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史学论文,主教论文,格雷论文,戈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5)02-0068-12 当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约538-594年)完成自己的历史作品时，他称呼该作品为《历史十书》(Decem Libros Historiarum)：“我写过十卷《历史》”。①但是，从9世纪开始，在部分手抄本中这部历史作品就有了另外的书名：《教会史》(Historiae Ecclesiasticae)，从10世纪开始，部分手抄本使用的书名则为《法兰克人史》(Historiarum gesta Francorum)。②此后每个世纪几乎都有手抄本使用这一书名，使之成为“正宗”书名。16世纪之后，虽然有少数印刷本以《教会史》冠名，但是主要的现代印刷本都沿用《法兰克人史》这一书名。1937年，德国历史学家布鲁诺·克鲁西为“德意志文献集成”编辑部编订这部作品的精校精注本时，才恢复其原名，即《历史十书》。但是，这一变化并没有立即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多伦多大学的沃尔特·郭法特教授正式撰文加以系统总结，并进而在专著中揭示这种正名给史学史研究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潜力，国际学术界才郑重其事，认可了这一新的“旧名”。③ 从《法兰克人史》恢复为《历史十书》，不仅仅是书名的异动，而且带来了对其作者和文本的重新认识。诚如彼得·布朗所总结的那样：“他们(学者们)不是来歌颂格雷戈里的，而是来彻底埋葬那不值一提的旧传统。”④本文首先介绍格雷戈里作为历史学家的新形象，说明他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史家；然后通过分析《历史十书》的结构，申述作者创新之所在。最后比较7-8世纪对《历史十书》的传抄情形，说明格雷戈里开创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新史学传统——中古早期史学。 一、《历史十书》的作者：从“天真汉”到“创新者” 长期以来，格雷戈里被视为“天真汉”。例如美国史学家汤普森曾非常形象地评说道：“在所有中世纪历史学家当中他是一位最有意思、最诚挚的作家；他天真得像一个孩子，朴素仁爱像一位圣徒，对自己的权利和理想像一位英雄那么忠诚……尽管他的批判能力较弱，不过，在其他方面，他却是诚实而真挚的。”⑤但是作为一位大主教，格雷戈里经历过丰富的政治斗争，自己也曾经受审。在《历史十书》中，他非常成功地“抹黑”了他的诉讼对手柳达斯特。格雷戈里真的“天真”么？或有特别的写作技巧或写作意图？ 当学术界将《法兰克人史》还原为《历史十书》的同时，德裔美国文论家埃里希·奥尔巴赫转换视角，将格雷戈里视为一位有独特风格的作家，即“现实主义作家”，其特征在于对“具体的现实进行摹仿”。这种摹仿是独特的，他称之为“教会写实主义”。奥尔巴赫认为，格雷戈里从基督教会的角度，真实生动地再现了他身边的人、性格和事情。虽然格雷戈里具备新的写作风格，但其写作水平却还是低下的，只能跟着感觉走，辞不达意地反映着这个散乱的现实世界。⑥ 奥尔巴赫承认格雷戈里具有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技巧，但是又坚持认为格雷戈里写作水平低下，以致作品散乱，缺乏整体性。正是在这一点上，后来的学者与奥尔巴赫存在着根本性分歧。 格雷戈里本人非常强调自己作品的整体性。他在《历史十书》的结尾处说：“这些著作或许写得有失文雅。但是，那些继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人之后主管都尔教堂的主教们，凭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降临，凭一切犯罪者感到可怕的审判日，若是你们不愿意狼狈不堪地从审判席前离开，去和魔鬼一同定罪，那我就请求你们大家千万不要从这几卷里挑选某些部分，略去其他部分，因而使它们遭到损害或被改写。而应该使它们在你们任职期间保持完整无缺，就像我亲自留下的一样……认为我的文笔并不优美，即使如此，我仍然恳求你一点也别去掉我所写的东西。如果其中有任何内容为你所喜爱，那我并不拒绝同意你将它改为韵文，但是要使我的作品保持完整。”(第10卷第31节) 一旦意识到格雷戈里如此坚持自己作品的整体性，学者们就不能再认为《历史十书》行文散乱，以混乱之笔反映混乱的世界了，而是将格雷戈里视为具有特定写作意图，使用特定语言、写作风格和技巧，巧妙地通过历史写作实现其写作目的的作家。进而，学者们试图从各种角度解读文本，释读其中的微言大义。这一趋向导致上个世纪末对《历史十书》的研究发生了类似于“宇宙爆炸”式增长，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解读和阐释。诚如英国利兹大学的颜伍德所总结的那样：“格雷戈里或是一位圣徒崇拜的主要见证者，或是描述精神想象世界的诗人，或是受到经学启发解释世界的阐释者，或是一位讽刺作家。”⑦颜伍德则试图综合诸家之说，重点分析格雷戈里如何应对日益严峻的政治现实，巧妙行文，书写个人、家族、地区和王朝历史。他认为，《历史十书》具有双重文本的属性。表面的文本从字面理解即可，而内在的文本则需要结合写作时的现实背景加以细腻分析。⑧ 因此，可以说形成了一种学术风气，即强调《历史十书》的整体性，肯定格雷戈里作为作家的独特写作能力，发掘其独特写作意图和写作技巧。这一学术风气如此强劲，以致海因泽尔曼强调《历史十书》的每个段落都别具深意，环环相扣。他认为格雷戈里通过刻画“贤王”与“恶王”，成功地写作了这部基督教社会史，为建设美好基督教社会呐喊。⑨而萨缪尔·柯林斯则强调《历史十书》形散而神不散，格雷戈里通过“圣徒”构建人类历史稳定而延续的纽带。⑩ 这些研究表明：格雷戈里的作品远较前辈史家想象的复杂，纷乱之中不乏整体性，乃至统一性；如实直书的背后又别具微言大义。当我们放宽视野，以古代史学向中古史学过渡的角度来观察时，会发现格雷戈里试图针对新的时代需要，对诸家前贤史作进行吸收折衷，书写一部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型历史，尤其是将圣史(教会史)和俗史(帝王将相之史)熔为一炉。 二、《历史十书》的结构：圣史、俗史的混合与交叉 在全书总前言中，格雷戈里说：“我们这个时代啊！学问的研究已经离开我们而消逝，在我们各族人中间也找不出一个能够把当代的事件写成一本书的人。”这段话语可能有两种含义：既是实指，当时确实无人写作历史；也是一种惯用的修辞技巧，说明自己迫不得已写作。(11)但无论此话为实指还是谦辞，都在暗示他的创作具有某种非同寻常之处。作者随后指出，为了满足更为广泛的读者需要，自己要走一条新路，要为更多的读者撰写历史。因此，格雷戈里并不是写作能力有限，不得不讲些大白话，而是为广泛传播刻意为之，创作出广受欢迎的新型历史。(12) 作为一部面向大众的新型历史作品，《历史十书》的结构却似乎有些复杂，时间上从创世到当代，地域上涉及高卢、西班牙、北非、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笔下包括的人物更是纷繁多样，既有圣徒、国王、贵族、主教、院长，也有普通人。作者大体按照时间的顺序排列他们的故事，显得比较散乱。大概格雷戈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了让普通读者明白，不惜草拟了五篇序言，以便引导读者。这五篇序言分别是总序、第一卷序、第二卷序，第三卷序以及第五卷序。序言的出现，不仅说明作者有话要说，而且也标志着书写内容的相应调整，以引起读者注意，并适应新的描述主题。借助于这些序言，并与文本内容相结合，似乎可以对《历史十书》的结构有更为清晰的把握。 在总序中，格雷戈里表示自己要写作高卢当代史。“这里(在高卢的城市里)却已经发生了许多好事和许多坏事；各族人在暴怒；国王的怒火日益炽烈；教堂遭到异端信仰者的攻击，也受到天主教徒的护持；对基督的信仰在许多人的心灵里烧得炽热，但冷淡的却也不少；虔诚的人使得教堂富裕，而不信教的人却把它们抢个精光。”所以，“尽管言辞粗鄙，我也要把往事的记忆流传后世，决不使那些邪恶的人和正直的人之间的斗争湮没无闻。”在作者看来，高卢当代史是由二元力量围绕信仰而展开的斗争，其核心就是教堂。 但是，总序之后，作者并没有直接写作当代史，而是转过头来，从上帝造人开始讲起。第一卷从上帝造人叙述圣马丁去世，即他的永生(13)。对其内容，作者也做了说明：“将叙述列王同外邦敌人、殉道士与异教徒、教会与异端之间的战争”(14)。这里的几对斗争对手，一般被理解为泛指，但更有可能是实指，即按照历史演进的顺序而出现的几对概念。列王与外邦敌人，是针对《旧约》中的历史；殉道士与异教徒，则是基督教诞生之后的两个对手；而教会与异端之间斗争，则是从哈德良皇帝时代开始的，“在这些圣徒们殉教的事件发生以后，魔鬼并不以激起不信教的人对基督的信徒的敌视为满足，他必然还要挑起基督徒教徒中间的分裂。他煽动异端，天主教的信仰被分裂为不同的宗派。”(第1卷28节)因此，第一卷基本上属于早期基督教教会史。 作者之所以要从上帝造人开始讲起，是为了计时，即计算世界历史的年数。他在总序末尾说：“第一卷之开篇被用于计算自世界被造以来的年数，这是令人高兴的。我置之于本卷节目之后。”。为此，格雷戈里“通过对于前人的编年史或历史的摘录，从而清楚地说明，自从开始有世界以来，所经历的岁月已有多久。” 计算世界年数是基督教史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源自于神学争论，旨在说明基督教最为古老，与天地开辟同时。(15)因此，虽然是写作当代史，格雷戈里还是吸收了基督教编年史的计时功能。摘录尤西比乌斯、奥罗修和高卢年代学家维克多的作品成果之后，作者表明：“轮到我的时候，我愿意遵循上述作家的前例；倘蒙上帝施以助力，我愿把全部的年代一直推算到今天。”大概是因为年代推算工作还涉及神学争议，也因为本卷主要是写作早期教会史，所以这一卷的序言旨在阐述作者的信仰，以表明作者所论符合正统教义。“在即将叙述列王与外邦敌人、殉道士与异教徒、教会与异端的斗争之前，首先表明我的信仰，以便读者不会置疑我是大公教徒。” 第二卷可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当代史，因为叙述了从圣马丁去世至法兰克国王克洛维去世止的历史。但是，作者似乎认为高卢当代史自此卷的叙述开始。在格雷戈里的笔下，“当代”并非如今天史家所使用那样，是个专门术语，有其明确的时间所指。为了表达“当代”，格雷戈里所使用的词汇主要是“我们的”(noster)，这个词汇内涵明确，但外延却非常具有弹性。既可以是“我们这个时候”，如总序中所引用的别人的抱怨中所说的(diebus nostris)，也可以是基督教时代，与《旧约》中以色列入的历史相对比而言。如“先知的话语传播了，但是，如我所言，这些都加以略过，只说当代(nostra tempora)的例子，阿里乌斯……”阿里乌斯是公元4世纪初的异端，距格雷戈里写作的590年代已有近三百年，但格雷戈里视之为当代人物。从基督教教会史的角度而言，圣马丁传道是高卢教会史的真正开始。“那时，我们有光明了，高卢沐浴在光照之中，有福的马丁在高卢布道了。”(第1卷39节)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法兰克人的统治也是高卢当代史的基本内容。圣马丁和克洛维分别是高卢宗教和政治生活中划时代的人物，是当代高卢历史的主要开拓者。因此，从第一卷到第二卷，《历史十书》是从普世的基督教会史转到了高卢当代史。 第二卷的描述既是高卢当代史之开始，也是全书主体部分的真正开始，所以，在行文之初作者又提供了一篇序言，介绍此后全书的编排方式。“按照时间顺序，以混合和交杂的方式将圣徒的奇迹和人们的杀戮一起记载。”即混编俗史与圣史(基督教会史)。对于如此安排的理由，格雷戈里作了进一步的解释。“我并不认为这么做是毫无道理的，将圣徒的喜乐生活置于可悲世人的杀戮之中加以记载。这倒不是要图省事，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而已。因为如果读者努力探究，就会发现在以色列诸王中，撒母耳杀死了渎神的非尼哈；大力者大卫王摧毁了异教徒歌利亚。”在罗列了更多的例子之后，作者搬出几位前代著名的教会史家以壮声气：“就这样尤西比乌斯、塞维鲁和杰罗姆在他们的编年史中，以及奥罗修将列王的战事与圣徒们的奇迹同等地编织在一起。因此，我们也如此叙述，以便时代的顺序，或者直到当代的年数计算被全面呈现出来。蒙上帝许可，通过上述作者所著史书，我们继续记录此后时代所发生的事情。” 格雷戈里的解释说明，分别记录圣徒的奇迹(圣史)与俗人的杀戮(俗史)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将圣徒的故事与俗史一并讲述，在有些人看来就有些毫无道理了，为此需要进行自我辩护。 从现存尤西比乌斯、杰罗姆、塞维鲁的编年史和奥罗修的《反异教史七书》来看，虽然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圣史，但基本内容为俗史。在前三人的编年史中，教会史的内容非常少，主要是提及几个大主教区的主教更迭和当时有名的教会人物。例如在叙述戴克里先称帝(284年)至326年40余年间的史事时，尤西比乌斯仅纳入了耶路撒冷、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和安条克的主教更迭信息。殉道者则提及了三位殉道的主教：锡萨克(Sissek)主教奎里努斯(Quirinus)、阿马西亚(Amasia)主教巴西里乌斯(Basileus)和亚历山大里亚主教彼得。(16)这一原则为续写者杰罗姆所遵守，他增加了名人在编年史中出现的频率，但对圣徒的故事似乎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偏好。 续接杰罗姆写作编年史的诸多拉丁作家，大抵沿袭了这一模式。他们会提到少数著名城市的主教，但很少提到另外的圣徒。西班牙的主教伊达提乌斯所著《编年史》，续接杰罗姆，自提奥多西皇帝(380-395年)登基开始叙述。关于提奥多西皇帝的统治的15年，共有23条记录。其中提及了亚历山大里亚主教更替(1条)，罗马主教的更替(1条)，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圣徒都尔主教马丁(1条)以及百基拉派异端的兴起和传播情形(2条)，其余皆为帝国政治事务。(17) 奥罗修的《反异教史七书》侧重于描写各种灾难。(18)在叙事过程中，对圣徒的奇迹着墨更多，但是与俗史相比，圣史的内容也不成比例。格雷戈里在第一卷中摘抄这些史家作品的时候，基本上将其俗史部分删削殆尽，以至于俗史与圣史的比重较为平均，似乎他们的作品确乎“将列王的战事与圣徒们的奇迹同等地编织在一起”。 归根结底，按照历史时间的先后顺序，融圣史与俗史于一炉，二者比重较为均衡，写作内容详瞻的当代史，是格雷戈里的一种创新和尝试。(19)在每卷之中，作者按照时间的顺序，在作者熟悉的主教和院长去世的时刻插入教会史，包括职位如何更迭、已故主教和院长以及候补人士的德行和事迹。可以说，“死亡的发生”是教会史得以融入《历史十书》的契机。 《历史十书》的第一卷以29节为界，此前为《圣经》的极简节录，此后部分则类似于高卢殉道者列传，一直到圣马丁得永生。第二卷则开启了汇圣史与俗史为一炉的新型当代史。开篇续接第一卷，继续圣史的叙事，但主题很快就发生改变，转向在圣徒的祈祷和帮助之下，俗人如何开展保护教堂、城市和教会的事业，而以克洛维统一高卢为高潮，终篇于克洛维去世。 第三卷续接第二卷，叙述克洛维的儿子们在寡母克洛提尔德的领导下继续扩张，最终完全统一高卢。但作者又提供了一篇序言，事关政治神学，表明正统信仰是国王成败的关键之所在。在序言中，格雷戈里通过对比大公教信仰与异端信仰尤其是阿里乌斯派，说明信仰正统的王如克洛维“在它(信仰)的帮助下征服了这些异端信仰者，把他的王国扩展到高卢全境”；而异端分子如克洛维的对手、西哥特王阿拉里克，则“丧失了国家和人民，尤有甚者，还丧失了永生，受到惩罚。”这是因为：“尽管敌人的诡计剥夺了真正信徒的许多东西，上帝却百倍地还给他们，而异端信仰者原来有的东西则被夺走，自己一无所有。”虽然格雷戈里的说法有些俗气，颇有现世报应的说教味道，但也颇迎合大众读者和听众。通过克洛维的例子和后面勃艮第王国诸末代国王的命运，作者将第二卷与第三卷链接起来。正是在第三卷中，这些异端诸王被消灭，他们的王国消失。 第三卷和第四卷大体属于同一主题，而以克洛提尔德的去世为分界线。克洛提尔德去世后，无人再能有效干预法兰克诸王之间的内战，他们的争斗逐渐趋于激烈。在第四卷趋近于结束的时候，作者对此颇为不满。在第48节，他问：“为什么这样的灾害降临到了他们身上(都尔主教区的教众)？”随后在第50节，即倒数第2节，作者明确指出了灾害的直接原因：“内战”，并对此表示愤慨和无法忍受：“当我叙述这些内战的情节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悲愤。” 随着第五卷的开始，作者亲自登场，成为他自己笔下的法兰克王国史的一个主角。他的登场，使得在第四卷若隐若现的新历史叙述主题——内战格外清晰起来，因此第五卷再次以长篇序言开篇。格雷戈里说：“当我叙述那些使法兰克人的种族及其统治如此令人痛心逐渐衰萎下去的种种内战时，我的内心是悲伤的。”在引用《圣经》话语之后，作者将现在的列王与他们的祖先克洛维进行比较，说明他们是因为贪欲而进行内战。接下来，用迦太基的历史作为例证，说明内战会导致毁灭。最后希望诸王能够改过自新，一心侍奉耶稣基督。作者记录围绕他本人和都尔大主教区发生的内战和政治事件，因此特别激愤于国王们之间的冲突。(20) 第五卷和第六卷所述内战以希尔佩里克王之死大体告一段落。这个时候整个高卢只有一位成年国王贡特拉姆，他被格雷戈里尊称为“贤王”。其他两位国王一位才十四岁，即都尔所从属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提乌德贝尔特二世，另一位是才4个月的洛塔尔二世。法兰克王国的军事政治步入一段相对稳定时期。格雷戈里用4卷的篇幅讲述此后6年间的史事，并没有再写作新的序言。不知道是由于巧合还是别有深意，此后二百年间的《历史十书》的手抄本几乎都将后面四卷与前面六卷分别抄写；或者径直删除后面四卷，仅仅删节、摘录或者改写前六卷。下文将通过与这些抄本的对比，比勘后人对《历史十书》的删改，将格雷戈里的作品置于中古早期的史学史传承中，考察他的史学创新是否为后人所接受。 三、B本《历史十书》：从圣史俗史并重到以俗史为主 20世纪中叶之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历史十书》存在两种稿本。一种仅仅包含前六卷的大部分章节(这里姑且称之为“节本”)，另一种为今天所见的全本(“全本”)，后一版本是格雷戈里对前一版本的补充和修订。17世纪法国文献学家瑞南曾经考证出，不存在两个版本，但是，他的观点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直到最近几十年，学术界才普遍认可一个祖本之说，节本是后来的某位匿名作者进行删节之后而形成的。(21) 在中古时期格雷戈里的各种手抄本可能有50种左右。这些手抄本大体可以分为4类：A、B、C、和D。A类现存6种，但基本上是残篇，如A3，只有第五卷的第43、44节，第六卷的第5、40节。但是，这些残篇的重要性在于，说明在当时流行的删节本之外，全本也在流行之中。因为这些残篇中包含有删节本中被删除的段落。例如A2本，抄录于7世纪晚期，现藏于莱顿大学图书馆，包含第五卷之43-47节。第43-44节在一般手抄本中都有保留，而45-47节则往往被删掉了。 B类抄本起源甚早，均为7-8世纪的抄本，有6种。这类抄本基本上为前6卷。有些本子有后面4卷，是后来人补抄而成。例如B1本，即Codex Cameracensis n.624(684)，最为古老，1-6卷的删节本抄录于7世纪晚期，7-10卷则是在750年前后被另外一位抄录者所补抄。(22) C类抄本则是更为精简的删节本和重写本，主要由《弗里德伽编年史》(Fredegar's Chronicle，7世纪中叶)的作者和抄录者所使用，最早的抄本为8世纪初期。这个系列共有12个抄本，最晚的本子抄于11世纪。这个本子删节更甚，全书444节被删改为93节。 D类抄本年代相对较晚，自10世纪以降。俱为全本系列，但也有缺漏。例如D1本，即Codex Claromontanus n.261(20)为12世纪抄本，缺第二卷42节至第五卷18节；第六卷40节至第八卷第1节，而且用当时的标准语法将格雷戈里口语化的拉丁文加以矫正，多出己意。 A本过残，D本为全本，但时间较晚，暂时不予考虑，这里主要针对B、C类抄本，即7-8世纪流传的《历史十书》手抄本，与库鲁西和列维森所编校的现代标准本进行比较。B本这里使用B5本，即Codex Parisiacus n.17655。该本为科尔比修道院抄本，于700年左右由多种笔迹抄录。本文使用由亨利·奥蒙于1886年整理的标点本，手抄本原件利用了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电子版。(23)C本则采用最早的那部手抄本，即Manuscrit de la Bibliothèaue Nationale de Paris,fonds latin 109100，版本为M.G·莫诺于1885年整理的标点本。(24) 科尔比节本为6卷本，总共206节，较全本之275节，删削了约30%的篇幅。全本与科尔比节本节数对比如下：第一卷，48∶35；第二卷43∶32；第三卷，37∶37；第四卷，51∶36；第五卷50∶33；第六卷，46∶33。科尔比节本各卷节数比较平衡，波动范围从32-37，仅第三卷未遭删节。 一般认为，这一手抄本的编订者是为了删除《历史十书》中的教会史部分，保留有关国王及其政治史部分，即俗史部分，使作品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兰克人史》。海因泽尔曼是这种观点的最新代表。他认为，某位编订者先删节了每卷的目录，另一位抄写者则随后按照修订之后的目录进行抄写。删节之后各卷的节数比较平衡。删节之时，这两位编订者将“提到殉道士或者主教名字的节全数删除，但保留了那些提到迫害者(俗人)名字的节。”以第一卷为例：“君士坦丁那一节有个令人误导的标题‘圣马丁’，结果被删除了，另外一个以‘圣马丁’为标题的节，提及他为法兰克王国的圣徒，所以能在对圣徒和教士的全面删除中唯一得以幸免。”但是，他也承认，很难对编订者的工作原则加以总结，因为删节者并不总是恪守一种标准。海因泽尔曼推测，大概是因为他对格雷戈里的作品不熟悉。根据删节者对第七至十卷的忽略，以及保留第六卷末尾希尔德里克之死的章节，海因泽尔曼推测，编订者很有可能是奥斯特拉西亚(今法国东北部以迄莱茵河地区)宫相府的成员。(25) 这一观点遭到了海米茨的有力挑战，他在颜伍德的研究成果上做了进一步的发展。颜伍德认为格雷戈里的作品不仅具有强烈而巧妙表达的政治意图，《历史十书》也具有强烈的格雷戈里的个人色彩，讲述了他个人的大量经历、见闻，他的家族成员和友人的故事，当然也包括他所主持的都尔大教区的事情。(26)海米茨发现，删节部分大多涉及格雷戈里家族，以及勃艮第王国地区的主教们。他推断，来自法兰克王国西北部的这位修订者(手稿也多来自于这一地区)可能是出于如下动机进行删节：贬抑格雷戈里的主教政治势力；去掉奥斯特拉西亚某些王室成员的影响；排除勃艮第王国的影响。(27)除了具体的政治动机，海米茨还认为，从《历史十书》到科尔比节本，就是从强调“基督教化”到强调“法兰克人”的认同性。(28) 海因泽尔曼的观点是从史学史的角度来考察的，他认为抄录者不懂得格雷戈里的原意，而将《历史十书》删改为当时流行的蛮族王国史。海米茨重视抄录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及其选择背后的政治动机与认同性建设。这两种解释模式分别能够解释其中一部分遭删节的内容和删节者的部分动机，但是又都很难解释所有的被删节内容。 从第三卷保留不动来看，科尔比节本的编订者似乎没有特别严格而具体的删节原则。第三卷仅有37节，是篇幅最短的一卷。因此，如海因泽尔曼所言，如果说有一个总原则，那就是删繁就简，保持篇幅适中。第三卷中有两节专门是讲述格雷戈里家族和他本人的长篇叙事，分别是第15节“阿塔卢斯被俘”，讲述自己家族的一位成员如何成功逃脱，第19节“神圣的格雷戈里，第戎的位置”。所以很难说，作者必得删除涉及格雷戈里家族的内容而后快。 总体来讲，所删除部分基本上都是涉及教会史的内容，而俗史的内容基本上被保留，所以，抄录者主要想删除教会史的内容。但是他也大量保留了教会史的内容，说明他也认可教俗混杂的新历史叙事模式，只是偏向于俗史的比重要远大于圣史。从教会史内容中有选择性地删节，表明他并非仅仅根据标题进行操作，而是针对具体内容而定的。 在被删除的教会史中，很难从内容上看出抄录者的删节标准。但是，通过比对删节和保留的内容，似乎地区的代表性是一个重要标准。按照出现顺序，删除和保留章节所涉及的教会地点如下表。
保留下来涉及高卢地区的章节在地域上具有代表性。自东北沿着顺时针方向先后为：梅斯、通格勒、巴黎、鲁昂、都尔、奥尔良、马赛、尼斯、加普、昂布伦、奥弗涅、克莱蒙、第戎。除了都尔城之外，没有重复的地点。除了高卢西南部之外，其他地区都有1至2个教会作为代表。因此，诚如海米茨所言，在教会史内容中进行删节的结果是，不那么像以都尔为中心的教会史，而是更具代表性的高卢教会史。 在删除第7-10卷的同时，抄录者还在第四卷之末抄录了第7卷的第7-8节。这两节续接西吉贝尔特王被人刺杀的故事。第7节讲述的是西吉贝尔特之子希尔德贝尔特二世如何派人质问希尔佩里克(Chilperic Ⅰ，561-584年在位)的遗孀弗蕾德贡德，为何要派人暗杀西吉贝尔特等墨洛温家族诸王。弗蕾德贡德不能自明，以有身孕为由逃避。而她生小孩(即未来的洛塔尔二世)之后才四个月，不合常理。于是当时惟一成年的墨洛温王贡特拉姆王决定执行正义，将希尔佩里克抢夺的各种财产归还原主。第八节则是贡特拉姆的一番演说，请求大家不要刺杀他，给他三年时间，将侄子们抚养成人。 这两节被移动到此处，显得非常突兀，因为希尔佩里克在这时候还在世。抄录者将这两段嫁接过来，显然别有用意。根据文本来看，应该是针对当时的现实局势，即希尔德贝尔特二世与洛塔尔二世之间的对峙格局。但是，抄录者如同格雷戈里本人一样，站在希尔德贝尔特一方，强调洛塔尔之母弗蕾德贡德的无道和卑鄙。如果这一推论成立，那么，科尔比节本的产生应该在613年之前。因为正是这一年，希尔德贝尔特这一支系的统治正式结束，墨洛温法兰克王国又重新统一于洛塔尔二世之手，并从此在希尔佩里克这一支系中传承。在这个时期之后，很难想象有抄录者如此支持希尔德贝尔特二世的统治。 通过比较格雷戈里的原书和B类抄本的异同，似乎可以推断：抄录者应该非常接近梅斯宫廷(西吉贝尔特和希尔德贝尔特二世的王国首都)，了解到他们的政治诉求，并巧妙地继承了格雷戈里的政治偏向，维护希尔德贝尔特统治下的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利益。抄录者很有可能是一位教士，或者是对基督教教义比较感兴趣的俗人，因为保留下来的教会史部分多半是有关教义的。正是通过他的抄录，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被删节得篇幅适中，以俗史为主，适当点缀圣史，更适合宫廷读者，以广流布。 四、C本：宫相府的历史视野 被俗称为《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编订者将《历史十书》缩编为93节，当作6部编年史汇编中的第4部，然后加以续写。(29)这个版本不再保留《历史十书》的分卷和章节，而是从头至尾自行编号为93节，因此被称为改写本或者C本。这位编订者应该是在上述B本的基础上进行修订的。虽然他没有提及B本中插入到第四卷卷末的第七卷的7、8两节，但是，B本以外格雷戈里原书的内容他也一概没有。在他自己写作的第5部编年史开篇有一篇短序，明确表示格雷戈里的记载止于希尔佩里克之死，即《历史十书》第六卷卷末。 C本每节的篇幅都不长，而且用自己的语言重新简练地复述B本的内容。这位抄录者彻底忽略了第一卷，从第二卷的俗史开始叙事，将第2、3、4节压缩为一句话：“当汪达尔人离开高卢的时候”。接下来将5、6、7节埃提乌斯抵抗匈奴人的故事当作第2节的主体，包括有关通格勒主教和埃提乌斯之妻的奇迹故事。从第2节开始，转入法兰克人的起源，讲述法兰克人的历史，直至第93节。 在压缩和删节的同时，这位编订者又增加了许多故事，有些甚至篇幅很长，包括法兰克人的特洛伊起源、克洛维的祖母洗海澡怀孕、克洛维之父希尔德里克恢复王位、克洛维娶亲以及伦巴第族的起源等故事。在行文中，C本也增加了许多涉及法兰克人尤其是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细节，例如克洛维之子提乌德里克定都梅斯，奥斯特拉西亚早期的宫相等等。 传统观点认为这一改编使得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转变为关于法兰克人历史的一卷本编年史。海米茨则用“法兰克人”的认同性来概括。与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原本和B本相比较，C本无疑发展了格雷戈里对法兰克人起源的叙述。(30)格雷戈里主要依靠罗马史书的资料来重建法兰克人的起源和早期历史，而C本则大量补充了关于法兰克人早期历史的口传故事。海米茨也承认，C本对格雷戈里的继承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将蛮族王国纳入到“基督教化”的历史进程之中。(31) 从政治立场上，C本编订者也对格雷戈里有所继承，他同情奥斯特拉西亚王国(Austrian Kingdom)，对这个原希尔德贝尔特的王国明显情有独钟，尽管当时这个王国是被洛塔尔二世的后裔所掌控。他非常不喜欢希尔佩里克，说：“希尔佩里克按照一贯的方式表明他是个骗子”。说到希尔佩里克之死，他说：“他罪有应得地结束了残忍的一生。”(32) 从体例上讲，这一偏向也较明显。改编者并没有使用“法兰克人史”来称呼格雷戈里的《历史十书》，而使用“编年史”，一如格雷戈里仅称自己的作品为“历史”。如同海因泽尔曼所理解的那样，《历史十书》是一部基督教社会史，或者说“社会治理史”。同样，C本也更多地涉及政治、社会治理的历史，而非仅仅反映种族认同的需要。 如果将《弗里德伽编年史》整体纳入到考察范围，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弗里德伽编年史》的编订者是位雄心勃勃的史家，具有编订一部真正的世界历史的意图。C本只是他这部世界历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他部分包括：《圣经·旧约》历史简编、杰罗姆的《编年史》、罗马教皇谱系、伊达提乌斯的《编年史续编》、伊西多礼的《编年史》摘录以及编订者对格雷戈里的《编年史》的续编。这位大历史学家大体将世界通史分为教会史、亚述王国以来俗史、直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Justinian Ⅰ，527-565年)的罗马帝国历史和法兰克人史四个部分。彼此篇幅相当。 因此，从整部作品而言，尽管编订者与格雷戈里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角度有所不同，《弗里德伽编年史》还是在描述整个社会的历史。格雷戈里站在教堂之内看世界，希望社会由国王依照教会的教导，在主教们的协助和指导下进行治理。而C本编订者更多地站在国王乃至宫相的立场，对社会治理的历史进行总结。(33)他对宫相的独特关注，使得奥斯特拉西亚诸宫相在他自己续写的那部分，取代国王成为历史的新主角。由于对宫相的特别关注，编订者增加了许多国王手下谋士的故事，如勃艮第王贡多巴德的“高参”哈里迪(Aridius)(19、23节)，克洛维之父希尔德里克的“忠臣”维奥马尔都斯(Vuiomaldus)(11节)，奥斯特拉西亚宫相格格尼斯(Gogonis)(58-59节)等等。这些谋士还包括王后、主教等人。如果说格雷戈里从主教的角度，观察社会，评述王；C本则从宫相的角度或者说谋士的角度为之。主教也被C本编订者当作谋士之一份子。 《弗里德伽编年史》成书后约一百年，在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府，有人奉矮子丕平(Pippin the Short，741为宫相，751-768年为国王)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之命续编《弗里德伽编年史》至735年。在实际操作中，他主要是借鉴了720年代在巴黎附近完成的一部简明法兰克人史——《法兰克人史书》(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并从奥斯特拉西亚王国的立场上加以修订。(34)自711年之后，他放弃了以墨洛温列王的统治时期纪年的纪年法。《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部分的叙事止于768年。735年之后的部分，还是由加洛林王室成员加以续编。在丕平登基之年，有一则简短的说明：“由丕平王的叔父希尔德布兰德伯爵负责认真地编修这部《法兰克人事迹》或者《法兰克人史》至此，此后为希尔德布兰德伯爵之子尼贝龙继续编修。” 《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者继承了这部编年史从宫相府观察社会及其历史的旨趣，聚焦于宫相以及在他的领导下的法兰克人的战事。768年是这部续编本记事的终点。也是在这一年，矮子丕平去世，其子卡洛曼和查理分别继承王位。约3年后，卡洛曼去世，查理独自统治整个法兰克王国，即查理曼(Charlemgane，748-814年)。790年代当法兰克王国宫廷重新编订历史的时候，他们放弃了续编《弗里德伽编年史续编》的方式，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体裁——年代记(Annals)。《法兰克王国年代记》(Annales Regni Francorum)自741年矮子丕平和弟弟卡洛曼接任宫相开始记叙。(35)新的年代记用公元纪年(即耶稣道成肉身之年)，而不是此前流行的帝王统治时期纪年法。虽然其叙事内容完全以王为核心，却通过记录王在何处庆祝宗教节日，尤其是复活节和圣诞节，提供王每年行踪的时间框架。通过这一圣史的框架，以公元纪年和宗教节日为时间坐标，王的活动得以呈现于史书之中，从书写形式上实现了俗史与圣史的融汇。至此，格雷戈里所开创的圣俗史融汇的新历史编纂传统，在这种基督教时间框架和节日的生活节奏之中，实现了其经典叙事形式，成为此后数百年历史体裁之正宗。 五、格雷戈里与中古拉丁史学传统的开创 西方古代史学以战争为叙事中心，鲜论宗教密仪。随着基督教会的兴起，尤其是4世纪初其获得政府认可，可以自由传播，以尤西比乌斯为代表的基督教史家也就开始创作教会史，但与传统的俗史并行不悖。他们所创作的非教会史中，多少有些教会史的内容。410年，罗马被西哥特人攻陷，有关帝国衰亡与皈依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成为争论的热门话题。希波主教奥古斯广泛收集罗马史事，为基督教辩护，并吩咐奥罗修撰写专门历史作品，为之张目。(36)他们的理论和实践表明，俗史与圣史的关系，也不得不需要一个解决方法。6世纪末，都尔主教格雷戈里独树一帜，从教堂看世界，认为战争的胜负由上帝决定，圣徒干预战争的成败；对于异教徒和异端，战争出于上帝的意志，对于基督教兄弟，大动干戈则不应该；如果嗜好战斗，就请进行灵与肉的“内战”吧。通过改造“战争”，格雷戈里成功地将战争纳入到基督教教义的框架之下，从而将古代的战争史叙事改造为新型的基督教战争史，圣俗历史汇于一炉，《历史十书》成为系统讲述圣史与俗史的新型历史。 尽管格雷戈里自称，他只受过“经学”教育，不懂古典文学，“我并没有受过语法技艺的熏陶，对世俗作家的华丽读物也未曾博览，但是我的教父、克莱蒙城的圣阿维图斯主教指导我阅读教会作品。如果不是在他布道的时候我听见的，或者从他的汇编作品中加以挑选的，我绝不会加以牢记。他引导我在大卫的《诗篇》之后，阅读《福音书》、使徒的行传和书信。”(37)但是，其写作实践还是融汇古典和“经学”两大传统，以战争为核心对象，融汇圣史与俗史，开创了中古早期的新史书体例。 这一点为此后数百年的作品流传史所证明。一方面，一些抄录者接纳这种新型历史写作模式，他们传下了A本系列。另一方面，一些抄录者则在继承的基础之上，根据读者的需要有所改易。抄录者大体针对奥斯特拉西亚王和宫廷的需要留下了B本系列；为满足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府的需要，留下了C本系列。B本通过删节教会史的内容，保留俗史的内容，使得王的重要性彰显出来，特别是奥斯特拉西亚王室。C本的作者则试图重新创造圣史与俗史融汇的新体例。在改编《历史十书》的过程中，改编者通过摘录和添加，从奥斯特拉西亚宫相和王国谋士的角度，评说历史。随着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尤其是查理曼完成其征服战争之后，王重新成为历史的主角。在新的年代记中，通过公元纪年提供的叙事起点以及宗教节日提供的每年王活动的节点，基督教史家最终完成了对古典史书体裁的改造，圣俗合一的内容也获得了其经典性叙事形式。(38) ①B.Krusch & W.Levison eds.,Gregorii Episcopi Turonensis Libri Historiarum X,Scriptores Rerum Merovingicarum,Tomi I,Pars I,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Hannover,1951.Lib.X.31.中译文参见寿纪瑜、戚国淦译《法兰克人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76页。以下引自中译本的引文，在引文后标注卷节，不再单独出注。若涉及细腻之处，则重新译过。中译本所依据的底本，是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27年印行的道尔顿教授(O.M.Dalton，1866-1945年)英译本。道尔顿教授的译本和寿先生、戚先生的译本，均忠实原文而行文雅洁，深受读者欢迎。依据道尔顿所定书名，中译本也采用了《法兰克人史》。这里的十卷《历史》，即这部《法兰克人史》，本文暂且定名为《历史十书》。 ②C1(Codex Heidelbergensis bibliothecae universitatis Lat.N.864),'Historiarum Ecclesiasticae'; C3(Codex Parisiacus Lat.N.9765),'Historiarum Ecclesiasticae'; C2(Codex Namurcensis bibliothecae urbanae n.11),"Historiarum gesta Francorum; D1(Codex Claromontanus n.261),'Gestis Francorum'; D2(Codex Vaticanus Reginae Christinae n.556[11]),'Historiarum gentis Francorum'; D 3-8,'Historia Francorum'.B.Krusch & W.Levison(1951),no.a.p.3. ③Walter Goffart,'From Historiae to Historia Francorum and Back Again:Aspects of the Textual History of Gregory of Tours',rpt.in Lawrence J.Trudeau ed.,Classical and Medieval Literature Criticism,Vol.158.Detroit:Gale,2013 Literature Resource Center Web.28.Jan.2015.Idem,The Narrators of Barbarian History(A.D.550-800):Jordanes,Gregory of Tours,Bede,and Paul the Deac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pp.112-234. ④Peter Brown,'Gregory of Tours:Introduction',Ian Wood & K.Mitchell eds.,The World of Gregory of Tours,Leiden:Brill,2002,p.1. ⑤J.W.汤普森著，谢德风译：《历史著作史》(上卷：从上古时代至十七世纪末叶)，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16-217页。 ⑥埃里希·奥尔巴赫著、吴麟绶等译：《模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7-85页。刘建军：《“蛮族习气和宗教的胜利”时代的真实记叙——都尔主教格雷戈里〈法兰克人史〉的文学分析》，《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6期，第42-48页。 ⑦彼得·布朗(Peter Brown)、万德姆(R.Van Dem)等作者视格雷戈里为“圣徒崇拜”的重要制造者；德妮(G.De Nie)则开掘了格雷戈里丰富的视觉形象世界；海因泽尔曼(M.Heinzelmann)和米歇尔(K.Mitchell)分别指出格雷戈里试图以经学指导政治；而郭法特则认为格雷戈里是一位精明的反讽作家。Ian Wood，‘The Individuality of Gregory of Tours’，in Idem & K.Mitchell,(2002),pp.29-30. ⑧Ian Wood,Gregory of Tours,Gwynedd:Headstart History,1994,pp.54-55. ⑨Martin Heinzelmann,Gregory of Tours:History and Society in the Sixth Century,trans.by Christopher Carrol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pp.147-148. ⑩Sam Collins,'The Written World of Gregory of Tours',in Jason Glenn ed.,The Middle Ages in Texts and Texture:Reflection on Medieval Sources,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pp.45-56.汪丽红：《“蛮族的希罗多德”——格雷戈里的历史叙事伦理探析》，《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14页。 (11)郭法特认为自417年奥罗修的著作之后，便没有历史作品。Walter Goffart(1988),pp.116-118.马提森则认为这不过是一种修辞手段。Ralph Mathisen,'The Theme of Literary Decline in Late Roman Gaul',Classical Philology,Vol.83,No.1(Jan.,1988),pp.45-52. (12)威廉·卡尔滕斯达特勒认为“朴素的说法”即白话拉丁文。Illo Humphrey,'Vorwort',in Wilhelm Kaltenstadler,Interpretation der Vorreden der 'Historia Francorum' bei Gregor von Tours,Nordhausen:Verlag Traugott Bautz GmbH,2011,p.8. (13)圣徒的去世，是其肉身的结束，也是其永生的开始，所以圣徒纪念日一般是圣徒去世的日期。 (14)Scripturus bella regum cum gentibus adversis,martvrum cum paganis,ecclesiarum cum hereticis. (15)李隆国：《伊西多礼〈辞源·论史〉与基督教编年史的起源》，《古代文明》2013年第1期，第39-51页。 (16)Eusebi Chronicorum,L' Abbé Baeille ed.,Oeuvres Complètes de Saint Jérome,Paris:1884,pp.390-392. (17)Hydatii Lemici Constinuatio Chronicorum Hieronymianorum,in Theodorus Mommsen ed.,Chronica Minora Saec.I.Ⅴ.Ⅵ.Ⅶ,Vol.Ⅱ,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Berlin:1894,pp.14-15. (18)李隆国：《透过战争说和平：奥罗修与基督教史学的转型》，《历史研究》2009年2期，第175-185页。 (19)陈文海教授称之为“教俗并举”。他对《历史十书》的教会史的写作路径，进行了专门论述。陈文海：《“另类”与“正统”——〈法兰克人史〉的“教会史”写作路径释论》，《史学集刊》2013年4期，第11-20页。Avril Keely,Arians and Jews in the Histories of Gregory of Tours,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Vol.23,No.2(1997),pp.103-115.对该书的俗史方面内容的系统总结，参见魏蕴华：《早期法兰克王国的历史画卷：〈法兰克人史〉》，《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年5期，第79-82页。 (20)格雷戈里对历史人物的褒奖和斥责，夏祖恩教授进行了系统总结。夏祖恩：《扬善惩恶是格雷戈里史学思想的亮点》，《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2年1期，第1-6页。 (21)从学术史上辨正这一新观点的代表为郭华特，前引文(1987)，以及前引书(1988)，pp.112-234.从版本上进行补充的代表则为德国学者海因泽尔曼，Martin Heinzelmann(2001),pp.192-201. (22)据布鲁诺·库尔西，他否定了法国编者Arndtio的观点，后者认为B5本才是最为古老的抄本。氏编：(1951)，p.3。 (23)Henri Omont,Henri Omont ed.,Grégoire de Tours:Histoire des Francs,LivresⅠ-Ⅵ,Texte du manuscrit de Corbie,Paris:Alphonse Ricard,Editeur,1886.手抄本电子版地址：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527667/f1.image.r=latin%2017655.langEN。 (24)G.M.Monod,Etudes critiques sur les sources de L' histoire Merovingienne,Paris:F.Vieweg,Libraire-Editeur,1885. (25)M.Heinzelmann(2001),pp.199-201. (26)Ian Wood,'The secret histories of Gregory of Tours',Revue belge de philologie et d'histoire.Tome 71 fasc.2,1993,pp.253-270. (27)Helmet Reimitz,'The Art of Truth,Historiography & Identity in the Frankish World',in Richard Corradini et.eds.Texts and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Vienna,2006,pp.87-104. (28)Helmet Reimitz,'The Providential Past:Visions of Frankish Identity in the Early Medieval History of Gregory of Tours' Historiae(sixth-ninth century),Walter Pohl etc.eds.,Visions of Community in the Post-Roman World:The West,Byzantium and the Islamic World,300-1100,Farnham:Ashgate,2012,pp.109-137. (29)68节为库鲁西本所定，他将整个作品分成四卷，格雷戈里《历史十书》的摘录为第三卷。B.Krusch ed.,Fredegariiet aliorum Chronica,MGH,Hannoverae,1888.而莫诺则依据最早的手抄本，将此摘录本定为第4卷，分为93节。G.Monod，(1885).这里依据莫诺的本子。 (30)李隆国：《〈弗里德伽编年史〉所见之墨洛温先公先王》，《史学史研究》2012年4期，第83-92页。 (31)Helmut Heimitz,(2012),pp.125-126. (32)G.Monod,(1885),86、93.p.113. (33)C本编订者是匿名的，对其身份认定，学术界分歧较多。罗杰·柯林斯认为，“弗里德伽”有可能是活跃于纽斯特里亚和勃艮第王国的俗人高官。Roger Collins,Fredegar,Aldershot,Variorum,1996,p.25.但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瓦尔特·郭法特指出，作者很有可能出身于勃艮第王国，熟悉奥斯特拉西亚事务，且偏向于宫相丕平家族。其关注焦点是王室宫廷。在综述各家观点之后，他表示：“作者的出身是个有趣的问题，但是证据过于稀少，不足以肯定任何假说。”Walter Goffart,'The Fredegar Problem Reconsidered',in Speculum,Vol.38,No.2(Apr.,1963),pp.217-218.在九十年代，颜伍德决定性地将问题从“出身”转向其观点。认为“出身难题”不应该阻碍对该编年史的深入研究，我们可以探究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主题，讨论其写作的政治环境，并对二者的关系得出有益的结论。严伍德得出的结论是，从他对丕平及其子的赞美，对梅斯的浓厚兴趣来看，弗里德伽早年与勃艮第，后来与奥斯特拉西亚关系密切。Ian Wood,'Fredegar's Fable',in Anton Scharer und Georg Scheibelreiter eds.,Historiographie im frühen Mittelalter,Wien,1994,pp.358-366.感谢刘寅的建议。 (34)J.M.Wallace-Hadrill trans.The Fourth Book of the Chronicle of Fredegar and Continuations,London:Thomas Nelson and Sons Ltd,1960.p.xxv. (35)Friedrich Kurze ed.,Annales regni Francorum inde ab a.741 usque ad a.829,qui dicuntur Annales laurissenses maiores et Einhardi,MGH,Hannover,1895. (36)李隆国：《从“罗马帝国衰亡”到“罗马世界转型”——晚期罗马史研究范式的转变》，《世界历史》2012年3期，第113-126页。感谢王晴佳教授的建议。 (37)Bruno Krusch ed.,Gregorii Episcopi Turonensis Liber Vitae Patrum,MGH,Scriptorum Rerum Merovingicarum,tom.Ⅰ.Pars H.,Hannover,1885,pp.218-219.Edward James trans.,Gregory of Tours:Life of the Fathers,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1985,pp.11-12. (38)罗伯特·马尔库斯认为600年左右古代基督教结束，Robert A.Markus,The End of Ancient Christianity,Cambridge: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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