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现代文学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著作数量，因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们所读到的非常有限 。好在论文的阅读来源既便捷又充分，那就是中国期刊网(www.cnki.net)的上网论文( 截止日期：2004年1月31日)。根据论文内容的比重和存在的问题，结合读到的著作，我 们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一下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
整体研究
(一)说不完的“现代性”
2003年，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研究又产生了一些新成果，继续保持着“现代性”话 题的关注热度。应当推荐的学术专著是杨联芬的《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 》(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下注均为2003年出版，不再注明年份。)。该 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用“现代性”视角对研究对象本身获得了多少新的发现，而在于作 者是如何运用这一理论资源的。书中把“现代性”的解读落实到具体文学现象的实证分 析和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认知——审美空间中，从而使“现代性”话题的探讨走出了 泛泛而谈和非文学研究的“初级阶段”，取得了实质性的学术突破。特别是书中对林纾 、苏曼殊、曾朴和李劼人的个案剖析，不仅刷新了前人的研究，而且展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本土情境，这无疑会推动“现代性”话题的深入。
郭志刚的论文《“穿越时空”：论文学现代性》，(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 。)从时间、空间、历史和当前四个方面论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2003年对“ 现代性”的研究基本上是在这四个方向展开。
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时间，多数研究者定在晚清。《江苏社会科学》第2期同时 发表了三篇文章，对此作出了解释。王一川认为，文学现代性的逻辑线索可以从文学的 相关要素上看出：文学活动的时空布局、文化语境压力、体验模式、传播媒介、语言、 形象等，而这些在晚清都已初露端倪。唐宏峰和马传军的论文也持相同的观点。但还有 研究者依然把现代性发生的时间定为五四时期。(注：如王铁仙的论文(载《中国社会科 学》第3期)等。)
从空间角度研究现代性问题，即在世界文化的环境中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有以下成果 ：葛红兵的论文(注：《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2期。)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 化和西方化实践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应在独立面对中国社会“现代化 ”，产生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的基础上产生。旷新年指出(注：《文学评论》第1期。) ，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是与西方遭遇的结果，西方与中国共同参与了中国现代民族 国家同一性的创造。李城希却认为(注：《江淮论坛》第2期。)，把中国现代文学发生 的原因归结为西方影响的结果是一种单向思维。只有在多元文化的思维视域中，中国文 学现代性的奥秘才能完整呈现。
从历史角度探讨现代性，研究者特别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传统 文学的承继问题。《江汉论坛》第2期发表了一组“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资源”的 笔谈，探讨了诸如中国现代文学如何对待古典文学资源、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实施 对古典文学资源的借鉴、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之间是否存在沟通的渠道等多个理论 问题。刘纳、何锡章、袁国兴、吴晓东都在认可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内在联系的基础上 发表自己的见解。朱寿桐却认为让中国新文学在思想观念上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是 不可能的。王乾坤的观点很有启发性：文学的时间不是线性时间，而是艺术时间。只有 在艺术时间的观照下，古代中国文学资源才有可能向现代文学开放而被激活，也才有可 能真正进入现代文学。
对“现代性”本身，也有人提出强烈质疑。宋剑华认为所谓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这种“现代性”建立的基础是中国现代精英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误 读”。“乐观的西化视角或狭隘的民族情绪，都会遮蔽我们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思维。” (注：《文学评论》第6期。)
现代性研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概念使用的规范问题。研究者们使用的“现代性” ，但具体含义上却各不相同。尽管如此，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现代性”的框架已经被大多数研究者认可和接纳。正如陈占彪、郭晓鸿在《学术重估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基本趋向》(注：《文学评论》第5期。)中所说：“目前还没有比 ‘文学现代性’研究框架更有说服力、适用范围更大的框架理论出现。”
“文学现代性”框架的建立是在不断反思中完成的。“现代性”的出现使文学史研究 获得了一种更富涵盖力，也更趋客观的框架。它在为现代文学研究创构了新空间的同时 ，也点燃了更多的研究者再次“重写文学史”、建构起现代文学新的理论架构的激情和 欲望。《南方文坛》第1期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转向”的笔谈，对“重写文学史”做 出了新的论述。旷新年指出，所谓“重写文学史的终结”并不是文学史不再重写，而是 意味着新的重写的可能性。“我们必须站在80年代‘文学现代化’、‘纯文学’和‘文 学性’神话的废墟上，通过对80年代文学‘常识’的反思，形成新的知识和新的文学史 叙述。”陈晓明则为建立起“回到文学经验本身、回到审美经验本身”的“中国现当代 文学研究学术规范”而高声呐喊。
孔范今在《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注：《文学评论》第4期。)中提出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对与古代文学区别的现代文学发生发展最基本的整体性历史 特征的概括和指称，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和文学史重构的基本范畴。着眼于“现代转 型”研究的文学史建构，会非常看重这一过程多维度因素介入的结构性意义，并要对治 史者主体自身的价值观进行必要的调整。还有几位研究者对文学史观念的反思很有启发 性，如高玉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新文学”本位观的批判(注：《文艺研究》第5期。)， 朱立立对“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重新思考(注：《文艺评论》第1期。)等。特别是 刘勇的论文(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以下简 称《丛刊》))提出，对所谓“文学现代性”的提法应该保持清醒和警惕。特别是对于将 文学的“现代性”当作现代文学史建构的理论导向，则更应该保持冷静而理智的头脑。
(二)文学的传播方式
文学史研究的每一种整合都会排斥异己，并形成新的遮蔽。挣脱既有的整合框架可能 会产生新的研究路径。2003年对新文学传播方式的研究，如对文学制度，文学教育、报 刊和出版以及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审视，出现了数量可观的成果。
《湖北大学学报》第6期组织了“文学制度”笔谈，发表了王本朝的《文学制度与文学 的现代性》、刘川鄂在《创作自由：文学制度的指归》、旷新年的《文学存在的权力与 制度》等多篇文章，分别就文学制度与文学研究的有关问题展开不同的理解和阐释。
就在一些研究者倡导文学制度研究的时候，倪伟的著作《“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 注：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已经探入这个课题之内了。它通过研究1928—19 49年南京政府的文艺政策及文艺运动，以分析“民族主义”理论为重点，回答了许多文 学制度方面的问题：官方意识形态是以何种方式干预与己相异的思想表达和“国家”“ 民族”想象?后果又是如何?文艺国家体制化的尝试在新型的文学生产方式和流通方式环 境中是怎样操作的?商业化文学市场助长起来的消闲性文学为什么会受到来自官方和左 翼力量的双重打击?……
报刊和出版研究在2003年现代文学研究中占据了相当的位置。陈平原继续着他的《新 青年》研究(注：《丛刊》第1期。)。文章综合考察了《新青年》同人的自我定位、后 世史家的持续研究，以及作者对“五四神话”的独特理解，发掘“思想史视野中的文学 ”所可能潜藏的历史价值及现实意义。另外，李怡对《甲寅》的研究、李楠对上海小报 的研究、刘增人对四十年代文学期刊的研究、雷世文对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研究、曹万 生对《大公报·文艺·诗特刊》的研究(注：《丛刊》第4期，第4期，第2期，第1期， 第1期。)等，都有新的发现或开掘。
出版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版本的研究上。2003年在这方面用力最多的是金宏宇。 他的《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修改本》、《<围城>修改与版本“本”性》、《<家>的版 本源流与修改》(注：《文学评论》第5期，《江汉论坛》第6期，《丛刊》第3期。)提 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些小说“反复修改带来的异文及不同的‘副文本’内容，经过 阐释的循环，使作品的不同版本变成了不同的文本”。我们的研究“应确立版(文)本精 确所指原则，不可版(文)本笼统所指和版(文)本互串”。
姜涛对早期新诗的出版研究(注：《丛刊》第4期。)值得重视，他从新诗集与新书局的 关系中发掘出当时文化逻辑与商业逻辑的奇妙交织：“新诗集”的印行、流布，无疑要 依赖“新书局”的积极支持，而“新书局”从新诗集的出版上，不仅获得了经济上的回 报，更重要的是，积累了“象征的资本”，提升了自己的新文化形象。“二者的互动关 系，还不止体现在上述层面，在新诗集出版过程中，早期新诗坛的某种内在分化，也在 悄然发生中。”
另外，朱金顺对《子夜》版本的研究(注：《丛刊》第3期。)、颖隽对《匪徒颂》和《 洗衣歌》版本引发的思考(注：《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第3期。)和陈国恩、左敏对小说 稿费制与清末民初文学变革的研究(注：《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都不乏新意 。
在文学教育、现代文学学科史等方面，出现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钱理群的《五 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小学国文教育改革》一文，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小学国文教育 改革的影响，回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倡导的文学革命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以及对于 今天的意义所在。《北京大学学报》第5期组织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笔 谈。温儒敏、吴晓东、孙绍振、蓝棣之、黄修己的文章各在不同的层面上回答了文学史 观、课程改革、教学方法等问题。
温儒敏的学科史研究是从现代文学学科初建时期文学史的写作开始的。他从学术史的 角度，对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与学术生产体制化的关系、政治化写作状态中的文学 史观调适等问题予以评说，由此考察50年代形成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探讨长期困扰中国 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注：《文学评论》第1期。)。他又回顾了中国现代文学 正式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重点评析了当时以教材形式出现的三部最有代表性的文 学史，探讨了文学史“生产方式”和“苏联模式”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注：《北京大 学学报》第1期。)。
五四以来前人在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方面不知下了多少判断，但认识的深度依 然停留在问题的表面。高玉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注：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3年6月出版。)使这一课题的研究实现了整体性的超越。该书集中论证了现代汉 语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确立的本体性意义，并揭示出现代汉语是中国现代文学多元传统的 “存在的家园”。作者对语言本质“器”与“道”两个层面和翻译文学“异化”与“归 化”双重关系等问题的论述，都颇有创见。
(三)在文化视野里
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已经对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可能导致的消极后果表示担忧。李怡在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上组织了一次“文化反思时代的文体学研究”笔谈。笔谈 主要针对近几年从大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问题的现象有感而发，主张重新唤起人们对文 体、文本这些“文学之内”的事物的兴趣，才能最终实现文学研究在总体上的健康发展 。朱寿桐也指出，文学的文化学研究不过是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不能视为唯一的方法 ，也不能视为高于其他方法的方法。(注：《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然而，这些担忧 并没能阻挡2003年的研究者用各种文化的眼光观测中国现代文学。
西方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始终是现代文学研究说不完的话题。这一年关于外来文 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的研究论文又有新的特点：一是传播与接受理论在文化研究中 的运用日趋具体；二是被关注的外来文化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从亚洲的日本、韩国、印 度到欧洲的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三是对翻译文学的关注。
张福贵的论文考察了中日“无产阶级小说的形象关联和思想关联”(注：《吉林大学社 会科学学报》第5期。)，他认为，受苏联影响在中国和日本传播并一度兴盛的无产阶级 文学，绝不是单纯的文学运动，是既具有思想解放又具有思想限制的双重性的社会运动 。中日“无产阶级小说”之间是事实的关联，也是思想的关联。
秦弓的两篇比较文学论文《20世纪初叶中、韩、日启蒙文学的比较》、《易卜生热— —五四翻译文学研究之二》(注：《江苏社会科学》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学报》第4期。)值得注意。前者经平行比较发现：同样是“人的文学”日本偏重于文化 层面的开掘，而中、韩则带有浓厚的社会背景与批判色彩。语言方面，日本率先实现言 文一体，韩国对语体的敏感关系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国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是本民族 口语和文语的更替与合一。后者侧重对接受的研究。作者以充分的史料推出这样的结论 ：五四时期形成的易卜生剧作翻译热潮，其实“热中有冷”，“热”的是写实主义的社 会问题剧，“冷”的是易卜生早期的浪漫主义剧作和后期的象征主义剧作。易卜生剧作 的丰富性与接受者选择的相对单一性的矛盾，恰恰体现了五四新文化人的历史眼光和翻 译文学的时代特点。
郑春的《留学背景与现代文学的开放》(注：《文学评论》第4期。)是很有开拓性的选 题。作者认为，如果说开放是现代文学最突出的特点和标志，那么具有留学背景的现代 作家则是促成这一切的主体力量和决定因素，他们的开放意识、反省精神和世界眼光是 促成现代文学开放局面的前提和基础。靳明全的论文(注：《文学评论》第3期。)重点 论述了青野季吉、福本和夫对后期创造社代表李初梨的影响，同时梳理出1928年中国革 命文学兴起的历史过程，总结了革命文学发展的必然性和局限性。韩国学者申宜暻的论文(注：《中国比较文学》第4期。)通过中韩两国现代文学观念的比较研究，提供了 新的视角。
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是多年来持久不衰的研究热点之一。2003年又有 新的成果：骆蔓的论文(注：《文学评论》第4期。)考察了西方现代主义在不同时期的 接受特点，以及鲁迅等人的成功实践如何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完成本土定位。
2003年有几篇个案研究论文水平较高，如朱寿桐以大量新的史料更深入地论证了白璧 德如何深深影响了一批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的参与者，而且揭示出这批中国现代文人的特 定角色、特有立场和特别作派，严重妨碍了中国文化界对白璧德人文主义作出理性的分 析与准确的价值判断(注：《外国文学评论》第2期。)。刘燕的论文(注：《新疆大学学 报》第2期。)在中国现代文化的语境中考察了泰戈尔作品在中国的误读现象。李今的文 章(注：《丛刊》第2期。)把30年代到40年代文化生活出版社中坚人物巴金、陆蠡、丽 尼重译屠格涅夫六大名著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与此前译文的对比分析看出中国翻译文学 的进步。
都市文化和小城文学研究成为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湖南大学学报 》第4期组织了“都市文学研究”笔谈，发表了李俊国的《中国现代都市文学论纲》、 朱寿桐和刘永丽的《上海：逊位了的都市文学中心》和吴福辉的《多棱镜下有关现代上 海的想象》等文章，或宏观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工业都市文学的阶段性特征，或从微观角 度剖析都市文学发展中的典型现象。《湛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组织了“小城文化与 小城文学”笔谈，杨剑龙、逄增玉等人的文章对“小城文学”的研究构想发表了各自的 看法。
2003年从都市文化视角的观测，在研究范围和深度上均有不少推进和拓展。周明鹃认 为，都会主义文学在高扬现代都市文明的同时，一直低徊着以回归传统为主旋律、以回 归家园回归大自然为核心的传统情结的复调，从而带来兼具保守性与先锋性的美学品格 (注：《文学评论》第2期。)。马以鑫指出，现代文学缺少真正的都市题材与难以割舍 的农村情结以及对都市千变万化的茫然与不理解有关(注：《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 。鲍昌宝的论文(注：《学术研究》第10期。)认为，新诗现代化的重要表现是都市话语 ，由于乡村他者的过滤作用，形成了新诗都市话语的困境。
在港台文学研究方面，2003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令人感到耳目一新的是赵稀方的《小 说香港》和黎湘萍的《文学台湾》(注：前者由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3年5月出 版，后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3月出版。)。赵稀方运用后殖民主义和新历史主义的理 论建构起香港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全新叙述方式，析别出香港文学的复杂性：殖民宗主国(英国)、母国(中国)和本地(香港)三个主体从不同角度对香港认知的集合。该书在小说中见证对香港的不同历史想象，在“小说—香港”的互动关系中建立观察香港小说的研究视角。黎湘萍试图“用论述的方式来处理台湾文学的记忆问题”，主要考察了台湾文学的语言特征、精神实质和重要历史问题。书中通过对“新移民情结”的发掘、两岸文学母题的比较、上海和台北互文等，深入地揭示了两岸知识者的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学的亲和力。本年度港台文学研究应推荐的论文是黄万华的《战时香港文学：“中原心 态”与本地化进程的纠结》(注：《丛刊》第1期。)。文章论述了香港作为战时中国文 学中心时期对于丰富香港文学发展的机遇和延缓本土化进程的矛盾境遇。其中对内地南 来作家“中原心态”影响的分析，很有见地。
2003年朱晓进继续着他的政治文化研究。他的《政治文化与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文学 选择》(注：《江海学刊》第2期。)，探讨了在政治文化氛围和特殊的文学语境制约下 ，诸多作家主观上的政治意识加强或为数不少的作家为环境所迫导致对政治问题的关注 ，形成了30年代文学创作的一系列新变化。王家康的论文(注：《丛刊》第1期。)从40 年代诗人节入手，发掘出这场争论的潜藏背景以及与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复杂关联。杨 洪承研究政治文化与20年代中国文学的系列论文(注：《盐城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 齐鲁学刊》第5期，《学习与探索》第1期。)，分别从源流、文体和接受的角度考释出 政治文化对早期新文学的影响。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切入现代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小说研究领域。王兆胜的《中国现代 家庭文学文化意蕴阐释》(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和第3期。)。从四个方面概 括了中国现代家庭文学的文化意蕴：家庭网罟与中国文化的凝固力，高尚的淑女与中国 文化的惰性，寡妇道德与中国文化的变态母爱，少者形象与中国文化的老化。曹书文的 论文(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中国现代作家对家庭文化的彻底否定 并不意味着其精神自由与独立人格的形成。现代作家由个性解放走向对集体、阶级解放 的归依，对家与国关系的处理，对“治国平天下”事业的倾心无不笼罩着家庭文化的痕 迹。陈宏的论文(注：《大连大学学报》第1期。)从宏观和微观不同角度把握现代小说 所演绎的传统“家范”在转型期的社会生活中的诸种样态。
近年来，现代文学的宗教文化研究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但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正 如刘丽霞论文(注：《丛刊》第2期。)所指出的那样，学术界虽然已经对基督教文化与 中国现代文学之关系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在两个方面还有不足：一是对元典的认知模糊 ，二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整体性的联系缺少有机线索。《江海学刊》 第5期发表了一组宗教文化研究的文章。王本朝认为，圣经文学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 意义和形式创造，尤其是对文学叙事与抒情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张桃洲认为，西方富 有宗教气息的浪漫主义文学养分的滋养和特定的文化语境，导致“浪漫主义”成为涉足 宗教的多数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主导意绪和倾向。2003年在这方面取得深入的是，杨剑 龙对现代小说叙事模式与圣经文本关系的研究(注：《厦门大学学报》第2期。)。
“民间”立场继续在2003年的研究中得到强化。王光东的论文(注：《中国社会科学》 第6期。)提出中国现代作家走向“民间”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一是丰富了文学创作主 体的精神、情感，带来富有本土内涵的个性化艺术世界；二是意识到“民间”是新文学 生成、发展的重要的精神资源和审美资源；三是为知识分子精神提供了现实的文化土壤 和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周海波的论文(注：《文学评论》第4期。)认为，民间理性是现 代中国乡土文学的灵魂。民间认知理性、民间范式理性、民间批判理性在现代科学理性 和人文理性的烛照下被激活，突现于乡土文学创作中。白晓霞的论文(注：《青海社会 科学》第5期。)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中的婚姻民俗和生育民俗进行梳理分析，从民 俗学角度对作品的内涵作出了补充性的阐释。
女性文学研究的视线主要集中在张爱玲、丁玲、庐隐、萧红等作家身上，从女性主义 角度的研究占据了压倒性多数。事实上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研究的成熟。如刘思谦的论 文(注：《文艺理论研究》第1期。)指出，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内还存在着诸如“什么 是女性”、“什么是性别”、“性别与文学是什么关系”等习焉不察的未经深思的概念 和基本理论问题没梳理清楚。不过，2003年还是出现了一些有启发性的文章：林树明的 论文(注：《丛刊》第1期。)对从20世纪初到20年代的中国文坛出现的几本“中国古代 妇女文学史”专著的内容、性质及影响作了评述。施蕾蕾的文章开发了20世纪中国女性 文学中的未成年人叙事视角(注：《当代文坛》第5期。)。
(四)文学体式的研究
2003年小说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小说史、乡土小说、诗化小说、小说主题和形象研 究以及现代小说与传统文学关系研究等方面。
周海波的《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的理性化叙事》(注：《理论学刊》第2期。)认为，从 鲁迅开始的现代乡土小说叙事不仅打破了古典小说的叙事艺术，而且深刻影响了20世纪 中国小说叙事的发展。民间理性参与乡土叙事的过程，是对叙事方式的不断认同与选择 的过程。古世仓则认为(注：《兰州大学学报》第5期。)，“乡土”的发现是新文学“ 现代性”的重大标志。新文学“文以载道”传统规定了新文学小说对“乡土”表现的限 度。现代小说的主题和审美特色依然吸引了大量研究者，如杨联芬对晚清与五四小说“ 国民性焦虑”主题的研究(注：《鲁迅研究月刊》第11期。)，王利丽对解放区小说的审 美特色的研究(注：《丛刊》第4期。)等。
2003年的新诗研究成绩突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诗史研究、诗学研究和诗体研究 。
王富仁在《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开始连载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是新诗史研究的 重要成果。作者以对新诗语言、情感的独特感悟和理解，回顾了中国新诗的发展历史。 在对胡适、冰心、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冯至、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 、艾青、穆旦、郑敏以及《七月》《希望》《九叶集》等诗人和诗派的论述中，阐发了 自己独到的见解。
姜涛的《“起点”的驳议：新诗史上的<尝试集>与<女神>》(注：《文学评论》第6期 。)检讨了在这两本诗集的历史定位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批评的生产以及文学史叙述 所起的作用，从而对以往的新诗史叙述提出质询。龙泉明、邹建军的《中国新诗“发展 论”概评》(注：《文艺研究》第2期。)对新诗发展的“进化说”、“还原说”、“时 代精神说”、“西化说”、“古典说”、“中西融合说”分别进行了评述。
吕进的论文(注：《文艺研究》第2期。)认为，中国现代诗学面临三大重建使命：中国 跨入现代以后的诗歌观念重建，实现“诗体大解放”以后的诗体重建，现代传媒条件下 的诗歌传播方式重建。实现与中国古代诗学和西方现代诗学的对话，是三大重建的必备 条件。张清民的论文(注：《江苏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现代学者对传统诗学的改 造采用了三种模式：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另立新说；赋予传统诗学概念以新的内涵；借 用现代西方诗学思想解析传统诗学概念或命题，从中提炼具有现代意味的诗学命题。陈 学祖的论文(注：《江汉论坛》第5期。)重新界定了“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概念、时 间界域、思维路向等问题。
刘继业的《朗诵诗理论探索与中国现代诗学》(注：《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既考察 了三四十年代新诗大众化诗学与朗诵诗发展的关系，及如何泛化成为一种衡量新诗艺术 的价值标准，又从围绕朗诵诗展开的诗学论争中发掘出两种新诗诗学观念的对立、竞争 以及体现出的对于中国新诗前途的不同思考。曹万生和张洁宇的论文(注：《文学评论 》第2期，《新文学史料》第4期。)都把30年代现代派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贡献作为研 究课题。前者主要探究了西方和中国古代的纯诗理论如何被现代派引入并进行了借鉴和 创造性的艺术实践；后者着重考察了现代派诗人怎样吸收中国传统诗学的理论资源。
张洁宇的专著《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注：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无疑是一个开创性的选题。陈平原认为，此书“着重 探讨了‘都市’与‘文学’之间的某些内在关联，强调这些诗人如何以‘现代眼光’对 ‘传统诗学’进行取舍和再创造……关于‘北平’作为一种文化氛围以及中心意象，如 何制约着诗人们的思维与表达，还有诗人们在继承古典诗歌传统与接受外国现代派诗歌 (包括‘荒原’想象)之间的挣扎与开拓，不只深化了目前学界对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 歌的认识，且为同类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与视角。”
对现代戏剧的研究2003年出现了几篇有深度的论文：傅谨的文章(注：《中国社会科学 》第4期。)从现代性与本土化关系的角度，探讨20世纪中国戏剧的发展动因，尤其注意 艺术本身出现的具有现代性意义的发展变化，它包括艺术更趋自律，平民的艺术趣味得 到更多肯定等。马俊山的论文(注：《丛刊》第2期。)调整了以往研究的惯常思路，认 为40年代话剧创作的辉煌是从质疑政治国家，重返市民社会开始的，其特点是市民生活 、市民人物、市民意识、市民审美趣味走向前台。周宁的论文(注：《人文杂志》第2期 。)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以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作为最具典范性的研 究个案，认为具有启蒙立场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 调动力关系。新史学通过学术真理获得话语权威，新史剧则通过艺术形象实现话语权威 的大众化。
2003年对散文的研究，只有少数文章有些新意，如丁晓原对“五四”人生派散文的研 究(注：《文学评论》第1期。)认为，人生派散文以泛化的人生景观、人文化的自然景 观为表现对象，展示文化人的存在方式、心灵世界，美文(艺术散文)为其主要的文体形 式。他还研究了《语丝》作家的散文文体自觉意识和对于现代散文格局的意义(注：《 江汉论坛》第1期。)，周作人散文世界里创作主体与散文文本的相生关系(注：《厦门 大学学报》第5期。)。王晖对报告文学叙述模式的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从叙述学和文体学的视角寻求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叙事模式的演变轨迹和文体特征， 回答了这一文体如何在不断解构和建构中获得新质和活力。
(五)文学思潮·社团流派·文学批评
2003年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研究中的关键词是：浪漫主义、左翼和革命文学。
鲍昌宝的论文(注：《肇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 思潮的兴衰与都市文化的发展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现代作家在都市中的异乡情结形成 了都市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现代性与兼容性，它的总体特征表现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 并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最后被消解的历程。朱寿桐的论文(注：《天津社会科学》第3 期。)指出，西方浪漫主义的产生及发展的历史都离不开相对平民化的艺术姿态。中国 现代作家平民姿态的缺失，是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之一。
赵学勇和李明的《左翼文学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论纲》(注：《兰州大学学报 》第1、2期。)，分析了左翼文学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不同表现形态，与中国 文学现代化追求形成了复杂而曲折的关系。鲁迅、茅盾和一些对文学艺术本质有着精深 把握的左翼作家真正代表左翼文学的现代文学意识，同一度造成当代文学发展之路窄化 甚至停滞的极“左”文艺思潮、文学观念有本质的区别。方维保的论文(注：《丛刊》 第3期。)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思考了现当代左翼文化语境中“文学话语的血统化与知识 分子意识的退却”。
冯奇的《革命文学话语权利的建立和发展》(注：《丛刊》第1期。)，首先解析了1928 年革命文学话语如何在短时间内迅速地占据文坛的支配地位，进而逐步探寻1932年以后 革命文学话语又怎样由叛逆话语演变为主流的审美意识形态。文贵良的论文(注：《文 艺研究》第2期。)，从生成机制、言说方式和话语主体等方面展示了文艺大众化在30年 代到40年代的发展史，归纳出大众话语的三大特征。
对于文学思潮的研究，朱德发等撰写的学术著作《20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注：上 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完成了一个研究难度很大的课题。该书从理性精神的不 同侧面探察了现代中国的启蒙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革命战争文学、乡土文学、 婚恋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哲理文学等文学现象的理性内涵，揭示出多元化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理性精神共同铸就的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文精神和美学特质。
社团流派的研究成果在2003年还是不少。朱寿桐的论文(注：《深圳大学学报》第6期 。)认为，多元化的文派制衡造成了新文学高起点运作的格局。当旧文学为强势文化的 时候，新文学必须结成具有现代内涵和反抗精神的文派，如《新青年》派、新潮社等； 当新文学占据了时代文化中心的时候，已经边缘化了的文派力量如学衡派等，对新文化 和新文学进行文化制衡，同样具有价值。
2003年对新感觉派、学衡派和创造社的研究成果较多。新感觉派研究方面，张鸿声的 论文(注：《郑州大学学报》第1期。)在中国新感觉派形成过程中梳理出其接受西方现 代主义的内在线索，陈晓兰的论文对新感觉派小说“大街”和“女人”意象做了发掘( 注：《妇女研究丛刊》第5期。)。创造社研究方面，童晓薇进一步考察了日本大正时期 都市社会对创造社的影响(注：《历史教学》第6期。)，魏建专门探究了前期创造社小 说美学思想的特征(注：《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在学衡派研究方面，陈希对 学衡派与西方现代诗歌的研究(注：《中山大学学报》第4期。)，沈卫威对学衡派与新 文学发生语境的分析(注：《南京大学学报》第5期。)，都有新的发现。
“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因与通俗文学的联系也受到研究者青睐。吴福辉的《海派 的文化位置及与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之关系》(注：《苏州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 ，鸳鸯蝴蝶派文学同海派文学，不是源与流的关系。海派自产生之日起便是“现代性” 文学的一部分，鸳鸯蝴蝶派则有一个较长的获得“现代性”的演变过程。在全部或部分 地走向“通俗”这一方面，海派和鸳鸯蝴蝶派倒是最有接近点的。王利涛的《鸳鸯蝴蝶 派与大众传媒关系探微》(注：《重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指出，娱乐休闲性报刊 杂志的大量涌现给予鸳蝴派作家安身立命之处，促使他们由传统文人向新型市民作家转 变。同时大众传媒本身的媒介特色及鸳蝴派作家的传媒角色促使创作在对传统的守陈中 产生了新变。
流派研究方面值得推荐的著作是周燕芬的《执守·反拨·超越——七月派史论》(注： 中华书局2003年8月出版。)。作者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开放的“七月派”研究空间， 在全面而细致地考察这一文学流派发生、演变、消隐的历史过程和各个方面的文学成就 的基础上，重新归纳出七月派的现代性特征。该书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法对于文学流派 研究都具有启示意义。
还需要提及的是现代文学批评研究。杨剑龙对感悟式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批评做了较 为全面的评述(注：《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王群对“五四”新文学运动前20 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变的研究、赵凌河对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形态的研究(注：《 复旦大学学报》第2期，《辽宁大学学报》第5期。)，也都是具有开拓性的。
我们很欣赏的是严家炎的一篇论文(注：《文学评论》第5期。)。对陈独秀“推倒陈腐 的铺张的古典文学”的口号，长期以来或理解成反封建彻底性的标志，或指责带来了“ 文化断裂”，似乎都以为弄懂了陈独秀所说“古典文学”的原意。严家炎经过扎实地考 证，告诉我们：这个“古典文学”，既不是“古代文学”，也不是“经典文学”，而是 “古典主义文学”。
(六)依稀争鸣声
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没有争鸣的研究就没有活力，也难以取得真正的深入。2003 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大的遗憾，也许就在这里。除了在“现代性”等少数问题上有 争执外，多数论文还是自说自话，即使提出不同意见，也缺乏深刻的思想交锋。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五四文学先驱们所谓“二元对立”思维的指责几乎形成 共识。刘纳的论文(注：《丛刊》第4期。)向这种“共识”提出质疑：“新/旧”或“现 代/传统”的二元对立并不能涵盖五四文学革命的价值取向。无论发难者的理论预设还 是新文学日后的发展，都呈现出多层价值坐标的错综复杂性。支克坚的论文(注：《丛 刊》第1期。)不满于以往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三分法”(革命文学、民主主义文 学和自由主义文学)，提出革命文学与自由主义文学比较的“二分法”，并认为“弄清 革命文学同自由主义文学比较的实质，是认识中国现代诸多文学和文化现象的钥匙”。
作家作品研究
我们搜索的2003年论文中，作家作品的研究占全部论文的50%。可见，占据半壁江山的 作家作品研究仍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绩所在。为掌握学术界对现代作家关注的 程度我们以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在“文史哲辑专栏目录”中搜索到的文章按数量顺 序前30位作家依次是：鲁迅、胡适、张爱玲、郭沫若、沈从文、老舍、曹禺、钱钟书、 巴金、周作人、茅盾、林语堂、胡风、萧红、朱自清、冰心、徐志摩、丁玲、闻一多、 郁达夫、赵树理、孙犁、艾青、田汉、叶圣陶、冯至、戴望舒、梁实秋、施蛰存、许地 山……
(一)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
鲁迅研究总是每年中国现代作家研究的“重头戏”。2003年我们搜索到的有关鲁迅的 文章总数比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5人文章总数之和还要多出三分之一以上 。
2003年最引人注目的鲁迅研究者是钱理群。这一年里，他发表了17篇鲁迅研究的论文 和讲演录。在《人间至爱者为死亡所捕获——1936年的鲁迅》(注：《鲁迅研究月刊》 第5、6期(《鲁迅研究月刊》以下简称《月刊》)。)中，钱理群从鲁迅生命的终点读起 ，通过对1936年里鲁迅的生活、著作、心情、心理等的解读，用活生生的事例阐释鲁迅 “反对一切形式的压迫与奴役，以及为压迫与奴役辩解的任何理论与说教”的基本立场 、生命最后一刻“一个也不宽恕”的“基本情结”、“坚守自己的目标至死不悔”的基 本态度，从而展示了一个“人间的至爱者”逐渐“为死亡所捕获”的生命流程。他还解 读了1918—1925年间的鲁迅杂文关于“现在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思考(注：《贵州 师范大学学报》第2、3期。)。他在《以“立人”为中心——鲁迅思想与文学的逻辑起 点》(注：《涪陵师范大学学报》第1、2期。)中提出，鲁迅思想发展是以民族主义为起 点，关注如下问题：如何既要批判东方传统促进民族的现代化，又要对西方现代化进行 质疑；如何完成“现代民族文化”、“现代民族主体”的重建。通过对鲁迅早期著述中 心词转移的分析，论述了鲁迅如何认识到“立人”的意义，从而作出“精神界之战士” 的自我选择。《为人生的文学——关于呐喊和彷徨的写作》一文(注：《海南师范学院 学报》第1、2期。)，对《呐喊》和《彷徨》研究有新的推进。
2003年鲁迅研究的重点仍集中在思想研究和作品研究两个方面。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 成果非常丰富。对《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以及鲁迅杂文的研究 均出现不少亮点。
《呐喊》《彷徨》综合研究的文章非常引人注目。除了钱理群的文章外，李丹的《关 注生存的小说创作——<呐喊><彷徨>的另一种阐释》(注：《月刊》第4期。)采用存在 主义视角，认为《呐喊》《彷徨》集中表现了近现代中国民众的基本生存方式。陈方竞 、朱霞的《“梦”与“境遇”：<呐喊><彷徨>再解读》(上、下)(注：《东疆学刊》第3 、4期。)认为对“梦”与“境遇”及其关系的思考，构成鲁迅创作《呐喊》《彷徨》的 核心语汇和中心发展线索。季桂起的《试论<呐喊><彷徨>的文化情结》(注：《内蒙古 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呐喊》《彷徨》既表现了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也保留 着一定的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并由此构成其价值判断的多元性和思想意蕴的复杂性。
对《故事新编》的研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聂运伟的《缘起·中止·结局——对<故事新 编>创作历程的分析》(注：《文学评论》第5期。)。文章认为《故事新编》长达13年的 创作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迅历史文化观的潜在变化和内在特点。孙刚的论文(注 ：《文化寓言：<故事新编>文类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第5期。)认为《故事新编》 的叙事类型是寓言，对《故事新编》的文类这个争议不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对《野草》的研究多集中在对其哲学意味的探讨上。阎真的《<野草>：对现代生存论 哲学母题的穿透》(注：《月刊》第12期。)、张琴凤的《孤独生命的诗化体验——<野 草>意象的现代性哲学解读》(注：《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第5期。)等文章都表达了自己 对《野草》哲学含蕴的理解。而从文体等其他角度切入《野草》研究的文章则更具特点 。王志清的《<野草>的文体颠覆及辩正》(注：《月刊》第9期。)认为“《野草》是一 个哲学的世界，一个象征的世界，是一个散文诗体无法涵盖的诗性世界”。
鲁迅杂文研究最突出的成果是钱理群和李林荣的文章。李林荣的文章《20年代中期的 鲁迅杂文及其文化背景》(注：《月刊》第5期。)集中探讨了1925年5月至1927年1月间 鲁迅杂文写作历程及其个人生活历程，从而澄清了一系列长期以来晦暗未明的问题。他 的另一篇文章(注：《月刊》第12期。)，则以细致的文本解读方式，展现了鲁迅杂文前 期形态的种种内在嬗变及其历史情境。
与对鲁迅著作整体性研究相比，研究者对鲁迅单篇作品的重读与阐释更见深刻。
2003年一些研究者对鲁迅单篇作品的重读与阐释很见功力。如，严家炎的论文(注：《 鲁迅杂文前期形态的内在嬗变及其历史情境》，《月刊》第8期。)，从《故乡》中的一 个不被人注意的细节“谁在草灰里埋了碗碟”谈起，认为“区域视角是受不同国家、不 同地区的不同文化传统、不同研究方法所制约的。不同的政治环境也是起作用的因素之 一。但最重要的恐怕还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视野、研究方法在起作用”。这篇文章 通过小细节解决大问题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关注。陈思和对《狂人日记》的解读也非常深 入。他指出，《狂人日记》所产生的精神境界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是站在五四新 文学立场上揭露这个吃人的社会、吃人的历史以及礼教下的中国人心之黑暗；但反过来 ，他对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张扬的人道主义、人性至上、现代文明，也表示了深刻的怀 疑。另外，袁盛勇、张桂芬的《<离婚>的叙事分析文化意蕴》(注：《月刊》第5期。) ，李明的《关于<弟兄>隐喻的解读》(注：《丛刊》第2期。)等对鲁迅作品的读解也都 不乏新意。王京芳从叙述学视角论述了《怀旧》的现代小说新质(注：《月刊》第7期。 )，认为它描写了人的感觉变异，还以儿童的生存状态反射出人类的生存状态。
鲁迅思想研究多围绕“国民性”、“立人”、“新民”等主题进行，但给人留下深刻 印象的成果却与这些主题相去较远。高远东对鲁迅文言旧作《破恶声论》的研究(注： 《月刊》第7期。)，成果突出。他认为，从“主体性”到“相互主体性”的构图是《破 恶声论》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表面上，鲁迅是在探讨中国的现代之路如何走，实际上 其思想已经触及对19世纪西欧文明和亚洲/中国传统的批判和反省。过去人们多强调鲁 迅对中国“传统”的批判，而忽略他同时也在进行的对中国之“现代”的批判。姜振昌 则通过对文学运动的解读，挖掘了鲁迅的深层思想。他在《“大众”文化视野中的异体 同质和异质同构——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注：《文学评论》第3期。)中认为，鲁迅 为左联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因与左联后期某些领导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陷入新的孤 独和焦虑，从而背起了更为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葛红兵把鲁迅与莫言相比较(注：《丛 刊》第3期。)，认为鲁迅选择了一种个人化的知识分子气的发声方式，使用的是一种西 方式启蒙主义发声技术，那种活跃在民间的大众化发声方式并没有被鲁迅接受。支克坚 的论文(注：《月刊》第4期。)在自由主义文艺思潮与革命文艺思潮的比较中，提出鲁 迅对“带有进步性”的自由主义作家产生了巨大而积极的影响；革命文学中同样也有部 分理论家和作家深受鲁迅思想影响，而成为革命文艺思潮中具有独立、鲜明特点倾向的 代表。
鲁迅思想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者从当下的现实问题出发，对鲁迅思想的意义 和价值的反思。
在这种反思中，更多的研究者认同这样一种认识：鲁迅研究应该更加趋向“现实”， 鲁迅研究的当代性需要进一步强化。这里的“现实”有两层含义：一是鲁迅研究需要校 正“玄学化”、“神化”鲁迅的趋向，同时也要避免“庸俗化”、“妖魔化”鲁迅的现 象，“以更加开放坦荡的心态、平等的视角走近鲁迅”(注：《两年来鲁迅研究的创新 努力》《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二是鲁迅研究应该力图使鲁迅真正成为 现代人的精神资源。现实对鲁迅思想的需要，正体现着鲁迅思想的当代价值和鲁迅研究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2003年鲁迅研究中争鸣的意义愈加重大。高旭东的《鲁迅是阴 冷、阴毒的无赖吗?——与刘小枫对话之一》(注：《月刊》第2期。)、陈漱渝的《究竟 是谁的局限?——论<鲁迅启蒙思想的历史局限>献疑》(注：《月刊》第5期。)、王得后 的《对于鲁迅的发现和解读——和钱理群学兄讨论》(注：《月刊》第9期。)以及温儒 敏的《鲁迅的问题仍然缠绕和警示着我们——在东南大学的讲演》(注：《月刊》第9期 。)等以或温和或激烈的方式，显示着研究者不同的立场和态度，鲁迅研究也在这些争 论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从传播、接受等角度深化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周海波的论文(注：《 月刊》第1～3期。)从传播学的角度更深入地探讨了鲁迅的文化态度及其文体选择与创 造的文学史意义。突破了以往鲁迅与传播媒介的研究仅止于报刊、编辑、出版等方面的 局限。日本学者西海枝裕美(注：《月刊》第7期。)对新加坡与日本中学课堂解读《故 乡》的情况的分析，曾令霞(注：《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对大半个世纪以来研究者 对《过客》的不同阐释的梳理，让人耳目一新，但两文更大的意义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带 来的启发。另外，王卫平(注：《月刊》第1期。)从翻译史、影响史、阐释史等方面介 绍了鲁迅在韩国的接受过程，而李志则论述了鲁迅作品及精神在南洋华文文学的形成和 发展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第3期。)。
本年度鲁迅研究在史料方面有一个重大发现，即鲁迅在1936年7月17日给瞿秋白夫人杨 之华的一封回信(注：《月刊》第6期。)。史纪平在《月刊》第7期上发表了对这一史料 的介绍文章。但是，如果从2003年鲁迅史料研究的整体看，这一发现不能改变鲁迅研究 中史料发掘与整理的薄弱状况。
(二)其他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
2003年的研究成果涉及的作家118个，我们不可能一一介绍。以下只选择了能体现2003 年在现代作家方面有特点的部分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刘锋杰的论文(注：《文艺争鸣》第2期。)对陈思和的张爱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张爱玲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提升有三个层面：一是在提升通俗文学方面，张爱玲是 写作通俗故事却在表达严肃的人生思考的作家。第二层，在提升知识分子的雅文学方面 ，她突破了“五四”以来仅用时代话语构筑写作空间的习惯，将知识分子时代话语融入 了日常话语、历史话语、人类话语之中。第三层，在提升现代文学的整体品格方面，她 创造了一种融有传统因素，兼及日常生活体验，却又将两者熔铸成一种独特范式的现代 风格。而陈思和只触及了第一层面，未能涉及到第二和第三层面。马丽的论文(注：《 南方文坛》第5期。)指出，张爱玲与近代以来的线性进步时间观截然不同的“循环式” 时间观念主宰了她的叙事。陈晖的论文(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张 爱玲创作中表现出的现代主义，具有不自觉生成、不完全形态、消减与中断等总体特征 ，反映了张爱玲与现代主义的关系的特殊性。
沈从文的研究在2003年有新的突破。吴福辉在《今日研究胡风与沈从文的意义》(注： 《丛刊》第2期。)一文中认为，重要的是将当代立场与回到历史语境中去、与对历史抱 “同情的理解”相互结合起来。杨联芬根据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提出了沈从文的“ 反现代性”说(注：《丛刊》第2期。)。她认为在“以‘西方’和‘进步’为指南的现 代性思潮中”，沈从文是另类。张永的论文(注：《文学评论》第1期。)通过对沈从文 小说中风、云、雨、水、植物、动物以及星相、节气等意象的剖析，揭示了这些民间性 爱意象如何参与了小说文本意境的建构。刘洪涛的论文《沈从文作品中的时间形式》和 《沈从文：民族身份与国家认同》(注：《海南师范学院学报》和《楚雄师范学院学报 》第1期。)对沈从文研究都有刷新。前者认为，在缺乏具体时间认定的沈从文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叙事时间的巧妙控制：或使结构成为精美的“完型”，或成为命运的 显现形态，或体现人物的“自由意志”，或成为作者历史思考和生命体验的纬度。后者 系统地梳理了沈从文从创作初期到40年代苗族身份与中华民族认同的立场变化。赵学勇 、蔺春华的论文(注：《文艺研究》第6期。)认为，沈从文主要是以作家而非理论家的 思维方式进行批评的。他极重视作家、批评家、读者之间的会通关系，显示了他对传统 批评理念的珍视、借鉴与转换。王光东论文(注：《中国文学研究》第3期。)指出，沈 从文以诗意的民间立场重塑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使地域性的生命具有了普遍性的庄 严，也使民间文化形态的一隅文化景观具有了人类性的现代意义。
2003年像是老舍研究的学术总结年，几篇关于老舍研究的述评分量很重。吴小美、古 世仓的论文(注：《丛刊》第3期。)既全面总结了近十年老舍研究的成绩，也分析了老 舍研究出现沉寂的状况与原因，并对实现一个“真正多元化与个性化”的老舍研究局面 充满信心。古世仓对第三次国际老舍学术研讨会的综述》(注：《文学评论》第4期。) 揭示出老舍研究的真正进展和进一步拓展的巨大空间。日本学者杉野元子对20世纪90年 代后日本老舍研究的总结(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让人们了解了老舍研究 在日本的状况。此外，谢昭新的《论老舍小说创作方法及艺术形式的创新》(注：《文 学评论》第5期。)认为，老舍是小说本体艺术的积极探索者，又是小说现代化艺术方法 的全新创造者。他既有丰富的理论建树，又有成功的艺术实践。他创作方法的开放性、 体式的完美性和风格的独特性即是其成功的体现。
郭沫若文学研究在2003年明显改观。研究成果的数量增多，质量更有提高。伍世昭的 论文(注：《文学评论》第2期。)考察了郭沫若早期提出的“灵感论”、“内在韵律说 ”和“体相一如”的诗歌观与其本人创作实践的关系。郭沫若早期诗学是在他诗歌、小 说、戏剧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这三种文体的文学共通性和差异性思考建构起来的 。伍世昭、李江山的论文(注：《文艺研究》第3期。)基于“五四”时期中西两种文化 在郭沫若那里遇合激荡、消解化合的事实，他们认为如此方能逼近对象的真相：其“自 我表现”说、“无目的”论、“人格冲动”说、文学的“功利性”等诗学话语建构就建 基于中西文化的比照参证之上。吴定宇的论文(注：《郭沫若学刊》第3期。)从接受学 的角度探讨了郭沫若如何接受克罗齐的精神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与直觉主义来建构 自己哲学思想与文艺观，论述郭沫若早年坚持的自我表现论和超功利的创作论是如何凸 现克罗齐和柏格森的影响的。日本学者藤田梨那的《关于郭沫若<牧羊哀话>的背景及创 作意图之考察梗概》(注：《郭沫若学刊》第1期。)，用大量史料对小说的创作意图进 行了详细的考证。
对曹禺从误读到误解，应是梁巧那论文的独特发现(注：《文学评论》第4期。)。从理 论与创作的互动关系入手，以曹禺为例说明泛意识形态化的文学批评如何造成人们对作 品的误读。而误读又怎样影响并制约了作家最富有原创性的创造。曹禺戏剧到40年代以 后很快衰退的原因，在这里也得到了部分回答。陈思和的《雷雨》细读(注：《南方论 坛》第5期。)，重新肯定了《雷雨》的经典意义。特别是对作品中那些“说不清楚”的 地方和周朴园形象的分析很有见地。
胡风研究一年比一年热：从1998年到2003年，胡风研究的论文数量逐年递增。可喜的 是，这一年除严家炎、黄曼君、吴福辉等老专家外，更有一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锐(如 周燕芬、张光芒、文贵良、孙晓忠等)从不同侧面深化了胡风研究。2003年胡风研究最 重要的收获当属王丽丽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出版。这是一部很有分量的著作。该书以“胡风事件”为研究重点，内容多属于当 代文学的研究。由于作者有很好的理论素养和学术训练，所以书中并非重点探究的“胡 风研究的学术史和方法论说明”和“胡风文艺思想的原生状态”等问题，在清理前人的 研究，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理论阐释胡风对文艺与意识形态、文艺与政治以及胡风与中国 传统认识论和世界观的固有联系等方面，对现代文学史上的胡风研究将带来不小的启迪 和提升。
研究者们对萧红的重视近年来也呈上升趋势。2003年又有一些成果拓展了萧红研究的 空间。摩罗对《生死场》的分析别具一格(注：《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他认为， 萧红独具的悲情气质，开拓了读者的审美视野，启迪了读者的生命体验，并且一定程度 地弥补了现代文学的浮躁与浅薄。徐妍的论文(注：《丛刊》第4期。)开启了一个以往 被人们忽略的空间——女儿性。这里有萧红无数影像的共有原型：以记忆为生的永远的 女儿；有能融入鲁迅又保留自己的“从低处向上看”的苦难认知；有“非自主性记忆的 自主性叙述”方式；有“印象性与意向性相结合”的类型语；当然也有来自女儿性的天 才的局限性。
朱庆华《论传播学意义下的赵树理小说》(注：《文学评论》第2期。)的价值主要在方 法的启示：赵树理小说成功传播的经验“得益于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亲密友善关系， 得益于传播者对传播内容的敏锐把握、准确编码及适时传送”。这对于赵树理研究和直 面市场经济的当下文坛提供了借鉴。阎浩岗的《重新认识叶绍钧小说的文学史地位》( 注：《文学评论》第4期。)给我们的提示也是方法：对常识的警惕可能是重新认识研究 对象的钥匙。其实，不只是对于叶绍钧的评价，现代文学的很多研究成果更多地通过现 代文学史教育已经成为学人的“常识”。对所谓“常识”保持一种怀疑的警惕应该是我 们深化研究的有效途径。
2003年最值得重视的作家研究成果是王富仁在《丛刊》和《文艺争鸣》上发表的端木 蕻良研究系列论文。我们并不想阐发这些成果的学术价值，只想强调王富仁在论文中展 示的对于学术的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研究对象的长时间专注；一是对 研究对象设身处地的理解、尊重和交流。只有在对研究对象的长期专注中，才可能看得 全面、透彻和深刻。王富仁进入对象的方式是心与心的真诚交流，而不是把研究对象只 看成一个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对象。王富仁说“文学艺术不是哄人的，而是实现人际间的 感情和情绪交流的。它在何种程度上表达了自己内在的真实的生活感受和人生感受，直 接标志着他的文学成就的大小。文学无标准，一个作家内在的心灵感受与他的作品的关 系就是衡量他的作品成败得失的惟一标准。”
几个有关的数据
(一)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
如前所述，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数量占了2003年整个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半，但我们的 评述却没有等量齐观。主要原因是数量虽多，但高质量的成果却很少。有些问题值得我 们思考：1.是不是有很多研究者认为，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论文写作是最容易的?以为 这种论文材料好找，只要读读作品了解一下背景就能得到自己的感受或观点，而对那些 需要更多史料和文献，需要考证与辨析的题目，就不愿去找麻烦，或者也可能不具备找 到材料的条件。2.是不是我们对作家作品研究资源的估计过于乐观?我们一直在努力发 掘那些被过去的研究所忽略、所“遮蔽”的作家作品，而实际上，以2003年的研究论文 为例，虽然作家作品研究涉及到的作家达到118人，但大家所集中关注的也始终是那几 个多年来被反复提及的作家。这是不是表明，现代文学研究对所谓“历史空白”的想象 过于乐观?
如果说这些疑问都还只能算做一种疑问，那么下面的数据就可以说明现代文学研究的 “丰硕”成果是靠什么组成的。我们在中国期刊网上搜索“庐隐”，所得2003年有关庐 隐研究的论文题目如下：《“妄想”的颠覆——试论庐隐的女性意识自觉与局限》、《 冰心与庐隐笔下女性情谊之差异》、《论庐隐小说中典型意象的文化意蕴》、《庐隐创 作中的女性话语》、《女性历史的解构与重建——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权探索兼论丁玲 的特殊贡献》、《被遗忘的海滨故人——庐隐》、《女性感伤抒情的独语——简论庐隐 “五四”退潮后的小说创作》、《零落孤雁的悲歌——简论庐隐创作》、《悲哀的叹美 ——庐隐小说审美品格探源》、《庐隐小说中的知识女性形象探析》、《悲哀：庐隐及 其艺术的情感特征》。仅从题目看，在12篇文章中有7篇从女性视角切入论题，其中还 有一篇重复发表。
按同样的方法搜索2002年有关庐隐的文章，数量和题目与2003年几乎相同：《女性历 史的解构与重建——论中国现代女作家的女权探索》、《觉醒与困惑：试论庐隐的女性 题材作品》、《庐隐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及其超越》、《20世纪中国女性都市小说回瞻 》、《一代觉醒女性的心灵史——庐隐小说文本深层解读》、《浅论庐隐作品的个性意 识》、《现代女性的艰难历程——浅析“五四”时期女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庐隐散 文风格论》、《忧伤荆棘路——庐隐小说散论》……其中也有7篇是从女性角度切入论 题。
从上面的两组材料可以看出，两年来关于庐隐的研究只停留在女性视角和作品的感伤 艺术风格这两个方面，尽管在写法上和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关注的焦点和解决的问题甚 至是相近或相同的，比如2003年的《悲哀的叹美——庐隐小说审美品格探源》、《悲哀 ：庐隐及其艺术的情感特征》和2002年的《庐隐小说创作的悲剧意识及其超越》、《忧 伤荆棘路——庐隐小说散论》等。尽管学术研究中的重复研究不可避免，但上面的材料 表明，至少这两年中关于庐隐研究的成果并没有更多更新的进展。
(二)作者情况和一稿多投
我们统计了一下1332篇主要论文的作者情况。从年龄情况看：
年龄段
20—30岁 30—40岁 40—50岁 50岁以上
人数
125 283210 129
身份情况：因为研究者身份交叉情况复杂，还有很多研究者身份因没有注明而不能确 认，所以统计无法做到更为精确和细致，但从中仍然可以把握研究者的整体情况。能够 统计出的数字是：硕士106人，博士126人，副教授173人，教授222人，研究员44人，其 他(助教、讲师、编审和未注明者)426人，此外还有外籍研究者9人(日本5人、韩国2人 、英国1人、美国1人)。研究者身份涉及范围较广：从本科生到博士后，从助教到教授 ，从国内到国外都有。综合起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的主体是30—50岁之间的高校 师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一门关在高校门里的学问，它主要依附高等学校教 育而生存。
我们也在1332篇论文中，至少发现了15位作者一稿多投。这15篇重复发表的文章，不 仅内容完全相同，甚至连题目也完全相同或者稍有区别。应该指出的是，这个数字并没 有包括那些内容相同但完全改动了题目的论文。但是引起我们担忧的并不仅仅是这个数 字，而是这些文章作者的身份。15篇文章中有11篇的作者是博士和硕士，另有4位是讲 师、副教授和教授。他们中有13位是40岁以下的青年学者，有两位还不满30岁。这足以 表明年轻学者对于学术的态度。
(三)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数量
我们统计了全部1332篇文章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的数量(绝大多数刊物只有注释或只有参 考文献，只有极少数刊物的论文注释和参考文献都具备，因此我们把两者分开统计)：
注释数量情况：
数段5个以下
5(含)—10 10(含)—20 20(含)—40 40以上
篇数 247
67 91 58 26
我们发现，大多数文章的注释不超过20个，其中以5个以下的居多；超过20条注释的文 章只有84篇，仅占文章总数的6.3%。值得注意的是，注释最多的为91条；而在超过40条 注释的文章中，多数文章作者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师生。
参考文献数量情况：
数段 5个以下
5(含)—10
10(含)—20 20(含)—40 40以上
篇数 278259 215 71 8
参考文献不足5个的文章数量仍然最多，大多数文章的参考文献低于20个；超过20个参 考文献的文章只有79篇，仅占文章总数的5.9%；参考文献数量最多为82个。
还有一部分文章既没有任何注释，也没有任何参考文献。虽然一篇学术论文的注释和 参考文献数量并不是其价值的唯一标志，有时也不是主要标志，但它却是这篇论文选题 价值和论述的科学性、客观性的直接体现，可以最直观地反映出论文的学术价值和学术 意义。显然，2003年现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非常令人失望，它所显现的只能是现代文学 研究价值和意义的贫弱。也许有人会认为，以上这些数据反映的信息无足轻重，但是， 正是这种不以为然的态度反映着现代文学研究令人担忧的现状：缺乏明确的学术意识， 缺乏必要的学术规范，导致学术论文数量与质量的失衡。
李春艳在《重写文学史与学术规范》(注：《四川教育学院学报》第9期。)一文中指出 ：“规范也就是标准、法式，是从事某一职业时应遵守的一些行为准则，是由本行业从 业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自然形成的。学术规范包括学术评价规范、学术管理规范和 学术研究规范，至少涉及三个层面：技术层面、道德层面、精神层面。”技术层面实际 上是学术研究的最基本要求，但我们却恰恰轻视了这最基本的部分。
学术研究需要有技术规范。日常生活中的交谈可以很灵活，但如果要写作正式的文章 ，语言和文字表达就必须符合语法规范。学术研究也一样。如果是写“读后感”，你可 以尽可能以各种方式抒发自己的主观感受，表达自己的认识，但真正的学术论文却必须 符合一定的技术要求和研究规范，才能得到认可。你必须找到更多的资料来证明你说的 话别人没说过，或者引用更多人的话来证明某种观点有很多人已经考虑并确认过，你必 须用足够数量的证据证明你的观点有足够的科学性和说服力，而寻找资料、提供证据的 可靠程度就取决于一个大家公认的技术标准，它甚至可以量化，比如引用、注释和参考 文献的数量。
在现在这样一个多元并存、众声喧哗的时代，在所谓“后现代”的“解构”狂欢的时 代，强调学术研究的技术规范尤其显得紧要。我们在不断地“解构”中体会着拆解带来 的自我确认的快乐。但是，我们在解构了“二元”之后，到底还需不需要“二元”?我 们在解构了“政治”之后，“政治”就不再存在?解构同时也意味着建构，而且建构才 是目的。规范就是建构的第一步，技术规范更是第一步的第一步。现代文学研究正处在 一个重新建构的方向上，急需通过规范的建立确定自己的位置。
而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者采用的实际上是一种“读后感”式的 论文写作方式，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写作。这与我们一味地鼓励追求观点的新颖 和观念的创新却忽略学术规范的建立有关。“读后感”式的写作让文学研究中的技术受 到鄙视，却让做学问变得容易起来。因为对于读后感来说，领悟、灵感和激情似乎比实 证更重要，不需要更多的史料收集，不需要更多的论据支持，只要我们一拍脑袋就会激 发出某个看似极具个性的观点或者看似新颖的思想，论文也就应声而成了。于是，我们 常常在那些用“新颖的观点”造就的繁荣景象中迷失，而学术规范也就在这所谓的研究 中默不作声。但是，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当我们把论文写作视作是一种轻而易举的 事情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失去了对自己劳动应有的尊重和崇尚。而当我们不再尊重自己 的劳动的时候，学术研究还有什么值得认真对待的理由?
为什么我们的论文会有那么多重复选题?为什么我们的论文竟然可以没有注释和参考文 献?就是因为我们确定论题的时候，不去或根本不想去寻找前人的成果；就是因为我们 在自以为创新的时候，不去考虑自己是否只是在重复别人说过的话，或者仅仅换了个说 法，再或者是知道自己的想法出自何处，却并不想注明；就是因为我们在做一个引人注 目的结论时，以为只要在一两个相关的史料上通过想象和推测就足以作为凭据。尽管大 家都在说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真正做到的却并不多见，现代文学研究尤其如此 。我们需要对多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规范进行反思和重建，特别是要首先把技术规 范建立并强化起来。只有先把技术操作层面的问题解决好，学术道德和精神层面的问题 才可能相应得到解决，现代文学研究才可能取得更多更有价值的成果。
注释：
(21)《丛刊》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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