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立潮头唱大风
——革命精英在五四运动期间的斗争写实
◆文/叶慕燕
五四运动100周年了。当我们即将告别百年沧桑的历史，昂首迈入新时代时，我们不可忘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我们更不可忘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一大批革命精英，是他们呼喊民主与科学，培养了一批青年领袖和文化精英，使中国无产阶级从此登上历史舞台，通过不懈努力、浴血奋斗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从此开启了实现现代化的漫长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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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促成五四运动爆发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他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是革命民主主义的先行者。1902年，与章炳麟等发起组织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5年参加同盟会；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积极支持正在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实行教授治校，宣传劳工神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被迫辞职。1927年后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奔走呼号，倡导抗日，不遗余力，并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军阀政府在人民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和收回山东的一切被日本夺去的权利，遭到与会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北洋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此时，最早把巴黎和会失败的消息透露给北大学生的是蔡元培。
原来在5月3日那天，时任政府外交委员长和国民外交协会理事的汪大燮获悉国务院发出的同意在和约上签字的密电后，心中焦急，一筹莫展。由于他平时与蔡元培有密切的联系，于是就马上前往蔡元培家里去共商对策。蔡元培听到后感到非常绝望和震惊，于是就把挽救国家命运的希望寄托在青年学生身上。这样他就立即把此不幸消息告诉了北大的《国民》《新潮》杂志社中的学生骨干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等人。大家听后都感到非常愤慨，决定在各刊物上表明态度，声援拒绝签约的主张。同日下午，蔡元培又参加了国民外交大会召集的紧急会议，议决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在北京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强烈要求政府代表退出和会，不得签字。同日晚上，北大学生获悉此消息后，群情激愤，校园内一片沸腾。千余名学生及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举行学生大会，共商行动方案。大会一致议定：原定5月7日在国耻日游行提前于明日举行，由各校代表回校通知，届时齐集天安门，举行爱国大示威。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在蔡元培的促动下终于在北京掀起，不久又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
在五四运动的急风暴雨中，高君宇因四处奔波呼号，以致积劳成疾，曾两次吐血。但是，“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高君宇墓志铭）
蔡元培在五四运动前后所起的历史作用是相当重大的。他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大力支持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提倡社会进步和社会变革，勇于开拓创新。他为人清廉正直，道德高尚，为世人所钦仰。1940年3月18日，当蔡元培在香港不幸逝世后，毛泽东曾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致蔡元培家属的唁电，电文赞誉蔡元培是“人世楷模”。
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的思想相当活跃，他始终歌颂光明，憎恶黑暗，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侵略、反对封建主义的进步立场，坚决为民族解放和思想解放，为民主政治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1918年11月中旬，蔡元培特向北京政府教育部借用天安门的露天讲台，邀请北大教员于15、16日举行对民众的演说大会。参加演讲的有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马寅初等11人。16日，蔡元培在演说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劳工神圣》的演讲。这篇演讲稿后来编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一书。他在演讲中有力地斥责了官僚、军阀、政客、奸商等巧取豪夺、祸国殃民的罪行，同时还提醒大家要“认识劳工的价值”，并最早在全国喊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把从来都是遭受贱视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群众，第一次提高到崇高的地位，公然宣称“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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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4日，在讲演团的第三次常会上，选出了以邓中夏为总务干事、高君宇为文牍干事的新的领导机构，并确定了“除城市讲演之外，并注重乡村讲演，工场讲演”的活动方针。4月3日至8日，他们利用春假的机会，组织团员分成数组深入到以丰台、长辛店、通州为中心的乡村、工场进行讲演。
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显示出来的伟大力量，使高君宇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的力量才能改造社会。因此，他在1919年10月毅然参加了邓中复主持的旨在“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并成为讲演团的主要骨干。
只是平素过日子，还是有些不习惯。往日一大家子热闹惯了，突然间只剩下我跟大梁两个，怪冷清的。我们之间好像也变得有些生分了，话也越来越少，在一个桌上吃饭，有时眼光碰到一块儿了，又很快挪开，瞄到别处。
高君宇：“宇之志益坚，宇之猛烈益甚。”
高君宇（1896-1925），山西静乐娄烦县人。五四运动时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与邓中夏共同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全国最早的58名党员之一。1922年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与同时代的周恩来有着很深的友谊，1965年6月，周恩来在审批北京城市规划总图时，特别强调要保存“高君之墓”。
5月4日，高君宇和北大爱国学生勇敢地冲破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和警察的阻拦，奔赴天安门广场，带头参加游行示威。游行群众沿途高呼“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当游行队伍走到东城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门前时，高君宇和一部分爱国学生攀墙冲进曹宅，殴击了正在曹家的卖国贼章宗祥，并火烧赵家楼曹宅。反动军警闻讯赶来逮捕了32名学生和市民，高君宇立即协助李大钊为营救被捕同学而日夜弃走。
5月7日，北大被捕同学被释放归来，高君宇和北大同学在二院操场举行了欢迎大会。9日，北京政府传令嘉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并要传讯被释放的爱国学生，追究五四运动的“主使人”。这一倒行逆施，激起了爱国学生的更大愤怒。高君宇受北大全体同学的委托，毅然担任了北大驻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广泛进行组织宣传工作，领导学生酝酿着新的更大的斗争。
18日，北京学联在北大二院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实行总罢课，发表罢课宣言，开展街头宣传活动，并决定派黄日葵、许德珩等人到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发动全国规模的斗争。许德珩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五四后我和黄日葵到各地串连，这是李大钊的点子，高君宇同志坚决支持。”后来，高君宇还以北京学联代表的身份，到天津组织抵制日货活动，并专程回到山西指导太原的学生运动。
冀朝鼎（1903—1963），山西省汾阳县人。“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这是他在清华求学时立下的革命志向，也是他毕生奋斗、振兴中华的真实写照。13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在学校受到了新文化运动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冀朝鼎是一个富有传奇彩色的人物，在美国留学时加入美共，回国后潜伏国民党内部做党的地下工作，与周恩来、邓颖超有着浓厚情谊，曾担任过邓中夏的秘书兼翻译。新中国成立后，从事财政和外贸工作，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曾多次出国访问，他是我国与西方世界接触最早、交往最多、了解最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被誉为“中国最干练的经济学家”“财政和贸易方面的杰出人物”。
6月11日，陈独秀因在北京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李大钊、高君宇等人立即奔走营救，并动员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反动政府，使陈独秀得以获释。
通过社区脑卒中服务窗口建设，开展高危人群筛查和干预，提高社区卒中高危人群对卒中高危因素的知晓率和干预率。上海市脑卒中预防与救治服务体系数据库数据显示，上海市住院卒中患者中高血压的知晓率为94.03%，糖尿病知晓率为90.15%，心房颤动知晓率为83.18%，血脂异常知晓率较低为14.26%。相比于全市卒中危险因素知晓率，卒中住院患者高血压和糖尿病的知晓率较高。
五四运动挫败了日本鲸吞山东权益的阴谋，但日本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失败。1920年初，日本帝国主义竟然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两国直接交涉山东问题。高君宇当即著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要求直接交涉的罪恶目的，是要“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他义正词严地指出：“中国对德宣战时，已宣言废弃中德间一切条约，山东一切物权租让都收归了”，因此，“日本便也不能因为有攻取青岛的‘功劳’便占有青岛”，“日本人不能拿我们没承认和约来强追我们本行”，这就“证明日本人要求直接交涉的没根据了”。他大声疾呼“为了国权，为了人道”（《我们为什么反对直接交涉》，《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0号，1920年3月1日），我们要团结起来，坚决反对中日直接交涉。北京政府在全国大民的反对浪潮中被迫通知日本，声明“未便与贵国开议”。因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未能得逞。
“劳工神圣”在五四运动后成为全国最鲜明的政治口号，在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影响，对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1920年5月1日，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北京大学工友和学生500多人，集会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北大学生何孟雄等人还上街散发“劳工神圣”等传单。蔡元培作为一位在全国享有盛名的最高学府的校长，他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但在当时那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他竟然能直接参与和支持劳工运动，这种精神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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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是第一组成员，到丰台向群众讲演，这是他首次与工农结合的尝试。从5月到11月之间，高君宇和邓中夏、杨钟健、张国森等还到北京南城模范宣讲所屡次讲演。每逢假日，特别是遇上庙会，他们就打着旗帜，敲着锣鼓，到街头闹市宣讲五四精神。高君宇先后以《人的生活》《什么叫“自治”——它的意义、形式和功能》《私产制度与婚烟》等为题，进行了多次激动人心的讲演。
高君宇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深入工农中接受教育，很快成为一名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冀朝鼎：“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
五四之前，高君宇通过王振翼（仲一）与山西进步青年学生贺昌、李毓棠、武灵初等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利用假期，召集进步青年进行座谈讨论，向他们介绍北京新思潮的传播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宣传爱国思想，启示和鼓励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山西学生闻风而动，立即成立山西学生联会，组织各校学生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斗争。为了推动山西学生运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回山西进行指导，使山西学生爱国斗争的烈火更加迅猛地燃烧起来。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正在清华就读的冀朝鼎参加了6月3日的大宣传，他怀着满腔的爱国义愤，率领同学上街宣传，不料被军警拘捕，关押了3天。斗争的现实使他进一步认清了北洋军阀政府媚外卖国的反动本质，而五四运动后，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更促进了他的觉醒。
施工人员的素质与水利水电工程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提高施工人员的水平与素质是促进水利水电工程发展的重要基础。应加强对施工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
这年夏天，冀朝鼎和施滉等人把暑假修业团改名为唯真学会，明确地提出了“政治救国”的主张和“真理所在即趋附之”的行动口号，积极投入了“改良社会”“改良清华”的热潮之中。他们仿照西方国家议会民主制的形式，成立了清华学生自治会。冀朝鼎以其真挚的爱国热忱，言行一致的品格和出色的社会活动能力，先后被选为学生会评议部及校务改良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学生法庭审判官及《清华周刊》的集稿人，负责《言论》专栏。他广泛采纳各方面的意见，积极撰写文章，提出了不少改良清华的建议。
这道题值得反思：为什么在考场上不少考生不加思索地把B选项排除了？理由非常简单：“十分之一定律”（生态系统中能量流动的传递效率只是大约为10%～20%）在学生的脑海中印象深刻。教师是否过于关注生物学中的一般结论，而恰恰忽视了生物学规律经常有例外。试想一下，如果教师在最初的教学中，通过具体的情境，让学生自己计算某一营养级的能量传递效率，或许就不会发生丢分。
在此期间，冀朝鼎和唯真学会的同学们接受了“劳工神圣”的思想。1921年，清华校庆10周年之际，他又和徐水煐等编辑出版了《清华通俗周刊》，散发给附近的工人、农民和市民，做为清华送给平民的礼物。在这本小册子里，冀朝鼎以通俗易懂的文笔编写了《人为什么活在世上》《怎样生活》和《去做》等文章，阐述人生的意义和志趣。他说：“人活在世上，就是为改良世界的，不是单为吃喝。”（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他主张，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应该尽他的力量去做事，尽他的活在世上的责任。他说：“若有一个人永久去作，那世界便多了一个真正的人，少了一个假的人。若人人都永久去作，那人人便不愧虚生一世，作了真正的人。国家还怕不富强？世界岂能不平安？”（孙敦恒：《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冀朝鼎等人身为清华学子，又大多出身于书香门弟和官宦之家，却倡言“劳工神圣”，亲操养马、作工“贱役”，这不仅被守旧派认为“震世嫉俗、不成体统”，就是一些高唱“社会改良”，坐而论道的社会人士也视为“言行过激”。然而，矢志改革的冀朝鼎却不顾时议所非，决心按照自己所认定的真理去做。他常对志同道合的罗静宜（后与冀朝鼎结婚）说：我平生最敬慕孙中山和列宁。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矢志不移，奋斗终生，堪为千秋师表，望你以秋瑾、向警予为楷模，认真地向她们学习（访问罗静宜记录（1963年9月9日，存清华校史编写组）。
也正是基于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共同志趣，冀朝鼎和施滉等8人，在“唯真学会”内结成了一个核心组织——“超桃”，意即超过“桃园三结义”的生死之交，共同负起改良社会、振兴中华的重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