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墨学复兴与晚清儒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晚清论文,儒学论文,近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中国古代社会的年轮转入最后一个王朝，传统儒家学术之主流也由宋明理学过渡到清代汉学。清代汉学又称朴学、考据学，以考证、辨伪、训诂、音韵为其主要治学内容。刘师培曰：“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之训诂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以治群书耳。故所学即以汉学标名。”（注：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刘师培论学杂稿——清儒得失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因其于乾、嘉之际达到鼎盛，故也称乾嘉考据学。道咸之际，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局，风云激荡的时代变迁，对学术文化领域产生重大影响。由于自身的弱点及西学东渐的影响，随着儒学主导地位的衰弱，汉学也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儒学一统天下局面的结束，促进了近代学术的多样化发展，诸子学重新受到重视，正是受益于这一时代背景。
墨学是诸子学的重要一支，在先秦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注：《韩非子·显学》。），孟子尝言：“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注：《孟子·滕文公下》）秦汉之间，墨学衰微，此后自汉武帝到清中叶1800余年中，除晋人鲁胜、唐人乐台、宋人李焘与清初傅山等数人以外，再没有见到其他人治墨学。清中叶，汉学压倒宋学，成为清代主流学派，大多数学者痴迷于训诂、考据，甚至有人弃科甲如屐履，毕生从事经史考证。墨学若存若亡千年之后，再次荣获学者青睐，其中有一重要原因，即源于汉学的发展、发达。顾颉刚对此曾有论述：“到了清代，因为研究经学须赖他种古籍作辅佐，而子书为其大宗，故有毕沅、谢墉、孙星衍、卢文弨等的校刻，严可均、汪继培、马国翰等的辑录，汪中、王念孙、俞樾、孙诒让等的研究，而沈霾已久的东西复现出光辉。”（注：罗根泽编著：《古史辨·顾序》(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作为先秦诸子重要成员，墨学也乘此风潮开始复起，直到民国年间，约有一个半世纪为时人所瞩目，出现了墨学复兴。
步入近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发生深刻而醒目的变化，但大体上摆脱不了走向衰落的命运。与中国传统学术在整体上处于破落的尴尬地位相比，曾为先秦显学的墨学再度振起，一枝独秀，不但没有继续沉沦，而且重新焕发了青春。墨学在近代戏剧性的命运，主要取决于三种因素：传统儒学在近代的发展变化；西学与西方思潮的推波助澜；时局变化的需要。在这三个因素中，传统儒学在晚清的演化，不但为墨学复兴提供了基本条件，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墨学在近代的研究风格。
一
同儒家一样，墨家学派也有自己共同尊奉的经典——《墨子》。《墨子》现存53篇，按其所述内容，可分为四部分。前九卷是关于社会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等方面的内容；卷十、十一涉及光学、力学、重学、逻辑学等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其中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被称为《墨经》；第三部分包括卷十二、十三，是墨子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其余部分是有关城池攻守的讨论，记载了墨子的军事思想。
《墨子》研究在近代能够掀起高潮，首先应归功于清代汉学。清代汉学虽然在道、咸时期已开始走下坡路，“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鼎盛局面难以再现，但作为传统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术流派，进入近代以后，汉学并没有骤然消失，它的注重音韵、训诂的治学风格，一直到民国时期仍为许多学人所推重。所以，墨学复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乾嘉考据学在近代学者中这种持续不断的影响，其在近代的具体发展历程明白的昭示了这一点。
西汉前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治墨学者寥寥无几。清乾隆后期，一改这种寂寥冷清的状况，自汪中校《墨子》全书，并撰《墨子序》，揭开近代墨学复兴的序幕，人们开始对《墨子》进行系统的研究，进而在20世纪前半叶形成高潮。这一复兴过程大约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清乾嘉道(1840年以前)时期。这一时期正值汉学全盛期，此间的墨学研究者以汪中、毕沅、戴望、孙星衍、王念孙为代表，他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对《墨子》进行辑佚、校订、训诂，使《墨子》一书在亡佚两千年后，初步得以恢复原貌。这些研究者对《墨子》感兴趣，多是出于考证经史的需要。《墨子》中载有《诗》、《书》旧文，由于长期以来没有人对其进行整理、校勘，因而保存了许多失传的古字，可以用来订正经义。王念孙在《墨子杂志叙》中专门强调了这一点：“然是书以无校本而脱误难读，亦以无校本而古字未改，可与《说文》相佐证。”（注：《墨子旧叙·王念孙墨子杂志叙》，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3页。） 乾嘉汉学家们的这种无心插柳，对墨学的复兴有着筚路蓝缕之功。《墨子》经1700年的埋没，其书虽存，读者稀少，且书中多奥言错字，尤其是《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备城门》诸篇文意昧晦，不得其解。乾嘉诸老引据传注类书，勤于校勘，大大提高了《墨子》的可读性，开启了近代研墨热潮。梁启超评价晚清汉学殿军孙诒让在《墨子》研究上所取得的成绩时说：“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墨子间诂》——笔者注)。然非承卢、毕、孙、王、苏、俞之后，恐亦未易得此也。”（注：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60页。） 孙诒让自己在《墨子间诂·自序》中也承认：“窃谓先秦古子谊诣深远，如登岳观海，莫能穷其涯矣，毕、王、张、苏诸家于此书研校亦勤矣，得据彼成说，以推其未竟之绪。”（注：孙诒让：《墨子间诂·自序》，第5页。）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840—1919)。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用枪炮打开中国大门，不但将中国推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而且将西方文化带入中国，大大开阔了士人的学术视野。《墨子》作为中国先秦唯一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注：《墨经校释·自序》，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六册，北京出版社，第3196页。），在西方先进科技潮流的刺激与推动下，无疑更加受到世人的推崇，在此阶段出现大量研究《墨子》及将其与西方科学相结合进行论证的著作，应是题中应有之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一时期研究墨学的著作并不是很多，且其中大部分仍然是前一阶段的那种考据式研究，如苏时学《墨子刊误》、王闿运《墨子注》、俞樾《墨子评议》、孙诒让《墨子间诂》、刘师培《墨子拾补》等，这些都是就《墨子》全书加以校释考订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背景给墨学研究增添了新的特色——用西方自然科学释墨，而这也确实给当时的墨学研究注入了活力，激发了人们对《墨子》中的科学内容——《墨经》的新的研究兴趣。可惜此种研究数量有限，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邹伯奇《学计一得》、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张自牧《瀛海论》、《蠡测卮言》等。应该指出的是，梁启超1904年所作《子墨子说》，开了对《墨子》进行义理研究的先河，将《墨子》中的“兼爱”、“尚贤”、“尚同”、“非命”及《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大取》、《小取》诸篇与西方的民主相比附，对民国时期的墨学研究有一定影响。总之，这一时期的墨学研究，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是总体来说，仍然按照自己的既有轨道向前发展。
民国时期。进入民国后，墨学研究更趋繁荣，大部分研究《墨子》的著作完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时的墨学研究者拥有前人不可能具备的优势，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近代科技知识，其中有些人曾留学东西洋，如郭沫若、胡适。他们的这种新的知识构成，对《墨子》研究更为有力，尤其是在《墨经》的校释和考证上。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此期间，除了一部分学者不慊于前人的考释，仍致力于全书的校注外，有相当部分学者开始从事墨子学说的义理研究，对《墨经》的注释和考证也成为一时风尚。其中的代表作有梁启超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方授楚《墨学源流》、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章士钊《名墨訾应考》等。与此同时，人们由对《墨子》的兴趣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墨翟生平的考证和讨论，这一部分文章在民国间的墨学研究中也占一定比例。
晚清汉学对《墨子》研究热的影响不仅从墨学本身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体现，而且从晚清民国时学者们对《墨子》的具体研究状况中获得清楚验证。
19世纪后半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东渐，在中国士人中逐渐形成一种“西学东源”的文化观，“西学源于墨学”即是这种文化观的代表言论之一。然而，当时大多数墨学研究者并没有受此影响，也没有因此而转变研究方向，他们关注的并不是将西方学术与《墨子》相结合，从《墨子》中挖掘近代科学信息，以迎合西学涌入的潮流。与此相反，现已出版的可见到的多数研究《墨子》的著作表明，墨学研究者仅仅将西学用作他们考证、解释《墨子》的一种有力的工具，这一情况在民国时期尤为突出。由于清末民初的墨学研究者们或多或少都具有一定的西学背景，这使得他们对《墨子》中所包含的科学知识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但是仔细分析一下他们的著作，就会发现他们研究《墨子》，对《墨子》萌发兴趣，西方文化潮流的影响绝非唯一重要原因。伍非百在《中国古名家言·叙例》中解释自己研墨的起因：“此经(《墨经》——笔者注)自胜注云亡，历千余年，鲜有述者……，然数子校勘虽勤，章句间误。且不悉名辩学术，诠释多儒者义，颇琐碎不类名家言。余幸生诸子之后，不惮僭妄以继瑞安之志。”（注：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叙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张纯一在《墨子集解叙》中也表明了同样意思：“逊清乾嘉诸老，取而研校之，功莫高焉，然阙误尤不少。孙仲容作《间诂》，富搜罗，勤甄讨，大义粗明，而精蕴犹未揭晓也。……近人治墨者多，行见二千年绝学，无难光而大之也。余自民国八年春研寻是书，迄今十有七年……稽故书记载之异同，证伪补脱，期得真诠。”（注：张纯一：《墨子集解·叙》，成都古籍书店复制1988年版。）这两位民初墨学研究代表人物所表白的研墨初衷，反映了近代学者从事《墨子》研究的一般心态，也说明前人对《墨子》校释的缺误与不完善是促发后人注墨学的动机之一。
从乾隆末年下逮民国末年的墨学研究著作之具体内容，以及其中考据式著作、文章所占的绝对比例，也可看出晚清汉学在近代墨学复兴过程中所发生的影响作用。南京大学杨俊光先生著有《墨子新论》（注：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书中附录《清——民国墨学论著简明目录》，这一目录基本上囊括了1780年到1949年关于墨学的论著及文章，极个别未收入，无关大局。现暂借杨先生此目录，对长达一个半世纪中的墨学著作及报刊论文，从著述种类到数量略作一简要分析，我们便可对近代墨学研究的实际状况有一个清晰了解。根据杨先生所作的目录，笔者重新分类，列表如下：
近代墨学研究状况(1780—1949)
著作种类 著作总数(含论
关于《墨子》(全
关于墨翟生平
关于墨家学派 关于辨
文) 部或部分)的校 或思想的考证
的考证学与科
其它
释、考证 学
文章数 2169844 1049 15
此表显示，清至民国期间，研究墨学的著作共有216种，其中关于《墨子》的校释、考证占98部(篇)，关于墨翟及墨家学派的研究及考证占55部(篇)，这两种类型的文章都是对《墨子》及墨家学派本身进行的研究，鲜有与西学比附现象。这种朴学式的研究著述占了总数的3/4。剩下的不到1/4是对《墨子》中所包含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内容进行的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墨经》的考证、校释，严格说来，这一部分的研究风格也属于朴学范围。另外的15篇是将《墨子》与西学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或阐明义理，如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墨子学案》、陈澧《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吴虞《辨孟子辟杨墨之非》，但此种研究及论述仅占全部著作的1/15弱。
二
中国传统学术在近代发生的剧烈变化，为墨学重新崛起提供了重要机遇。儒学在近代学术思想领域中的统治色彩的淡化，与其在清中叶的重要学术流派乾嘉考据学的高度发展，两者适相反却相成，共同促成了墨学在近代的复兴。没有普遍而发达的乾嘉考据学，很难想象湮没两千年的《墨子》能够再次受到读者的青睐，换言之，清中后期朴学大师们的辛勤耕耘，为墨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垫了最基本的文字基础。
儒学正统地位的逐渐衰落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划时代的变革。儒学是中世纪中国的统治学说，虽然在封建社会各个阶段，其表现形态有所不同，但一直高居庙堂之上。到了近代，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儒学在鸦片战争以后受到了社会经济、政治变动的冲击，受到了西学的冲击，它的统治思想的地位从动摇以致失落。”（注：龚书铎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7页。）近代社会风云变幻，一切传统精神与固有文化都不足以挽救国危民艰的时局，儒学独尊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1906年，清廷废除科举制，更使儒学受到致命打击，加在传统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彻底放松了，儒学笼罩一切领域的局面一去不返，这为墨学复兴提供了关键性的前提条件。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也认为子书考订在近代之后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进步，是由于“学问上的束缚解除了，大家可以作自由的批判，精神既活泼，成绩自丰富。”（注：罗根泽编著：《古史辨·顾序》(四)，第15页。）
墨家学派在先秦徒属众多：“相里勤之弟子，五候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至今不决。”（注：《庄子·天下》。）到西汉却很快销声匿迹，近代许多学者把墨学失传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儒学。胡适曰：“汉朝建立后不久，儒家很快复兴了，但墨家却受到儒家和法家一起的攻击，因而无法复兴。”（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59页。）清儒也持此相同看法：“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自孟子之后，至今千七百余年，而杨氏遂亡。墨氏虽存，读者盖鲜。”（注：张惠言：《茗柯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墨家所持许多主张与儒家针锋相对，如“兼爱”、“节葬”、“非攻”、“非乐”、“明鬼”、“非儒”等。因此，墨家遭到儒家的压制与反对是很正常的。孟子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禽兽也。”（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2页。）荀子也不赞成墨家的思想主张：“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简约而慢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铏也”（注：《荀子·非十二子》。）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墨学更加受到排斥，即使偶尔有人对《墨子》略表同情，也遭到儒家的攻击。韩愈在《读墨子》一文中替墨子说了几句公道话，即引起宋儒的不满与非议。到清代中期，第一个治墨子的汪中在《墨子序》中说“至其述尧舜，陈仁义，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不作，而哀人生之长勤；百世以下，如见其心焉！《诗》所谓‘凡民有丧，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与之相抗，其余诸子，皆非其比。”（注：汪中：《墨子序》，见孙诒让：《墨子间诂》(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20页。）结果受到曾任太子洗马的翁方纲的怒斥：“有生员如汪中者，则公然为墨子撰序，自言能治《墨子》且敢言孟子之言兼爱无父为诬墨子，此则又名教之罪人，又无疑也。……今姑以此准折焉，不名之生员，以当褫革，第称曰‘墨者汪中’，庶得其平也。”（注：转引自杨俊光：《墨子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名教罪人”是对汪中较严重的指控，在封建社会，这种罪名有时会招来杀身之祸。墨学在儒学统治时代所受到的压抑由此可见一斑。
到了近代，这种思想上和学术上的束缚逐渐减弱，人们校释、考证《墨子》，也不再以证经为唯一目的，这时的《墨子》与其在中世纪的命运判然两截。近代墨学史上集大成人物孙诒让在其《墨子间诂·墨子传略》中赞扬墨子：“其与战国诸子，有吴起商君之才，而济以仁厚；节操似鲁连而质实过之，彼韩、吕、苏、张之辈复安足下算哉！……墨家持论虽兼涉偏驳，而墨子立身应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轻相排笮。彼窃耳食之论以为诟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注：孙诒让：《墨子间诂》(下)，第630页。）梁启超则大声疾呼：“今举国皆杨也。……呜呼，杨学遂亡中国！杨学遂亡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注：陈其泰、陆树庆、徐蜀编：《梁启超论著选粹》，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4页。）他们对墨子和墨学的肯定和崇拜，不但不再被指责为“名教罪人”，而且对20世纪前半叶治墨学者有极大的鼓励作用。梁启超本人对诸子学发生兴趣，开始研究墨子，就是受益于孙氏：“此书(《墨子间诂》——笔者注)初用活字版印成，承仲容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兴味，皆自此导出。”（注：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60页。）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人治墨又从梁氏受到启发，方授楚在《墨学源流·自序》中开篇便言：“予自弱冠读章太炎、梁任公、谭复生(嗣同)诸人著作，见其时称道墨义，窃私心好之，……其时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及梁氏《墨子学案》、《墨经校释》诸书，先后刊布。一时风会所趋，讨论墨学，笺释墨书之作，时见于出版社。”（注：方授楚：《墨子源流》，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9年版，第202、1、219页。）胡适也曾经在《墨经校释后叙》中提及梁启超《子墨子学说》对自己研究墨学发生的影响（注：胡适：《墨子校释序》，张品兴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5页。）。
显然，儒学主导地位的削弱乃至完全丧失，为近代学人自由研究《墨子》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人们对其所作的研究也不仅限于朴学式的音韵训诂、文字考证，而是扩展到义理的阐发。
另外，乾嘉考据学的余韵客观上有助于墨学在近代的复兴。而从这个角度，也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墨学复兴后，考证之文所占居多。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自清初提倡读书好古之风，学者始以诵习经史相淬厉。其结果引起许多古书之复活，内中最重要者为秦汉以前子书之淬厉。”（注：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360页。）乾嘉考据学派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继宋明理学之后最重要的学术派别，虽然在1840年后由于多种原因已失去昔日盛世荣光而渐趋偏枯，但是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曾活跃于大江南北的学术流派，其影响之余脉，到加世纪初期依然存在。墨学在近代朴学式的考证研究，一浪高于一浪，正是这一残余影响的结果。与全盘时期微有不同，这一时期的考据学日渐与各种社会科学相结合，甚至西方近代科学也成为学者们校释、考证子书的一种新的得力工具。孙诒让在写给梁启超的信中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拙著印成后，间用近译西书，覆事审校，似有足相证明者。……唯贵乡先达兰甫、特夫两先生，始用天算光重诸学发挥其旨。……近欲博仿通人，更为《墨诂补义》，倘得执事赓续陈、邹两先生之绪论，宣究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注：方授楚：《墨子源流》，中华书局、上海书店联合出版1989年版，第202、1、219页。）传统儒学在晚清所遭遇的困境，并没有彻底终止考据学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延续性及现实的需要，具有实证精神的清代汉学仍然对近代学人的治学风格与方向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清代汉学以经学为中坚，次及小学、史学。自清初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开经史考证先河，逐渐形成一种学术潮流，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考据学成为一种时髦的学问，学者们纷纷把精力投入儒家经典的考释上。清代学者在考证儒家经典的过程中，除了注重从儒家经典本身找证据，且善于利用诸子典籍来达到“以子证经”的目的。在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儒家的六经与诸子典籍的著书时间大致处于同一时期，不但在文字、语法、音韵等方面相同之处很多，而且内容互见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早在汉代就有学者运用先秦诸子材料考证经典，到了清代则发展成为学者们广泛用来考证经史的一种系统的治学方法。张之洞曾对“以子证经”作过解释：“子有益于经者三：一证佐事实；一证补诸经伪文、佚文；一兼通古训、古音韵。”（注：《輏轩语》一，见《张之洞全集》，第1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乾、嘉之际，汉学名家多有过通过研究诸子文献以考证经史的经历，这影响和促进了子学本身的发展，考据学出现由经及子的趋势，当然这并非汉学家们的主观愿望。道、咸之后，诸子考证渐成气候，继汪中、毕沅等乾嘉诸老，近代不少汉学家都校勘、注释过《墨子》，如俞樾著《诸子评议·墨子评议》、苏时学著《墨子刊误》、戴望著《墨子校记》、孙诒让撰《墨子间诂》。可以说，以考据著名的汉学家们既是近代墨学研究的开创者，又是其主要支持者。
先秦诸子学到清中叶已湮没两千年，这些古书中所用字词和字义多与近代不同，且历代少有校者，以至于脱漏舛误难以解读。所以，要想读懂先秦诸子，首先要对这些古籍下一翻整理、校释的功夫，而做这一工作的人必须具备深厚的小学、音韵学、校勘学基础。在这方面，清儒无疑具有极明显的优势。毋庸置疑，墨学在近代的迅速发展同样离不开乾嘉学者的这种考据工作，晚清汉学殿军孙诒让的《墨子间诂》在墨学史上更是具有承前启后、嘉惠后学之功。
孙诒让是近代最著名的汉学大师，除《周礼正义》外，他所作的第二件大的考据工作，便是校注《墨子》，废尽十年心血，终于完成《墨子间诂》，复撰《墨子篇目考》、《墨子佚文》、《墨子旧叙》、《墨子传略)、《墨子年表》等文附于书后。章太炎曰：“墨子书多古言古字，《经》上、下尤难读，《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审取勿能治。……诒让集众说，下以己意，神恉迥明，文可讽诵。自墨学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著。”（注：《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页。）现代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对此也有公论：“自此书出，而后研究墨学的接踵而起，如王树柟、章炳麟、刘师培、梁启超、栾调甫、张纯一之流都有著述行世，其见于读书札记及载于报章杂志中的零篇短论，尤不可胜数。斯学之盛，超越往代。假若不是孙氏倡导于前，诸家何由续振于后。”（注：张舜徽：《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536页。）诚如前辈学者所说，纯为考据著作的《墨子间诂》应是近代墨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汉学在晚清的持续发展成就了墨学复兴。
三
墨家学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留存至今的一份宝贵遗产。在近代，西方思潮的狂飙猛进，极大地摧残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文化上的优越感也丧失殆尽。回首故国文献，唯有《墨子》载有与近代西方相似的科学知识，而墨家的社会政治观点，及自我奉献、忍辱负重的道德理想，又恰为救亡图存所亟需，这样，人们更加自觉地挖掘《墨子》，加速了墨学复兴。
墨学在近代的辉煌发展，既有其必然性，也加入了多种不确定因素，如果把墨学的复兴单纯归为某一原因，如西学的传播，显然与墨学研究在近代的真实情况大相抵牾。墨学在清中期以后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逐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清代汉学由经及子的扩展和儒学传统地位的丧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尤其是在墨学初兴阶段。1840年以后，社会的巨大变迁及西学的广泛传播，为墨学研究的持续高涨提供了巨大推力。然而在整个墨学复兴中，一个明显的特点是，朴学式的考证研究占有多数，这种现实的研究情况说明墨学复兴并非源自西学，但墨学大盛，确与西方思潮有关；同时也说明清代汉学在近代虽已衰落，但到民国年间仍绵延不绝，吸引着为数不少的学者继续以此种治学方法进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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