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日”与反日——抗战时期朝鲜华侨的艰难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朝鲜论文,华侨论文,艰难论文,亲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1年，继日本殖民地朝鲜发生万宝山·朝鲜事件以后，中国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有关此后朝鲜华侨的状况目前还存在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朝鲜华侨的研究极少。已有研究中，论及这一时期的成果有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的《韩国华侨志》①，其论述的重点并非这一时期，且对于警察的逮捕、刑讯和杀害等镇压行为只是点到为止；杨昭全、孙玉梅的《朝鲜华侨史》②讨论了日本殖民地中的镇压、归国华侨的抗日活动和华侨学校中教师的抵抗；安井三吉的《帝国日本与华侨》③讨论的是日本、台湾地区、朝鲜的华侨，虽然对于考察朝鲜华侨近现代史和东亚中的定位具有参考价值，但该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台湾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镇压事件”，颇值得怀疑，而且该研究没有注意到在这一延长线上朝鲜华侨在同一时期的抵抗。诸如此类，虽然相关研究已在缓慢进行，但还只是刚刚起步，对朝鲜华侨和傀儡政权的关系尚未能做出充分的阐明，另一方面也有些强调遭受日本镇压的被害者的一面。对于抵抗方面，仅仅限定于归国华侨参加八路军等。
为了打开局面，本研究拟考察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日本战败这一时期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的动向。研究中，笔者将关注朝鲜华侨在傀儡政权北平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简称临时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以下称作南京汪伪政权)成立时候的动向。尤其关注朝鲜华侨的抵抗，深化对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抵抗活动的实证研究，并加以分析和考察。
一、抗战爆发后朝鲜华侨的整体应对概况
首先来看一下华侨的人口推移。1930年朝鲜华侨人口为67794人(男55973人、女11821人)，但万宝山·朝鲜事件、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1931年总人数锐减至36778人，是1930年的54.2%。1932年，华侨人口为37732人，1933年为41266人，1934年为49334人，1936年为31711人，此后一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华侨人口始终在4万人上下浮动。但是，如果把1945年日本投降前从中国东北和山东省强征的约两万华工计算在内，华侨总数应为6万人。④若按《釜山日报》的报道，3万朝鲜华侨中的6成已经回国⑤，卢沟桥事变后，华侨人数短时间内的确有可能曾下降到1.8万左右。
那么，卢沟桥事变以后华侨的归国情况如何？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陆续有华侨回国，每天约有四五十人经仁川回到中国。然而，由于山东政局的恶化，从仁川出发前往山东的朝鲜邮船停运，造成7月20日以后蜂拥赶至仁川的约5000名朝鲜华侨被困在华侨街。虽然朝鲜总督府与威海卫的英国船舶曾进行过交涉，但未获答复。仁川、镇南浦、新义州等地的华侨越来越多，当局开始采取一定的保护和监视。8月23日，仁川野口商会的中国汽船利通号在仁川临时入港，华侨们争先上船，但是考虑到青岛、芝罘比较危险，所以这艘船一开始并未起航。在华侨的怂恿下，经过相关各方的游说，26日约1000名华侨从仁川出发。⑥
就这样朝鲜华侨中不断涌现出已经回国和准备回国的人。因此，8月9日总领事范汉生拜访朝鲜总督府外事部松泽部长，提出要求，称“由于日前将有3000多名华侨从釜山港启程回国，所以请准备船舶”。对此，松泽表示“即便事态发展到最坏的地步，作为我帝国方针也绝不会影响到在朝鲜的中国人，所以请总领事代为向在朝鲜华人转达请安心生活”。⑦尽管如此，但如平南道的华侨，原本有6000多人，最后由于回国的人颇多，只剩下2700多。对此，有人认为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农民和工人⑧，这表示有钱人都回国了。事变发生前，釜山也曾经有500多华侨，但事变后减少到300多，釜山领事馆副领事一家也都回到中国。⑨
不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逆流。7月19日，从芝罘、威海卫出发的利通号载131名中国难民在仁川入港。问其原因，答曰“比起本国，文明的日本更为安全”。⑩汉城的农民王成大还因担心战事扩大而拿着卖掉家产得来的300日元和一辆别人送的自行车从仁川回到山东。不过，他刚一在中国登陆，就被强迫去参加中国军队。由于他拒绝参军，所以300日元和自行车都被没收。一气之下王成大再次回到汉城。(11)春川还发生了如无业人士李某(朝鲜人)趁乱威胁种植蔬菜的华商毕鹿宽“交出所有的钱”这样的一些小事件。(12)
(一)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转向过程
12月，首都南京陷落。与“接到捷报后满街的喜庆”形成对比的是，汉城的总领事馆“死寂般的黑暗”。据说面对京城日报记者的采访，接待人声称范汉生总领事“因病卧床”，已经休息(13)，婉转地拒绝了会见的要求。由此可以推测，南京陷落带给范汉生巨大打击，成为其以后改变态度的重要转折。在这种情况下，12月19日，釜山领事陈祖偘为了确定自己的态度，来到汉城拜访范汉生总领事，但是范已经出发去了天津，不在馆内。无奈之下，陈为了与神户总领事商量，20日，“秘密”乘关釜(下关—釜山)联络船，前往神户。据说“属国民政府直系的陈领事的态度颇受关注”。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发给釜山领事馆的经费不足，10月以后这种经费便中断了。(14)
12月14日，临时政府在北平(即北京)成立。随之，国民政府调任釜山领事陈祖偘代替范汉生代理京城总领事，又升釜山副领事程心益为领事，命神户领事魏友琴(锡)兼任京城领事、升横滨副领事林定年为京城领事。据说汉城因为总领事要在“华北新政权”下接受任命，甚为吃惊。也就是说，虽然国民政府失败了，但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最初的时候国民政府是想把临时政府放在自己的影响之下的。因此，虽然陈、程、魏、林等人欲往汉城赴任，但却遭到了釜山宪兵队的阻拦，无奈之下只得退回东京的大使馆。就这样陈等人在下关进港，为了与徐世英大使商量解决办法乘火车前往东京的大使馆(魏友琴需要在神户总领事办公，所以与仁川总领事曾广勋一同在神户下车)。他们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庆尚南道的跟踪，到了下关，山口县又派一名巡查继续跟踪，在宫岛，又被广岛县警察接替继续跟踪。陈等众人“对日本军部当局的举措愤慨难忍”，难以抑制对加入“新政府”的原汉城总领事范汉生等人的怒火，认为他们的行径是“罹患了日本病而发狂”。结果，这一问题是由于范汉生向当地军部活动而引起，被看作“是两国之不幸，令人费解”。(15)1938年1月2日，陈祖偘和釜山领事馆的随习领事曾鼎钓二次进京(东京)。1月11日，曾鼎钓通过P.O汽船会社从横滨、香港回国。陈祖偘和金祖惠、林定年、张相等连日进出于大使馆，与许世英大使商量朝鲜领事馆问题和自身前途。但因许大使也正在和日本外务、内务两省协商，所以没有答复。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警视总监阿部源基在《别记》中对这周边的事情进行了详细记录。“今事变突发以来，驻朝鲜民国领事馆，以釜山领事馆为中心的谍报活动格外引人注意。虽然中方的谍报曾准确且迅速地掌握了我方军队的移动等军事情况，但(中国)的持续战败和馆费的断绝”也使得领事馆馆员之间出现了“不稳情绪”。也就是说，日方已经开始怀疑釜山领事馆和其手下领事的谍报活动。而馆费的中断令馆员不安。于是一些考虑到将来而希望参加临时政府的人，如汉城总领事范汉生(日本明治大学毕业，历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本科长，后被任命为汉城总领事，“亲日派”)向大使馆提出辞呈，前往“华北视察”。1937年12月20日，镇南浦领事张义信公开宣布“与国民政府断绝关系”，高举五色旗。因此，国民政府也于12月24日正式罢免范汉生，命令釜山领事陈祖偘任汉城代理总领事。获悉此事的范汉生于12月27日火速返回朝鲜，造访总督府，向其传达了驻朝鲜领事馆和华侨拥护新政权，且长崎、神户、横滨等各领事馆也有意号召拥护新政权的消息。范汉生为了否决陈总领事的任命四处活动，结果使国民政府任命的陈祖偘等人被拒绝在釜山登陆。1月3日中国大使馆派参事官杨云竹前往日本外务省。杨云竹称“朝鲜宪兵队和警察部长以武力阻止政府任命的林、魏两领事入境，还把陈领事从釜山赶走”不但提出口头抗议，并且提交公函以示抗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对釜山宪兵队的行径置之不理。(16)
所以说范汉生的华北视察完全是个借口，实际上是要赶赴天津和北京，以便18日拜访包括临时政府在内的当地各部门。范汉生在南京外交部时曾帮助蒋介石推动他的对日外交和“日中提携”，随着全面战争爆发，他第一个站出来在朝鲜表示加入临时政府。范汉生支持临时政府的事情给3万朝鲜华侨带来巨大的冲击，一些被看作是“南京派”(蒋介石派)的人也放弃了“抗日反日”。结果，朝鲜华侨“从(朝鲜)半岛的各个角落大声高呼‘加入华北新政权’”，“呼吁中国的全体同胞‘日中提携’‘防共日中亲善’”。(17)其实早在12月17日范汉生就已经前往总督府拜访松泽外务部长，和盘托出所有具体计划，要求给予帮助。范汉生的“心腹”，“亲日派”镇南浦领事张义信(18)与范汉生的“华北视察”遥相呼应，12月20日率镇南浦领事馆支持临时政府，成为最早表明态度的朝鲜领事馆。所有一切都是按照周密计划进行的。
就这样，“过去11年来一直高举反满抗日青天白日旗的总领事馆”也于1937年12月28日挂起五色旗，高歌“亲日满防共”，“完全脱离罪恶的蒋政权”，表明投奔临时政府旗下的态度。(19)范汉生相当兴奋，表示“为了整个半岛的(华侨)民众，不，为了(包括祖国在内的所有)中国大众的幸福，我将在五色旗下奋斗到底”。12月28日，他向驻朝鲜的领事发布召集书，劝诱大家加入新政府。(20)对此，松泽部长为了“日满中提携防共这一大目的”，自然就选择了对“自觉的在朝鲜中国人”“表示好意”。(21)
这种情况下，仁川办事处、元山领事馆和釜山领事馆分别于1937年12月29日、12月30日和1938年1月1日挂起五色旗。对于反对新政权的新义州领事金祖惠，总领事馆1月3日派元山领事馆书记员冯文海接收了那里的事务。为此，金祖惠率全体馆员来到东京大使馆“哭诉”。(22)也就是说最后是通过强权排除反对新政权的金祖惠等新义州领事馆馆员，使这些领事馆转而支持新政权的。而且对金祖惠这些人，因为“跟随蒋政权反满抗日意识最浓”，所以在朝鲜、日本也都安排人盯梢。(23)
那么各地的华侨团体都有些什么样的活动呢？就在本町的总领事馆挂起五色旗的12月28日，京城中华商会加盟8团体在位于本町的中华商会集合了南北两帮会馆、中华料理屋组合、中华理发组合、中华达摩佛教会、中华饮食店亲睦会等各代表，全场一致决定“加入新政府”“防共亲日”，完全脱离了蒋政权。在他们的《决议文》中写道：“兹决定跟随范总领事加入根据亲日提携，确立东洋永远和平，谋求国民福利之新政府……一心一意为国家做出贡献。”并且在宣言中写道“此次事变乃是由于国民政府错误的容共抗日、依存外国政策而生”，“而后吾等在(京)城各团体所有同仁脱离国民政府，团结一致加入新政府，在其统治下尽心尽责”。29日，各会代表向南次郎总督、小矶军司令、二宫宪兵队司令官等宪兵队、警察相关部门问候致意，并且向近卫首相、广田外务大臣和临时政府通电加入新政府，于30日挂上了五色旗。这就意味着住在京城的约2000名华侨“自发地”提出了进入“新政府”统治的申请。(24)然而，虽然说是华侨各团体的“自发的”意志，但需要指出的是，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京城总领事范汉生的训令，带有强制性的一面。(25)
那么仁川的情况如何？12月28日，华商商会干事孙景三和山东同乡会、南帮协会等各团体代表30人在南帮会馆召开华侨全体会议，决定“脱离蒋政权”、“加入新政权”。并向临时政府的汤尔和、王克敏两位委员长，寺内军司令官、南总督、小矶军司令官、三桥警务局长、二宫宪兵司令官和范总领事等人致电，声称“仁川在留中华民国全体同仁宣誓加入新政权”，之后各团体代表共40人在华侨商会举行五色旗升旗仪式，三呼万岁。(26)
继京城、仁川各华侨团体之后，新义州府剩余的500名华侨于12月30日召开侨民大会，全场一致表决加入“在确立东洋和平之根本精神下成立的标榜亲日满、排共”的临时政府。除此以外，12月下旬，海州沙里院和雄基的各中华商会等也表决加入临时政府，赵城宣等43人在平北宣川的侨北公会，30位代表在咸北渔大津决议挂起五色旗，其他的大邱、平安北道、咸镜南道、江源道、黄海道、全罗北道、忠清南北两道从1937年12月下旬到1938年1月上旬，都做出相同的决议。新义州、元山、釜山、镇南浦的各领事以及仁川办事处的全体工作人员还劝神户、横滨、台湾各领事加入临时政府。(27)可以说朝鲜领事们对日本、台湾各领事的活动，扩大了支持临时政府的呼声。
(二)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的变化
基于1938年12月20日汪精卫的“和平声明”，朝鲜华侨“认为祖国的复兴前途光明，期待开展和平运动”。1940年3月30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朝鲜华侨还一齐在各地举行庆典，参拜神社，慰问日本受伤官兵。同时还向日军和重要机关致电，感谢他们的指挥领导，期待“蒋介石政权”的毁灭。但是，日方因为“还有部分人在言谈中流露出内心希望民国自强好过与(日本)帝国合作的情绪”(28)，所以并未放松警戒。就这样，朝鲜华侨虽然一方面全面赞同汪精卫的“和平声明”，继而赞同成立南京汪伪政权，但是他们也感觉到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人都潜伏起来了。众所周知，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新义州、釜山成为领事馆，元山成为副领事馆，仁川、镇南浦成为总领事馆所属的办事处。
接下来以汉城、仁川为例，详细考察当时朝鲜华侨的动向。3月30日朝鲜各地为汪伪政权成立举行了庆典活动。上午8点，在汉城的总领事馆举行了升旗和庆典仪式(遥拜东方、向“皇军英灵”默哀)，总督、军司令官以下共100人参加了活动。普通华侨的庆典是在京城小学举行的，除总领事以外，共有500人参加。之后，总领事、馆员和华侨代表11人参拜了朝鲜神宫。下午3点，总领事代理杨副领事率华侨小学学生，到龙山陆军医院慰问受伤官兵。从下午6点开始，总领事和中华商会共同邀请了约600名有影响力的官员、民众在府民馆举行庆祝晚宴。同时还向与会者颁发了由总领事写的宣传册：“祖国同胞啊，让我们马上团结起来拥护支持汪主席！”(3月23日京城中央放送局对重庆的第3次广播)仁川也在华侨小学举行了庆典，参加者包括教职员和学生120人，华侨200人，府内外官民约100人，之后约300名华侨和小学生手持旗帜游行，参拜了仁川神社。仁川华侨还向南京汪伪政权发去贺电。下午6点，除了华侨主办邀请约200名官民举行庆祝宴会以外，另有80名华侨在华侨饭馆共和春举行了庆祝晚宴。(29)釜山、平壤、新义州、镇南浦、元山、海州、光州也召开了同样的庆祝宴会。
朝鲜华侨原本计划选出12名代表，去参加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庆典(4月26日在南京举行)，但考虑到上海、南京存在旅客拥挤以及住宿等问题，更改了计划，结果只派了朝鲜中华商会联合会会长周慎九、副会长司子明、总务郑维芬3人前往祝贺。当天，朝鲜华侨每家每户都挂起了国旗，以表示祝贺。(30)
接下来从庆典上的祝词来探讨朝鲜华侨领导人以及普通华侨的想法。汉城总领事在庆典上的致谢词中说“新中央政府于本日成立，满怀兴亚之大精神，主张中日合作提携，还都孙总理安泰、永眠之南京，开始着手日益明朗之建设兴亚大业。此全拜善邻之盟邦日本朝野上下的支持和深厚情谊所赐，不胜感激”。
新义州领事马永发主张南京汪伪政权拥有正统性，对“反共和平建国”和“东亚新秩序”也表示理解。
那么，普通华侨态度如何？最初的时候随着新政权的成立，基本上都是以高度评价汪精卫，批判蒋介石为基调。木浦维新商会副会长郝鸿腾认为“新政府必须在反共和平建国的同时，实行日满中三国相提携。蒋介石也已经日益丧失抵抗力，吾等当真要深深感谢帝国的庇护”。孙仙亭(棉布业)认为“新政府的成立使四万万民众得以生活安宁。然而在新政府能够健全发展之前，须日本军队在当地驻扎，给予合作和帮助”。姜吉兴(餐饮业)则表示“汪先生是中国的救世主，其政治手腕远非蒋介石所能及……对新政府的成立，欢欣鼓舞举双手赞成，希望将来进一步获得日本帝国的帮助”。(31)
二、刺刀下的“亲日行为”
战争期间，朝鲜华侨也被动员去勤劳奉公等。在不能拒绝的情况下朝鲜华侨都积极参加，以谋求与所在国家和日本之间的和睦。
第一，勤劳奉公：日本大使馆(大使蔡培)向各领事馆发布“训令”，上面写着：“我国侨民寄旅海外，盟邦日本国民相处既久……兹值战时进展局势重大之际，尤应加紧协力尽其奉公之诚，以示热心而资互助，共期大东亚战争克底于胜利。”(32)受此影响，1944年3月12日，京城总领事代理马永发通过仁川、镇南浦两办事处及中华商会联合会，向全朝鲜中华商会发出通告，声明“侨民一体，遵照与日本国民同心协力，以尽后方责”。可以说是通过两个办事处和中华会馆联合会才实现了向华侨贯彻宣传“勤劳奉公”的事情。从镇南浦办事处等处地的回馈中反映出，自1943年冬季以来，各地中华商会就已经在其管辖的平壤、镇南浦、海州、沙里院等地分别负责开展40、50人至100人的“勤劳服务运动”，平壤还取得了帮助运输、造路工程、打扫街市等成绩，其他各地也都在准备之中。(33)
第二，防空准备：1944年2月汉城总领事馆接到来自东京大使馆《我国侨民协力防空准备办法》的通知，为进行防空准备，疏散城市居民，召集了京城的华侨代表以及中华商会联合会理事长司子明等人。联合会除了向仁川、镇南浦两个办事处下达命令以外，还通过朝鲜各地的中华商会传达给各侨民。(34)另据镇南浦办事处消息，“大东亚战争”以来，辖区各地的华侨分别参加“爱国班”(邻组)，协力防空准备，与“友邦人士”(日本人、朝鲜人)相提携，组织防护团体，参加训练。镇南浦、平壤、沙里院、海州等地的防空设施也得到了完善。(35)
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8月1日“中华民国复兴节”在京城总领事馆举行。总领事陈辉的演说概要如下：1943年8月1日，“国民政府”(南京汪伪政权)接受“盟邦日本”的协助，收回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一天实乃我国自由、解放、自立、新生之日，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价值的纪念日之一。故“国民政府”规定这一天为“中华民国复兴节”。回顾百年，我国遭受英美帝国主义侵略，无一不处于资本主义的压迫之下。尤其在鸦片战争时缔结之《五口通商条约》中，英美等国率先在上海开辟租界。其他各国相继效仿。结果使中国陷入“次殖民地”的地位，租界制度成为独立和伸张主权的障碍物。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后，首先将广州、天津、杭州、苏州等租界归还我国，表示出“中日两国提携”和“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决心。民国32年(1943年)1月9日，“国民政府”向英美宣战，同时决定向日本寻求合作以归还租界和取消治外法权。如此才得以于8月1日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国父孙中山为了“追求中国的自由平等”穷尽其毕生的精力。这一目标得以在去年实现，就在于“盟邦日本”的诚意。各位应该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大亚洲主义”与“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相符。“大东亚战争”完成后，英美在亚洲的势力将完全毁灭，我中华民国也将实现复兴，东亚民族也将得以解放。按照“国民政府”与“盟邦日本”“同甘共苦”的意志，指导华侨完成“大东亚战争”。(36)
演讲词中虽然对英美严加谴责，但是对日本的侵略却言之不详。反而把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直接联系在一起，表示拥护。另外，“复兴节”宴会邀请的对象中，日本方面，总督府自然是出席的，还包括了与华侨有重要关系的一些经济、食品、警察、治安和町会关系人员等。中国方面出席的有华侨学校和商会方面的人。此外，宴会还格外重视宣传，请来了5家新闻、通信机构。
三、虎穴中的抵抗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华侨被看作是“敌”国国民，经常有人被冠以“政治犯”、“经济犯”尤其是“间谍罪”名目逮捕。1937、1938、1939年分别被逮捕了15、8、9人。1940年3月南京汪伪政权成立后，除中国东北以外，各省籍华侨都被称作“中华民国华侨”，成为“友邦”国民。这一年被捕的人数为零。但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4名华侨被捕，此后出现了大批被捕人员：1942年被捕人数为70人，1943年被捕人数为43人。虽然1944年被捕人数较少，仅为6人，但从1937年至1944年逮捕人数总共达161人。另一方面，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鼓舞了华侨，在日方严厉的监视管理下，依然有新义州的“满侨”小学教师在教授“日本侵略大连史”，还有教师教学生岳飞的“尽忠报国”。新义州华侨小学的教师毕子文教给学生岳飞、文天祥的“爱国”故事，并且让学生合唱《满江红》和“流亡三部曲”。一些华侨学校内还张贴了反日标语。虽然日本加强宣传“大东亚共荣圈”和“中国必败”，但中国抗战的消息不断传入朝鲜，部分华侨秘密乘帆船前往山东省胶东地区，积极捐款，并有组织地运送火药原料硫磺。李小虎等10余名华侨青年还于1941年返回山东，参加了八路军。(37)
本文拟基于上述情况，侧重于朝鲜华侨的抗日斗争，力图揭示其实态。总领事马永发在致朝鲜各地中华商会、华侨团体的书函中陈述了对东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全体领事会议”(以下称为“第二次领事会议”)提出的要求，听取意见，决定了各项提案内容，将之送交大使馆。总督府司政局长召见马总领事，对提案事项中针对司法警官的搜查一项表示“不追究真相，徒然臆测歪曲事实，对此深表遗憾”。面对此种指责，马总领事非常狼狈，解释说将撤销此提案。这一提案内容如下：在京城总领事馆提出的《关于被警察逮捕之有关保护侨民一事》中，称最近朝鲜内部警察当局频频以各种嫌疑逮捕华侨，一个嫌疑人往往牵涉逮捕百十人。更有甚者，殴打“逼供”，“捏造”事实。还有嫌疑人在被逮捕后，音信全无，不见影踪，总领事馆虽极力尝试请愿，但丝毫无效，给普通华侨安居乐业带来不小影响。所以大使馆在与外务省交涉的基础上，要求相关各机关能够通过以下方法保护侨民：1.如果被捕侨民获得当地中华商会长或者3位以上有影响的人联名提交“良民”保证书，须得释放；2.保证人对此全权负责；3.若嫌疑人被确定犯有重大罪行，应依法调查，不能进行“惨无人道”的殴打、灌水等刑讯。(38)
关于这一提案的背景，总督府司政局长曾向外务省报告：1.本年(1943)5月，驻汉城总领事林耕宇返回中国以后，新义州领事马永发升任总领事。近来各道频发华侨间谍事件，很多人被捕。马永发就任后，京畿道仁川府逮捕了十几名华侨，其中包括有权势的华侨在内。黄海道还逮捕了平壤中华商会翻译郑春成下面的20多人。其他各道也出现多人被捕的情况。因此华侨间相当重视这一事态，如何解决此事成为考验总领事政治手腕的试金石。今年8月，在黄海道偶然发生了一起在调查过程中华侨嫌疑人自杀未遂的事件，镇南浦办事处随习领事宋钓遂向南京汪伪政权报告警察官的不法行为，称“似乎因华侨的私下活动，使朝鲜中国人蒙冤，从而遭受非法拘禁，此类纯属揣测歪曲”，希望移交外交交涉，进行事实调查，“向地方官府抗议”(结果并未抗议)。仁川办事处主任王建功向马总领事报告说，遭仁川警察署逮捕的“中国八路军谍报谋略事件”，“似乎是冤案”，建议其进行外交交涉。10月9日，马总领事以自己的名义致函总督府警务局长，要求迅速审理仁川华侨名人的“外谍事件”，给予释放。对此，总督府当局以“帝国官府绝不会调查逮捕无罪之人”为由，认为其“应当绝对信任”而拒绝了马总领事的要求。但是马永发并不放弃，计划以第二次领事会议为契机转为政治交涉。2.有关中国人间谍事件的拘捕情况。有文件记载“昭和16年(1941年)以来，朝鲜连续发生中国共产党或者蒋政权一派某国人的外谍事件，随着时局的发展，频发倾向有愈演愈烈之势。鉴于华北治安情况，再加上地理关系，有必要进行最严密地警戒。虽然强化了侦查，但利用朝鲜华侨的中共八路军的对朝谍报策略活动日渐白炽化”。(39)1942年1月在咸镜北道逮捕的“自起团”，就是23位华侨自1938年以来，做的10起事件，他们放火烧了清津府内的300多栋重要工场、市场、仓库、店铺等，损失金额达378万多日元。“仁川事件”发生后至本年4月为止，共发生9起放火事件，损失金额高达250万日元，“暴虐不逞的计划令人战栗”。这些朝鲜华侨，大部分是处于最下层的劳动人民和农民，“愚昧无知，却又拥有固执的民族意识”。其中90%以上为山东，尤其是治安不好的胶东一带人。大量事实证明，他们在短期回国期间或者通过其他的接触，被八路军或者蒋派工作人员掌握、利用。从而把利用朝鲜华侨“完全封锁敌方的秘密战攻击，肃清利敌分子，看作是在决战过程中朝鲜内部治安对策方面最为紧要的事情”，强调今后贯彻加强侦查和取缔。也就是说，太平洋战争后，朝鲜的治安不断恶化，抗日活动活跃。这撼动了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使其出现了裂痕。3.司政局长的《对此事之所见》。该所见认为汉城总领事提案事项第一条中指出的“强迫嫌疑人自首，通过严刑拷打捏造犯罪事实，还有嫌疑人被警察逮捕后就失去了所有消息，失踪了”属于“妄断”，应勾掉这一部分，同时指责说，该提案过于诬陷警官，作为“外国使馆员的行为”令人感到“极为遗憾”。并且施压说，这类问题“本应是中国公馆馆员与本府(总督府)联络协调的事情，却要把它上升为中央问题，依靠外交交涉，寻求政治解决”是“卑劣”的做法。(40)但是，这件事，日方并没有将其变成公开的政治问题，而回避了与南京汪伪政权进行外交交涉。反言之，这暗示战争后期，南京汪伪政权对日本的政治力量提高了。同时，还可以证明在马永发领导的南京汪伪政权统治下，总领事馆、领事馆原本应是对日本迎合，亲日的，但后来对日本的不信任已经加深，开始了外交层面的抵抗。
那么，“仁川事件”是怎么一回事呢？一般认为指的是下列这份案件。笔者在此希望能进一步阐明其实际情况。此处要考察的中心人物是史恒乐(原籍山东省蓬莱县)。史恒乐中学毕业后，18岁时与父亲一起来到朝鲜。1936年父亲死后，继承家业，在仁川府弥生町经营杂货和旅馆。1939年12月，该店店员孙德进回老家山东省牟平县时，成为八路军山东游击队长于忠瑞的手下，奉命回到仁川发展同志，收集军事秘密和财政经济情报，从事放火等破坏活动。孙对史说“扰乱日本后方，削减日本战斗力，使其走向失败。能不能由你来做这类工作的负责人？”史答应了此事，作为仁川的中心人物开始了秘密活动。1939年12月，为了探查仁川港附近的军事秘密，史恒乐与店员孙德进、王培国一起合作，组织了无名团体，但这一时期尚处于准备阶段。从12月左右到1941年9月，史恒乐等3人负责收集财政经济状况，尤其是特别紧缺的粮食情报，多次通过朝鲜船株式会社汽船“平安丸”的船员张鸿俞传递给于忠瑞。1940年4月22日，史恒乐3人把4个“生火球”扔进仁川海关内的第一仓库，烧掉了所有的仓库和货物。损失金额为120多万日元。8月，史恒乐团体的成员方世能、王志信等人说“现在中国与日本交战，吾等为了中国应该在一些重要房屋放火，使日方受损”，得到方世贤的共鸣。1941年2月23日夜方世贤和王志信等合谋，潜入鹤翼町的御多福棉株式会社的卫生材料车间，把“生火球”扔进棉花中，造成日方4万多日元损失。另外还在糙米车间、仓库、碾米厂等处放火。1943年4月20日夜，12点过后，方世能把自己做的一个“生火球”交给史恒乐、孙建治。史、孙合谋在仁川府本町3丁目(第3街区)的冈田表店附近放火，烧毁3间房屋，损失金额达3.3万日元。4月23日夜12点过，由方世能放哨，史、孙二人在位于新町与“仁川影院”紧挨着的咖啡馆仓库放火，烧毁若山楼，还烧着了福田万次郎等人的仓库，造成3万数千日元的损失。
根据1943年预审结束时候的决定，该案件结果是：被告方世能、孙建治、史恒乐、王志信违反“军事机密保护法”、“国防治安法”，方世英、王秉经、方崇学、吴振梅违反“外患军事机密保护法”、“国防治安法”等。此案件中，被告方世能、孙建治、方世贤等在汉城地方法院接受公判，驳回被告史恒乐、王志信、方崇学、吴振梅的上诉，被告方世英、王秉经因“嫌疑不充分”被免于起诉。这些人的年龄、职业、现住址、籍贯内容如下：
1943年12月至1944年2月，史恒乐、王志信、方崇学、吴振梅先后在汉城西大门监狱死亡。(41)其死因也可能是恶劣环境下的刑讯等造成。其他人在那之后音信全无。
新义州领事馆对日本警察也有怒言。总结1944年11月新义州领事给京城总领事馆的报告如下：“友邦下级警务人员”随意利用职权剥削华侨，百般刁难，甚至捏造罪名进行抓捕。华侨惧之如蛇蝎，遂努力迎合，希望保持和睦。这是华侨居住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成山、涩谷等4位道厅刑警怨恨大部分当地华商、“满”商(伪满洲国商人)未能满足他们自己的“欲望”，就以一些小事为借口，先是逮捕了“满”商，“新明号”店员夏金山(华侨，18岁)，进行监禁并施加私刑。之后对夏花言巧语，令其诬告7名华商、“满”商领袖“支援重庆”，做了笔录。以此作为日后逮捕他们的理由。新义州领事馆断言“中日邦交日益敦睦之时，发生如此不幸的事情”容易招致华侨误解。并且各华商(领袖)在朝鲜已经有二三十年的历史，平日恪守本分，“绝对没有反动嫌疑(勾结蒋介石、重庆)”。刑警护送夏金山到平壤。在那里为了释放夏，新义州领事馆的人与“满洲国”驻新义州的领事薛大昌商量对策，把华商领袖留在领事馆内以求安全。他们还与薛领事一道拜访道厅警察部长原田一郎，说明事情的来龙去脉。原田表示，调查清楚后将给予答复，并负责华商的安全。11月14日，道厅警察部中野高等科长对两领事馆正式声明，给予刑警等人适当处罚，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42)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新义州领事馆是与“满洲国”领事合作，从而打破了僵局。当时的情况也显示出，是《新义州鸭江日报》主笔小川延吉反映了警察方面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协助了领事馆的工作。
通过上述情况，可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卢沟桥事变后，随着归国华侨的不断增多，滞留朝鲜的华侨不得不谋求与日本的和睦。特别是总领事馆被迫进行二选一的情况下，汉城总领事范汉生为朝鲜华侨脱离蒋介石国民政府创造了巨大的契机。范汉生因首都南京陷落，遭受沉重打击，此事成为其脱离蒋介石国民政府的重要转折。他事先与总督府商量，然后拜访临时政府，表明自己的支持态度。替他打头阵的是镇南浦领事张义信。自那以后，以汉城、仁川为首的朝鲜所有领事馆和普通华侨都陆续转变态度，支持临时政府。不仅如此，他们还呼吁日本各地的领事馆支持北京的临时政府。也就是说，支持的呼声是从朝鲜华侨影响到日本华侨的。而朝鲜华侨声明支持临时政府之所以要早于日本华侨，是因为地理位置上更为接近，而且与华北地区的联系也较为紧密。
第二，南京汪伪政权的成立对华侨来说鼓舞人心。这是因为，它意味着华侨们自此从“敌国”国民变成了“友邦国民”，同日本成为平等互惠的伙伴关系。所以朝鲜各地都以总领事馆为首，纷纷召开庆祝大会，并且派代表去南京参加庆祝大会。华侨各家各户也悬挂南京汪伪政权的“国旗”表示祝贺。赞同“反共和平建国”、“东亚新秩序”的主张，积极为国防捐款、“献机运动”等奔走，踊跃参加勤劳奉公的动员和防空准备。他们还在“中华民国复兴节”上，对日本的侵略不加谴责，反而强烈谴责英美等国的侵略，把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和日本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挂钩，以此来表明自己支持日本政策的态度。上述种种措施都可看出，朝鲜华侨为了保全自身，采取了与日本和睦的手段。但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矛盾渐次出现、扩大。连“亲日派”马永发的总领事馆方面也开始采取强硬态度，具体表现就是通过第二次领事会议，向大使馆、甚至向南京汪伪政权提出与日本直接进行交涉的要求等。再者，与“满洲国”领事的合作，在维护华侨人权上也可以看作是具有一定的意义。
第三，朝鲜华侨一边尝试外交层面的抗争，一边将主要精力放在谋求与日本和睦、妥协上。但是，另一方面朝鲜国内暴力抗争情况的发生也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总督府司政局长指出的那样，1941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的“外谍事件”频发，对日本当局一名嫌疑即逮捕数十名华侨，并且严刑拷打、捏造罪名的行为，总领事馆采取了不仅指责殖民地当局，还营救华侨的措施；部分朝鲜华侨加入八路军，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斗争。回顾“仁川事件”可以了解，他们显然是受到八路军的命令，虽然未见其搜集军事情报的成效，但是他们在搜集粮食等经济情报方面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作为抵抗运动一部分的游击式纵火给了日本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打击。所以说，这些情况是不争的事实，并非无辜之“罪”。日本却极度恐慌，反应过度，于是出现了即使是极少一部分人犯事，也要一网打尽所有嫌犯之类的冤枉事件频发的情况。而朝鲜又不同于台湾，在地理上和大陆连接，而且与山东的海上交通联系便利，日本无法阻止抗日势力进入朝鲜，所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斗争日益白热化。
总之，卢沟桥事变后，经过重组的驻朝鲜总领事馆和遗留华侨，虽然表现出支持临时政府的迎合态度，但是他们对于日本政府没有把新成立的南京汪伪政权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一事心怀不满。于是，总领事馆开始寻找进行外交交涉的突破口。与此同时，部分朝鲜华侨则加入到武装斗争的队伍中。战争末期，日本对朝鲜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受到来自南京汪伪政权管辖下的总领事馆和普通华侨这两方面势力的动摇。
注释：
①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著：《韩国华侨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台北)1958年版。
②杨昭全、孙玉梅著：《朝鲜华侨史》，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年版。
③[日]安井三吉著：《帝国日本と華僑》，青木书店2005年版。
④杨昭全、孙玉梅著：《朝鲜华侨史》，第256-257，362页。
⑤《釜山日报》，1937年12月19日。
⑥《釜山日报》，1937年8月19日、25日等。
⑦《釜山日报》，1937年8月13日。
⑧《釜山日报》，1937年11月14日。
⑨《釜山日报》，1937年8月19日。
⑩《釜山日报》，1937年7月23日。
(11)《釜山日报》，1937年8月25日。
(12)《釜山日报》，1937年7月27日。
(13)《京城日报》，1937年12月11日。
(14)《釜山日报》，1937年12月22日。
(15)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静関係雑件——中華民国ノ部》第四巻。山口县知事户塚九一郎→内务大臣末次信正《仁川駐在中国弁事処主任——動静ノ件》1938年1月4日；同《中国領事館員尾行引継ノ件》1月6日；兵库县知事冈田周造→内务大臣末次信正、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等《駐神戸並京城其ノ他及民国領事来往ニ関スル件》1月10日。
(16)同前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静関係雑件——中華民国ノ部》第四巻。警视总监阿部源基→内务大臣末次信正、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陆军大臣杉山元、朝鲜、台湾各总督府警务局长等《在朝鲜民国領事館員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938年1月5日。另据《民国人物大辞典》，范汉生，1882年安徽省出生，法政大学毕业，回国后，历任奉天学务公所编辑长、延吉边务公署外交科一等翻译官、湖北都督外交顾问等，1918年任吉林交涉署顾问兼日文秘书。其后，历经国民政府外交部总务司科长、情报司第4科长，1935年2月就任汉城总领事馆总领事，1938年3月辞职。1940年9月由南京汪政权外交部派遣任东京总领事，1941年转任神户领事。(《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页)也就是说，范汉生毕业于法政大学而非“明治大学”。如果是这样，由于汪精卫也是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所以范汪二人是同窗。
(17)《京城日报》，1937年12月22日、29日等。
(18)《釜山日报》，1937年12月19日。
(19)《京城日报》，1937年12月29日。
(20)《京城日报》，1937年12月29日。
(21)《京城日报》，1937年12月29日。
(22)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静関係雑件——中華民国ノ部》第四卷。警视总监阿部源基→内务大臣末次信正、外务大臣广田弘毅、陆军大臣杉山元、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朝鲜、台湾各总督府警务局长等《在朝鲜民国領事館員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938年1月15日。
(23)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静関係雜件——中華民国ノ部》第四卷。山口县知事户塚九一郎→内务大臣末次信正《中国領事館員尾行引継ノ件》，1月6日等。
(24)《京城日报》，1937年12月29日。
(25)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A—6—1—1—8—1，《支那事変に際し支那政府樹立関係一件——中華民国臨時政府——》，1937年12月29日，松泽外务部长→石射东亚局长。
(26)《京城日报》，1937年12月29日。
(27)收录在日本外交史料馆A—6—1—1—8—1，《支那事変に際し支那政府樹立関係一件——中華民国臨時政府——》，亚米利加局第三课《本邦在留外国人ノ動静——其一在本邦中華民国人ノ北支新政権支持ノ情勢——》，新义州华侨全体→广田外务大臣，1937年12月31日。
(28)《支那中央政府成立に対する在留支那人及一般外国人の動向》，《高等外事月報》第8号，1940年3月，第51页，收录在[日]宫田节子编：《十五年戦争極秘資料集》第6集，不二出版1989年版，下同。
(29)《支那中央政府成立に対する在留支那人及一般外国人の動向》，《高等外事月報》第8号，1940年3月，第52-58页。
(30)《支那新中央政府成立後に於ける在留支那人の動向》，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保安课《高等外事月報》第9号，1940年4月，第66页。
(31)《在留支那人の言動》，《高等外事月報》第8号，1940年3月，第58-62页。
(32)东洋文库收藏资料22744—8—30，《中華民国政府(汪政権)大使館档案》(以下简称《汪政权大使馆档案》)，日本大使馆→所属领事馆：《训令：为战事进展局势严重大令仰晓谕侨民认清态势切实与日本国民加紧协力致力于勤劳奉公以示热忱而资互助由》(申字524号)，1944年2月15日。
(33)东洋文库收藏资料22744—8—30，《中華民国政府(汪政権)大使館档案》(以下简称《汪政权大使馆档案》)，京城总领事馆《通告》(总字190号)，1944年3月12日等。
(34)东洋文库收藏资料22744—8—30，《中華民国政府(汪政権)大使館档案》(以下简称《汪政权大使馆档案》)，京城总领事马永发→日本大使蔡培《呈覆侨民协力防空准备办法经转各地侨民一体遵照办理由》，1944年3月13日。
(35)东洋文库收藏资料22744—8—30，《中華民国政府(汪政権)大使館档案》(以下简称《汪政权大使馆档案》)，京城总领事马永发→日本大使蔡培《转呈驻镇南浦办事处辖内各地侨民参加邻组协力防空准备情形仰祈鉴核由》，1944年3月8日。
(36)东洋文库收藏资料22744—11—40，《汪政权大使馆档案》，《大使馆所管领事馆工作报告》，《为纪念复兴节招待各界总领事(陈辉)演词》，1944年8月1日。
(37)杨昭全、孙玉梅著：《朝鲜华侨史》，第299-300页。
(38)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静関係雑件—中華民国ノ部》第四卷，朝鲜总督府司政局长→外务省政务局长《京城駐在中国総領事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943年11月13日。
(39)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领事官及馆員動静關係雑件—中华民国ノ部》第四卷，朝鲜总督府司政局长→外务省政务局长《京城駐在中国総領事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943年11月13日。
(40)日本外交史料馆M2—5—0—3—4，《在本邦各国外交官、領事官及館員動静関係雑件—中華民国ノ部》第四卷，朝鲜总督府司政局长→外务省政务局长《京城駐在中国総領事ノ動静ニ関スル件》，1943年11月13日。
(41)东洋文库22744—11—39，11—40，《汪政权大使馆档案》，《大使馆所管领事馆工作报告》中，京城总领事馆《仁川侨案预审终结决定书》，1944年9月等。
(42)東洋文庫22744—12—43，《汪政权大使馆档案》，《大使馆所管领事馆工作报告》中，《驻新义州领事馆11月份工作报告》，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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