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信仰的变迁述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佛教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2-0106-04
一 明初佛教存在状态的特征与分析
明初佛教信仰的兴盛，与太祖、成祖二祖对佛教的奖掖与扶持很有关系。大家知道，明太祖朱元璋与佛教缘分很深，他早年出家为僧的经历，使他对于佛教天然有亲近感。明太祖笃信佛家的因果学说，喜欢探讨佛教义理，经常与大学士宋濂等一起讨论佛法。①
明太祖在位期间为了弘扬佛教，还先后御制了許多论文和诗偈，《明太祖文集》中所收入的论佛的文章就有46篇之多，诗偈有数十首。此外，在《明史·艺文志三》中，还收录有明太祖《集注金刚经》1卷。明太祖几乎每年都要在南京的寺院启建法会。明人沈德符曾说“我太祖崇奉释教”，对佛教的礼遇“可谓至隆极重。”②明太祖对佛门寺院大加赏赐。有资料表明，洪武年间明太祖对南京天禧、天界、能仁、灵谷、鸡鸣、栖霞等国家大寺共赐赡僧田达500顷左右。③从明太祖对寺院田产的赏赐上，也可看出其对佛教重视的力度。
明太祖采取的是儒释道三教并举、三教调和的政治策略。具体来说，就是定儒教为国教，使它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并且用科举考试的奖励机制来保证它的地位；将佛教与道教放在末流与辅助的地位上，一方面允许其存在发展，另一方面又加以严密的管理与控制。目的是使佛、道二教完全纳入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听命于王权的轨道上来。为此，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主要包括：设置系统的佛教管理部门，洪武初年就设立了善世院管理佛教，后来又设立了僧录司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同时各级地方政府也分别设立了同等职能的下级佛教事务管理部门。其次，建立完善了僧人的户籍制度、度牒制度以及考核制度，同时还严格限制佛教信徒的数量，规范佛教信仰者的行为，严格区分僧与俗的界限，等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管理措施是针对政府认可的佛教与道教二教的。对于民间的秘密宗教，比如说那时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等，明太祖所采取的政策是严厉禁止，坚决铲除。在《明太祖实录》中有多条镇压秘密宗教的事例，这儿就不再列举了。可以看出，明太祖确立的宗教控制机制是：以儒家信仰为主导，坚决依靠之；以佛教与道教为辅助，积极利用之；以儒、释、道三教为合法信仰资源，全面调和之；以秘密宗教为邪教祸根，坚决打击之。朱元璋之后的明代历史，基本上继承了这个控制机制。
明成祖与佛教的因缘也不浅，他对佛教的崇信比他父亲太祖有过之而无不及。成祖由燕王靖难起兵，最终继承大统，这个过程中功劳最大的就是一个和尚，法名道衍，俗名姚广孝。如果说没有僧道衍，就没有燕王朱棣的帝位，我觉得这种说法也不过分。继承大统的朱棣对佛教十分热心：他曾经御撰《神僧传》9卷，④要知道皇帝为佛门僧人作传，这在佛教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他还亲自写作《御制大乘妙法莲华经序》12篇、《佛菩萨赞跋》12篇、《圣朝佛菩蘸名称佛曲》50卷、《佛名经》30卷等与佛教相关的作品。此外，在《明史·艺文志三》中还有明成祖御制的《诸佛名称歌》1卷，以及《普法界之曲》4卷的著录。在佛教典籍的整理上，成祖除了多次刻印佛经外，在永乐十七年时下令编集禅宗语录，同时命僧道成、一如等八人校刊藏经，并于同一年下旨刻《大藏經》版2副，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南藏》和《北藏》，又诏令石刻1藏置于大石洞中，以利于日后经板磨损的校正。⑤
由这些事迹，我们可以想见成祖对于佛教的热忱与投入。还有记载称：永乐年间“京师聚集僧、道万余人，日耗廪米百余石”⑥明成祖还曾动用役囚上万人，在南京修建大报恩寺。另外，明成祖对于藏族的僧人也相当礼遇。有资料说：“至永乐而帝师哈立麻，西天佛子之号而极矣，历朝因之不替。”⑦
明初社会层面的佛教状况，从藏传佛教在中土的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明代初期北京的喇嘛寺庙大约有10余所。较为著名的有大隆善护国寺、大能二寺、大慈恩寺、真觉寺、兴教寺等。当时居留北京的番僧究竟为多少，也没有一个详细的统计数字，总之数量很大。有史料表明，从宣德十年至正统元年，不过才两年的时间，已经裁减和准备裁减的藏传佛教僧人就达1100余人（仅限北京地区），保守地估计，那时常驻北京的藏传佛教僧人总数至少不低于2000人。⑧总之，明成祖在宗教政策上，还是完全遵照明太祖的既定方针在走的，即“依靠、利用、调和、打击”的8字方针。
我们看到，明代初期，由于王权强力有效，加上明初二祖的雄才大略，他们都致力于打造一个有序整齐的全能政府。政治权力重新确立的同时，也对信仰系统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重新进行了排序与确认。简单来说，就是以儒家信仰为主导，以佛教、道教为辅助的社会控制形式。这个控制机制的有效实行，就使佛教信仰的组织功能完全被政府的组织功能所代替，最终它被彻底置于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之下，也就是说“宗教仅仅服务于国家认可的道德教化使命”，国家政治的强控制完全取代了宗教信仰本身所具有的社会控制功能。明初的佛教信仰表面上是繁荣的，但却是一个“国家严密控制下的宗教”信仰，包办的佛教，被取代的佛教。
二 明代中期佛教信仰的特征与原因
总的来说，明代中期的帝王，除了崇道排佛的明世宗外，总的来说都是崇佛的。但是，对于明代中期的佛教，很多学者都认为是一个低落期，不值一提。陈垣先生在《明季滇黔佛教考》中曾说：“计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全中土如此，不独滇黔然也。”陈垣先生此处“声闻阒寂”的判断，如果是用于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显然是不合实际。
其实在明代，真正社会层面的佛教信仰，恰恰是在明代中期展开的。当时的一些资料可以表明作为一种社会信仰组织的佛教群体，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明史》中仅泛泛而谈，说到（正统、景泰间）男女出家的人数达“累百千万”，说当时的寺院“遍满京邑，所费不可胜记。”⑨由明代官僚倪岳的《止给度疏》我们可以算出一个较详细的数字：明代天下有147个府，277个州，1145个县。按照成祖定的府40人，州30人，县20人的定额，天下僧道总额应当不过3700余名。而成化二年给度僧道13万2千2百余名；成化十二年度1万3千3百余名；成化二十二年度22万4千5百余名。其原因不论，单就数量而言，仅成化间所度僧道总数已达35万有余，再加以前累积的20余万，则全国总数则有50余万。⑩这个数字中无疑僧人是绝对主体。同时，宪宗成化年间，受封的法王与禅师的数量高达437人，喇嘛僧有789人，汉僧为禅师及善世、觉义等僧官者也有1120人。(11)另外，有记载说明武宗于正德二年（1507年）五月间，一天之内就度僧道4万人。(12)还有人统计，正统至天顺年间，仅京城内外就建寺200余所。(13)北京西山一区即有寺庵600余所，宛平一县即有寺院200余所，由此可见当时佛教社会信仰力量的发展壮大。
从明初至中期的佛教信仰，在这么可观的数量规模之下，为什么却说是“声闻阒寂”呢？这个说法很大程度上是从佛教信仰群体的质量角度来衡量的，而不是从佛教政策与社会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的。明代中叶以来，自宣宗至穆宗（1426年—1572年）100多年间，佛教的各宗在人才上都日渐衰微，其中的原因有，一、明初确立的以儒学意识形态正统的政策，延至明中期时已有明显效果，大量的才智之士都被国家科举笼络，佛教信徒中缺乏高明之士；二、明中期僧侣队伍数量虽大，但整体素质不高，而明初僧侣队伍虽不庞大，但人员整齐，素质较高。
明代中期的宗教策略与控制形式，是沿袭明初的。但是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以儒家立国的政策，一方面有效笼络了天下的才智之士，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儒家信仰的日益功利化、理性化，信仰的失落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同时，我们也看到，佛教信仰力量的不断壮大，明代中期的皇帝不断下达禁止私创寺院、私度僧道的禁令，这恰恰说明佛教信仰的规模已经远远超出了明初设定的合法限度。这种屡禁不息，令行而禁不止的现象，表明了明代中期的王权已经失去了明初那样雷厉风行的权威。
明代中期各朝，虽然基本上坚持明初定下的宗教控制机制，但是总体的控制能力却日益软弱、失效。这样，原来被取消了的佛教信仰的组织功能有所恢复，社会信众也在日益扩大，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缺乏优秀人才的参与，所以明代中期的佛教信仰就形成了信众庞大，但缺乏组织领袖人物的局面。
三 晚明时期的佛教信仰状况与分析
晚明的佛教信仰状况与明代初、中期相比，从广度与深度上都有质的变化。明末文人谢肇淛曾说：“今之释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宫，盛于黉舍，唪诵咒吹，嚣于弦歌，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读禅拜佛，无不哂然色喜矣。”(14)可见社会整体上佛教信仰气氛之浓。另外，晚明时期，佛学已经完成了对理学的大规模侵入与改造，晚明时期的儒学，已经是骨子里的佛学。
有人将明末的佛教信仰的风起云涌之势，称为晚明佛教复兴运动。从僧侣佛教方面来看，特出的表现是明末“四大高僧”的出现。他们是，云栖袾宏（1535-1615年）、紫柏真可（1543-1603年）、憨山德清（1546-1623年）、藕益智旭（1599-1655年）。从面上来看，可以说明末的高僧大德、领袖人物层出不穷。
从圣严法师《明末佛教研究》中我们知道，自1500年至1702年的202年间，禅宗方面就列出了 117位高僧大德，其中临济宗60人，曹洞宗42人，法嗣未详的尊宿15人。自1595年至1662年的 68年里，禅人与非禅人编写的禅籍有60种386卷之多，禅人非禅籍以外的著述有65种269卷之多。由此可见“明末禅宗的隆盛。”(15)关于明末的净土宗，主要依据《往生净土集》、《居士传》、《净土圣贤录》、《西舫汇征》以及《新续高僧传四集》这5种资料，就统计到明代的净土教人物共达132位之多，明末的净土教著作有24种71卷。(16)即便是一向较为冷门之唯识学，竟也有30共68卷的著作。(17)通过以上列出的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晚明僧侣佛教信仰的兴盛。
明末佛教信仰的勃兴，不仅表现于僧侣佛教，在家的居士佛教信仰，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当时与僧人交往，谈学论道，礼佛参禅，成为士大夫阶层的一种潮流。陈垣先生曾说过，“万历之后，禅风寝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与士夫结纳。”(18)当时的士人王元翰也曾说，“京师学道人如林”，不仅有大量的佛门僧侣，还有相当多的官僚士绅。他们“声气相求，函盖相合”，(19)显现出一派火热的佛教信仰气象。就连晚明四大师之一的藕益智旭也感叹道：“继阳明起，诸大儒无不醉心佛乘。”(20)这些都可反映出晚明士林对佛教信仰的热衷。我们从清朝人彭际清编著的《居士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居士传》收录了中国历史上历朝的学佛居士，共计56卷。自37至53卷，是明代居士的传记，所占分量在历代中是最重的。其中属于晚明居士的就有100零几人。
明末佛教界的4位大师，是弘扬佛法，带动居士佛教信仰潮流的4个枢纽。其中云栖袾宏的影响尤为深广与典型。他的《云栖法汇》中，初步统计云栖祩宏与文人士夫有书信往来者至少有100位，而其中绝大部分领有袾宏授给的法号，他们往往以俗家弟子的身份师事祩宏。(12)而且袾宏所交接者，不乏当时学界政界要员名流。与他同时的另一位高僧憨山德清曾对当时的盛况这样描绘：“师（袾宏）道风日播，海内贤豪，无论朝野，靡不归心感化。”(22)他还列举了当时投入祩宏门下的许多名公巨卿，这儿就不一一列举了。祩宏的弟子广润也说当时投师祩宏学佛者：“天下名公巨卿，长者居士，洎诸善信，无论百千万人。”(23)再以四大师中的憨山德清与紫柏真可为例略作说明。据《憨山老人梦游集》中《书问》中的资料粗略统计，与憨山德清有书信往还的达官贵人以及一般士大夫，其数量有110人左右。其中上自皇太后、亲王、相国、太宰、中丞、侍御等，下至各极地方官吏及普通士人，其佛法影响的范围相当广泛。(23)四大师的另一位，紫柏真可的全集中有书信往还的士夫居士也有40开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紫柏真可的倡导，得到一批士人居士的佐助，终于刻成了一部方册大藏经。可以说，方册大藏经最终能够刻成，是晚明僧侣佛教与居士佛教鼎力合作的结果。仅仅刻制一项就花了3万多两黄金。(25)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没有士大夫居士佛教信仰支持，是不可能做成这件事的。总之，明代末期的佛教信仰，无论是僧侣佛教，还是居士佛教，都十分繁荣。
晚明社会，集权松弛，党派纷争，社会动荡，人心散乱。对佛教信仰来说，明初以来的宗教控制机制几乎完全失灵。原先被限制的宗教组织功能，也发挥出来。再加上纷纷涌现出的佛教领袖人物，以他们为中心形成了无数的佛教组织。比如说晚明的4高僧，以他们为核心，其实形成了4张联系僧俗的、庞大的佛教信仰之网。这张网不仅包括朝廷一品大员，甚至连皇后也囊括进来了。再比如，晚明的文人结社，很多与佛教信仰有关系，例如以公安人袁氏三兄弟为骨干的葡萄社，就是一个以佛教信仰为主要动机，形成的官僚士人的结社。在这儿，我们看到，一旦国家全能主义的功能无法正常作用，政治控制能力有所松弛，社会所需要的正统信仰资源突然发生欠缺时，非正统非主导的宗教信仰就会乘虚而入，在制度性宗教的社会控制功能失灵的状况下，他们以前被取消以及被压抑的社会控制功能，这个时候反而才能尽情发挥出来。
在晚明这样一个天崩地解、急剧变动的时代，原先的宗教控制形式，即“主导与辅助”以及三教调和的形式，往往会转化为“正统”与“异端”的二元对立，造成社会的冲突与动荡。此时，宗教问题就会成为社会或政治的稳定问题所紧密联系的对象。这就难怪晚明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异端人物，以及异端事件，一切似乎表明大乱将至，一个崭新的拨乱反正的历史轮回即将到来。
注释：
①参阅朱元璋：《明太祖集》卷15《心经序》，黄山书社出版社1991年版。
②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兴衰”条，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参见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页。
④《明史》卷98《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⑤参幻轮《释氏稽古略续集》卷3，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2年版。
⑥《明史》卷164《邹缉传》。
⑦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教兴衰”条。
⑧参见陈楠：《明代藏传佛教对内地的影响》，《中国藏学》1998年第4期。有资料表明，宣德十年时，经过裁减以后的藏僧尚有400-500人，那么加上裁减的数量1100人，那么总数在1500-1600人左右。
⑨《明史》卷146《单宇传》。
⑩参照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卷77，倪岳《止给度疏》，中华书局1962年版。另王弘：《山志》初集卷4载，马端升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万，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万，并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万。共该五十余万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可见50余万的保守估计是差不多的。中华书局1999年版。
(11)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4《成化、嘉靖中方技受官之滥》，中国书店1987年版。
(12)转引自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13)参见《国朝典汇》卷234《礼部》23《释教》，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王弘撰《山志》初集卷4亦载：“自正统至天顺，京城内外建寺二百余区。”
(14)谢肇淛：《五杂俎》卷8，上海书店2001年版。
(15)参见释圣严：《明末佛教研究》，法鼓文化2000年版，第22页—55页。
(16)同前注，第94页—117页。
(17)同前注，第209—241页。
(18)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4页。
(19)王元翰：《凝翠集》尺牍《与野愚僧书》，《丛书集成续编》第118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
(20)智旭：《灵峰宗论》卷4之3《阅阳明全集毕偶二则》，收于《藕益大师全集》。
(21)参见云栖祩宏：《莲池大师全集》，《云栖大师遗稿》卷1与卷2，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22)参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27《云栖莲池宏禅师塔铭》，福建莆田广化寺佛经流通处。
(23)参见《莲池大师全集》，《云栖本师行略》。
(24)参见《憨山老人梦游集》卷14。
(25)参见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41《募刻大藏方册圆满疏》。此文中，钱谦益还述及方册藏的刻成因缘，正好可以说明此事之成，众士夫居士的热情襄助功莫大焉：“大藏之改梵夹为方册，自紫柏尊者上首弟子密藏开公始也。海内巨公长者主议倡导者则有若陆庄简公光祖、陈庄靖公瓒、东溟先生管公志道、祭酒冯公梦祯。紫柏法眷誓愿相助者，常熟缪布衣希雍、金坛于比部玉立，暨丹阳贺氏添江周氏沈氏。刻场初卜清凉，后移双径，既而恢复化城，订约化城贮板，楞严发经者中丞用先也。”见《四库禁毁书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