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真诚与明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明智论文,真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鲁迅为什么不写长篇小说而倾注终生大部分生命和心血去写杂文，这是早在三十年代文学界就议论不休的话题，王朔先生最近发表的《我看鲁迅》一文，重又对此表示大惑不解，并为鲁迅的“伟大”而愤愤不平；“我认为光靠一堆杂文几个短篇是立不住的，没听说世界文豪只写过这点东西”，“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作家，却看不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鲁迅没有长篇，怎么说都是个遗憾，也许不是他个人的损失”。王朔进而对鲁迅大不敬，说鲁迅这样做是不“正经”，在“凭小聪明和雕虫小技”蒙人。王朔以作品的长短大小来衡量其价值的优劣高低，这是再明显不过的谬误，正如美玉钻石从来不是以重量大小衡量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一样。鲁迅杂文是文学中的奇葩，创造了一种中国人表达感情和智慧的独特方式，其伟大意义和不朽价值已经被历史所反复证明了。王朔的这一切结论不仅源于他一贯的“玩世不恭”和“看人低”的习惯，而且真真地反映出他对鲁迅和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的不理解。
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侧重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斗争的角度，论析了鲁迅杂文产生的社会原因。的确，处在本世纪初叶那样一个风云际会、百废待兴、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觉醒的一代作家有心绪“唯艺术而艺术”的已微乎其微。且不说这片古老土地上的生存现状：贫穷、落后、天灾人祸、内忧外患，也不说政治、政权的黑暗腐败，就说含莘茹苦的人们所显示的几近“硬化”的精神麻木状态，也很容易使具有良知的作家滋生出难以传达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感。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就决不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说：“现在是多么迫切的时候，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予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为未来的文化设想，固然是很好的，但为现在抗争，却也正是为现在和未来的战斗的作者，因为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且介亭杂文·序言》）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力。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杂文相遇了。由于杂文的议论特性，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在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都发生着激变的现代中国，对于大部分与社会进步保持同步的作家来说，文学创作只是他们探索人生、改造社会的工具，“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处在时代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马克思语）鲁迅之于杂文，就最典型、最有代表性地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流作家的文学之旅。这是文坛那些“玩你没商量”的快乐“顽主”们所永远无法认同和理解的。
但是，仅仅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鲁迅的选择还是肤浅的、片面的，其中还有关涉作家人格素质、文学修养、生活经历、精神禀赋等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主观原因，不然的话，我们将无法解释为什么同样是缘社会功利而步入文坛，茅盾、冰心、叶圣陶、艾青等众多作家却最终并不选择杂文。
鲁迅的杂文家气质，是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已酿就的。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南京求学期间，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尤为深痛，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感常常困扰着他，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大量积累的是否定性情绪。否定性的情绪反应从病理学的角度说固然有损于机体，但从生物进化和社会学的角度讲，则是大有益于社会的个体和群体。正因为感受到了人生的缺陷、阴影这些需抉剔、需补救的否定性刺激，才有可能做出主动的进攻和抗争性的选择，从而积极创造改善生存环境、使社会向美好境界演化的高水平活动。这是少年不幸所给予鲁迅的巨大恩赐。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的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身处愁惨苦痛之中，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腐败就入心入耳，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所以，他长成后一开始接触文艺，就对那些“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叛逆诗人的作品十分推崇，更喜爱那些“抗争和愤激之谈”，厨川白村、鹤见祐辅、尼采、长谷川如是闲等作家的杂文都曾受到他的特别青睐。他还视十七世纪上半叶的两部杂谈集——伯尔顿的《忧郁的剖析》和勃朗的《一个医生的宗教观》为“枕中之秘”，潜心学习。究其原因，就在于鲁迅欣赏杂文家的那种社会挑剔者、批判者的眼光和从中真正找到了和自己心态相符的观察视角、寄情寓意的艺术世界。而这些，又与鲁迅长期形成的一种二元对峙的人生哲学一拍即合。他认为，“一切都是中间物”，都是历史过程的“有限”环节，因此坚持要正视此世，直面人生，不惮“速朽”。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但同时，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因此他要对这一切，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也是他“永远不满”的“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他要在对“有限”的不断否定中亲证自己的所信所望，尽管这所信所望都是茫然的、不可道的。当年的梁实秋在攻击鲁迅时曾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尽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梁实秋不满于鲁迅的“不满于现状”，显然是一种偏见，但他却歪打正着，从一个侧面切中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动力源。
鲁迅之所以选择杂文，还缘于他自身具备成为优秀杂文家的种种素质、条件。这不仅因为他是思想家、学问家，具有高瞻远瞩的历史和社会的批判眼光和超人的胆识；也不仅因为他的优秀的文学素质足以应裕杂文深刻的思想性所赖以的丰富的艺术表现力；重要的在于：在他的性情和艺术趣味中，始终有一种不受压抑而强烈地希望自由地“发议论”的内在要求。似乎先天地对虚构故事和天马行空般的抒情不怎么感兴趣，倒是特别热衷对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印象和感受作深入的剖析和探究。难怪他基本不写新诗，写小说则力避“故事性”，还常常不惜忽略甚至破坏小说形象的完整和统一而掺入大量对现实“直剖明示”的杂文笔法，他甚至认为长篇小说的创作也可以“带叙带议论”，自由说话，“变成为社会批评的直剖明示的尖锐武器”。这是多么深重的议论情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恐怕不适合写新诗、写小说，尤其不适合写长篇小说，尽管《呐喊》和《彷徨》成就也很高，而这种艺术趣味的形成，也与鲁迅接受的文学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是诗文的大国，议论文体源远流长，其中随感录式的散文尤为发达，朱光潜说它“没有系统，没有方法，没有拘束，偶有感触，随时记录，意到笔随，意完为止”（《艺文杂谈·随感录》）。由于中国文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重直悟而轻推理的思维贯性，因而这类作品在古代散文中占比重较大。鲁迅从小读的是旧书，具有深厚的古文基础，耳濡目染，就必影响到自己的文学好尚和创作体式上来，其中受魏晋南北朝时代的作品影响最大，嵇康的“师心使气”、“慷慨激昂”，孔融的“讥嘲笔调”，都曾得到鲁迅的赞许并效仿。鲁迅于杂文创作从一开始就得心应手、如鱼得水，具有成熟的艺术之美和大家风范，正是得益于这一文学传统。艺术创造从来就是以作家主观愿望、个性和个人优势的充分发挥为其提条件的。对于鲁迅来说，放弃长篇创作而专写杂文，既是真诚地适应社会与人生过程的逻辑的必然，也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明智的、最佳的选择。
作者附言：近读王朔发表的长文《我看鲁迅》（《收获》第二期），真有些愤愤不平。王本属有意炒作，可不去理他。但对鲁迅却理性地说了不少贬损的话，有些属理解上的谬误。郁达夫有言：没有文化伟人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而有了伟人而不知拥护、爱戴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王的文章已被全国不少报刊转载。我觉得很有必要呼应一下，因而草成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