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思想教育与思想改造——延安整风运动中思想领先原则的成功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整风运动论文,延安论文,思想论文,思想解放论文,思想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528(2012)06-0028-008
思想领先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和成功经验。党中央把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组织)作为政治局五大业务，将思想放在首位。1942年2月，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政策、军事、党务五项为政治局业务中心，而以掌握思想为第一项。掌握思想之实施为干部教育”，[1](P364)“政治局五大业务中以思想为第一位，要抓住思想首先要以干部教育为主。”[1](P366)1944年，标志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成熟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指出：“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2](P206)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3](P1094)延安整风运动从思想方法角度讲路线斗争，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消除王明错误的影响，批判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育全党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广泛、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也是打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
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在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党在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都进行了整风学习。整风运动从延安开始在延安结束，又以延安的整风运动最为典型，故称之为延安整风运动。整风运动有组织、有计划、分步骤地展开，自1941年5月发起至1945年4月结束，共分为三个阶段，肃清了教条主义思想残余，端正了党的思想路线，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成功实践。延安整风运动留下了诸多宝贵经验，“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4](P625)思想领先原则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又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一、延安整风运动是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的思想解放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党内存在的学风不正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思想路线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众所周知，经过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经过遵义会议、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六届六中全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正确路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和独立自主原则、全面抗战、持久战、游击战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逐步为党内所接受，并在实际斗争中取得成效。
但是，“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4](P624)自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存在的“左”倾教条主义没有彻底清除，思想路线等大是大非问题没有真正解决。1940年3月19日，王明“左”倾路线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两条路线小册子)在延安再版发行。王明在三版序言中说：“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教材的帮助。”王明还为“左”倾错误辩护说：“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5](P614)他说再版此书是为了帮助广大新党员、新干部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建设的经验，并试图将此书作为延安各级干部学校的党史教材。1940年12月，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以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时局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总结党的历史上特别是苏维埃运动后期的政策错误问题。他认为王明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在讨论毛泽东的意见时，有的同志仍持不同看法，认为只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问题。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时，只得让步。在《论政策》中这样行文：“这种过左政策，是和第一次大革命后期陈独秀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而表现其为‘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7](P762-763)
与此同时，党内还广泛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治百病。”[7](P820)这些不正确的思想作风，虽在党内不占统治地位，但仍使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产生某些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一种错误如果没有被真正认识，就不可避免地会在相似的条件下以其他形式重新出现，所以必须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党内的“左”、右倾错误及其产生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反省，树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开展整风运动，彻底肃清王明的错误路线影响，把党员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如何克服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解决党的思想路线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出发，以实事求是作为解放思想、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向。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使用“实事求是”概念，向全党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1940年1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系统地阐明了这一思想，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8](P795)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8](P813)1941年3月，毛泽东决定出版《农村调查》一书，并为此书写了序和跋，再次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同年5月和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整顿“三风”报告，告诫全体党员干部：绝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死的教条，只有从客观实际中概括出来而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证明的理论，才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只知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结论和个别原理，而不能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研究思考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和革命实际的人，是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毛泽东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1](P327)所以，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帮助一些人破除了对“天才理论家”的迷信，克服了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对于在全党确立和贯彻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整风运动分高级干部的整风和一般干部、普通党员整风两个层次进行，主要对象是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高级干部整风的内容和重点是以讨论党的路线为主，一般干部、普通党员整风是以整顿思想方法和思想作风为主。毛泽东说：“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整风主要整高级干部”，“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6](P187)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中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7](P533)
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思想，端正学风，克服教条主义，解决思想路线、政治路线问题，具体办法之一就是编辑《六大以来》等历史文献，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在1941年，也还有一些人对这条‘左’倾路线缺乏正确的认识，甚至根本否认有过这么一条错误路线。”[6](P175)《六大以来》汇集了1928年6月至1941年11月期间党的历史文献519篇，共280多万字。“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6](P47)毛泽东在1943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六届六中全会在政治路线上是克服了，但未作结论，组织问题也没有说，目的是希望犯错误的同志慢慢觉悟。到了1941年5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6月后编了党书(即《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开1941年九月会议，大家才承认十年内战后期中央领导的错误是路线错误。”[1](P469)
办法之二就是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毛泽东告诫全党：要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分工合作地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中央号召党员同志要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对每一个问题都要根据详细占有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延安整风创造了把现实问题和党的历史问题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总结经验相结合的学习方法。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从抗战现实出发，经过研究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再来解决抗战中的路线问题；而研究历史问题，又把总结党的历史问题和各个地区历史问题相结合，首先集中讨论党的全部历史，然后召开各地区的党史座谈会，最后才来下结论，使党员干部能联系自己的切身实践，认真分析党的路线，总结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
办法之三就是深入实践、调查研究。延安整风以学习文件为武器，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并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8](P815)延安整风不是盲目地抽象地学习，也不是脱离实际的“闭门思过”式的修养，而是同转变作风和改进工作、同深刻地科学地分析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与推进革命事业的不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1941年8月1日发布《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设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任局长和政治研究室主任，任弼时兼任副局长和党务研究室主任。1941年冬，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调查研究。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带领农村调查组深入陕北、晋西北农村、城镇开展调查研究，都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陈云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到什么地方学习》的文章，强调干部应到实际中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在党内蔚然成风，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注重中国实际和中国历史，并不是忽视、轻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既要克服脱离实际、空洞说教的教条主义，也要解决中国共产党自身理论准备不足、理论水平不高、理论自觉不够的问题。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都是欧洲人，经典著作翻译到中国的并不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也不长；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中国共产党人文化水平整体不高；党内一直存在着轻视理论的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在党内相当造成了反对专门理论研究的风气”，“阻止了党内理论水平的提高。”[9](P220)刘少奇1941年指出：中国党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9](P220)“二十年来，我党虽有极丰富的实际斗争经验，但缺乏理论的弱点仍旧未能克服。这是我们今天还要以极大的努力来加以克服的。”[9](P222)毛泽东认为，“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现在已较过去有了一些进步，但是还很不普遍，很不深入。”[7](P533)中国共产党发动延安整风，目的之一就是要在党内开展广泛、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由于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造成了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理论甚至马克思主义理论都不重要了，经验主义有所抬头，整风进程中一度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问题。
党内存在的理论水平不高的问题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切实可行的对策。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指出，“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10](P763)1942年2月，中央强调“理论教育的成败则是革命成败的第一个关键”。[11](P147)理论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基础，理论修养对思想修养有指导作用；理论上的坚定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党的基本理论从根本上规定了党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是引导全党前进的旗帜。毛泽东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7](P533)因此，党中央一方面强调指导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批判经验主义。毛泽东指出：“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如果误用了他们的经验，也是要出毛病的”，“如果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那也很危险。他们须知自己的知识是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就是说，缺乏理论，他们的知识也是比较不完全的。”[8](P818)一方面加强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了全面总结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为整风运动做好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大力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系统地全面地总结和阐明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贯穿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强调指出，“普遍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党中央把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作为“有头等重要的意义”的工作来抓，在全党主要是高级干部中掀起了学习运动。毛泽东“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7](P533)为使全党整顿学风、理论学习取得实效，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办法。
首先，编辑出版了中央文件集和马列著作集，发布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学习中央文件、阅读经典著作，规定与规范了学习内容，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1941年8月29日，中央决定由毛泽东、范文澜、艾思奇、吴亮平、胡乔木等组织编辑马、恩、列、斯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言论集(即后来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指出：在职干部教育应以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四种为范围。其中理论教育分为四大板块，即政治科学、思想科学、经济科学和历史科学，在安排理论学习内容上亦注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如：政治科学以马列主义论战略策略的著作为理论材料，以中央的奋斗史为实际材料；思想科学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经济科学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材料，以近百年中国经济史为实际材料；历史科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材料，以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作为实际材料。
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四三决定”中明确了参加整风的干部整顿三风学习和考试的18个文件。4月16日增加至22个文件。即：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宣传指南》、《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四三决定)》、《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调查研究的报告》；《红四军九次代表大会论党内不正确倾向》；康生的《两次报告》；《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斯大林的《论领导与检查》、《论平均主义》、《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季米特洛夫的《论干部政策与干部教育政策》以及《联共(布)党史结束语六条》。党员干部学习文件经过了泛读、精读、考试和总结经验几个阶段。中央强调整风学习“是党在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必须逐件精读，逐件写笔记，然后逐件或几件合并开小组会讨论”，“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11](P193-194)1943年12月14日中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延安的高级干部用半年时间学习《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战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的有关章节和党的历史文献汇编《两条路线》上、下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战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马列著作的有关章节和党的历史文献汇编《两条路线》上、下册。
其次，为了使理论学习和整风运动扎实推进，中央决定改革中央机构，建立学习组织，加强组织领导。1941年8月29日，中央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以加强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9月26日，中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和各地高级学习组，中央学习研究组由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为方法，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1](P329)11月25日中央发布《关于高级学习组组织条例的规定》，将高级学习组分为以研究实践为主的政治组与研究思想方法为主的理论组。1941年底到1942年初，中央决定将党的高级干部逐步集中到中央党校学习，并改组了党校，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任弼时负责，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管理委员会。1942年5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康生为副主任。延安地区整风分为中央直属系统、中央军委直属系统、中央党校、文委和陕甘宁边区等五个系统进行，都成立了学习分委员会。延安各机关、学校干部又分设高级干部中心学习组(甲组)、中级学习组(乙组)和普通学习组(丙组)，各有不同的要求和不同的学习方法，如甲组高级干部首先把文件学好，以领导其他干部学习，丙组文化水平较低，学习以上课的办法为主。
再次，制定各种规章制度，使理论学习落到实处。早在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在延安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就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针对很多干部中存在“忙得很”、“看不懂”两种倾向，毛泽东号召干部发扬木匠“钉钉子”的“挤”与“钻”的精神，“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12](P182)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六中全会以后中央发起的全党干部学习运动，对提高全党干部的理论文化水平，有头等重要的意义。”[13](P387)1940年1月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14](P2)3月20日，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补充规定，强调“全党在职干部必须保证平均每日有两小时的学习时间，非因作战或其他紧急事故不可耽搁。”[14](P223)
三、延安整风运动是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解决指导思想、思想路线问题，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础工作是集中力量抓好党的建设，即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的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15](P547)党内存在的党风不正、入党动机不纯等问题，与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所以，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也是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改造运动，目的是解决党的性质宗旨问题。
延安整风前夕，党的队伍已经迅速壮大，抗战以来增加了70多万新党员，但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却急待提高。大多数党员出身于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他们虽然有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8](P833)由于战争环境所限，党内教育显得比较薄弱，广大党员和干部对于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根本方向，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缺乏识别能力，新党员对于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和大是大非问题还缺乏了解。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就为机会主义提供了土壤和条件，教条主义者正是利用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既相信又懂得不多的现状，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常常使一些同志受蒙骗，成为支持、拥护他们的工具。可见，必须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本改造世界观解决思想入党问题，铲除各种错误倾向得以滋长和蔓延的温床。
从党所处的客观环境和神圣使命来看，这时，由于日伪军调集重兵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频繁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对解放区的包围封锁，加上连续几年发生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面临巨大困难。为了实现全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进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迫切需要党内思想上的高度统一。毛泽东指出：“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抗日战争就要努力达到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变点。”[7](P561)为此，中共中央围绕对敌斗争、加强团结、发展生产和党的建设四个方面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其中发展生产和整风运动两项具有决定意义。整风运动就是为着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巩固党在正确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步调一致地去夺取胜利。
党风学习阶段从1942年8月初开始至12月中旬结束。中央要求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习与应用相统一，通过学习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检查的重点是：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个人和党的关系、对工作的态度、干部之间的关系、纪律和民主问题、官僚主义问题等，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协调各根据地党、政、军的关系。学习的主要文件有：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中关于反对宗派主义部分、《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的演说》，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陈云《怎么做一个共产党员》，还有列宁、斯大林论党的纪律与民主等文件和著作。
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必须从加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入手。这是延安整风的成功经验。整风运动从解决党内路线问题的认识开始，教育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和抗战爆发后入党的大批新党员，最后达到全党思想认识的高度一致，组织上的空前团结，这是整风学习的着眼点放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的结果。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共产党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本质和利益最高而集中的表现，属于思想观念的范畴。党风则是实践活动的范畴，其实质是党性问题，党性决定党风，党风反映党性。端正党风的关键在于增强党员的党性，整顿党风必须全面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
刘少奇指出：“不论是无产阶级或者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不论是老党员或是新党员，他们会或多或少地带有旧社会的思想意识和习惯，这是不奇怪的。为了保持我们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的纯洁，提高我们的革命品质和工作能力，每个党员都必须从各方面加强自己的锻炼和修养。”[9](P103)具体说，当时某些党员身上存在的不正确思想意识有：入党目的和动机不纯，没有清楚而明确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风头主义；缺乏互助精神和团结精神；计较小事，不识大体；小资产阶级的急性病、动摇性、流氓无产阶级和某些破产农民的破坏性，等等。毛泽东则从世界观与方法论和攸关革命事业成败的高度阐明了加强党性修养的极端重要性，他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只要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8](P800)
全面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就是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世界观去同各种非共产主义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从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加强党性修养的途径很多，主要有两条，即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在实践中修养和锻炼；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在学习改造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强调党员参加实践活动；另一方面要求党员干部必读有关马列主义理论著作，如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等。
加强党性修养，党员干部端正了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大大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加强了党内外的团结，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调动了积极性，面貌焕然一新。正如刘少奇指出：通过延安整风，“真正地提高了大批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觉悟水平和对于党内是非的辨别能力。大批干部认识了同实际脱节的教条主义的错误，也认识了同理论脱节的经验主义的错误，养成了联系群众、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他们在党内外所进行的工作，就变得比较符合客观实际了，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就减少了。”[16](P267-268)
如何用无产阶级思想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延安整风运动找到了解决党内矛盾的马克思主义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通过批评自我批评，解决思想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教育效果。“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17](P306)毛泽东说：“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8](P827-828)可见，共产党人对待自身的缺点错误的严肃性，不护短，不姑息；处理问题坚持科学态度，不鲁莽，不草率；最终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
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政策，既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又是从党内斗争的实际状况出发的。党内有矛盾、党员犯错误是难免的，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和认识根源，要允许改正错误；党内斗争是党内是非问题，不能简单地混为敌我性质，要根据两类矛盾学说，严格区分矛盾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要“坚决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允许同志继续革命，“治病救人”正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整风运动中的具体运用。延安整风运动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采用“整风”这种形式，解决党的历史上的是非问题和党内存在的矛盾，是“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的一个创造。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可以具体化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惩前、治病是前提，毖后、救人是目的；惩前与毖后、治病与救人的中介与方法是批评，就是“好好地说理”，[8](P833)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做法，一是调和主义态度，言不由衷，遮遮掩掩，强调客观，为人开脱；一是过激主义态度，否定一切，无限上纲，甚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党中央要求，“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实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一切冷嘲暗箭、讽刺谩骂、捕风捉影、夸夸其谈，都是不正确的。”“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很大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8](P1096)延安整风运动执行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8](P938)没有过多追究个别同志的责任，而是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错误的内容、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既团结了同志，又分清了是非，弄清了思想，提高了觉悟，大大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团结，成为处理党内矛盾、开展党内斗争的典范和优良传统。
1944年5月21日，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七中全会共进行了11个月，期间召开了四次大会讨论党的历史问题。1945年4月20日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了正式结论。至此，历时近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宣告胜利结束。毛泽东指出：“那次整风帮助全党同志统一了认识。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解决的。”[18](P298-299)延安整风运动坚持思想领先原则，打破教条主义思想束缚，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毛泽东思想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全党实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高度一致，达到了组织上的团结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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