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政党的离合及其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初年论文,政党论文,离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8.9；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03)04-0005-06
早在18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对政党下过一个经典性的定义，他说：“ 政党是人们联合的团体，根据他们一致同意的某些特定原则，以其共同的努力，增进国 家的利益。”(注：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84页。) 这一定义的经典性不仅在于它概括出了政党的作用，而且这种看法代表了政党的发展方 向，影响着后人对政党的认识。美国的亨廷顿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中对政党 的功能作过这样的表述：“在发展初期，政党以派系的面貌出现，从外表看加深了矛盾 和分裂。但是，随着力量的增强，政党成了结合各种社会力量的纽带，并为超越较狭隘 的集团的忠诚和一致性奠定基础。同样，通过领导权继承以及吸收新集团进入政治体系 两种程序的正常化，政党为稳定的和有条不紊的更迭而不是为动乱提供了基础。最后， 虽然软弱的政党确实可能成为外来势力的工具，但强有力的政党大半能为政治体系不受 外来影响提供组织机制和防卫手段。”(注：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译 文出版社，1989年，第437页。)民国初年中国政坛上出现的政党组建与活动高潮，证明 了亨廷顿对政党作用的概括是比较准确的。然而，民国初年政党的离合过程，对当时政 坛上的孙中山和袁世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对于这一值得研究的课题探讨不够。
1.近代中国人对于政党和政党政治的认识是从政党和朋党的比较开始的。“政党者， 以国家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朋党者，以个人之目的而结合者也”；(注：《敬告政党及 政党员》，《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政党者欲把握国家权力， 而遂行其志意，故联合瞳人为一党也”；“朋党者，本小人之事，每以阴险为手段，在 牵制君主之时，以营利于其间。”(注：《政党论》，《时务报》，第十七册。)政党和 朋党有明显的区别，而人们心目中的现代政党则以美英模式为典范。“美国统领，定制 四年一举。国有两党，一曰合众，一曰共和，各愿举其党人以任斯职”。(注：《美国 共和党宣政新论》，《时务报》，第三册。)英国“上载万乘之君，下有二大政党，或 进则群居政府，或退则伏在草野，一去一就，相与授受政权”，(注：《政党论》，《 时务报》，第十七册。)美英国的政党模式受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倾慕，他们对于政党的 政治作用、政党与政府的关系、政党与国人的关系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颇具新意，评 价甚高。关于政党的政治作用，他们认为“政党者，一国政治之明星也，指南针也，司 令官也”；“政党者，少数之贤者政治也”；“政党者，政治上平和之革神也”；“政 党者，造一国未来历史之主稿人也”；“政党者，能为一国指示前任之祸福者也”。( 注：蒋智由：《政党论·政党之性质》，《政论》，第一年，第一期。)纵观欧洲各国 的政治，无不操之于各国政党，政党的最大功能在于“聚全国爱国之士，以参与一国之 政”；“聚全国舌辩之士，以议论一国之政。凡设立内阁，则内阁之大臣，皆政党之魁 首；召集议会，则以代表民情，则民情无微而不达”。(注：《政党说》，《清议报》 ，第78号。)关于政党与政府的关系，他们断定“政党者，可以为政府之大敌，”亦可 以为政府之益友；(注：蒋智由：《政党论·政党之性质》，《政论》，第一年，第一 期。)政党“势力足使政府行政纳于轨范之中，不致恣肆而谬妄”，(注：《论今日亟宜 组织政党以促宪政之进行》，《申报》，1910-4-27。)达到监督政府行政的目标。关于 政党与国人的关系，他们看成为“政党者，一国人政治之脑筋，而又能为一国人政治之 耳目手足也”。“政党者，立于国家与人民两方之间，于一方顾及国家，而于一方，又 顾及人民，”因此，政党应成为“一国人最高之导师”。(注：蒋智由：《政党论·政 党与国人》，《政论》，第一年，第一期。)尽管这些认识带有很大的片面性，有时他 们甚至在政治概念上还将政党和国家混为一谈，但这些不够成熟的认识毕竟反映了人们 的一种政治追求和对政党政治的向往。
随着人们对政党和政党政治认识的加深和革命思潮的兴起，活跃在20世纪中国政治舞 台上的各个派别，对于政党的发展各有主张：革命派从20世纪初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中 ，看到了其中所蕴藏的强大革命力量，他们开始把依靠的力量从会党转向了知识分子， 主张在中国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并得到了留学生的广泛支持。中国同盟会这一革命政 党成立后，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纲领，以《民报 》作为宣传阵地，以三民主义作为奋斗目标。革命派以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试图用政 党政治来改变中国的历史行程，展现政党的政治功能。改良派在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 一直关注着国内的形势，认为“我国之宜发生政党久矣”，(注：丁文江、赵丰田《梁 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4、376页。)中国的社会前行，人们 政治理念的改变，“舍政党无他道也”，(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74、376页。)并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立宪派 为“图社稷之安”，达到“无论君主民主皆以宪法为立国之要素”，(注：《论中国立 宪之要义》，《大公报》，一九零三年五月初五。)也对政党政治倾注了很高的热情。 张謇、郑孝胥等于1906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同年成立于日本东京的宪政 讲习所，也随其主要领导人杨度的回国而将活动中心移至国内；1907年广东还成立了粤 商自治会。这些政治团体虽不具备政党的性质，但它为政党政治的推行打下了必要的基 础。因此，当立宪派发起的请愿运动一次又一次失败后，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 目的的宪友会立马成立，把全国大多数的立宪分子凝聚在一起。事实上宪友会已不是一 般的政治团体，而如同有的学者所认为的，它是一个以谘议局为基础的全国立宪政党。 (注：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第43页。)
面对各个政治派别发展政党政治热情的有增无减，清政府出于稳定统治的需要，颁发 了一道开放党禁的谕旨：《实行宪政谕》，认为实行党禁所带来的消极后果显而易见， “党禁之祸，自古垂为炯戒，不独戕贼人材，抑且消沮士气”。要使“党禁之祸”消除 ，清政府采取了宜“疏”而不宜“堵”的办法，并顺应潮流，因势利导，得出了这样的 结论：“时事日有变迁，政治随之递嬗，往往所持政见，在昔日为罪言，而在今日则为 谠论”。继而大赦“政治犯”，宣布戊戌以来“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一律 “赦其既往，俾齿齐民。嗣后大清帝国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 非据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 979年，第96页。)这道政府令为立宪党人的公开活动提供了政策保障。不久，清政府又 颁布了《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一时间，政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组合频 繁，异常活跃，影响着政治的发展和中国人对政党政治的认识。
2.清朝对党禁的开放，使政党在中国的地位得到确认。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是与当时 清政府所面临的各种压力分不开的，革命派的一连串武装起义，改良派的一声声呐喊， 立宪派的一次次请愿活动，都促进了清政府对党禁的开放。但清政府万万没有想到，在 一个皇权至上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度里，开放党禁带来了社会躁动和促进政治民主 的客观效果。伴随着中华民国的建立，民国初年出现了政党组建与活动的高潮。据统计 ，从1911年武昌起义至1914年1月国会解散，全国公开的各种党会达到682个，其中，从 事政治活动的约有312个。(注：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7页。)现根据有关资料将部分主要政党情况梳理分述如下：(注：中国史学会主 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78～588页。)
中国同盟会。自1905年成立后，革命党人虽多次发动起义进行反清，但政党早已处于 一种涣散的状态，内部“意见不相统属，议论歧为万途”，其领导作用微乎其微，这一 不争的事实早为孙中山所认识。1912年2月，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改组会议，制订新的总 章，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主张政党内阁制度”，颁行九条政 纲：完成行政统一，促进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采用国家社会政策；普及义务教育 ；主张男女平权；励行征兵制度；整理财政，厘定税制；力谋国际平等；注重移民开垦 事业。同盟会的政纲体现了民主的精神，但面对民国初建的复杂政局，缺乏凝聚人心， 统一党人思想的有效对策，直到1912年8月，经宋教仁“奔走各方，尽力招致”组成国 民党后，该党遂成为中国政坛上的第一大党。
中国社会党。曾以社会主义同志会之名，于1911年6月15日成立于上海的张园，中华民 国成立后，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据时任中国社会党领袖的江亢虎自述，该党支部有400 余个，党员50万人。其党纲包括“赞同共和，融和种族；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 袭财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事业，奖励劳工；专课地赋 ，他税概行豁免；限制军备，注重军备以外之竞争”。
共和统一党。1911年11月成立，在孙洪伊的领导下以“巩固民权，监督政府，谋国家 统一进行”为宗旨。
民社。1912年1月成立于上海，以孙武为核心，宣称对于统一共和政治持进步主义，提 倡军国民教育，主张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
共和促进会。1912年1月成立于北京，由拥袁的一些人士组成，目的在于公开提出共和 主张，以迫使清帝退位。
统一党。由中华民国联合会、预备立宪公会合并组织而成，1912年1月3日成立。“其 宗旨为巩固全国之统一，建设中央政府，促进共和政治。”由章炳麟、程德全、张謇、 熊希龄等任理事。党的政治纲领包括11个方面，即“团结全国领土，厘正行政区域；完 成责任内阁制度；融和民族，齐一文化；注重民主，采用社会政策；整理财政，平均人 民负担；整顿金融机关，发达国民经济；整理海陆军备，提倡征兵制度；普及义务教育 ，振兴专门学术；速设铁路干线，谋便会国交通；励行移民开垦事业；维持国际和平， 保全国家权利”。
自由党。1912年2月由上海《天铎报》社长李怀霜、《民权报》主笔戴天仇、周浩等人 发起成立，其成员以留学生和新闻记者为多，“其主张多表同情于社会主义”，以“维 持社会自由，驱除共和障碍”为宗旨，并极力提倡绝对自由说。
共和实进会。1912年2月成立，以董之云、许廉、夏仁树、晏起等为领袖，以“监督行 政，补助立法”为职责，主张建立政党内阁。
中华进步党。1912年春成立，以同盟会员谭人凤为主裁，其纲领为消灭阶级，伸张人 权，扫除人道之障碍、救济众生苦恼。
国民协进会。1912年3月成立，领袖范源濂，其成员大多与清末资政院中宪友会和辛亥 俱乐部关系密切，政纲为巩固共和政治，确定统一主义，发达社会实力。
国民共进会。1912年3月成立，以伍廷芳为会长。王宠惠为副会长，以“完成健全共和 政体”为目的，政纲包括尊崇国家主义，反对政治复古，同化五大民族等内容。
国民公党。1912年3月由岑春煊、伍廷芳、温宗尧、王人文等发起成立。“以组织健全 政党，巩固民国基础，增进国利民福为目的，其纲领包括实行平民政治，尊重法律，保 障人权，推行国民外交等等”。
统一共和党。1912年4月由谷钟秀、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等人组织发起成立，并在 北京临时参议院中占有25个议席。其政纲为：厘定行政区域，以期中央统一；厘定税制 ，以期负担公平；注意民生，采用社会政策；发达国民工商业，采用保护贸易政策；划 一币制，采用金本位；整顿金融机关，采用国家银行制度；速设铁道干线及其他交通机 关；实行军国民教育，促进专门学术；刷新海陆军备，采用征兵制度；保护海外移民， 励行实边开垦；普及文化，融和国内民族；注重邦交，保持国家对等权利。
共和建设讨论会。1912年4月成立，其主要纲领为建设完全国家，实行保育政策，健全 中央政府，实行完全政党内阁制。
共和党。1912年5月以统一党和民社为中心，合并国民党、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组织 而成。其党义十分明瞭，即：“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 ，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之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
民国初年政党的不断分化组合和各政党间竞争格局的形成，既与清政府开放党禁相关 ，更是中华民国建立后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政党政治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当 时关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些思想家和政治风云人物，影响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对国家 发展道路的选择。
3.政党组合高潮的出现，使得热情参与政治关注中国未来的时代精英，不得不思虑怎 样的政党才适合中国，选择什么样的政党体制，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前进，实现中国的 近代化。当时，梁启超等人对英美的政党政治赞赏有佳，而对多党或一党制不以为然。 梁启超在《中国立国大方针》(注：《饮冰室合集》，文集27至37，中华书局，1989年 ，第65～69页。)一文中对两党制的优点作了求实而又十分详尽的阐发：其一，通过竞 争后的组阁，使“政府国会两机关，如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互相协调，“内阁为国 会之指导”，“国会为内阁之拥护”，组成世界上强有力的政府，为国家造福。其二， 国会和内阁虽有“无上之权”，但受到国民的监督，“内阁如有失败，则改选之时，政 府党势力必坠”，而国会的大权，也“实受诸国民”。其三，经过竞争，可使“学识才 略优异”、“道德亦必有以过人”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效忠于国，效忠于党”，尽 力于政府。尽管“政治无绝对之美”，两党政治存在有不足，“然自有人类以来所发明 政术，固未有其比也”。
梁启超倾慕两党的主张与革命党人的政治思想取向不约而同。力主实行责任内阁制的 宋教仁认为，政党政治的最好运作方式是两党竞争，“进而组织政府，则成志同道合之 政党内阁，以其所信之政见，举而措之裕如，退而在野，则使他党执政，而处于监督之 地，相摩相荡，而政治乃日有向上之机”。(注：《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 1年，第748页、496页。)宋教仁对两党竞争倍加肯定，孙中山也对两党竞争充满信心， 因为只有“两党互相进退”，政治才能发展。他还勾划了两党制的基本运作轮廓：“得 国民赞成多数者为在位党，起而掌握政治之权；国民赞成少数者为在野党，居于监督之 地位，研究政治之适当与否。凡一党秉政，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 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国民见在位党之政策不利于国家，必思有以改弦更张， 因而赞成在野党之政策者必居多数。在野党得多数国民之信仰，即可起而代握政权，变 而为在位党。盖一党之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而世界状态，变迁无常，不能以一种 政策永久不变，必须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国家之政治方能日有进步”。(注：《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 35～38页。)不同党派对政党体制选择上的认同，促使了人们对民初数百个政党进行整 合重建的思考。尽管当时就政党的组合问题是以地域为界，还是以政见差异划线有着不 同的看法，但人们对整合成两大政党却没有歧议，无论是通过先毁党再造，还是将各党 派合并，人们赞成建立两大政党却是异口同声。人心厌乱，人心思治已成一种政治共识 。
应当指出当时革命党人对两党制的认识，是有其历史的局限性的。我们从理论上看到 了两党相互监督的作用，却未能揭示两党制的阶级实质，更未能深刻地认识到西方的“ 两党”制并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关于这一点，现在人们已超越历史的局限，对此已有了 清醒的认识，本文就不再赘述。
1912年5月9日，民社、国民协进会、民国公会、统一党等合并为共和党，其成员主要 是旧军阀官僚和立宪党人，还囊括了同盟会的变节分子和袁世凯政府中的要员。党的纲 领是：保持全国统一，采用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之大势，以 平和实利立国。共和党日益壮大，一时间，成为中华民国建立半年来的最大政党。面对 共和党的发展，已有较好基础的革命党人在竞争意识的驱使下，由宋教仁领导于1912年 8月25日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成立了国民党，并宣 布五项政纲：促成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实行种族同化；注重民生政策；维持国际 和平。经过一番组合，国民党建立起较完备的参政议政并具决策功能的政治架构，设理 事9人、参议30人、后补参议10人。他们分别是：理事孙文、黄兴、王人文、王芝祥、 宋教仁、张凤翙、吴景濂、王宠惠、贡桑诺尔布；参议阎锡山、张继、李烈钧 、胡瑛、沈秉堃、温宗尧、陈锦涛、陈道一、莫永贞、褚辅成、松毓、杨增新 、于右任、马君武、田桐、谭延闿、张培爵、徐谦、王善荃、姚锡光、赵炳麟 、柏文蔚、孙毓筠、景耀月、虞汝钧、张琴、王传炯、曾昭文、蒋翊武、陈明远；后补 参议尹昌衡、袁家普、唐绍仪、唐文治、胡汉民、王绍祖、高金钊、许廉、夏仁树、贺 国昌。当时，国民党的党员议席在临时参议院134人中约占60余人，与“共和党之四十 余议席相较，实为三与二之比”。(注：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八)，上海人 民出版社，2000年，第578～588页。)目睹共和党与国民党组合后势力的壮大，民初政 坛上的第三大党民主党也应运而生。这是由汤化龙、林长民等主张立宪的人士于1912年 8月27日将中华共和促进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新政社、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 共和俱进会等6个小党合并组成的。它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固政府 、调和社会利益为政治纲领。这样，中国政坛上政党在分化组合的过程中，于民国初年 形成了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三党鼎立的局面。1912年12月三党角逐参加国会竞选， 国民党虽大获全胜，却未能给中国政坛带来新的气象。因为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几千年 来为专制政治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会因一党获胜而使整个政坛有根本改观。这正是两 党制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政党角逐毕竟为中国政坛带来了民主政治的新 曙光。关于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笔者曾著文专门论述过。
4.民国初年政党的分化组合无论对迷恋封建权位的袁世凯还是对追求民主共和的孙中 山都有着直接的影响，影响着他们对政党政治作用的认识和对政党体制的选择。
从政党的分化组合中，国民党在国会竞选的胜利给当权的袁世凯带来了惊恐和压力， 接着而来的不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而是官场上那一套政客手腕的耍弄。袁世凯深信 ：“以暴动手段夺取政权尚易应付，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置总统于无权无勇之地，却 厉害得多了。”(注：转引自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54页。)国会选举的结果和政党内阁制的原则决定了国民 党的组阁已成定局。组阁一经完成，总统虽不会像袁世凯想象的那样处于一种“无权无 勇之地”，但总统的权力必然受到一定的限制。为了总统的权力，袁世凯不惜以牺牲推 进民主政治进程建设完全中华民国为代价，以破坏内阁制来阻止国民党组阁：刺杀宋教 仁使国民党丧失“主心骨”；收买国民党员使国民党分散分化；组织进步党使之能与国 民党相抗衡。尽管宋教仁在临死前还电告袁世凯，“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 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注：《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第7 48页、496页。)但袁世凯已从国会的竞选中，看到了两党或多党竞争将导致总统权力范 围的削弱和受到限制，已对通过政党竞争来决定由谁执政的方式，感到索然无味。政党 政治在宋教仁被刺后虽然还在运作，但它“已经发生了畸变，”(注：转引自王邦佐等 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3、54页。) 成了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后争权夺利的工具，成了他推行个人意志实行独裁统治的掩 饰物。对于通过分化组合而形成的几个大党，袁世凯已感到这是自己施政中的最大障碍 。这一点从他当上正式大总统后的所作所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宣布国民党为“乱 党”，下令剥夺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使国会因议员人数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开会，名 存而实亡；解散国会，迫使内阁解体；以总统制和一院制取代责任内阁制和两院制等等 。这样，曾时兴于中国政坛的政党竞争逐渐衰落，中国政治又回到了袁世凯所希望的元 点上。
民国初年政党分化组合所带来的政治上欠稳定性，使本来就沉湎于帝王宝座的袁世凯 ，更进一步认定共和不适合于中国，政党政治不适合于中国。虽然袁世凯也曾信誓旦旦 ，忠于共和，但他始终“深信国民中十分之七，仍系守旧分子，愿拥戴旧皇室，进步一 派不过占十分之三耳。”(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3辑)，第266 页。)从中华民国的建立到政党的分化组合，袁世凯认为“当日提创共和者，不知共和 为何物，今日主张君主，亦不知君主为何物。多数人民，不过有汉唐明清之专制君主印 于脑中，其或百中有一，知日本之君主，其或百中有一，知德国之联邦，至于特色立宪 君主，固未尝梦想到也”。(注：岑学吕：《梁燕生先生年谱》。)可见，人民只知道君 主专制而不了解何谓共和。
民初政党的分化组合也为袁世凯当政后选择帝制找到了借口。这种依恋于帝制的政治 取向，又是与当时的社会氛围分不开的。以下三例可以佐证：鲁迅小说《风波》中的人 物茂源酒店的老板赵七爷，革命后将辫子盘在顶上，常常叹息道：“倘若赵子龙在世， 天下便不会乱到了这地步了”，他时刻盼望“皇帝坐龙廷”。(注：《鲁迅全集》(第1 卷)，《呐喊·风波》，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70页。)这虽是小说中的人物刻 划，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许多士绅坐待帝制复辟的心理。中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丁文江 1912年初从欧洲归来时，发现军队中不少人希望袁世凯当皇帝，他写信给外国友人说： “如果有一天这个国家可能会发现军队(北方的或南方的)对于大总统—这个官衔也许会 改变为另一种称呼—过于热诚，这是无足为奇的。至少我听到一位高级军官表示他的信 念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个国家统一起来，我们必须使他当上皇帝。”(注：骆惠敏：《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94页。)这既说明了部分军官拥袁，也表明了军人的政治 取向：靠恢复帝制来结束“纷乱”的政党政治，实现统一。士绅、军人如此，巨商富贾 亦然。1913年湖北商民裘平治也上书总统，谓“总统尊严、不若君主、长官命令、等于 弁髦。国会成立在迩，正式选举，关系匪轻，万一不慎，全国糜烂。共和幸福，不如亡 国奴，曷如暂改帝国立宪，缓图共和。”(注：《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 第3辑)，第266页。)所有这些都给袁世凯恢复帝制抛弃共和提供了“证明”。然而，复 辟帝制的企图，自然令20世纪之初政党政治带来的民主气象转瞬即逝，而中国政坛也并 没有出现像袁世凯希望的那种封建一统，代之而起的却是封建割据混战。从而使中国民 主政治与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悲剧性的曲折。
从民国初年政党的分化组合中，国民党在国会竞选的胜利，给为民主共和而不懈奋斗 的孙中山以巨大的鼓舞。他1913年1月19日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上发表演说，认为“此 次国会议员之选举，本党竟得占有过半数……足见国民尚有辨别之能力，亦可见公道自 在乎人心。本党未尝以财力为选举之运动，而其结果，犹能得如此占胜利，足见本党党 纲，能合民国心理”。此时的孙中山对两党竞争兴趣盎然，信心十足，他把民主政治推 进的希望寄托在实行政党政治上，他选择了两党制，相信“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 始有进步。无论世界之民主立宪国、君主立宪国，固无不赖政党以成立者”，一党在朝 执政，一党在野处于监督之地位，“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注 ：《在上海国民党茶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 4～6页。)从政党的离合中孙中山看到了多党相互倾轧争斗所带来的缺陷，看到了两大 政党竞争的优点：一是两党轮流执政可弥补一党独统天下的局限。因为“凡一党秉政， 不能事事皆臻完善，必有在野党从旁观察，以监督其举动，可以随时指明”。“一党之 精神才力，必有缺乏之时”，这时，“两党在位、在野互相替代”，使“一党新得国民信仰，起而在位，以一番朝气而促政治上之改良，其所收得之功效，各国均有确据”。 (注：《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 4年，第35～38页。)二是两党体制下的一党执政，能给国家带来稳定，既可消除一党制 的专制独裁，又可避免多党制的动荡不安。因为通过两党竞争而获胜上台组阁，“政府 有[能]听民意、从公理、力谋人民自由幸福，所以不乱也”，终“能保持民权自由，治 一致而无乱”。(注：《在神户国民党交通部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 )，第43～44页。)然而，孙中山在倾慕两党制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国情和当时复杂的 政局，作出一党制的选择。关于这一变化的过程和原因，笔者也有专文剖析过。
从民国初年政党的分化组合中，尤其是政党参加国会竞选过程中，孙中山了解到其中 的一些政治腐败现象，或“闻他党有以金钱运动选举等事”，(注：《在上海国民党茶 话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4～6页。)或有为“ 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不顾国家大局，徒争一党之 势力”。所有这些使孙中山认识到“党德”在政党政治中的作用和分量：“丧失党德， 则国家前途无限危险”。(注：《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 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38页。)孙中山理性地思考着政党发展的规律，“ 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 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 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注：《在上海国 民党恳亲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2页。)解决“党德”问题，需 从政党自身道德建设开始。首先“宜重党纲。”为“达利国福民之目的，则所持之党纲 ，当应时势之需要，以合乎世界之公理”。(注：《在上海国民党恳亲会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第1～2页。)其次，党员作为一个党组织的细胞，党组织必须 把好入口关。“人之入党，其未入党之始，必先察其党之党德如何?”(注：《在东京留 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38页 。)不能让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卑劣行为”、“奸谋诡计”的人混入其中取得职 位来践踏政党。一个“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不 把好入口关，给党的事业带来的是无穷后患。(注：《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38页。)再次，讲求党德要 处理好党和党之间的关系，在位和在野党遇事不要互相攻讦，而应“和衷商榷，讲求政 党应有之道德，研究政党应用之方针”，(注：《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 《孙中山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第35～38页。)起到“政党之模范”作 用。
20世纪之初，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政党政治的兴起。民国初年政党的离合展现 出新旧政治体制转轨期的特定政治现象，它不仅影响了当时政坛上的一些政治人物，而 且其正、反两方面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议会政治在中国的失败，对中国现代的政治走向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2-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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