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日关系：现状及其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日关系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现状论文,建构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08)03-01 10-03
一、中日关系发展现状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进入了重新调整、重新定位的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西方冷战思维的延续、美日军事同盟的逐步强化，加之中国国力的大幅提升，中日两国间”对手意识”逐渐增强。由于两国间政治摩擦频发，安全互信不足，但经贸发展良好，出现了所谓的“政冷经热”的局面。但是，由于近年来靖国神社、历史问题、教科书、东海油气田等问题的不断加剧，使得中日两国关系在2006年时已经跌入了谷底。就当两国政界、学界、民间都在为中日关系的未来感到悲观失望之时，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中国进行了“破冰之旅”，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确立了中日将努力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使中日关系走出了持续五年之久的“政冷”低谷。2006年11月、2007年1月胡锦涛主席与温家宝总理先后与安倍首相举行了会晤。这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在逐渐升温。2007年4月，温总理应邀对日本进行了正式访问。这是时隔6年半中国总理对日本的再次访问，温总理把此次访日定位为“融冰之旅”。2007年12月，福田康夫首相到访北京，这次“迎春之旅”预示着“日中关系的春天来了”。在首脑外交的带动下，从2006年底至今，中日各领域交往都出现了全面“回暖”的势头。有关中日关系为何会从谷底反弹的问题，学界对此持不同的见解和观点。笔者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两国的关系问题，以对此作出较客观的解释。
二、从建构主义的视角看中日关系
建构主义理论美国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在他所著的《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一书中认为，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存在有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之间的身份是敌人，它们的利益是消灭对方，其国家基本行为方式就是战争。在洛克文化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身份是竞争对手，因此它们相互承认主权，允许他国生存，竞争对手可能会使用暴力解决争端，但是使用暴力是有限度的。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的相互身份是朋友，朋友之间遵循非暴力原则和互助原则。不同的体系文化确定了国家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的身份确定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在目前的国际体系中，洛克文化是主导文化形态。当前的中日关系也属于洛克文化形态，即彼此间竞争激烈，但尚未达到战争的地步。但是，在近百年历史中，中日关系却一直是属于霍布斯文化状态，即双方相互认定为敌人，战争成为彼此行为的最终方式。
同时，建构主义也认为，国际体系文化是国家互动的行为所造成的，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国家既可以建构霍布斯无政府文化中的安全困境，也可以建构康德无政府文化中的安全共同体。只要国家通过实践活动改变互不信任的主体间认识，建构起安全共同体，就可以消除安全困境。[1]71-81通过这种解释，我们可以从一个层面清楚前一时期中日两国关系紧张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彼此观念的建构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表现在宏观层面是两国关系紧张，陷入安全困境；在微观层面，即双方的民众内心中的彼此不信任和相互缺乏安全感。而近期中日关系得以好转也正是由于两国间的观念建构回归正常的表现。因此，用建构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中日关系由冷转暖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而且这种分析对于判断双方将来的关系走向也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可以从中日关系中高层观念、中层观念和下层观念三个层面的观念建构入手进行分析。
首先，高层观念的建构指的是双方政府首脑以及政府间观念的认定。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国家领导人的态度与言行对于本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性意义。领导人的观念认定及其言行在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本国的舆论走向和国民的态度。至今，中日各界仍频频提起“村山讲话”、“河野谈话”等，这表明两国舆论和民众都十分重视高层的重大政治态度。因此可以认为高层的观念建构，即互信关系的建立是维系和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所在。
回顾外交发展历史，只有当领导者彼此互信时，两国的关系才会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则会倒退。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周恩来、田中角荣、福田赳夫等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以其创造性的外交，为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基础。而当领导者之间缺乏信任、理解时，两国关系将会迅速变冷。中国高层一直以来都是以积极友好的态度和意愿来对待中日关系的发展，但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其执政的五年中不顾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对华采取“不理睬、不理解、不信任”的政策，导致了中日关系大幅度倒退。笔者认为，中方单方面表示善意，但小泉却缺乏对此诚意的理解直接导致了双方高层互不信任地加剧，并直接影响的两国中层和下层观念建构的偏差。与小泉的做法不同的是，安倍晋三在当选首相后将中国定为其首访国家，其目的非常明确，即要大幅度地软化对华姿态，缓和已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而中方也适时地抓住了这一契机，恢复了中断数年的中日最高级正式会谈，使得两国关系全面“回暖”。小泉与安倍的两种对华态度导致的两种结果，表明高层观念的建构对于国家间关系的发展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而新上任的首相福田康夫在对待中日关系上采取何种姿态也将直接影响到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
其次，中层观念的建构指的是中日两国知识阶层和社会精英阶层的观念建构。中层是高层与下层之间联系的一个枢纽，高层的决策往往受到中层的影响，而下层的判断也会受到中层的意见导向。作为专家身份的学者在告知民众相关国际态势与国家关系时应更加客观与公正，让国民能意识到哪些举动将有益于长远的国家利益，而哪些做法只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因此，中层的观念建构是否客观与公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两国的中层之间只有不断加强沟通和交流，才能使这种建构呈良性互动。实际上，中日两国该阶层的大多数人对彼此关系看得比较理性。当两国关系陷入僵局时，许多中国学者都认为应该对反日行为做出正确、理智的界定，要区分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并呼吁中国政府和中国公众必须努力保持冷静，以大局为重，避免两国关系跌入万劫不复之境地。而当两国关系转暖之际，学者们也保持了较为谨慎的乐观态度，虽然“中日之间有充分理由建立长期的、旨在稳定两国交往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对中日关系的未来保持乐观为时尚早。不管谁出任日本首相，日本安全战略将继续实质性地向‘现实主义’转型，‘联美抑中’的战略选择不会改变。”[2]24
日本学界在意识到两国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增大的同时，也开始思考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的中日关系的定位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日本学界出现了针对“1972年体制”的“否定论”、“修正论”、“变化论”等各种观点。[3]5这些都表明，日本的知识阶层在用多纬度的视角对中日关系进行关注与分析。田中明彦曾对导致日中关系陷入低谷的各种主要因素做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日中关系今后仍会继续受到国际环境、国内政治以及两国相互作用等因素的影响。”[4]56国分良成也指出：“由于构成彼此关系的内部要素的变化，以及竞争意识的作用，中日两国对彼此的好感开始下降，也发生了许多摩擦。”[5]43与此同时，日本商界也逐步意识到中日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在未来将会进一步加深和扩大。2006年中日贸易总额已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而日本也已成为最大对华投资国。在小泉任期内，虽然两国关系处于“政冷经热”，但日本商界早已清楚地认识到，长期的政冷将会导致经也冷的局面，这必然会严重地影响日本国家和日本企业自身的经济利益。因此，日本搞僵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不明智的，保持友好关系对他们来说才至关重要。
再次，下层观念的建构指的是双方民众的相互信任感。假如两国民众都把彼此视为仇敌，那么在各自的社会网络中就难以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日或反华的行动。这样不仅会扰乱各自的社会秩序，而且会导致双方整体敌对状态的升级，直接影响到国家高层决策的判断，结果形成一个下落式漩涡，将两国关系降到冰点，使两国重新回到霍布斯状态。
我们看到，在中日关系低迷时，两国人民彼此之间的信任感也在减弱。根据日本内阁公布的数据，2004年10月，对中国感到亲近的人为37.6％，对中国不感到亲近的为22.7％。2005年时事社公布的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已有40％以上的受访者声称不喜欢中国，只有不到5％的人表示喜欢中国。同时，中国民众也存在“厌日情绪”，多数中国人对日本没有好感。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曾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日本怀有好感的只有5.9％。
同时，我们也应该相信两国民众的判断力和爱好和平的意愿与决心。2006年11月28日《日本经济新闻》发表的舆论调查显示，有35％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日本最需要加强关系的国家是中国，该数字超过了选择美国的33％。[6]2007年，由北京大学、日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中日联合舆论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一年来两国政府在改善中日关系上做出的努力，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形象持正面态度的比例均较2006年有所上升。在参与调查的中国大学生和市民中，对日本的印象“很好”和“比较好”的比例与2006年相比分别上升27.5个百分点和9.9个百分点。日本市民和知识阶层人士表示对中国印象在最近一年来“大有好转”或“稍有好转”的比例，分别上升了10.2个百分点和18.2个百分点。两国民众均非常重视中日关系，六成以上的两国民众认为对方对本国今后发展非常重要，半数以上的两国民众认为中日在能源、经济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对中日关系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7]
中日关系的观念建构是由以上三个层次所共同组成的。这三个层次对于中日关系整体的观念建构所起到的重要程度虽有不同，但是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层次，中日关系的观念建构都不会完整。
三、维系和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积极路径
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权力政治和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是国家建构的，国家身份和利益都是由观念建构而成的，是施动者实践活动的结果。如果施动者互动的进程发生变化，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就会发生变化。国际社会正朝着进步的方向发展。根据温特自己的理解，17世纪之前的世界是霍布斯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17世纪至今的世界是洛克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今后的世界可能会朝着康德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发展。[8]144
我们用建构主义观点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其实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对待，而非悲观认定。虽然这种转化受到现实因素，比如国家利益的制约而发展缓慢，但是，只要施动者——国家彼此发挥能动性，中日关系是能够长期保持稳定发展的。
第一，中日高层的互信是维系和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力量。双方都清楚地认识到中日友好对两国发展的重要性，这种互信的观念主要应体现在各自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而非仅停留在口头的允诺。实践表明，交流与沟通对于双方关系的冰释所起到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在首脑外交的带动下，从2006年底至今，中日关系得到了全面提升，两国关系得到了持续改善。例如，随着战略互惠关系的建立，中日双方正在形成一个“双边促多边、多边促双边”的良性互动，两国将在六方会谈、东亚合作、联合国改革、反恐合作、防灾、卫生与保健、环保与能源合作等广泛领域加强对话与合作。2007年初，日本公明党、自民党等日本政党高层相继访华；1月中旬，中联部部长王家瑞率中共代表团出访日本；8月底，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应邀出访日本，受到日本各界的高度重视。曹刚川此行打破了中日九年半的军事交流空白，同时也被日方视为是中日关系继续解冻的重要一步。2007年底，福田康夫的“迎春之旅”，在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之际，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锦涛主席也将在今年春季出访日本，这是中国国家元首十年来首次访日。以上这些都表明，双方交流得到了全面恢复。频繁的交流将使双方互信的程度加深，有利于彼此关系的良性发展。
面对较好的发展趋势，双方的高层仍需保持清醒地认识。中日关系虽然正处在“回暖”进程中，但也难以回到以前的“蜜月”状态。由于历史问题、东海问题、台湾问题、贸易摩擦等一系列问题仍将在长期内伴随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些都需要双方高层加强交流、及时沟通，不断缩小相互间的差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双方领导人和决策层缺乏直接交流导致的交流不畅通将会严重影响到彼此互动的成效，而互动的失败必然会影响双方关系的改善。
第二，双方中层的言行应该起到一种“舒缓剂”的作用，既要帮助高层理智地做出决策，又应以自身的专业意见开导民众。两国中层应该继续加强彼此间的交流，而这种交流的形式则可以多样化。一方面，双方中层可以进行对话式交流。以“北京-东京”论坛为例，论坛从2005年开始至今已召开了三届。该论坛不仅见证了中日关系从冷转暖，同时也为促进中日关系发展、加强中日相互了解共同搭建了一个中日民间高层交流的平台，还为两国政治、经济、学术、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讨论空间。另一方面，双方中层可以通过互访的形式进行更为直观的交流。例如，近期日本有很多民间团体和企业团体访华，而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到访日本。虽然这种互访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经济利益的考虑，但也能促使双方中层在面对面的交流中积极展示各自国家、企业、个人的形象，进而化解以前在观念上的对立和敌视，使双方的认知更加客观与务实，从而进一步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第三，双方民众要尽量理智和客观地看待对方。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对彼此的不信任和厌恶对两国的交往是有害无利的。其实，导致两国关系后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是双方民众缺乏沟通，彼此不了解。因此，应努力使中日两国民间交流更上一个台阶。双方民众应该通过更多地交流来了解对方、认识对方、信任对方。目前，两国友好城市达200多对，互派留学生数分别占两国接受留学生总数的第一位和第二位；两国以邦交正常化35周年为契机，启动了“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日本提出了2007年实现中日500万人往来的目标等等。在这些交流中，青年交往应成为重中之重，因为他们代表着国家的未来。吸引更多的日本青年到中国来，能让他们在亲身学习、游历和交往中了解历史的真相，培养对中国的良好感情。同样，日本方面也在积极争取让更多的中国青年到日本去学习。例如，日本从2006年2月起成立了“日中21世纪基金”项目，招收中国高中生赴日本留学，通过两国高中生在对方国家亲身体验生活与交流，培育两国关系长期发展的基础，增进两国国民间，特别是青年之间的互信关系。
媒体作为中日双方沟通的渠道，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媒体应该避免过度的宣扬彼此间的负面新闻，而应注重客观的报道，以此来正确地引导大众的注意力，防止出现催化民众激进情绪的情况。中日双方可以通过媒体来传播两国间的共同点，从而寻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激发双方对彼此的认同。作为首家在日本拥有正式刊号，并通过主流发行渠道参与期刊市场竞争的中国时政刊物——《中国新闻周刊》日文版，正式进入日本主流发行渠道，它将成为日本民众了解中国的一个很好的窗口。
四、小结
以建构主义的视角看待中日关系的走向，并非要忽视国家利益等现实因素，而是更加强调沟通与互动的重要性。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两国彼此互信的时候，双方关系才能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则后退。我们现在强调观念的建构，其实是为了明天的“双赢”。当然，在两国关系的建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不利的因素。如何看待这些不利因素，采取何种应对策略，都将直接影响彼此间的认同。我国几代领导人一贯倡导中日友好，胡锦涛总书记十七大上也强调要“继续同发达国家加强战略对话，继续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9]而无论是从“对发达国家外交”还是从“对周边国家外交”看，对日外交都是中国外交的重点。福田康夫在就任首相前就表示不会在任期参拜靖国神社，并强调日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10]2008年对中日关系的巩固和发展来说是机遇年，中日两国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0周年、中日发表《致力于建立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联合宣言》10周年，这一年，还是”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和北京奥运之年。中日高层互访和两国领导人在多边国际场合的会晤以及中日民间交往将出现热潮。[11]总之，只有当中日两国互相把对方当成朋友，只有当两国的高、中、下三个层面都积极展开交流与互动，两国间的观念建构才会更为全面与立体，两国关系也才会呈现出一个崭新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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