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文学：反思与重建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片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说与论文,三秦论文,文化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透视文学世界的人文景观，自会领略到许多我们过去视而不见或格外小觑的东西。我们曾经极其迷恋洋玩意，将舶来物视为稀世的珍奇，这促使我们生成一种开放的眼光，这于我们有益。但与此同时，却有一束愈来愈耀眼的光折射回来，照亮了我们栖身的本土家园。
原来，向异域撷取的文化果实并非就是一切，甚至会像南橘北枳那样，因水土之异而恶变；固有的本土文化也能化育出富有营养的果实，地方特产往往拥有更大的市场；尤其是以本土文化为主导与外来文化融合生成的“新型本土文化”常能结出更其丰硕的文化果实。
由此我们开始更为自觉地审视自我及身处其中的地域文化，发现自我个性与地域文化“个性”居然有那样千丝万缕的关系；发现文学的复杂构成中，地域文化也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发现在文学创作及批评鉴赏活动中，地域文化也在或显或隐地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这里的三篇文章，角度不同，论析有异，但都紧扣文学与地域文化这一话题，有感而发，充盈着重建文学世界的热情。经由重新思考或反思而导引出的这种热情，也是重建我们精神家园的热情——那里不仅有炊烟袅袅、芳草青青、溪流潺潺，更有我们自己的父老乡亲和民俗风情！
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片论
秦地是文化与小说的厚土，这当是不争的事实。在历史上，三秦大地的水土似乎格外丰足，对秦人也格外地厚爱，致使三秦文化拥有着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昔日辉煌，并牢固地将周秦汉唐的文化旗帜插在古老的城头，迎着八面来风，使古今史外的人们领略到它的雄奇和凝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三秦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版图上，占有着“中国”之“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中华文明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发祥地。然而沧桑之感的郁积，也使人们领略到：与雄奇的风采和韵致同在的，还有荒诞的骚动；与凝重的思绪和情调同在的，也有沉滞的压抑。
三秦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对秦地文学，特别是小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作为地域文化形态的三秦文化，在此充任着人和地、一方水土和一方故事的联系中介，以其化育作家之“文心”的方式，将人和地、水土和故事所特具的秦风秦韵，收摄于小说的表现世界，从而使秦地小说从总体上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征：土气、大气和刚气——土得掉渣、大得雄奇、刚得凝重，但却无不美得撩人，嫽得很！尽管它也有缺欠和遗憾。
如果从纵向视角来看三秦文化与秦地小说的历史变迁和历史关系，就会发现文化与小说所经历的曲折进程恰似那九曲回肠的黄河，令人感慨不已。驻足于二十世纪末的我们，透过历史的烟云，依稀可以看到蓝田猿人的曙光，半坡先民的脚印，轩猿黄帝的伟绩，以及由西周青铜文化，始皇陵兵马俑，汉唐丝绸之路，法门寺地宫珍宝等等交织而成的文化网络。在秦地，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有一段神奇的传说或故事。从小说史的角度看取秦地的神话传说和汉唐之神仙传与传奇小说，则可以发现深植于秦人生命追求中的创业意识、造反意识和享受（或浪漫或世俗）意识都非常强烈，并凝聚成历史文化的情结对秦地小说产生了深微而又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二十世纪的秦地小说世界中，仍有着相当鲜明的体现，并被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使秦风吹拂下的神话传奇得以在置换或新的组合中重生。
展望秦地二十世纪文学，有三大文学现象最为引人注目，一是“延安文学”，二是“白杨树派”，三是“陕军文学”。这三种文学现象在历史时空中都各自形成独立的一环，但又环环相扣，既显示了三环相接续的历史特征，又昭示了文学自身的发展变化。
延安文学之前的秦地新小说，尚可称道的也许首先应推郑伯奇的作品。但郑氏作为游子，其小说的“秦味”明显寡于“洋味”，这似乎也影响到了他的艺术成就。直到延安文学崛起，秦地才拥有了出类拔萃、独领风骚的小说，这就是从根据地迅速成长起来的“解放小说”。从一定意义上说，伴随着“革命”在黄土高坡上的迅猛成长，延安文学（包括解放小说）也在逐渐“长大”。应该看到，根据地的解放小说，与上海或大后方的左翼小说虽有某种逻辑上的关系，但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这种差异从丁玲到延安前后的创作中即可看出。表面上看，延安文学多是由外地人创造的“移民文学”，实质上却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理想文化（如马克思主义）与地域文化（如延安农民文化）深度融合的结果。根据地的解放小说，就正是植根于边区根据地厚积的民间文化土壤和骤集的革命文化热土之中而“长大”的文学果实。对作家（如丁玲、欧阳山、柳青等等）而言，特定的人文环境和接受对象亦即地域文化氛围，不可能不对其创作心理产生深刻的影响。总之，当革命及其文学从黄土地上崛起或“长大”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能忽视那片古老的黄土地，忽视这里潜蕴的革命和文学的种子以及来自地母（民众文化及生活）能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延安文艺是“中华民族黄河文化精神的一次现代张扬”，延安及周边地域文化确曾对延安文艺的发生发展，产生的重要的影响作用（参见《延安文艺概论》第29页）。而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延安文学则是从圣地延安生成并传播开去的一大文学流派。这是一个带有母本性质的流派，其对当时其它解放区文学和解放后的中国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当然，所有大大小小的文学流派都有其局限性，影响也并不单纯，在这方面延安文学也不例外。受孕于延安根据地土壤的解放小说，则尤其有代表性，其所建构的革命化、歌颂化和大众化有机融合的创作范式，对秦地小说家也尤其具有久远的影响。
这种影响的一个鲜明标志，即体现秦地实际存在的小说流派的创作上。如众所知，中国20世纪小说史上有不少已被学界承认的小说流派，但遗憾的是却多少忽视了秦地小说世界的流派现象。这种流派现象类似于“山药蛋派”和“荷花淀派”，大抵都是作为文学（艺）流派的延安文学（文艺）深刻影响下的子流派、次级流派。这里尝试将之命名为“白杨树派”。它孕育于延安文学（艺）运动，初成于20世纪中期，深植于坡沟山峁塬畔，早时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为代表，晚近则有路遥、陈忠实、京夫、邹志安、李天芳、赵熙、高建群、贾平凹（前期）、蒋金彦、文兰等等的承继和发展，并构成了具有相对稳定性和开放性的流派“方阵”。这个小说流派的命名，显然与茅公著名散文《白杨礼赞》有关。简言之，所谓“白杨树派”，是从秦地小说的创作实际出发，主要参照茅公《白杨礼赞》及其它有关诗文所提示的精神特征和审美特征以及评论界已有的相关成果，而郑重命名的一个小说流派，这个小说流派基于三秦文化传统本色和革命文化的交融，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流派特征，即像生长于大西北的白杨树那样，具有逼人的刚气、豪气和土气，既淳厚、质朴、正直、刚劲、端肃、雄逸、峭拔、顽韧，又保守、忍苦、克己、无奈，孤寂且复苍凉，困窘且复麻木。“白杨树派”的老一辈作家多从肯定层面着眼，倾力揄扬“白杨”精神，而新一代作家则注意全息把握，倾力状写“白杨”的复杂，且较多透入了否定层面，加强了反思色彩。但从整体性或主导方面来看，“白杨树”的那种攒劲向上，不畏风寒沙尘暴雨，竭力与恶劣的生态环境抗争，从而努力追求在黄土地上自由、幸福而又诗意地“生存”的精神，对秦地小说影响极其深巨，并对其美学风貌产生了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苍凉、悲怆总掩不住奋发和荣光，刚韧雄壮的力之美透现出独具风采的西北风情和拥抱崇高的审美基调，形成了“白杨树派”的独特的平凡而又壮伟、普通而又奇崛的文学流派风格和相应的地域文化色彩。
历史上的“白杨树派”并非昙花一现，但确曾跌落深沟大壑，气息奄奄，直到新时期到来，才逐渐复苏和发展。这从新时期“陕军”的阵伍及其创作中即可看出。然而“陕军”又有其庞杂的包容性，并非仅承“白杨树派”之一脉。这从贾平凹的转换、杨争光的怪诞以及陕军都市小说和通俗小说的躁动中，便不难看出。从一定意义上说，“陕军”小说之于“白杨树派”，既是一种映现与拓展，又是一种遮蔽和消解，二者之间的确存在着相当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如果我们从横向视角来看取三秦文化与秦地小说的内在联系，便会领略到秦地小说具有的秦风秦韵及相应的文化风貌。由历史沿革至今，所谓“三秦”习惯上将秦地分为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地三个板块，地理风貌及人文历史的积淀使“三秦”的文化和文学均呈现出复调结构。陕北高原属草原文化过渡地带，人种与文化均呈现出多民族融合的特征，民勤稼穑，俗尚鬼神，民性粗豪，昂扬悠长的信天游、狂跳猛擂的腰鼓、娱神娱己的秧歌等等，是这一地区民间艺术的代表，其内蕴的生命文化精神对陕北作家很有影响；关中平原属麦粟文化地带，是组成历史悠久、光辉灿烂的黄河中游文化的重要部分，其文化积淀的深厚，对关中作家的影响非常深刻；陕南山地属稻作文化过渡地带，具有较为鲜明的长江文化的特点，奇崖清流，山青水秀，颇具南国风味，连山歌也忽起忽落，悠扬委婉。早在1984年，贾平凹就从人文地理的角度来看取秦地作家，认定由此“势必产生了以路遥为代表的陕北作家特色，以陈忠实为代表的关中作家特色，以王蓬为代表的陕南作家特色。这三位作家之所以其特色显著于文坛，这种地理文赋需要深入研究。”（《平凹文论集》第134页）诚然如此，从人文地理的差异看，秦地的南北走向及文化（包括文学）构成，均呈现为三大板块组合的特点及相应的复调特征。然而三秦文化渗透影响下的三秦文学，在三分天下的同时也存在共通之处，譬如在面对20世纪秦地文化所涵容的民间文化、古典文化和现代文化时，秦地作家的选择大抵也是趋于复合性的，特别是在那些文化意蕴丰厚的中长篇小说里，作家们的文化复合性选择，常常体现为对一些不同文化范畴的“兼容”，同时又常常出现契合地域文化特征的程度不同的“侧重”。
当秦地作家面对乡与城、男与女、古与今以及土与洋对偶性文化范畴时，便会出现上述的“兼容”而又有所“侧重”的情形。先看乡与城。秦地小说绝大多数写的是农村，属于乡土小说，本土农民文化在作品中占有突出位置，这种取材及意蕴上的侧重是显而易见的，仅从秦地小说中厚积的民俗文化及内蕴的民间原型便可看出，这也是秦地小说地域色彩或乡土气息的主要来源。柳青的《创业史》、贾平凹的《商州》系统、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名作，莫不如此。但同时也有些作品涉写了城市生活，对城市文化（无论其兴与废、正与负、荣与衰）亦有积极的吸收和表现，体现出了秦地作家文化心理的调整，并使秦地小说的文化品格带上了城乡交叉的特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人生》，贾平凹的《废都》、《白夜》，京夫的《八里情仇》，文兰的《丝路摇滚》等等，虽各有侧重，但内在地把握城乡文化的碰撞、冲突及融汇的“交叉”性质，则构成了秦地作家心意相通，表叙有别的一个重要方面。
次看男与女。从秦地男与女投映于小说中的身影与心魂，人们不仅可以看到两大人物谱系——汉子系列和婆姨系列，而且可以看出飞扬跋扈的男性文化和委屈忍从的女性文化以及审美意义上的阳刚之气和阴柔之气；不仅可以体察到秦地男女性际关系的异乎寻常的沉重和苦涩，而且可以体察到秦地男女性际关系的风情万种、浪漫热烈，亦可体察到秦地性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的丰富内涵。在人生舞台上，秦人在三大主题的戏曲中显得相当突出，扮演得有声有色，均有浓厚的秦风秦味。这三大主题就是：造反——在革命或战争中尤能见出其反抗性；创业——在发家致富及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创业中显示其人生的主旋律；爱情——在纯情、变态抑或奔放、压抑的性际生活中透现人性的底蕴甚至是民族的秘史。这三大主题往往相互交织而又各有侧重地映现于秦地小说之中，其主人公大抵都是秦地的男男女女。从一对对（那个）毛眼眼望哥哥的纯情妹子，到憨厚痴情而又热烈雄壮的西北汉子，那生生死死的爱恋与纠葛，使秦地小说充盈着三秦儿女的动人故事。即使在被有的人目为卷起“性狂潮”的“陕军东征”小说中，也多在性际关系的复杂形态的描写中，寄寓了作家深切的人生感受和严肃的艺术思考。
再看古与今。秦地文化的复合性，也体现在20世纪的三秦文化仍留有往昔的古色古香，尽管同时也留下了固执迂腐的历史积垢。从古老的人文地理景观，到积久成习的生活方式，是秦地小说家热衷于描写的对象，那种多少有些“展览”乃至“炫耀”意味的描写（如文兰的《丝路摇滚》就很典型），透现出相当复杂的文化心态。即使涉写偏远村镇，也往往交织着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如高建群的《六六镇》。）秦地小说中的现代生活景观每每深蕴着古老的文化之魂。譬如，“自古秦中帝王都”，帝王文化及其制约和关联的经典文化、贵族文化、文人文化，以及文化流派意义上的法家文化、儒道文化等等，都仍对20世纪秦地小说有着深微的影响。秦地小说的理性特色、史诗意识、雄奇风格、神秘色彩等等，在柳青、杜鹏程、路遥、贾平凹、高建群、京夫、杨争光、赵熙、蒋金彦等等秦地之子的小说中，便各有侧重不一、特色分殊的体现，作家个性无不成功地和地域文化融通契合、相得亦彰。
复看土与洋。人们对秦地小说的土味远浓于洋味的感觉，往往是非常强烈的。这恰恰表明秦地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本土文化的滋养。贾平凹将商州家乡视为自己心灵的根据地，这种身虽离开桑梓地，心仍萦系根据地的农裔城籍、乡本市末的“作家现象”，在秦地小说家中的确非常普遍。然而三秦文化在历史上是具有拿来主义传统的，鲁迅盛赞的汉唐气魄，就体现为基于开放和兼容而来的雍容大度、从容不迫。这种吸纳外来文化并加以融合运用的三秦文化传统，对每一位秦地作家来说都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贾平凹不仅以生长于多元文化（秦楚、中原文化等）交织的商州为幸运，而且以多餐古今中外的百家饭为光荣。这大抵可以说正是汉唐气魄的当代显现。然而正如汉唐的没落一样，秦地那种开放和大度有时也会失去，使潜抑的封闭与偏狭上升为显在的文化形态，这无疑也是秦地小说土味远浓于洋味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长期处于“失落”状态的独特文化心理。在“五四”时期则不易冲破封闭和偏狭的精神障碍，使秦地文学（尤其是小说）跟上新文学运动的步伐；在新时期也相对显得拘谨，逼促，既对现代文明每每感到困惑和犹疑，又往往依恋往昔，魂系山野，对社区本土文化产生强烈的认同感。由此从秦地小说中读出浓浓的土味或新保守主义的意味，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可是无论土、洋，还是保守、开放，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或判断，都会导致对秦地小说内在价值的误解。
秦地小说在20世纪的时空中绝非一团过眼云烟，其与地域文化或秦文化及相关边缘文化的关系极为复杂纷纭，要展开论述远非这篇小文所能胜任。这里仅从一二视角略作窥视且纲要性地谈点观感，不妥之处，尚祈指正。
谈文学鉴赏中的地域文化因素
地域文化因素是影响文学鉴赏的外部诸因素之一。这种影响大体通过三个相关的方面反映出来：一是通过作为鉴赏对象的作品，二是通过作为鉴赏主体的读者，三是通过具体的鉴赏环境。作品、读者、环境，这是任何一个具体的鉴赏过程得以进行的必备条件，缺一不可。但在不同的鉴赏过程中，来自这三个不同方面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具体差异，可能是相当大的；即使处于同一个鉴赏过程之中，这三个方面所携带的或展现的地域文化因素也不可能完全一样。随着鉴赏过程的推移，这些来自三个方面的地域文化因素的信息，在以读者为中心、为主导的情况下，相互交流、渗透、震荡、会合，最终，以读者获得特殊的审美满足而使相关的鉴赏过程走向完成。
文学作品携带的地域文化信息
地域文化因素之所以会影响文学鉴赏活动，首先是由于作为鉴赏对象的文学作品所携带的或强或弱的地域文化信息。这方面的信息越强，则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也就越浓郁，越鲜明，而它对鉴赏过程的影响也就越大。
由作品带进鉴赏过程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是作为一种可供鉴赏的内容、特色，乃至风格，而发挥作用的。它的被觉察，被辩识，被把握，是在读者的具体鉴赏实践中实现的。然而，多数读者对此都不十分自觉。倒是少数文学研究家，批评家，因为具有行家的眼光，具有远较一般读者敏锐得多的文化分辨力和艺术洞察力，往往能够较快、较准确地捕捉到这方面的信息，并给以条分缕析的说明。他们也是读者，但属于层次较高的一类。他们的判断往往会影响广大的读者群，甚至影响久远。比如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曾说过“徐干时有齐气”的话。“齐气”，概括的是一种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李善注解说：“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干亦有斯累。”尽管此后在“齐气”的释义以及到底是“齐”还是“逸”的辨字上，很有一些争议与分岐，但多数论者还是接受了曹丕的概括和李善的注解。
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或地域文化风格，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描写对象；一是来自作家。从描写对象来说，包括特殊地域的环境、人物、风俗、方言、文化传统等。比如环境，在美学家泰纳那里是被当作与种族、时代并列的文学三要素之一来看待的。他认为环绕人的自然环境，乃至气候，都会对人产生影响。
地域文化因素作为人物活动的外部环境进入作品，大体包括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两部分。在小说中，它们主要起一种情调、氛围的烘托作用，让鉴赏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以增强逼真、似真的审美效应。比如在鲁迅的小说里，《药》的开头华老拴出场时对于秋天的后半夜的描写，夏母上坟时对于柳树和乌鸦的描写，《故乡》中对于海滨月圆之夜、沙滩、瓜田的描写，《风波》起手对于夏日黄昏临河土场上的乌桕树和花脚蚊子的描写等，都属于自然景观，而《孔乙已》中对于包括咸亨酒店在内的鲁镇酒店格局的描写，《阿Q正传》里对于土谷祠的描写，《社戏》里对于水乡人坐在船上看戏的情景的描写等，又都属于人文景观。在鲁迅笔下，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都具有很强的地域特色，因而能够把鉴赏者很容易地带进绍兴一带城镇、乡村的文化氛围中去。
从鉴赏的角度看，地域文化特色的传达，环境描写与烘托固然不可或缺，但它在作品中毕竟是较为外在的东西，而真正处于核心位置的是人物，在抒情性作品中则是抒情主人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的祖先常爱讲“钟灵毓秀”，这里的“钟”和“毓”都作聚集、聚拢讲，一方土地的山川灵秀之气丛聚于人，逐渐形成这一地域人群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性格。如“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等。至于元好问说“关中风土完厚，民质直而尚义”，则更是直接以地域特点论定三秦故地的民风民气和性格特点的。文学作品只要写好了带有地域文化特征的人物性格，其他的地域文化因素如方言、风俗，乃至生活方式、想事方式、情感方式等等，都能够带起来。
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一部地域文化色彩很浓的名著，作者对于他笔下的那些顿涅茨草原上的自然风物固然写得非常传神，使鉴赏者常常能够产生一种恍如置身其间的幻觉：冬日肆虐的暴风雪，春来冰泮雪融的春潮、泛浆的路面、耕地上蒸腾的水气，夏日暴风雨将至时，你甚至不难嗅出青草味和土腥味夹杂着的那种特殊气息。然而，最重要的却是肖洛霍夫写活了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以麦列霍夫家族为主的那些顿河哥萨克的特殊命运和性格。这类人物，即使在俄国，也属相当特殊的群体。由于作家微妙微肖地写出了以数十计的人物的文化心理、肖像、动作，以及从这些生动逼真的心理、肖像、动作中所传达出的深厚的地域文化传统，还有他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风俗习惯等，所以顿河草原浓郁的自然特色和人文特色，也就几乎可以触摸得到。作家写得细致，读者看得投入，以致多年以后，闭上眼睛，不少人物和场景仍能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这种情况当然不独《静静的顿河》才有，许多地域文化特点较浓的名作，在鉴赏者那里都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作家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
然而，进入读者鉴赏视野的文学作品，毕竟都是由作家创造出来的，因此体现于其中的地域文化特色，无论是环境，还是人物以及其他因素，都无不是经过作家体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没有作家前创作的经验和通过创作在心灵中完成对这些经验的审美转化与升华，作品就不可能携带任何有关地域文化的信息供读者去欣赏。因此，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地域文化知识积累，以及他对不同地域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敏锐感受力等，就成为最最关键的了。
作家本人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首先来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长地，来自他的故乡、故园。那里的自然风物，乡俗人情，历史遗迹、文化传统等，从他刚刚能够理解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便感染他，薰陶他，日积月累，遂形成他最初的，也是基本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这种心理素质表现为乡土依恋，表现为悠悠的乡情、乡思，它甚至可以伴人终生。柳宗元的“海上尖峰若剑芒，秋来处处割人肠。若为化作身千亿，遍上峰头望故乡。”传达的就是这种意绪。人们非常熟悉的李白的《静夜思》，更是如此。在现代小说创作中，鲁迅的《故乡》则对此表现得尤其深致感人。这可以称之为故乡情结，或乡土情结。它构成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核心与基础。
正因为如此，大凡地域文化特色写得深致感人的作家，很少不是写故乡或从写故乡起步的。《楚辞》的地域文化色彩是很浓很浓的，至今仍是学者们研究楚文化的重要资料，屈赋中那种生死不渝的执著与纠缠，那种烈火样燃烧着向读者奔扑而来的情思，固然与诗人追求“美政”的理想，追求人格的完美有关，但无论是早年《桔颂》里“深固难徙，更一志兮”的坚定，还是后来《离骚》里“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的难割难舍，都有诗人更深挚的乡土之思、之恋、之爱在。屈原终其一生都在为他的故园、故国而歌。这一点对后世影响很大。
以现代作家而论，鲁迅自不必说，他的许多重要作品都是取材于故乡的，其地域文化特色因乡土情结的作用而给鉴赏者留下极深的印象。鲁迅非常肯定的肖红和肖军，他们的名作《呼兰河传》和《八月的乡村》，其东北黑土地的文化特征是相当鲜明的，它们均取材于作者的故乡。此外，如老舍的写北京，沈从文的写湘西，沙汀的写四川等，都是在写着自己的故园，写着他们非常熟悉的那里的人和事。而在当代作家中，孙犁的写白洋淀、写冀中，赵树理的写晋中，陆文夫、范小青的写苏州，刘绍棠的写北运河，莫言、张炜、尤凤伟的写胶东，周大新的写豫西南等，在地域文化特色的表现上，也都各有招数，各见特色。他们都因为写了自己的故乡而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以其笔下色调不同的地域文化风采而见重于当代广大的读者。
陕西作家地域文化心理的细微差异
从全国地缘文化的分野来看，许多陕西当代作家的作品都具有秦文化的风貌，按其地域特色都可以划归大的秦文化圈。但细加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细微的差异。柳青的故乡在陕北，他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写的也是这里的生活，虽然未必着意于要表现乡土特色，但因其比较严格的现实主义写作态度，故作品的地域文化信息还是不难被鉴赏者捕捉到的。到了写《创业史》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基地建立在长安县的皇甫村。虽说此地仍在陕西，并没有出大的秦文化圈，但却属三秦故地的中心，与接近塞上的陕北相去颇远了。《创业史》升华了他在关中农村多年深入生活的体验，从外部环境的描绘，到人物内在性格的把握，到相关的社会风习的反映，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关中地域文化的风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部作品的语言，除仍保留了柳青原来的部分风格特色处，又大量地提炼并吸收了长安一带的地方方言，最终形成了柳青自己的以厚重为特点的文学语言系统。这种语言对后来的路遥和陈忠实都有颇大的影响。所不同者在于，路遥更多地向陕北方言倾斜，而陈忠实则更多地向关中方言倾斜。
陈忠实是关中人，他的颇得好评的《白鹿原》在探索地域文化传统的表现上，无论与柳青比，还是与路遥比，都要自觉得多，甚至不妨说，这是他在这部作品中的一项重要的美学追求。白鹿原，又称霸陵原，雄踞于关中腹部，横亘于灞水与终南山之间，原体高平而谷岸耸立，显得浑厚而见气势，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但在陈忠实的笔下，它并非单纯的自然物象，而更多是一种文化的和历史的象征。陈忠实像他所描写的那些人物一样，世世代代生于斯，长于斯。当他把自己半个世纪的人生体验对象化到白鹿原的巨大象征之中的时候，他也同时带进了一块土地的爱，带进了悠悠的乡心和乡情。他的语言比柳青更见三秦腹地地域文化的神髓与气韵，而整部作品也更多些历史的蕴积，独特的思索。特别是那位朱先生，通晓关学，道德学问俱佳，立身行事多古风，过世之后，精魂化作白鹿，于雪后睛日的红妆素裹中，横空而过，飘然远逝。然而那形象，那气韵，却长留在鉴赏者的心里。作家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了他的地域文化理想、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有关这些理想的价值的评估，自然不妨见仁见智，比如我就认为很有一些可以商榷之处，但是朱先生之作为白鹿原及其所负载的历史文化的人格化的表现，则是确定无疑的。
贾平凹的家乡在商洛，他也是从写自己的故乡，写那里山川风物、人情世态而步入文坛，确立风格，赢得才名的。在地域文化特色上，作的作品不仅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高手们，而且也与秦地的比如路遥、陈忠实，包括老一辈的柳青、王汶石等互见差异，尽管同属大的秦文化系统。在文学史上，他应该算是第一个全面地向世人展示了商州故地之美的作家，也是那一块土地上迄今为止哺育出来的最大个的文人。商州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南、北方的结合部，交会部，战国时期是秦楚交兵之地，其东界，秦强则属秦，楚强则归楚，拉锯、易手，屡见不鲜。秦孝公时改革家卫鞅的封地就在这一带；秦楚交恶，楚师败绩，其所丢失的之商贾之地六百里，也在这一带。贾平凹作品中透出的某些南国气韵，如秀逸、柔婉、空灵等，其地缘文化上的根源，很可能与商洛故地的这种虽秦而近楚的传统地位有关。
读者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
作品中形态各异，浓淡不同的地域文化因素，都是作家把自己的体验自觉不自觉地注入的结果。读者在鉴赏活动中通过阅读接触到这些因素，进行欣赏和玩味，以实现其与作家的交流。然而，进入鉴赏过程的读者的心灵并不是一张白纸，也不是空无一物的单纯容器，故鉴赏过程决不是消极的容受，而是在相互的交流中进行选择，彼此发生影响。一方面是作家对象化在作品中的地域文化特色被辨识、被评价，另一方面读者也就同时在拓展着自己地域文化知识的视野，当然还会获得鉴赏的快感。
进入鉴赏过程的读者，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和地域文化知识积累。这种素质积累，是他理解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的出发点和参照系。读者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的形成，与作家并无大的区别，也首先是由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生活过的地方薰陶出来的。作为人，他们也有自己的乡情乡思，有对故园的依恋，有摆不脱、驱不走的故乡情结。由故土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传统而来的这种素质和情结，是每一个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对于具体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采取何种态度的根据，也是他进行比较与选择的尺度。当然，也还要看他在进入鉴赏过程之前有关地域文化知识的积累丰厚到何种程度等等。
一般来说，作家赋予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越鲜明，越动情，就越能够吸引读者。读者被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所吸引，有这样几种情况：一种情况是读者在作品中看到了与自己地域文化心理素质相近，或在某些重要点上相通的东西，这时往往会唤起他的有关记忆，可能是一山一水，一花一木，也可能是早已淡去了的某个场景，某段意绪；另一种情况是作品中与地域文化因素交融在一起的作家 的乡情，深深地感动了读者，勾起了读者不尽的乡思，这是一种乡心的共鸣，一种乡愁的慰藉，一种人情的泄导；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对于读者来说，是异质的，陌生的，然而却写得很成功，很见特色，这时吸引读者的就是作家营造出来的异域情调，使读者的猎奇心理从中得到极大的满足，有助于他的地域文化知识的积累。
不能忽视鉴赏时的外部地域环境
在具体的鉴赏活动中，读者所处的特定地域文化环境对其鉴赏的进程也有不可忽视影响，这是必须予以注意的。比如读者恰好是在远离乡关的地方，并且处于如王勃在《滕王阁序》里所说的那种“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的境况之下，阅读一部带有浓厚的家乡地域文化色彩的作品，他就会感到异常亲切，异常温馨。相反，如果这位读者不是身在异乡，没有羁旅之感，读同样的作品，那效果则会相当不同。
命运无常驻，人生无定所；对于每一个人来讲，生存的地域文化环境的变迁，是经常发生的。由于命运的播迁和生存地域的变换，人们的文化心理也会发生相应的调整，就是说会在原本形成于故土故园的文化心理素质中注进新的因素。对于作家来说，这种随迁徙而来的地域文化心理变化，自然会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庾信曾有从南朝到北朝的命运播迁和仕宦经历，其间外部地域文化环境的变动是很大的。这给他的心理与创作都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杜甫评价他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显然考虑到了庾信文章自南而北之后的变化。庾信早年身居被后人以“六朝金粉”形容的建康，出入宫禁，诗文轻纤绮艳；中经变故，滞留北朝，又作了鲜卑人的官。屈身两朝，名节有亏，心中是异常痛苦的，加上北国地域文化的薰染，遂使他的诗文风格之中很增加了些沉郁苍劲的气韵。刘思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里是从两个方面谈及庾信的：一方面说由于他和江淹“身旅北方”，在他们的影响下，“南方轻绮之文，渐为北人所崇尚”；另一方面也充分注意到了身仕北朝之后庾信诗文风格的趋于深沉，所以又说：“子山（按：庾信字子山）继作，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由曹植而上师宋玉，此又南文之一派也。”在这里，刘思培“掩抑沉怨，出以哀艳之词”的评价，主要是指庾信晚年在北方的作品，应该说是准确的。掩抑沉怨，已非南音，而哀艳之词，遗响犹存。故刘思培虽说仍把庾信晚年的作品归之于“南文”，却又别为一派，这也是不错的。
地域文化环境影响的复杂性
庾信和杜甫都是在中年以后出现了生存的地域文化环境的远距离转移。转移之前，他们各自的地域文化心理素质，均已基本定型，因而在作品中常常表现对于新的地域环境的不能完全认同，这就更加强化了他们对于故国故园的思念。他们谁也不会“错认他乡作故乡”，“错把杭州作汴州”。但如果是从小离开故乡，而且不是因为如庾信和杜甫所遭逢的那样的战乱，则情况又会大为不同。以当代小说家刘心武为例，他的故乡在四川，但很小的时候就随家人迁居北京，其地域空间转移的距离，远大于庾、杜。后来北京地域文化环境对他的薰陶，也远大于他的家乡四川，可以说他的地域文化心理的形成主要是在北京。他的小说创作，无论从题材上看，还是从人物性格的创造上看，抑或是从总体的气韵上看，都透着京味儿。如果按地域文化来进行划分，则只能把他划归当代的京派作家群，而不能划归川派作家群。对他来说，第二故乡才是真正的故乡。
笔者本系秦人，自弱冠初度之年负笈京华，屈指算来盖38年矣。称北京为第二故乡，应该说不算过分。然而至今仍有客居之感，总觉“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并且常有一抹淡淡的乡愁袭上心头；这就与刘心武在地域文化归属上的“反客为主”，“假故乡作真故乡”颇不相同。倒是很像贾平凹从商州老家来到西安，至今无法完全认同都会生活，即使化身为《废都》里的哲学家牛，做梦也往终南山里跑。笔者读刘心武的作品，觉得在地域文化的渊源上，他距老舍远比距沙汀近得多。而无论是读他的作品，还是读老舍的作品，笔者都颇为欣赏其中地道的京味儿，并常常为之击节赞赏，然而却从来没有产生过如读柳青、读陈忠实时的那种“君自故乡来”的体验。这也足以说明，地域文化环境对创作主体和鉴赏主体的影响是相当复杂的。
地域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从地域文化出发的文学研究，也是“其一尚矣”，但近几十年有断裂。自八十年中期以来，由于文化热的出现，也由于研究角度从单一的阶级斗争模式和泛政治模式下的解脱，地域文化与文学活动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研究工作也开始向这个方向拓展，并且伴以作家的比较自觉的实践。其中，由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地域文化丛书》，在这方面是一项值得注意的开拓性学术工程，目前已出专著六种，虽以撰写者功力不齐而稍见参差，但颇能开人眼界。笔者受到启发，选了鉴赏的角度，把往日一些零碎的想法稍加梳理，谈了以上的意见，不当之处，恳望专家和读者指迷。
1996.7.14.六砚斋
地域文学的文化根基
讲地域文学，我从内心是有保留的。且不说人的生物学的共同性必然导致人们去不断地追索和探求人类的普遍性，就是信息交流的日趋现代化也不可能让某一地域文学在广泛而又频繁的文化交往中不越来越多地具有人类性。然而，地域文学的存在却是事实。《隋书·文学传序》说：“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到了元代，傅若金则发展为南北异气之说：“夫南北之气异，文亦如之。南方作者婉密而不枯，其失也靡；北方简重而不浮，其失也俚。”古人喜“大较”，故常以南北分，今人爱细察，便多从省界划。诸如山西的“山药蛋”，河北的“荷花淀”，即使范围大点，也是从北方再分出一块，名之曰“西部文学”。
既然地域文学在，且又可以按省论，我就不妨重点谈谈陕西文学。称陕西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大省，我以为恰当。陕西文学有它的几大优势：深厚的汉唐文化底蕴，光辉的革命文艺传统，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独到的文学语言构成，还有一支实实在在地要把自己献身给文学的作家队伍。这些优势是以其优秀的文学作品作为标志而为世人所认同的。已有的文学成就毫无疑问将鼓舞着陕西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去发扬光大，并创造出属于他们的辉煌。只是时下我更多地感受到的，是陕西作家在承继和发展汉唐文化雄浑气象方面仍少自觉，它有可能导致我们这一地域文学丧失其应有的文化根底。
关于汉唐文化的实质，这里不必抽象地论述，还是看看几位顶天立地的作家吧：
自称“生好为文，思之至深”的苏辙，以司马迁为例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
荡，颇有奇气。”这“奇气”是以“包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胸襟为根基的。
阵子昂面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的现实，敢于挺身而出，力倡“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好文风。
杜甫，诚如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所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语本有所自。《孟子》：‘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史记·平原君传》：‘君之后宫婢妾，被绮彀，余梁肉，而民衣褐不完，糟糠不厌’。《淮南子》：‘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此皆古人已说过；而一入少陵手，便觉惊心动魄，似从古未经人道者。”原因就在于杜甫有一颗“赤子之心”，有一种能把自己从生活中获得的真挚的思想情感与“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相当完美地统一起来的时代感和使命感。
李白，创作时“神采飞动，而皆以浩气举之”，“气到神亦到”。苏东坡视其为楷模，称：“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足见其人格力量之雄健。
韩愈，虽起于布衣，却能直面“道丧文弊，异端并起”的文坛，倡导古文运动，“谈笑而麾之”，终成“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的宏伟业绩。这种“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历史现象，起码让今人能较深地理解其“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当也不掩”的思想，加强自身的建设，真心做到“本深而未茂”、“昭晰而无疑”。
柳宗元以“文以明道”自居，“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大家的创作态度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其有着强烈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正如他所言，非如此其文不能“羽翼夫道也”。
一个时代的文化实质和精神气象，常常体现在这个时代的精神价值的创造者身上。汉唐时代的杰出作家们的创作道路，今天看来，尽管不乏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他们毕生为建设理想的精神文明而作出的贡献，却是我们不可丢弃的营养性资源。少了它，我们会面黄肌瘦，气血两亏。而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做为一面镜子，让我们在古今的映照中有一个清醒的自我反思。
直言不讳地讲，与汉唐大家相比，陕西文学家们少了司马迁那种“述往事，思来者”的广阔历史眼光和“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才”、“学”、“胆”、“识”。司马迁的壮游，绝“非直为景物役也”，而是在无限的时空中，与大自然拥抱，在大自然中陶冶，领略无限风光，蓄积充沛活力，吞吐大荒，开启心胸；他与古圣先贤神交，是在人际关系中锻炼，认真体味复杂的人情世态，迸发激情，涌现富有深邃哲理的思想火花。当他足涉汩罗时，深为屈原的伟大人格所感动，“悲其志”，“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低回留之，不能去云”。正是这种“想见其为人”和“低回留之”，使他不仅深刻地感受和理解了历史与伟大人物的心灵，而且扩大和丰富了自己的“才”、“学”，强化了“胆”、“识”，升华了生存境界。我们也少了陈子昂、韩愈和柳宗元那种以天下为己任，敢于直面人生、直面文坛、直面自我的恢宏刚毅之气和凛然开一代新文风的瑰玮抱负。没有人给陈子昂耳提面命地让他去为振兴“晋、宋莫传”的“汉魏风骨”而奋斗。“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采丽竞繁，而兴奇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全然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按苏东坡的说法，文坛自东汉以来那种不正之风“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韩愈何以能立下明君贤相不能为的如此历史功绩，他的这段话似可露出端倪：“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言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高下者皆宜。”这气绝不仅仅是文章的气势，而是作家整体素养所构成的一种综合性的精神气质。许顗在《彦周诗话》中说：“张籍、王建，乐府宫词皆杰出，所不能追逐李、杜者，气不胜耳。”说的正是张、王二人与李、杜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我们少的就是这种气！我们还少李、杜那种拔俗不屑之韵和排众敢言之风。明代有个唐顺之，是反复古主义的英雄。他说：“今有两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谓具千古只眼人也，……其一人犹然尘中人也”，两者为文，优劣自明。前者他指的是陶渊明，后者他指的是沈约。其实，真的能写出千古绝唱的作家，哪一个的心灵不是超然世俗之外，独具慧眼者呢！而我们之所以时不时呈现出“装缀支吾之态”，大概就是尚未达到“神完心纯”的境界。
鲁迅当年亟切地呼唤：“汉唐气魄”的重建，这不仅至今对陕西文学仍有启示意义，对其它省区的文学，大抵也是如此。总之，作为多层次构成的文学，既具有个体性、独创性，又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和人类性，在这些方面都需要加以积极的建构。而就目前文学状况来看，强调对地域文化的充分开拓和利用，对于地域文学气血之不足，是有补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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