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时期论文,图书馆论文,事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综述·评介
ABSTRACT Reviewing all-sidely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of theChinese library undertakings from 1978 to 1993 in 3 phases,the papermakes a special effort to look into the key problem---the problem ofexpenditure that the Chines libraries are faced with,analyses the consequences and reasons of the shortage of expenditure and makes suggestions of concreate counter-measures to solve the expenditure problems.36 refs.
SUBJECT TERMS Library undertakings-China-1978-1993 Library expenditure-Approaches
CLASS NUMBER G259.20
1 15年历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它对图书馆事业产生了巨大影响。15年来，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改革发展与全国改革开放相适应，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
1.1 第1阶段（1978年12月～1984年9月）
改革重点在农村，通过发展多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发展商品生产的积极性：在城市，主要是实行企业改革试点，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阶段，图书馆事业从“文革”的停滞状态中继续恢复，获得迅速而全面发展，图书馆改革初见成效。
1.1.1 主管机构
1980年3月，中科院设立出版图书情报委员会。1980年11月，文化部设立图书馆事业管理局。1981年9月，教育部设立全国高校图工委。三者分别负责协调、领导各系统的图书馆工作。
1.1.2 政策法规
1978年12月，中科院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1980年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第23次会议通过了《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国务院批转了《图书、档案、资料专业干部职称暂行规定》。1981年1月，教育部颁发了《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1982年12月，文化部颁发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工作条例》。这些文件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图书馆事业政策法规建设的基础。
1.1.3 新建图书馆
这一阶段是1949年以来中国的第2个建馆高峰（第1个高峰是1956～1958年）。据《中国图书馆名录》的不完全统计，每年新建馆数，多的达700多个，少的也有200多个[1]。全国公共图书馆由1978年的1256个增加到1984年的2217个。[2]
1.1.4 全国性业务建设和协调
围绕全国性业务建设和协调主要做了4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了全国文献工作标准化技术委员会（1979年），随后制定了《文献著录总则》等一系列国家标准；第二，修订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2版）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上册第2版修订本），编制出版了《汉语主题词表》（1980年）；第三，成立了全国联合目录工作协调委员会（1980年3月），编制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1983年9月）等联合目录；第四，东北、华北、中南地区及广东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建立了中心图书馆委员会、图书馆协作委员会或图书馆业务研究会，探索地区性馆际协作和文献资源共享。
1.1.5 新技术手段
中科院上海图书馆开展了计算机定题服务，中科院图书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图书馆、中科院武汉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等先后研制了计算机软件系统。计算机在图书馆的应用研究取得初步成果。
1.1.6 图书馆学教育
1978年以前，全国只有两个图书馆学教学点。至1984年底，全国从事正规图书馆学教学点达40多个，有近20所高等学校建立了图书馆学系（专业）[3]。1981年，北大、武大获得了图书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79年，中科院图书馆也开始招收图书馆学研究生。1983年，湖南成立了第1所图书情报学校。1984年4月，武大建立了第1所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教育获得空前发展。
1.1.7 图书馆学研究
1979年2月，书目文献出版社成立，从此中国有了出版图书馆学专业书刊的出版社。同年7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成立，从此中国图书馆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学术团体。这一阶段，创办了《图书情报知识》和《大学图书馆》等20多种专业期刊，出版了《图书馆学基础》（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目录学概论》（北大、武大图书馆学系）、《古典目录学浅说》（来新夏）、《学点目录学》（徐召勋等）、《图书分类学》（白国应）、《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张德芳）、《图书馆管理学纲要》（于鸣镝）和《图书馆管理科学化概论》（辛希孟、江乃武）等一大批学术著作。
1.1.8 微观管理
许多图书馆开始了管理和服务的改革尝试。1980年，辽宁省图书馆最早开始有偿服务。随后四川省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和金陵图书馆相继创办了文献信息服务公司。与此同时，中科院图书馆等单位开始探索图书情报一体化体制，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开始探索图书馆的科学管理，南开大学图书馆、山西图书馆和江西图书馆等单位着手改革和调整不合理的组织机构。
1.1.9 国际交往与合作
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和美国等10多个国家。同时，在中国举行了国际图书馆业务研讨会（1980年4月）和国际标准化组织文献工作标准技术委员会第19届年会（1981年）等国际会议。特别是1981年8月，中国图书馆学会恢复了国际图联中的协会会员地位，此后每年都派代表团参加国际图联年会。
1.2 第2阶段（1984年10月～1991年12月）
中国改革的重点转到城市，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配套推进市场建设和价格改革、宏观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市、农村以及科技、教育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中国图书馆事业在总结前一阶段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又出台了一些新的举措，取得了新的进展。
1.2.1 主管机构
1987年6月，国家教委建立教材和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将原来的全国高校图工委改名为全国高校图情委。
1.2.2 政策法规
各图书馆系统主管机构分别对工作条例进行了修订。此外，党校图书馆系统制定了《省、市、自治区党校图书馆（室）工作试行条例》（1985年10月）、文化部图书馆局制定了《关于县图书馆工作的若干规定》（1986年10月）、国家教委颁发了《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1991年8月）。特别是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中科院联合下达的《关于改进和加强图书馆工作的报告》（1987年10月）是《图书馆工作汇报提纲》以后的又一重要文件。
1.2.3 新建图书馆
到1991年，全国已有公共图书馆2536个（比1984年增加了319个）、高校图书馆1075个、科研系统中型以上图书馆4500个、党校系统图书馆2800个[4]。北京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深圳图书馆等一批新馆舍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
1.2.4 全国性业务建设和协调
主要做了四件事：第一，成立了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5年），组织全国15个缩微复制点将建国前出版的一批珍贵报刊和部分古籍善本拍摄成缩微品；第二，建立了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调委员会（1987年10月），组织了全国文献资源调查；第三，编制了《西文文献著录条例》（1985年）；第四，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第3版（1990年2月）。
1.2.5 新技术手段
仅公共图书馆系统，就有25个新技术项目获文化部科技进步奖。至1991年，全国有近20个省级和计划单列市图书馆拥有不同型号的计算机[5]。同时，以北京图书馆的大型计算机图书馆综合管理系统、深圳图书馆的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北大图书馆的西文图书联合目录系统、深圳大学图书馆的计算机管理集成系统、中科院图书馆的西文连续出版物联合目录系统为代表的一大批计算机应用成果相继问世。
1.2.6 图书馆学教育
又有十多所大专院校新设图书馆学系（专业）。特别是1985年，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招收学员2万人，出现了正规教育和业余教育齐头并进的可喜局面。
1.2.7 图书馆学研究
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1986年12月）、全国党校文献情报学会（1987年11月）和中国图书馆学会的党校、团校、军队院校、中小学、医院图书馆委员会（1991年），以分别根据各自特点开展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同时，创办了《现代图书情报技术》、《图书情报研究》和《图书馆学文摘》等专业刊物，出版了《图书馆学导论》（黄宗忠）、《图书馆学概论》（同名著作有三，一为吴慰慈、邵巍著，一为桑健著，一为汪恩来著）、《理论图书馆学教程》（倪波、荀昌荣）、《图书馆学基础知识》（谭迪昭）、《图书馆学原理》（宓浩等）、《图书馆学引论》（金恩晖）、《宏观图书馆学》（陈源蒸）、《概论图书馆学》（周文骏）、《目录学》（彭斐章等）、《图书分类》（北大图书馆学系）、《新编图书馆目录》（黄俊贵、罗健雄）、《图书馆目录》（李纪有等）、《主题法的理论与标引》（刘湘生）、《情报检索与主题词表》（丘峰）、《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谢灼华）等一批学术著作。
1.2.8 微观管理
一些改革措施，如馆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人员聘用制、目标管理制、经济管理和定量管理等，逐步在全国各图书馆推广和实施。1987年2月，文化部、财政部、国家工商局颁布了《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有偿服务和经营活动的暂行办法》，使图书馆有偿服务、以文补文活动进入新阶段。
1.2.9 国际交往和合作
中国图书馆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意大利等26个国家，派代表参加了一系列国际图书馆专业会议。特别是1991年8月，国际图联执委会正式批准1996年在北京举办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这是中国图书馆界与国际图书馆界交往和合作的一件大事。
1.3 第三阶段（1992年1月～现在）
中国的改革进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改革由过去侧重于突破旧体制转向侧重于建立新体制；由政策调整转向制度创新；由单项改革转向综合配套改革；由重点突破转向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对外开放向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面临着改革和发展的极好机遇，同时也面临着严竣的形势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深化改革，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推进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中国图书馆界在积极行动。
1.3.1 政策法规
文化部下发《关于图书馆工作深化改革的几点意见》（征求意见稿）（1992年12月），起草《公共图书馆条例》，并将《图书馆法》列入立法计划。
1.3.2 新建图书馆
仅1992年，全国就新建公共图书馆30个。在这一阶段，有上海交大包玉刚图书馆、湖南省少儿图书馆和佛山苏李秀荣图书馆等新馆建成并投入使用。
1.3.3 全国性业务建设和协调
为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谈话和中共十四大精神，探索深化改革的新思路、新方法、新途径，连续召开了三次全国性会议：一是1992年8月在大连召开了“第二届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图书馆馆长联席会”，二是1992年12月在广西柳州召开了全国公共图书馆馆长会议，三是1993年9月中共中央党校和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全国“市场经济与图书馆建设”馆长研讨班。
1.3.4 新技术手段
在这一阶段，有北京图书馆的“条形码产品生产软件”、北大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系统等成果问世。目前，在公共图书馆系统，除北京图书馆以外，就有30多个省、计划单列市图书馆有了不同型号的计算机，有些省辖市和区、县图书馆也有了微机，已有310个公共图书馆拥有不同型号的视听设备[6]。
1.3.5 图书馆教育
目前，全国已有50所院校设立了图书情报专业[7]，北大、武大、中科院被定为图书馆学博士授予点。1992年10月，北大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标志着图书馆学教育的一大改革。
1.3.6 图书馆学研究
目前，全国已有60多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每年发表上千篇论文[8]。1992年以来，有黄宗忠的《图书馆管理学》等专著出版。反映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全貌的《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一书也即将问世。
1.3.7 微观管理
1992年以来，公共图书馆等系统开展的评估定级工作，促进了图书馆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以广州图书馆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典型。
1.3.8 国际交往与合作
1992年以来，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问了日本和挪威等国家。同时，在中国召开了“现代图书馆藏书建设和资源共享国际研讨会”和“九十年代图书馆现代技术国际研讨会”等会议。在1993年第59届国际图联大会上，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孙蓓欣当选为国际图联执委会委员，这在中国是第1次。
总之，中国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与此相应，改革开放15年也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最快的时期。但是，纵观15年历程，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并不均衡。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面临的问题和矛盾越来越突出。
2 关键：经费问题
目前，各图书馆的经费普遍严重短缺。据四川省图书馆1992年3月对15个县市17个公共图书馆的调查，1991年购书费不足1万元的占50%[9]。经费不足是各图书馆普遍面临的严重问题。
2.1 当前，中国图书馆事业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几乎都与经费问题有关：
首先，经费不足造成了文献入藏量逐年递减。1986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年新购图书1359万册，而1992年仅740万册，下降45.6%，平均每年递减100万册[10]。这一年，全国区、县级公共图书馆馆均新购图书1340册，仅为1986年的44.7%；在2197个县级馆中，有近500个馆全年新购图书在100册以内，有423个馆在50册以内，更有341个馆全年未购一册新书。其他系统图书馆的情况也是如此。1986年，全国普通高校图书馆订购新书3107万册，而1991年，只订购1024万册，减少了67.4%。学生人均新书入藏量由1986年的15.23册减少到1991年的4.38册，减少了72%[11]。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1985年新购图书86106册，1990年比1985年减少41986册，1992年又减少18135册。该馆1990年订阅外文报刊710种，1993年只订阅了590种[12]。
其次，经费不足是图书馆读者减少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类图书馆读者人次和借阅册次逐年滑坡，藏书利用率仅25%左右[13]。1992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外借图书比1991年减少701万册次。上海图书馆80年代初中期每天接待读者5000人，1991年下降到2000人[14]。读者对图书馆兴趣和热情减少，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由于经费短缺而带来的文献入藏种册减少、馆藏质量下降、可利用文献资源贫乏、文献拒借率提高以及设备陈旧、管理手段落后和借阅难度增加。如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的读者意见簿上写道：“书太陈旧，自然科学类大多是六七十年代的，现在都90年代了”[15]。由此可见图书馆读者减少的原因所在。
再者，经费不足也是图书馆队伍不稳、专业人才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各图书馆普遍反映队伍不稳定，专业人才大量流失。1987～1991年，北京图书馆调出275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的195人，占71%；35岁以下的193人，占70%[16]。可见流失的大都是年轻的专业人才。自1982年以来，有13名图书馆专业的大学毕业生、研究生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目前已有6人离开。当然，人才外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每个离开者的原因也不尽相同。但是，勿容置疑，经费不足造成的图书馆人员物质待遇低、工作生活条件差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地位不高，是队伍不稳、专业人才流失的最主要原因。
由此可见，经费短缺问题正严重困扰着中国图书馆事业，使图书馆的整体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受到影响。
2.2 造成图书馆经费短缺的原因主要有6个方面：
一是书刊价格大幅度上涨。据有关部门调查，全国公共图书馆1986年平均购书单价是3.9元，而1992年为13.4元，增长了2.4倍。1993年与1992年比较，外文原版图书涨价10%，外文原版期刊涨价26%，中文书刊涨价不低于20%[17]。而全国公共图书馆购书费1992年比1986年只增长89%，全国高校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也平均每年增长不到9%。何况还存在人民币汇率变化因素。可见，这些年书刊涨价幅度大大超出了图书馆购书费增长幅度。
二是人员支出和行政开支挤占购书经费。文化部1982年颁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图书馆工作条例》第26条规定：“购书费在总经费中的比例一般不应低于40%”。但是，由于工作人员大量增加（1978年，全国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为13484人，到1992年底增加到43501人，增长了2.2倍[18]），也由于物价上涨，各种行政费用大幅度上升，图书馆购书费在总经费中的比例，不仅大部分没有达到规定，而且还逐年下降。如全国公共图书馆，1985年为31.1%，1992年为24.1%[19]。199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总支出比1990年增长13.7%，而购书费仅增长5.3%，人员费用增长18.6%[20]。湖南省新宁县图书馆，1988年总经费为12600元，除去6名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只挤出57元订购1份报纸[21]。可见，人员支出和行政开支增大也是购书经费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各级政府和部门对图书馆事业的经费投资不足。改革开放15年来，国家在图书馆事业方面的投资逐年增加。公共图书馆事业经费从6000万元增长到3.4亿元，增长了5.6倍[22]。1988年国家财政收入比1980年只增长了98.76%，公共图书馆经费却增长了319.6%[23]，说明图书馆事业经费增长速度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增长速度。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图书馆事业方面投入了足够的经费呢？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两个标准来衡量图书馆经费投资是否足够。其一，各类图书馆的年文献入藏量能否维持历年平均水平，或者逐年有所增加。如上所述，由于通货膨胀、书刊价上涨，历年图书馆经费难以保证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如果书刊定价合理，就说明近年来图书馆购书经费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实际比重在下降。其二，图书馆事业建设是否摆在一个适当位置。目前，我国平均44万人才拥有一个公共图书馆，公共图书馆藏书人均只有0.26册。到1992年底，全国仍有254个县没有公共图书馆，另有183个县有馆无舍，有937个图书馆建筑面积不足600平方米[24]，全国人均购书费只有5分钱[25]。而从世界各国情况来看，前苏联每1946人、美国每2643人、日本每74437人有1所公共图书馆[26]。80年代中期，人均购书费，丹麦是我国的1000倍，芬兰是520倍，美国是290倍，英国和加拿大是250倍，澳大利亚是124倍，法国是72倍，日本是52倍，新西兰是31倍，古巴是20倍[27]。可见，中国对图书馆事业的投资不仅与发达国家，而且与某些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很大差距。当然，中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是，凭借人均5分钱年购书费和0.26册藏书，图书馆何以发挥“没有围墙的社会大学”（文化部副部长刘德有语）的作用？何以作为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语）？现在的问题是，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一部分领导干部，对关系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的图书馆事业，并未从战略高度引起应有重视，在考虑经费预算和投资方向时，往往把图书馆建设摆在一个不适当的末等位置。许多政府部门和单位，常常以经费紧张为由，任意削减图书馆事业经费，无限期推延图书馆馆舍和设备等立项和投资。令人不得其解的是，许多地区（甚至贫困地区）的政府部门和单位，有钱购置豪华小汽车，建高级宾馆，甚至大吃大喝，变相公费旅游，为什么唯独拿不出一点钱来办图书馆事业？
四是图书馆事业经费来源单一。发达国家图书馆的经费来源多样化，得到各种企业、财团、基金会、学术机构、社会名流的资助。而中国图书馆事业经费基本上依赖单一的国家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台的同胞和侨胞邵逸夫、包玉刚、李嘉诚、曾宪梓、石景宜、查良镛、葛宗蕙、谢慧如、杨相和苏李秀英等曾先后慷慨捐助祖国的图书馆事业。国内一些团体、企业和个人也曾资助图书馆建设。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赞助尚不普遍。许多企业踊跃资助体育、文艺事业，却很少关注图书馆事业。
五是图书馆创收渠道不畅。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图书馆开展有偿服务，开发文献信息资源和开展其它形式的创收活动，收到一定效果。如广州图书馆近年开展有偿服务，每年纯收入均在100万元左右，1992年已达到150多万元[28]。但是，从全面来衡量，目前图书馆的创收渠道尚未完全开通。199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有偿服务纯收入为1500万元[29]。除去几个创收大户，其它各图书馆的有偿服务收入相当有限。如浙江省80个公共图书馆1987年有偿服务收入只占国家拨款的0.0051%[30]。据统计，1991年，全国文化馆的补文经费为图书馆的2.3倍[31]。可见，图书馆创收尚有潜力可挖。
六是文献资源不能充分共享，图书馆之间采购不协调。如上海科技情报所与上海图书馆订购的外文期刊重复率为50%，金额达百万元[32]。由于文献资源共享机制不健全，各图书馆采购不协调，许多借阅率不高、价格昂贵或需要用外汇购买的文献重复订购，而许多确有价值的文献又漏订。这样，实际上浪费了大量的经费。
2.3 与上面粗略分析的图书馆经费短缺原因相联系，解决经费问题的对策主要也有6个方面：
第一，规范书刊订价。关于书刊定价，国家新闻出版署有一定规定。但是，许多出版单位往往不按规定办事，乱定价现象相当严重。这就需要深化新闻出版事业的改革，加强法规建设，强化制约机制，使书刊定价法制化、规范化。
第二，精简工作人员。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图书馆骨干人才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图书馆工作人员大量增加，造成人员结构不合理。从整体来看，图书馆工作人员不是少了，而是多了。1992年底，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说：“有许多馆长都有这样的体会，把图书馆现有人员裁减三分之一，如果工资不变，不但工作人员可以多拿奖金，而且还可以在原来的基础上多做许多事。”[33]造成图书馆人员过量的原因，一是中国实行高就业政策，尽可能在图书馆多安置待业青年和复员军人等；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尚存的条件下，图书馆多1个人员编制，就多1份工资，同时也可以相对分担一部分工作，自然人员“多多益善”。结果图书馆人员支出和行政开支大量挤占购书经费。要缩减人员支出和行政开支，就必须精简工作人员。目前，精简图书馆工作人员必须创造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深化图书馆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即在图书馆内部实行优化组合，完善岗位责任制、聘任制，改革分配机制，加强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提高工作效率。二是深化全国劳动制度改革，即改变由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劳动力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形成和培育劳动力市场。
第三，增加政府投入。前一段，有的地方文化主管部门提出对公共图书馆“断奶”——大量削减或停拨经费，让图书馆自谋出路。这实际上混淆了文化的不同类别。文化事业大体可分为3类：一是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为目标，服务全体社会成员的公益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二是代表国家民族文化水准的高雅文化、优秀民族文化事业，如交响乐、民族戏剧；三是商业化的通俗文化和文化娱乐业，如卡拉OK厅。对于一、二类文化事业，特别是第1类文化事业，应由政府给予经济支持，并引导社会予以资助；对于第3类文化，则应完全由市场调控，政府通过税收、治安和法律部门加以管理。这也是西方国家长期形成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的文化事业管理模式。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非是把一切行业和部门都简单地推向市场，任由市场竞争、价值规律、供求关系来决定其兴衰存亡。象图书馆这样的公益型文化事业，就不应直接推向文化市场，而主要应依靠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投入。
所谓直接投入，就是确保政府全额拨款。在市场经济国家，对图书馆这样的公益文化事业的拨款，是作为社会第2次分配来对待的，即政府收取了纳税人的税款，再以公益的方式平等地返还给社会。目前，我国图书馆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直接投入。但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要确保投资比例的合理性。这些年，图书馆经费年年增加，年年不够。到底以多大的投资比例为宜？笔者认为，应该根据下列因素来确定：(1)经费应随书刊价上涨而相应增加；(2)应确保年文献入藏量维持历年平均水平或逐年有所增加；(3)应确保每年出版的适合于某一类型图书馆收藏的必藏文献能及时收藏；(4)应根据中国国情、人民群众对图书馆近远期需求，确保图书馆事业达到与“分三步走”战略目标相适应的预定发展规模。二是必须克服拨款的随意性。改革开放以来，关于图书馆经费问题，在一些文件中有过规定，如《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文献资料购置费在全校教育事业费中应占适当比例，一般可参照5%左右的比例数，由学校研究确定。”由于这些规定带有很大的伸缩性、灵活性，也由于这些文件并非通过国家立法机关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法规，缺乏约束力和权威性，因此，执行中往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目前，应该将图书馆投入纳入法制轨道，使之有法可依。
所谓政府间接投入，主要是运用税收手段，实行差别税率。政府对于营利性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服务，应课以重税，而且采取累进税制；对于非营利性的文化活动和文化服务，如图书馆提供的服务，则应以低税率和减免税予以扶持。
第四，引导和鼓励社会投入。就社会分配的角度来说，企业和个人对图书馆事业的赞助，属于社会的第3次分配，即公民法人将第1次分配的所得自主地用于公益性文化事业。在这方面，应采取一些必要措施。首先，应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如一些西方国家，凡是向图书馆这样的文化事业捐款，捐赠者可以核减相当于捐赠款50%的税金[34]。我们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在国家税法中作出相应的明确规定。其次，对于社会资助图书馆事业的事例，应大力宣传，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社会对图书馆事业的投入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对图书馆直接捐赠，建立由社会集资的图书馆基金会，同时引导和鼓励其它有关基金会资助图书馆；引导和鼓励集体、社会团体、企业、私人和群众集资办图书馆；图书馆与企业“联姻”，即图书馆为企业提供文献信息，企业资助图书馆等等。
第五，积极自筹资金。我们说，图书馆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和社会赞助，并不等于说图书馆就只能“等、靠、要”。西方国家图书馆经费来源大体有三：政府拨款、社会赞助、自筹资金。如英国图书馆协会理事会规定每个图书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可能和特点来确定有偿服务措施。目前，大英图书馆已通过有偿服务获得25%的经费开支[35]。在图书馆经费普遍短缺的情况下，通过有偿服务，开发文献信息资源，甚至商业经营等自筹资金，无疑是解决经费困难的一条重要途径。
第六，加强采购协调，推进文献资源共享。图书馆之间的采购协调和文献资源共享可以带来两个效果：一是避免各馆因重复订购而造成的浪费。对于借阅率不高、价格昂贵的文献，可由1个重点馆收藏，从而达到相互补充、节省和更有效地使用购书经费的目的。二是提高藏书利用率，扩大读者选书范围，也就等于增加了各图书馆的文献订购量和购书经费。如沈阳市实行各公共图书馆借阅证通用制度和发放“藏书资源共享借书证”，读者持证可到37家图书馆借阅图书，大大提高了藏书利用率[36]。可见，加强采购协调，推进文献资源共享是解决经费问题的又一重要途径。
（来稿时间：1994-09-06。）
标签：图书馆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