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名号起源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名号论文,起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38(2001)02-0019-04
商朝又称殷朝，自西周以来习称如此；然时过境迁，后世竟无人考其所以。载籍或以“衣”字指称商殷，自东汉学者已知之，故谓“衣读如殷”；然此亦仅由声训及方言得之，仍不明其底细。迄至近世甲骨文出土，郭沫若考知“衣为殷城”，始言“其国号本自称商，而周人称之为衣，后又转变为殷也”（《卜辞通纂序》）。惜郭老亦未深究周人何以称商为衣若殷。
近年笔者考求上古东夷族称的来历，忽悟此“衣”字本为东夷族称的省借字，即后世所通用的“夷”。由此索解“殷”名号之所自及相关记载，亦顿觉豁然贯通。甲骨文有“夷”字，原写作“
”，然只是弋射字，不用作族名或地名[1](P153)。东夷民族的总称，在晚期卜辞中率写作“尸方”（据郭沫若所定）[2](P462)。此“尸”字的原初写法大概当作“
”，表示人跪之形；而现存卜辞中已用简形，只在“人”字的下部稍作屈曲，故与“人”字易混。旧时多释“尸方”为“人方”，不妥，“人”字读音亦与“夷”字不合。“尸”字本义指跽坐，如今朝鲜、日本民族日常起居时以双膝跪地、两手置于膝上、臂部接近脚后跟的坐法。盖因上古东夷民族曾有跽坐之俗，故中原之人造为此字以为其名[3]。后世虽以“夷”代“尸”，而“夷俟”、“跠踞”、“蹲夷”等词，仍皆保存“尸”字表示跽坐的初义。《说文》以“蹲”、“踞”为同义转注字，而“踞”字初文作“居”，也只是在“尸”下加“古”为声符。
现存武丁卜辞中有一字，郭沫若释作“
”，见于《卜辞通纂》第二八、二九片：
沁阳衣族或衣国的历史已不可详考，但循名责实，其国必为西迁的夷人所建无疑。且以卜辞证之，其国至迟到商末已成为诸侯，故得与地理相近的鄂（邗）侯之国并提。《卜辞通纂序》还说到，知“衣为殷城，卜田于此地之辞极多，盖殷人设有离宫别苑于此”。所说若可从，则其国又不啻为商王畿之西藩。
至于
方被打退以后，则衣国仍为商王畿内的同盟国与西藩屏障。由此可以想见，商末周文王东扩，衣国必定首当其冲。笔者甚至怀疑沁阳之“衣”本为《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国之故地。“衣”、“黎”一音之转，都与“夷”字音同或音近，传说所称“九黎”，有学者便认为即是“九夷”[4](P128)。《尚书〉孔疏以为西伯所戡之“黎”即“汉之上党郡壶关所治黎亭”，在今山西长治西南。其地距沁阳不远，也有可能周文王在灭衣国后，曾迁其君于黎亭之地，而黎亭之名实由“衣”之名转来。
明确了东夷族称“尸”、“衣”二字的演变，对于周人何以称商为衣若殷也就不难弄清楚了。学者共知，商部族本出于东夷[5]，商人立国后又曾长期以东夷为主要同盟势力。在商人自己，自然是将子姓部族与散居各地的夷人部落严格区别开来的，更不会自称为夷；而对地处西土的周人而言，则会习以为常地将商王朝统治区内的居民统称为夷人而不作区分。《尚书·泰誓中》所谓“受（纣）有亿兆夷人”，反映的正是周人的这一观念，无疑也将子姓部族统包在“夷人”之内了。事实上，确有记载证明，周人早在商末已经称商为“衣”。最清楚的是周原甲骨文H11:3所记：“衣王田，至于帛。”这个“衣王”显然是指商王，而其实际含义即“夷王”，并且含有敌视的意味——这才真正是后起的“殷”名号之所本。
作为东夷族称的“尸”、“衣”二名虽为同源字，而到商周之际在用法上已发生分化。西周金文凡称东夷、淮夷，仍承商代晚期卜辞，皆用“尸”字，故有“东尸”、“南尸”、“淮尸”、“南淮尸”等写法；其他如京夷、秦夷、羌夷等名，“夷”字也写作“尸”。直到春秋中叶的《叔夷钟铭》，叔夷之名仍作“叔尸”，可见借用弋射之“夷”字指称东夷或用作“夷狄”字，乃是相当晚近的事。与此适成对照的是，周初金文言及胜国商朝，则“商”、“殷”、“衣”诸名错出，仍很不一致。如武王时《利
铭》的“武（王）征商”、“夙有商”，成王时《
尊铭》的“武王既克大邑商”，康王时《宜侯矢簋铭》的“武王、成王伐商图”，皆用“商”之本称，且不避“大邑商”之名；康王时《大盂鼎铭》的“我闻殷坠命，惟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肄于酒”，《保卣铭》的“王命保及殷东国王侯”，《伯懋父敦盖铭》的“王命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尸”，又皆用“殷”字，且见以“殷”、“尸”对举；《沈子也铭》述及“先王先公妹（敉）克衣”及作器者之父鲁炀公“克渊（奄）克尸”，则仍用“衣”字，并与“尸”字对举，此亦康王时遗文。以“殷”、“尸”对举之例，又见于恭王时的《史墙盘铭》，铭文中有“达殷
民”与“
伐尸童”之语。大略言之，“殷”名号之流行可能自康王时期起，然并未淘汰“衣”字。不过现存的周初青铜器铭文有限，也许在康王以前已经有用“殷”字者，只是今天已经不能见到或尚待出土。仅从用字源流上看，“殷”名号似乎较晚起，本为“衣”字之转借；但宽泛一点来看，二者皆源于东夷之名，初未有定字，也不必以为在初“衣”为正字而“殷”为别字。“殷”字已见于甲骨文，象手执砭针刺人之腹，学者或谓即“医”字初文[1](P559)，当是，其读音则原与“尸”、“衣”、“夷”诸字全同。
如果说周人在灭商以前称商为“衣”（夷）出于敌忾，那么在灭商以后的正式文献中使用“商”之本号就带有宣扬武功的意味了。下至成王、康王时，因东部地区的局势屡次发生震荡，先是有周公的第一次东征，继又有毛公的第二次东征[6]。经过这两次东征，商王室后裔及东夷、淮夷的联合反抗被彻底镇压，此时带有更多指斥意味的“殷夷”之号渐次通行也在情理之中。不过“殷”名号行之既久，相沿成俗，贬意渐消，就连商王室后裔也不以为贬了。如春秋末叶的《庚壶铭》，为宋人所作，即自称“殷王之孙”。有趣的是，后世用作四夷总名的“裔”字，古文或作
，显然是“商”、“衣”之合文，其初义固可径译为“商夷”；而《说文》另录有此字古文作“
”，字的下部当是“尸”字之变，是为“衣”、“尸”之合文，固又可径译为“殷夷”。看来古籍中的“商殷”、“殷商”联称，在特定的语境中，即使径读为“商夷”、“夷商”亦不为过。《左传》定公十年载孔子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裔”、“夷”二字亦同义而互文。
前人对于“衣”、“殷”名号的模糊，大概多半由于“盘庚迁殷”旧说的影响。此说的始作俑者不得而知，而《竹书纪年》已有如下记载：
盘庚即位，自奄迁于北蒙曰殷。
有此一说，人们千百年来便皆以为盘庚迁都于殷地之后，遂以其地而名其国。这实在是天大的误会。卜辞明明屡言“入商”及“大邑商”，又何曾自称其都为“殷”？所谓“自奄迁于北蒙”自是信史，而“曰殷”二字不过据周时“殷墟”之习称而臆加，当是后人的抄注而窜入了正文。“殷墟”一词，实指“商夷之废都”，而其本名叫“北蒙”。“北蒙”亦即“北亳”，亳、亭、京、蒙、宅、居、都等字皆一音之转。大约其地在盘庚迁都以前曾为商之北都，是与原设在奄地的南都相对而称呼的。迁都之后，自然其地即称为“大邑商”，“大邑”即大都，犹今言首都。今本《尚书·盘庚上》亦载“盘庚迁于殷”，而该篇小序说“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殷”上多出一“亳”字。伪孔传说“殷”乃“亳之别名”，可能古本此篇正文原作“迁于北亳”，后人既于“亳”下注“殷”字，遂又反而删去“北亳”二字。循此思路而检查《尚书·商书》诸篇，其中凡用“殷”名号之处都是可疑的。如《盘庚中》的“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如果“殷”字不误，则当讲为众多或频繁，而不得讲为商之别号，因为商人断不会自称本朝为“殷”。《伊训》、《太甲中》、《咸有一德》诸篇载商人语，皆自称本朝为“有商”或“我商”；而《西伯戡黎》却使商纣王臣祖伊自称“我殷”，显见是不可靠的文字。《微子》篇问题最多，其中“殷”名号出现七次，而文末又两出“商”名。此类文字的写定肯定都相当晚。
郭沫若考证“衣为殷城”，《卜辞通纂序》举有三例为据：
衣读如殷，《书·康诰》“殪戎殷”，《中庸》作“壹戎衣”，郑注：“衣读如殷，齐人言殷声如衣。”《吕览·慎大》“亲
如夏”，高注：“读如衣，兖州人谓殷氏皆曰衣。”新出《沈子也》“念自先王先公迺妹（敉）克衣”，亦正以衣为殷。
这几个例子初见于《卜辞通纂》第五七片的考证，但该片考证是述说“衣读为‘五年而再殷祀’之殷”的，所以还多举有《大丰》的一例：“《大丰》‘衣祀于王不（丕）显考文王’，孙诒让即读‘衣祀’为殷祀（原注：《古籀余论》三，十三叶）。王国维释卜辞同此说（原注：见《殷礼征文》）。”“殷祀”乃合祭之称，郭老大约因为此“殷”字无关乎商殷名号，所以在《卜辞通纂序》中复述时未引此例。但他后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又写道：“先就卜辞考察，殷人自己是始终称为商，不称为殷的。称殷似乎是出于周人的敌忾，初称为‘衣’，古书中或作，在古与卫当是一字，入后更转为殷。”接下则仍举有《大丰》铭文，然未用“衣祀于王”云云，而置换为“丕克三（减）衣王祀”，并且以“衣王”加专名号而指殷王[7](P9)。此例尚须存疑。大丰是周武王时器，当时以“衣”指称商朝或商人仍合乎周人旧俗，自无足怪；但从《大丰》的上下文来看，上文既云“王凡三方”、“衣祀于王”，则下文的“三衣王祀”可能仍指殷祀。“衣”用为祭名在卜辞中习见，与用为族名、地名若国名者为两码事。
仅就《卜辞通纂序》所举的三例分析，《沈子也》铭文的“衣”读作“殷”可以无疑，不过所指乃周公东征时的殷遗民，不是指武王克商而言的。《吕览》的“”字，郭老以为当读作“卫”，恐怕不确；窃以为此字既可读作“衣”、“殷”，也可读作“夷”，“亲如夏”盖即“亲夷如夏”，“夷夏”连类成文古籍习见。本为国名，即商汤灭夏时首先攻击的韦国，相传为豕韦后裔，彭姓，原出于东夷祝融部[8](P627)。或者卜辞衣国即其近亲部落，“衣”、“ ”二名亦同音转写。唯“壹戎衣”之例，依笔者之见，这个“衣”字是不能读作“殷”的，而只能读作“夷、，否则难以通解。
“壹戎衣”是古语，今本《尚书·武成》篇“壹”作“一”，原文是：
甲子昧爽，受（纣）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败），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返）商政，政由旧。
这个记载的可靠性是不容置疑的。可与《尚书·牧誓》篇及《利簠》铭文的内容相参照；而“一戎衣”的“衣”字又适可证此语之古，未经后人更换。无奈伪孔传望文生义，不通而强作解人说：“衣，服也，一著戎服而灭纣。言与众同心，动有成功。”此说全无是处，误后人非轻，以致宋代大儒朱熹注《中庸》亦用其说。
《尚书·康诰》篇亦有类似记载，而属其事于周文王：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
这“殪戎殷”三字显系“一戎衣”之误改，因为周文王并未灭殷。而伪孔传又解释说：“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杀兵殷，大受其王命。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授武王。”“杀兵殷”三字实不可通，而唐人孔颖达又硬加疏解：“殪，杀也；戎，兵也。用诛杀之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杀兵殷’者，谓三分有二，为灭殷之资也。”真是越说而与儒家赞美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评价相去越远了。
《礼记·中庸》篇尚保存《尚书》古文之真，有云：
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
郑玄解释说：“缵，继也；绪，业也；戎，兵也。衣读如殷，声之误也，齐人言殷声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有衣姓者，殷之胄与！壹戎衣者，壹用兵伐殷也。”此说纠正了《尚书·武成》篇伪孔传讲“衣”为“服”的谬说，然仍讲“戎”字为“兵”，终不得要领。
其实，只要把上述“衣”字都读作“夷”，“一戎衣”之文便全无难解之处。若套用古注体式，可以这样说：一，统一也；戎，西戎也；衣，东夷也。此语本指周武王统一了西戎及东夷各部，故谓之“天下大定”或“有天下”。汉代学者但知东方之人读“殷”如“衣”，而不知“衣”、“殷”在初都指“夷、，是以费尽周折而仍不得其解。这样说来，即使“殪戎殷”之误文，只要回改为“一戎衣”，虽其事属之文王，也仍旧可以讲得通。《尚书·康诰》篇另有“绍闻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民”之文，这个“衣”字与“殷”对举，亦当读作“夷”。“衣德言”指商代东方贤哲的言论，旧注讲“衣”为“服行”亦无据。是知此类“衣”字读作“夷”，殆如文字上的古化石，可证《武成》、《中庸》之文确有来历，而其他古文献亦可借此作为探讨其成书年代之一证。
[收稿日期]200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