,考虑与相关产业利益博弈的政策协调,注重利用军用技术的大力发展和民用化,以便在推动安全化战略过程中突破WTO规则的约束,并高度重视技术标准战略对于提升中国国际产业分工地位和优化产业结构的重大意义。在产业结构优化战略实施中,注意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注重本国市场和全球市场的作用的结合。积极运用产业组织政策,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李沁筑[7]2017年在《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文中研究说明全球经济格局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发生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出现反全球化趋势,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经济体开始崛起。经历叁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快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一带一路”倡议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和转型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拐点。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全球经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全球国际直接投资由稳定性增长转变为波动性增长,由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主导转变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拉动。跨国公司重构全球战略布局,研发创新效率提升,创新性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跨国公司投资青睐的领域。全球产业、区域投资格局和各国投资政策正在发生深度变化和重大调整,为中国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布局提供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性的直接投资主要输入国和输出国,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56.7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位,首次超过实际使用外资1262.7亿美元关口,成为国际直接投资净输出国。西方经济学中国际直接投资主流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国际直接投资现象的理论,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对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的解释都存在局限性。本文综合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相关理论构建独立的分析框架,继承和集合各单项理论,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与逻辑性,是发展中大国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理念和理论的新集成。本文构建涵盖理论探究和现实分析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研究框架。从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客观事实出发,总结主要发展特征,梳理主要发展阶段与路径,围绕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讨论其发展机制与思路,结合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实践经验,落脚于规制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是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机制理论研究的新突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的研究,是对我国引进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现状和趋势的新表述和判断。本文提出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主要分为韬光养晦、主动发展、战略性发展叁个阶段,逐渐推动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的形成,打造“引进来”与“走出去”并举的新格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的探究,分别围绕平台型国家主体及其企业主体展开博弈分析,从企业、产业、地区和国家的层面系统地刻画中国作为平台型国家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机制和投资策略。为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继续扩大对外开放,拓展国际经济合作,协调区域发展,实现互利共赢、多元平衡等提供依据。论文以平台型国家为主体,从国家层面展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探究。构建博弈模型,剖析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双向直接投资策略。国际直接投资有助于深化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本文在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将中国与发达经济体双向直接投资的分析落实到产业层面,具体分析中国与美国产业内的双向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走出去”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国际化,是中国作为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发展的核心环节之一。从企业层面展开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研究,是跨国公司国际直接投资发展规律的新表述。观察中国企业国际经营策略从个体到群体的演化博弈进程,发现中国企业集群式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走出去”战略。政府激励对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投资策略的博弈分析,说明中国作为平台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国有企业优势明显,政府激励对民营企业的推动作用更大。从地区层面拓展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机制的研究,全面分析国内各地区双向直接投资与企业创新的耦合机制。以耦合协调程度为依据,形成对应的开放政策和创新研发等政府激励,因地制宜地推进国内各地区企业“走出去”,推动平台型国家的发展。这是对平台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机制的新概括,“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背景下,推动中国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进程。本文结合国际直接投资规制体系,提出治理与完善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平台型国家的对策建议。中国通过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满足“资本走出去,资产带回来”的市场需求,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的研究,有助于从总体上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辩证理解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引进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超越性和连续性。
王润珏[8]2010年在《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文中提出中国传媒的产业化发展与传媒体制改革同步发生。传媒业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部类和后发领域,承担着分摊改革成本与风险的特殊任务；产业融合是当前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首先发生在传媒、电信领域,而这恰恰是政府管制的重心。本文尝试将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应用于中国传媒产业研究,着重讨论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本文以对传媒产业发展规律的分析为逻辑起点,检视中国传媒产业的现实状态和国外传媒产业融合进程,解读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融合对中国传媒产业发展中主体间关系的影响。以此为基础,重点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产业的发展模式与发展路径,并对未来传媒产业定位、管制框架进行审视和思考,促进中国传媒产业持续而又合乎理性的发展。传媒业同时发生着叁个层面的融合：媒介融合、传媒产业融合、信息产业大融汇。信息技术的创新与扩散是媒介融合和产业融合的原动力之一,它催生新的媒介形态,改变传统媒介形态,从而使媒介系统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不同媒介生存形态走向混一。新的技术条件和媒介系统结构使传媒产业内部发生着从产业运作基础到成本收益关系,再到市场结构的一系列转变,并推动着传媒产业内的融合与重构。与此同时,传媒与电信等产业之间开始出现业务、生产等层面的交叉融合,并朝着信息产业大融汇的方向发展、变动。这些变化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产业融合已成为信息经济时代不可逆转的产业发展趋向之一,传媒产业融合不可避免。以美国、英国、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放松管制”的政策取向,管制思路的变化体现出明显的“激励市场竞争,推动产业发展”政策目标。西方国家传媒产业融合是以传媒业的高度市场化为前提,以市场为主导,以企业间的兼并收购为手段进行的,并由此催生了一大批跨领域经营的超大型传媒集团。西方国家的传媒产业融合的过程实际上是跨产业领域的资源重新配置,是基础技术到产业形态的全面变革。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则发生于中国社会经济全面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传媒业也正处于“事业”向“产业”的转型过程之中。这就使得中国传媒业在产业化发展尚不充分的情况下被纳入了这一整体性的结构变迁之中。从产业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既存制度显现出强大的路径惯性,形成对产业融合的制度性障碍；另一方面,我国传媒业仍然是分散的、弱小的,在新的产业竞争关系中,资本、技术等方面的劣势十分明显。“融合”成为我国传媒产业生存危机的催化剂。政府、传媒业和电信业是我国传媒产业融合进程中权力和利益的构成主体。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产业融合的趋势打破了传媒与政府、政府部门、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之间的相对均衡状态,引发了不同类型的主体之间新一轮的以利益为归依的权力博弈。传媒与政府之间的博弈是政府主导下的不对等博弈,政府部门之间的博弈是既定体制下行政分权的博弈,传媒与电信及其他产业在集体博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联盟。不同主体的策略选择是不同博弈关系下权力与实力的较量和成本与收益反复权衡的结果,最终形成的博弈解集决定着中国传媒产业融合的路径和进程。中国社会所处的特殊阶段和中国传媒业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的发展路径选择必须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前提,同时实现传媒业自身规模的扩张和竞争实力的提升。因此,中国传媒产业融合将以文化体制改革背景下的制度安排为基础,以产业联合为中间步骤,逐步实现从产业分工到产业链的重组,并在新的产业发展环境中进行竞争优势的重塑。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产业结构中,中国传媒产业既是处于成长阶段的幼稚产业,又是两大战略产业——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传媒产业发展的意义也就绝不仅止于单一产业发展,而是同时关系着国家的经济安全于文化安全。这就要求我国传媒业快速适应信息时代的市场和产业运作规律,不断提升信息生产的效率和能力,保障产业目标与功能的实现；同时也要求我国传媒管制框架进行必要的调适与创新,以回应产业融合引发的制度需求,适度地引导和推动传媒产业发展。
董博文[9]2016年在《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希望以社会行动理论为基本框架,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和研究我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问题。我国对民族关系的调控,影响和决定着新疆民族关系的变迁。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新疆的民族关系,本文的问题意识、社会场景和分析论述将主要立足于新疆。经由此,笔者将进一步地对我国民族关系调控与变迁中的普遍性问题作出研究和探讨。塔尔科特·帕森斯的行动理论,将社会行动区分为行动者、价值成分、内在的手段—目的链条、社会环境等成分,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即是行动结构。这一框架为本文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要素,笔者对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价值取向通过社会领导力量而对社会环境的构建有着规范作用,而作为社会大众的其他行动者在社会环境中能否获得有效参与手段和积极参与条件,以实现自身发展目的,进而将价值规范内化于自身,决定着社会整合的程度。这样,各民族成员在社会环境中能否将价值目标、特别是民族平等价值内化,决定着民族关系的发展水平,而这实际上又取决于依据价值规范所进行的民族关系调控能否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以使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得到妥善处理,进而推动民族平等的实现。在封建时代,中原王朝的统治者虽然在整体上拘泥于倾向歧视与压迫的大民族主义价值观,但同时也能以“仁义观”作为价值指引,来构建民族交往的主要社会环境即民族关系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合了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推动中原民族和边疆民族不断地从多元走向多元一体。然而,封建王朝的阶级本质和落后生产力,又导致传统民族关系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压迫性、动荡性和有限性。进入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在抵御外辱、反抗侵略中逐步从自在走向了自觉;政府亦推动传统民族关系调控向现代转化,但受制于阶级属性之局限和内忧外患之环境,其终未能推动民族关系走出历史窠臼、走向进一步的发展。而在历史变迁中,随着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不断深入,“仁义观”理念在构建民族关系调控机制中的规范意义逐步消解。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制约民族关系发展的阶级压迫被彻底消除,民族关系发展的新篇章真正开启。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先后以国家统一、社会主义道路和国家强大为优位价值指引,并始终注重民族平等的价值追求,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思想和传统“仁义观”相结合,逐步在计划体制下建立了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而其现实形态即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这一调控机制,有着内在的集体主义属性,为各民族提供了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有效地吸纳了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民族平等价值的实现及内化,推动了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了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内在的激励不相容和信息不对称问题导致了经济的低效率,而这也制约着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的可持续性。为更好地推动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再次做出判断,并带领各族人民启动了改革,社会转型亦随之展开。在这一过程中,生活富裕成为优位价值,民族平等则仍是重要价值目标;以此为指引,我国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逐步向分化性调控机制转变,这也意味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开始变化。但是,由于集体主义属性发生弱化并遭受功利主义片面化发展的冲击,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未能为各民族实现发展提供相对均衡的参与手段和参与条件,传统“仁义观”进一步消解,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问题加剧。这在实践中就体现为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未能有效地促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制度—价值观整合,民族关系趋于紧张,民族区域自治面临困境。不过,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新中国的总体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传统调控机制的历史局限,推动了我国民族关系的大发展;然而,计划体制的内在缺陷制约着总体性调控机制的未来。在社会转型中,分化性民族关系调控机制克服了总体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内涵的“平均主义”取向的不足,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然而集体主义属性的弱化与功利主义倾向的凸显,又制约着分化性调控机制应对民族之间的利益差距和文化差异的制度功能。而要更好地推动民族关系发展,就要在更高层次上实现民族关系调控机制的集体主义属性。这既需要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总结现代经验,即通过把传统“仁义观”与现代“公正观”相结合,在基本价值体系中引入具有中国内涵的公平正义价值,进而以此为指引,系统弥补分化性调控集体主义属性松动的问题,推动分化性调控机制向分化—整合性调控机制发展;其在实践中就是推动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安排在进一步的变革中更好地吸纳各民族参与新中国、参与现代化的行动,从而推进各民族在现代化进程的新阶段更好地实现制度—价值观整合,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新时代实现新升华。
王松[10]2015年在《弱势型制造企业采购优化策略研究》文中指出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当生产制造企业面对技术革新速度不断提升、市场需求不断变化的压力,每个企业想要从众多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仅仅在整条供应链中重视抓好销售渠道,增加销售额和市场占有率等环节是不够的,优化采购管理绝对也是提升制造企业发展速度的不可或缺的助推器。特别是对于中小型生产制造企业而言,采购环节在发挥降低企业成本中扮演着尤为关键的角色。对于我国市场中不计其数的中小型制造企业来说,其制造总成本的构成中,材料成本还是占比最大的,而采购过程中节约的每一点成本都将会转化为企业的利润。所以要重视采购环节,深挖降低采购成本的潜力,充分发挥采购管理对制造企业利润增长所起到的杠杆作用。针对制造型企业的供应链优化管理方面的研究得到了企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并且在国内外关于供应链管理的课题研究都很全面透彻。本文针对弱势型制造企业面对强势供应商的特定情况时应选择何种采购策略进行分析。本文首先通过文献分析法,从国内外有关中小型制造企业采购管理方面的研究文献中梳理出弱势型的制造企业在采购方面的现状和优化策略,然后通过以下四个角度试探讨采购人员处于弱势处境时的应对策略。第一、通过弱势企业的采购目标分析明确采购人员在面对强势的供应商时应确定的目标和首要完成的任务,以确保采购工作顺利完成并为企业后续的生产和销售工作打好基础;第二、通过供应商的开发与维护一章分析,弱势的采购方应设定的定位以及应选择最优的方式选择最适合的供应商并保持好长期的合作关系;第叁、通过对采购价格、交货期、质量叁个重点方面的分析,找出最合理的采购执行策略;第四、在做好与外部供应商的沟通和管理后,还要与生产计划和仓库等部门做好沟通和衔接工作,使信息流通更顺畅,做好桥梁作用。最后,结合自己的工作实践,作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 强势产业中的弱势企业竞争优势研究[D]. 谷永光. 武汉理工大学. 2001
[2]. 基于纵向差异化的企业产品创新策略博弈分析[D]. 吕俊涛. 上海交通大学. 2008
[3]. 中国传媒体制改革研究：从两分开到叁分开[D]. 钱广贵. 武汉大学. 2009
[4]. 转型期中国社会阶层固化探究[D]. 杨文伟. 中共中央党校. 2014
[5]. 不对称合作中利用关系资本提升议价能力研究[D]. 万毅超. 华东理工大学. 2018
[6]. 经济全球化下一国产业结构优化[D]. 唐志红. 四川大学. 2005
[7]. 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发展路径与机制[D]. 李沁筑. 上海大学. 2017
[8]. 产业融合趋势下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研究[D]. 王润珏. 武汉大学. 2010
[9]. 中国社会转型中民族关系的调控与变迁研究[D]. 董博文.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10]. 弱势型制造企业采购优化策略研究[D]. 王松. 天津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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