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建华[1]2014年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在于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其中心内容是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这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及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全面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就要求必须重视各层次民主制度的建立健全,确保人民群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及民主监督“四个民主”的依法实现,充分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及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切实保证人民群众广泛权利和自由的依法实现和享有。于此背景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不仅是我国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制度形式,也是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更是法治中国建设进程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在农村基层的实践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论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及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为指导,从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社会现实出发,运用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及多学科交叉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整体上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放置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围绕其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性的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的建设,其路径主要有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政府推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政府在法治国家建设中居于领导者和主要的推动者地位,法治主要凭借政府所控制的本土政治资源根据政府的目标进行指导设计和建构。社会演进型的主要特点是指法治国家的建设是在与政府相对应的民间社会生活中自然孕育和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是社会法治自然生发形成的结果。①两种路径各有特点,政府推进型认为法治国家秩序建设是一种理性的秩序建构,由于中国法治传统的缺乏,主张通过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制力推动法治国家秩序的建构,排斥社会传统资源的积极作用。而社会演进型则认为法治国家秩序的构建不是理性建构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生发发展的秩序,其实现的基础须从社会传统中去为法治的制度性变迁和理性建构寻求基础,而不是理想制度的借鉴和政府的强力推动。对此本文认为,上述两种法治国家建设路径各有优劣,应辩证的分析与看待,政府推进型路径强调法治建设是国家必须凭借国家权力进行建设的职责,不重视民间传统社会的作用和中国法治建设的社会传统文化基础,选择这样的路径,难免导致国家法治建设与民间社会自治的冲突和摩擦,增加法治建设的难度和效度。社会演进型则单纯地强调国家法治建设的自发性和自然性,轻视国家和制度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仅依据这条路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必将艰难而漫长。对此,怎么办?本文认为结合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面临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应高度重视法治国家建设路径选择的多元化,不宜走单一化的路径。结合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基础,应充分考虑到中国的民问传统社会发育和中国国家权力在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的优势的发挥,走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和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互相结合、共同协调发展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建设路径。通过国家法治建设的路径多元化,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民众两方面的积极性,上下联动,在合力形成中共同促进法治国家的建设进程。由此,在自下而上的社会演进型路径中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进行法理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与深刻的现实意义。基于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原理,从法理分析的视角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概念、价值理念、生发基础及其法治运行的困境等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这不仅是回应目前学术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问题持续关注和不断深入研究的一种努力尝试,也是本文得以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与前提条件。论文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概念进行了探析,并将其与相关概念进行了比较辨析。在全面解构概念的基础上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度的剖析,论文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价值理念主要表现在基层民主自治性、基层制度性、基层治理模式性及农民活动方式性等方面,这是对农村民主管理相关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的制度价值基础。同时,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有其经济、政治、文化及伦理等方面的生发基础。由于国家现有乡村关系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语义的模糊性导致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轨道上的运行与发展面临外部、内部困境的制约与束缚。导致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运行困境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其与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的法治国家建设路径的理性安排制度的矛盾与冲突,从法理学的角度分析,主要体现为；社会对国家的抵制与融合；自治权对行政权的消解与平衡；权利对权力的制约与平衡。通过对自下而上社会演进型路路径中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理分析,从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路径中加强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就显得非常必要,这也是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域下基于社会演进型路径与政府主导型路径协同发展基础上实现其对法治国家建设推动功能与作用发挥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政府的主导下,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法治保障是个系统工程,须从宏观进路与微观的具体路径两个方面进行建构。从宏观进路层面看,我们认为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首先必须建构起由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及环境等动力机制要素所构成的一个全面系统的动力机制系统,其次需要明确由以人为本原则、权利保障原则、法治均衡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及服务社会原则等因素共同组成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着力完善与农村民主管理法律制度创设有机衔接、融合与高效运行的动态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机制。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微观方略中,我们认为应遵循对制度实施法治保障的一般规律,重点应从立法、执法及司法保障等方面着手,切实解决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难点与难题,从而构建起比较全面、系统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治保障的完整框架。本文立足于学界有关农村民主管理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在现代法治国家建设视野下,尝试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社会演进型路径中的法理分析与政府主导型路径中的法治保障等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性、全面性的分析研究,这不仅是政治学科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且还是法学、历史学及社会学等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关注的着力点是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实现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和谐互动关系的构建,笔者力图通过该研究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一定的智识基础。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探索性与创新性,本论文进一步完善与深化了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基本理论的研究,拓展了对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实施保障的范围研究领域,在重点突出、综合系统、全面协调的中国特色基层民主政治法治化建设道路进程中,为我国各地推进农村民主管理改革提供了普适性的可资借鉴参考的法治对策的基本思路。诚然,囿于作者专业知识和学术水平的限制,论文中的有些论点与分析论述尚存在不足,个别地方也没有充分展开,这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龚恩华[2]2002年在《税费改革的理论思考与总体思路》文中指出税费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而且，受制于整个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所以，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个渐进的过程。无疑，改革的方向是朝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分配模式前进的，这一过程还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是与党的十五大提出的要在2010年在我国初步建成市场经济相一致的。因此，税费改革必须分步实施，近期治标与长期治本相结合，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需要不断地摸索，力图降低改革的摩擦成本。本文共分叁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费理论，并对收费与税收、收费与市场价格作了比较。第二章描述了我国收费的现状，并对收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分析。对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费理论对我国收费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表明：我国现行收费在征收、使用和管理环节上都存有不同层次的问题，其产生的原因既有体制性因素，也有非体制性因素；既有长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既有深层次原因，也有浅层次原因。第叁章提出了税费改革的总体方案和配套措施。收费规范化的基本设想是：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必须进一步加强收费规范化管理，采取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近期治标与长期治本相结合；行政手段、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时并举。其对策思路如下：加快行政体制改革步伐是实现收费规范化管理的基础；深化收费征管体制改革是加强收费规范化管理的核心；实现政府收费法制化是加强收费规范化管理的必由之路；强化收费制约、监督机制是实现收费规范化管理的有效保证。本文在写作上采用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重点分析与全面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但鉴于笔者水平所限，在思想深度方面和定量分析方面都存有不足，在此诚请各位教授、专家批评指正。
于印辉[3]2010年在《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备受社会各界的高度、密切关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大部分农村地区私人产品已经满足了农民的基本需求。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趋缓,不公平现象、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非常明显,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显着,“叁农”问题日益突出,问题的焦点越来越多地指向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不足和失衡。为此,我国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实施公共财政覆盖农村政策,目的就是促进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近些年来,中央对农村发展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定,发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文件,旨在通过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来解决农村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方方面面献计献策,寻求有效的解决路径。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必须立足我国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特征,深刻把握在现实经济社会状况下如何在公共财政框架内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本论文的总体思路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分析农村公共产品相关理论、现实供给与需求状况,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多元化供给、横向供给、财政机制等问题,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简而言之,本论文研究在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公共财政框架下如何有效地提供农村公共产品,探讨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路径。本论文分为叁大部分共七章：第一部分是相关理论综述,包括第1章、第2章；第二部分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包括第3章；第叁部分是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机制选择和制度完善,包括第4章至第7章。具体内容框架安排如下：第1章：序论。本章主要研究我国现阶段的制度因素、政策因素等背景并提出问题,选题的意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总体框架,研究方法,论文创新及相关基本概念界定,对本文的研究做了范围限定和论证铺垫。第2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理论和实践。本章阐明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相关理论和依据：农村公共产品理论、农村公共产品需求理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重点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理论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理论依据,深入分析了其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和支持,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机制选择和制度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石。介绍了国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提出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第3章：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现状及问题。本章对我国人民公社时期、改革开放至农村税费改革前时期、农村税费改革至今叁大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状况、问题及原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现实需求。第4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及最优供给。本章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层次、优先排序,进一步提出了农村公共产品的最优供给的内涵,提出农村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重点领域。这也是后几章进行供给机制研究的基础。第5章：推进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机制。本章研究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目标、层次和机制选择,批判地吸收了学术界多元化供给的观点,主张推进多元化供给是现阶段必要的、可行的供给机制。深入研究了推进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化供给机制的叁种具体机制：政府主导直接供给、政府规划市场供给、政府引导合作供给。第6章：构建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核心的公共产品横向供给机制。本章从经济发展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的视角,主张通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大力发展国民经济才是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根本途径。根据外部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构建了农村公共产品横向供给的两种机制：地方政府横向无偿供给机制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的横向有偿供给机制,并提出了具体思路和措施。第7章：完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的公共财政体制。本章研究公共财政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性,通过科学划分政府事权和财权,使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归位,合理各级政府的税收收入划分,培养地方财源,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完善农村公共支出体系建设,建立健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制度,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供有效的管理体制保障。
杨志平[4]2012年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极大突破和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极大地解放了我国被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已久的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迸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我国的经济在叁十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国家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高效活力相互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劳动积极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得到了释放,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迅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中国的影响开始从点到线,从线到面,市场机制活跃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情况为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兼容等问题提供了实践基础。与此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也日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不断变革的伟大历史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论文试图在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飞跃过程,关注历代领导集体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实践,深入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依据、时代背景、形成与发展历程、具体体制创新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历史经验、时代价值等,考察中国共产党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思考过程,通过对分析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的丰富内涵,解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的历史经验和时代价值,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倡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辩证关系。论文将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性突破和创新,分析其市场经济理论与体制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贡献。论文主体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章,导论,主要从论文选题的背景和研究价值,国内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现状,以及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主要创新之处进行了阐述。第二章,主要阐述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基础,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逻辑起点,市场经济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苏联和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变革的实践基础。第叁章,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主要历程：.包括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通过对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创新,引领体制创新经历萌芽阶段、形成阶段、攻坚阶段、完善阶段,并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建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四章至第九章,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六个方面、全面阐述了市场经济具体体制变革的内涵。第十章,系统总结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时代价值。根据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性突破,研究其经济学方面的时代价值,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探索、全球经济发展模式的历史启示,论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总结与阐述有如下创新之处：第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一选题的新意在于论文作者并非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思想单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相联系,而是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研究贯穿于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经济体制探索的全过程,以为继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思想基础为目标进行研究。第二,以往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往往是集中在对某一位领导人如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分析、概括,或是侧重对某一代领导集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研究,成果比较多,种类丰富。而对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甚少，本论文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实事求是地寻找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到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新一代领导集体在思想理论体系和思维方式方面的一脉相承性,深化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规律性认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创新对中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探索的历史启示。第叁,从作者搜集到的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学术成果来看,大多都集中在从所有制、分配制度、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研究各领导集体核心成员的报告、讲话精神,而本论文作者则主要从农村经济体制、国有企业管理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对外开放与外贸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艰辛历程、时代价值,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第四,在研究方法上,不仅综合运用了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经济思想和政策思想相结合的方法,而且更加注重经验分析和规范分析。
李德瑞[5]2009年在《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文中指出本文是对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一个“再研究”。在“学术与时势”这一主题下,本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对1990年代以来这段乡村政治研究做一个学术史的回顾,二是在此基础上对这段具有公共运动色彩的研究展开一个知识社会学的分析与考察。本研究一方面是将这几十年来的乡村政治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的事件与学术运动,并将这一“事件”和“运动过程”安放回影响、决定与形塑其生长和发展的历史平台,由此来理清这一段乡村政治研究发展的缘由,勾勒其本身所呈现出来的学术演化轨迹,并总结这段研究的影响与得失。另一方面,是在回望这样一段带有公共运动色彩的乡村政治研究时,考察它之所以能够突显出来的宏观时局与社会背景,考察这段学术研究发展过程中的各方面参与力量及其中的碰撞、交错与融合,考察学术研究与这些社会性因素之间的缠绕关系与内部张力,以及这些关系状况对于乡村政治研究的演化轨迹与内在特点的影响。最终,通过对这样一段公共学术运动的梳理分析与知识社会学考察,展现学术研究与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揭示这种互动过程之中的隐秘。本文认为,乡村政治研究在1990年代之后之所以得以突显并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政治宣传和学术研究中的亮点,既有学者们不甘现状进而追求研究突破的努力所在,但也是在中国社会政治变迁乃至国际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烘托而出的颇有几分“意外”的结果。因此本文对这段学术历程进行知识社会学考察所要揭示的问题是:对于1990年代以来这样一段可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乡村政治研究来讲,这段并非已成往事的历史,其产生兴起、其发展演变、其深入分化,有着怎样的“过程”、“事件”与“经历”?那些伴随这段历史而出现的“过程”和参与其中的“事件”,对这段研究及仍在继续的学术探索有着怎样的影响和意义?在这段公共学术运动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逻辑和事理?本研究对这些问题及其背后事理的分析揭示,是通过对学术与时势二者互动关系的分析来展现的。而本文对学术与时势互动关系的考察,具体又是通过四条线索和叁组关系来实现的。贯穿本研究的四条线索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社会变化状况及国际局势变迁的宏观环境因素、乡村社会与政治体制变化及村民自治实践的线索、学术思想界的概况与演变趋势及其与乡村政治研究有关联的方面、乡村政治研究的兴起与演化历程。这四条线索也就是本文主要考察的四个方面。其中,乡村政治研究的丌端、兴起、突显与演化的历程,是本文所要考察的“学术”这一端,也是本文的核心线索。其他叁个方面,是参与乡村政治研究这段“学术”的兴起与演化历程并与之发生互动、产生影响的因素,所以也就是作为“时势”的一端。本文所展现的叁组关系也即“学术”与“时势”发生互动的叁对关系:宏观国内国际背景因素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乡村社会变迁及村民自治实践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学术思想界的状况及转变趋势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时这叁方面的时势背景因素是单独与乡村政治研究发生互动作用的,有时是它们其中的两方面先发生关联作用后,又共同构成一种时势背景因素来与乡村政治研究产生互动。这四条线索与叁组关系的相互编织,便构成了本文各章节的安排与具体内容的展开。前两章侧重展现社会背景因素也就是“时势”的方面,同时开始追溯和回顾关于“学术”方面的乡村政治研究的初期阶段和早期研究。后面叁章,着重考察在这些“时势”性背景因素下或它们所营造的氛围中,乡村政治研究的兴起、发展与演化状况。并通过对一些具体事件、学术理论及研究者群体和个体行动的考察,来分析和揭示社会时势因素与乡村政治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整体上,本文通过前后章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及其内容之间的相互关照来展现学术与时势之间的互动状况与实践形态。通过研究这样一段“微观历史”,本文在对这段乡村政治研究本身的线索进行梳理和回顾的同时,也对这段“学术运动”的特点、效应与影响做出反思和总结,并由此反观这近二十年(乃至改革开放叁十年)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演进历程、脉络图景及其中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
方堃[6]2010年在《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党的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农村改革的伟大实践,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中国农村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叁农”投入力度的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有了显着提高。但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形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农村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问题突出,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农村公共服务需求。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公共服务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以“服务叁角”模型为框架,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对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运行机制及建设标准等方面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性的思路和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全文涵括七个部分即“一绪论、五章、一尾论”。绪论简要阐述了研究的动因及意旨,厘定和缕析了相关重要概念,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检视和评价等。第一章至第五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其中,依据“总和分”的关系将第一章至第四章与第五章在研究内容上分开。前者为与“服务叁角”模型框架相对应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四个子系统；后者则是基于“服务叁角”模型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相关专题研究。第一章探讨了农民需求的概念及其特征,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对农民需求的类型、强弱、差别以及表达、满足和反馈等机制予以深入的研究；第二章从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的过程以及纵横两个维度,揭示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公共政策子系统的运行机理；第叁章描述了我国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的历程、近况及前景,对“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平台的总体框架、功能模块、基本流程和关键技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第四章剖析了造成农村公共服务人员素质整体不高、待遇偏低、队伍不稳定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人员配置、绩效考评、激励、职业道德和团队文化建设等方面的优化路径；第五章从“服务叁角”模型的系统标准出发,对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公共就业、灾害防治、公共安全等服务体系的八个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尾论在总结全文研究结果的基础上,阐明了政府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标准与现实着力点,前瞻性地构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对接”的政策策略。本文的主要创新点是：(1)理念和视角新颖。本文以“促进城乡统筹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理念,从现代系统管理科学的视角,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碎片化问题进行审视,系统地研究了基于“服务叁角”模型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运行机制及各子系统的功能。这种研究理念和视角在国内同类成果中具有新颖性。(2)分析工具和方法先进。本文超越了以具体公共服务项目作为对象的“拼盘式”研究套路,以体现现代服务管理特色的“服务叁角”模型为框架,综合运用了制度分析、经验分析、统计分析、实证检验、比较分析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种先进研究方法。(3)理论建构独特。目前,我国正处在“十一五”末和“十二五”规划制定的时空交汇期,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亟需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国家标准。本文尝试性地将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各个子系统及其相应标准整合到由“农民需求子系统”、“公共政策子系统”、“服务平台子系统”和“人力资源子系统”构成的总体战略之中,这在国内学术界具有独到性。(4)政策建议应用性强。本文对“十二五”期间完善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与环境保护、公共就业、灾害防治、公共安全等服务体系做了专题性研究,阐明了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标准和着力点,前瞻性地构建了加强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对接”的政策策略,具有相当强的应用性。
万志昂[7]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文中提出作为当下回应社会正义的民生问题意识,中国共产党的民生话语体系体现了鲜明的以人为本的德性向度和人文关怀。文章以农民在党的政治斗争、国家建设和发展战略中的历史功能定位为经,以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民生改善的基本思想和实践模式为纬,系统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形成、发展和创新的历史进程。在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政治实践的历史坐标中,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在“以农立国”的中国社会,改善农民民生不仅是社会发展之必需,也是中国共产党文明执政、科学执政和人文执政的重要体现。因此,集中研究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必要性,破除“叁农”危机、构建农民政治认同、解决农民民生短板和维系社会公正都离不开其理论指导。所以,党的农民民生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中国共产党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将对工农联盟的民生关怀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结合起来,从而把民生问题定位于与农民阶级的切身利益紧密挂钩的土地革命,并把民生改善和革命力量的组织动员结合起来,实现了对农民阶级最大程度的、有效的政治动员,改善农民民生发挥着服务于革命的工具性价值。党的农民民生思想总体上表现为“农民民生为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成为重要的政治主题,农村民生建设总体上是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发展战略的。尽管此阶段农村民生建设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误,但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农民民生思想在曲折中得到了发展。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农民民生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基于对中国农村过度贫穷的深刻反思,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民生思想,从而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线、以解决人民温饱为基本导向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运动,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农村最大规模的民生改造。此时的农民民生,是决定党的“叁步走”战略中第一步能否实现的关键。在邓小平看来,“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提高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才是检验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改善和发展农民民生的根本途径就是改革,“改革农村求温饱”成为这一阶段最典型的农民民生思想。20世纪末21世纪初,改善农民民生成为实现“总体小康”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关键。随着改革的矛盾和经济发展的危机逐渐升温,民生改善成为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江泽民将民生关注的重点聚焦在农村,尤其以调整农村经营结构、治理“叁乱”以减轻农民负担、打响“扶贫攻坚战”为代表。“治理农村保小康”是党的第叁代领导集体的典型的农民民生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社会两极分化和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负担聚焦着社会不公。在此背景下,胡锦涛站在科学发展的战略高度上,指出“叁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缓解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相继作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文明的战略部署,并集中力量启动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农村税费改革运动。这是一场关乎农民民生的里程碑式的改革。“多予、少取、放活”成为此时最重要的农民民生思想。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进入新常态,“四个全面”成为新时期的重大战略布局。民生越来越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环,农村的滞后更是制约社会公正的短板。所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叁农”新战略就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有效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的现代化,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总书记以“实现什么样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以及“怎样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为战略主题,开启了治国理政的新篇章。其“叁农”工作的根本要求就是要主动适应新常态,以一系列新的战略安排和政策部署继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改善农民民生。在实践层面就是要按“五位一体”的要求,以五大发展理念为统领,积极探寻农业转型的新途径,将改革的重点放在强化创新驱动、精准扶贫脱贫和农村生态治理等新的方面。在理论创新上就是要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等“四化”同步,实现“绿色”民生。习近平的“叁农”战略思想是在总结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的重大创新,标志着党的农民民生思想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当前党的农民民生思想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发展农村实现现代化”。
高岳峰[8]2014年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叁中全会强调：“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分享现代化成果”。这是继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构想后,中共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作出的新部署,也是给学术理论界提出的新课题。“叁农”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发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视角,对农业农村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然而,鲜有学者将农村发展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视野中,对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导论部分通过系统扫描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农村发展的代表性成果,试图大致勾勒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轮廓,初步阐发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逻辑框架。第一章侧重于文本的角度,试图系统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相关论述。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这是本文的理论基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取代过时的小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合理的农业发展方式”是工业时代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合作劳动是保障社员权利的最好形式,无产阶级政党决不能用暴力去剥夺小农；城乡对立是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的历史阶段的产物,通过合作社发展大规模经济、加大国家对农村的支援等,是消灭城乡差别的重要前提。二是列宁关于农村发展的理论。列宁在探索经济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提出了关于改造小农经济的思想、关于正确对待农民个人利益的思想、关于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思想、关于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中的思想等等,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农村发展理论。叁是斯大林关于农村发展理论。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他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来解决苏联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时,产生了严重的历史偏差,对社会主义国家农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站在历史的新地平线上,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农村发展思想的发展与流变,我们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没有过时,至今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从抽象的理论原则向具体实践的转换的艰辛探索过程,也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过程。第二章运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力图全景式地再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农村发展问题的理论探索。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实行“农业八字宪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以及加强农村教育等构想。六十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诸多实践,无论是取得的成绩还是出现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从毛泽东的农村发展思想中得到启示。邓小平着眼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农村的现实问题,在继承毛泽东有益探索的基础上,从农民积极性的充分调动、农村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农业发展的具体思路及其社会主义农业所有制结构理论等方面,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推动了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性巨变。江泽民针对我国农村发展面临的阶段性特征,创造性地提出要从政治高度重视“叁农”问题、要从市场机制入手深化农村改革、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小城镇建设、增加农民收入等等,进一步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村建设理论。胡锦涛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采用“多予、少取、放活”等等思想,形成了新时期比较完整的农村发展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高度,提出应该从制度层面入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农村发展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总之,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马列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创造性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道路。第叁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角度,探讨新型农民的培育问题。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建设者和直接受益者,能否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培育出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决定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从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这主要体现在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等方面。因此,培育新型农民,实现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跨越,就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首要的核心问题。我国新型农民培育起步较晚,必须总结、吸收和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上百年的有益经验。我国与巴西、印度都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与越南、古巴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相似的国情使得这些国家在新型农民培育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育同样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培育新型农民,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村发展主体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发挥好农村人才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加大农业学历教育、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把农民组织起来,提高农民的专业技术水平和适应市场的能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新型农民的培育提供丰厚的土壤。第四章主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角度,探讨农业现代化问题。农业现代化是农业生产力现代化与农业生产关系现代化的统一,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解决好我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全局。推进现代农业建设,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产业基础。然而,由于我国的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科技不发达,农民整体素质不高；土地、金融等生产要素市场尚不完备；农村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等等,阻碍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不同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所采取的主要方式不同,土地规模经营是美国农业现代化最突出的特征,日本农业现代化的突出特点是注重提高土地生产率,农业技术创新则在以色列农业现代化中起支配作用,韩国则主要是通过政府作用的发挥来实现现代化的。通过研究各国的农业现代化路径,从中抽取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因子,结合我国的实际加以应用,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现代化理论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国家农业保护体系；健全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坚持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经营形式共同发展；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五章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路径角度,探讨城乡一体化问题。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发展阶段。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既导致了城乡差距的拉大,也使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进一步影响和制约了农村规模经济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解决“叁农”问题的战略思想,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实现农村现代化,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任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国外农村建设的经验教训,找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结合我国的国情,创造性地加以运用,可以少走弯路,加快我国农村现代化的实现。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应该在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关系理论,特别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城乡一体化思想的前提下,结合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坚持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重点放在农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必须推进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高土地利用率,发展规模经济,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必须加快农村金融制度创新,充分发挥农村金融的作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第六章(结语)对全文做出小结,特别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参照世界现代化发展的经验,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提出要着力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即要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的关系；要处理好彰显中国特色与借鉴国外经验的关系；要处理好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促进工业发展与促进农业发展的关系；要处理好城镇化发展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刘志刚[9]2012年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文中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城市与乡村曾经一度是相互对立、相互隔离而又相互联系的两大经济社会系统。随着生产力水平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城乡分离、对立的关系逐步被打破,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苏南地区在国内率先进行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探索,率先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概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序幕从此拉开。经过30多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表现在经济、社会、制度、环境等各个方面。2010年,我国GDP总量达到39.8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已经从1978年的世界第10位跃居世界第2位。城市化率已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47.5%,达到了20世纪中叶发达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9109元、5919元,同比分别实际增长7.8%、10.9%,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有了极大改善。“珠叁角”、“长叁角”、北京、上海、重庆、成都、诸城等地区已经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形成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典型模式。尽管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成就巨大,但是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研究不深入、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教育、科技、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道德伦理建设的现象还大量存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还不健全,等等。特别是作为城乡一体化发展重要支撑的财政政策体系还不健全,财政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迫切需要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明确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发现当前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项财政政策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加快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推进城乡一体发展的财政政策体系。本文的宗旨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学习研究已有成果和开展调查研究,深入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和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相应的财政支持政策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及其完善相关财政支持政策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城乡一体化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本文共分8章：第一章导论,主要是对全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方法、框架结构进行概括,对当前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疏理、归纳,提出了全文创新之处以及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深入研究的方面。第二章城乡一体化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概念、内涵、特征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全面分析,特别是对城市化、城乡统筹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辨析,明确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意义。第叁章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对造成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中所存在的突出问题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为谋划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科学路径和准确定位财政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职能作用奠定基础。第四章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根据财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职能和作用,结合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研究财政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系,明确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作用,从而确定财政服务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职能边界和发挥作用的切入点。第五章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解析,主要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各项财政政策进行具体分析,并利用1990年一2009年财政支持“叁农”投入和财政对农村基础教育、公共卫生投入的具体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从财政投入与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问的数量关系进一步揭示财政政策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财政政策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剖析,为进一步调整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现实依据。第六章北京市M区财政支持城乡一体发展的案例研究,通过对M区城乡一体化发展及其运用财政政策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笔者对M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状况及其财政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独特作用进行了研究分析,进一步表明了笔者选择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财政政策研究作为研究选题的初衷和实践依据,也为本文提供一个现实的研究案例。第七章发达国家支持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经验借鉴,主要是通过对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进一步明晰了国外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状况,同时对发达国家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取得的成效进行分析,进而提炼出国外财政政策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提供参考。第八章完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建议,主要是在前述几章分析的基础上,紧紧围绕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总体趋势,立足于“解决当前问题、建立长效机制”,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构想以及完善相关财政政策的总体思路、政策选择和保障措施。研究过程中,笔者充分学习借鉴了前人的大量成果,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叁个方面的创新努力,以丰富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的思想宝库：一是从选题上进一步丰富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研究的范围；二是从内容上进一步提出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资源配置问题、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是解决“叁农”问题的思想主张,并从资源配置角度对财政政策如何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发挥职能作用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叁是从学术观点上提出了要加快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城乡一体化发展要走“注重科学规划、集约利用空间、坚持发展农业、教育文化先行、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式”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市场和民间组织的力量等思想观点。鉴于学术水平有限,资料收集的有限性,笔者感到本研究尽管力图在学术创新上有所建树,但是仍感到存在一定的不足：一是在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理论方面还有较大研究空间；二是在如何运用财政政策促进社会道德体系建设、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支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社会建设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朱厚玉[10]2013年在《我国环境税费的经济影响及改革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但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不可避免地付出了过大的环境代价,经济长期快速发展与环境承载力之间矛盾尖锐,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与环境现状之间差距较大,发达国家历经百年的环境问题以压缩型、复合型在我国凸显。面对严峻的环保形势和艰巨任务,迫切需要法律、行政和经济等多种宏观调控手段共同进行调节。经济手段是迄今为止国际上解决环境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效机制的办法。环境税费做为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为国内外理论研究所寄予厚望,也为政府所高度重视。相比其他手段,税费手段的调节,市场主体反应更灵敏、涵盖面更广、公平性更强,其优越性显而易见。在新形势、新阶段,如何统筹兼顾,在考虑资源承载能力、环境容量和企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制定适应中国国情、顺应当前经济发展需要的环境税费政策,更好地发挥其作为经济杠杆的导向和调控作用,十分必要和紧迫。因此,研究环境税费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环境税费改革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本文从我国目前的严峻环境形势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大背景入手,引出了环境税费政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思考。在全面分析与总结国内外环境税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就环境、环境费、环境税、可持续发展等主要概念进行了讨论界定,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税费优化理论、庇古税和科斯定理等方面阐述了国际上研究成熟的环境税费理论依据,认为我国也同样适用这些理论。基于上述理论,在深入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区分环境税和环境费,逐项梳理了我国现行环境收费的种类、项目以及实施情况,全面归纳和评析了中国目前环境费、环境税作用机理和实际作用,深刻剖析了目前环境税、环境费设计及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就目前税费关系现状及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环境税费呈现“费为主、税为辅”的状况,缺少独立的环境税这一最直接的税收调控手段,现有税制考虑环境因素也不够,税费关系不协调,尚未覆盖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调节范围较窄,调节力度偏小,政策落实不到位,难以形成合力,进而提出在中国实施环境税费一体化政策的必要性。论文结合“双重红利”理论,选取资源税、排污费为典型样本,以山东省为研究区域,使用山东省17市历年的财政经济以及环境面板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环境税费对我国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产业结构优化效果等影响作用,并依据以上分析对环境税费与财政经济的协调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和实证分析,论述他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经过实证分析,认为环境税费从长远和总体来看利大于弊,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影响不大,但有利于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财政经济可持续发展。论文总结借鉴美国、日本、荷兰和其他OECD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环境税费设计状况和改革经验,以及江苏、山西等省完善税费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做法,认为我国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应当按照“清费立税”和“税为主、费为辅”的思路,坚持税费一体化设计。一方面,结合结构性减税清费政策,按照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逐步健全现有税收体系。在现有资源税、消费税等税种中应进一步体现环境保护的要求,并就重点税种的进一步完善提出建议。同时,收费在我国现有体制和目前发展阶段,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继续完善现有环境费政策体系,切实加强环境收费管理,并就排污费、污水处理费等重要环境收费逐个研究提出完善措施和建议。另一方面,积极推进环境“费”改“税”,并循序渐进地扩大征税范围、提高税率,逐步构建以独立的环境税为核心、其他税费收手段相配合,富有中国特色的环境税体系。依据中央环境税改革的最新政策动向,提出了构建我国的环境保护税制的整体框架,设计了包括纳税人、征税范围、计税依据、税目、税率及税收优惠等在内的环境税具体方案,提出了实施环境税费改革的基本构想和操作步骤。论文认为,完善的环境税费制度要求高度的市场化以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完善。改革完善环境税费制度,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配套推进相关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继续完善环境公共财政体系,健全国有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推进排污权交易、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理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深化环境金融服务等环境经济政策,强化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协同推进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步伐,与环境税费共同形成各种政策工具科学组合、优势互补、有机衔接、协调联动的内在机制,为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体制机制环境。
参考文献：
[1]. 农村民主管理制度：法理分析与法治保障[D]. 胡建华.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2]. 税费改革的理论思考与总体思路[D]. 龚恩华. 天津财经学院. 2002
[3].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研究[D]. 于印辉.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4].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变革的理论与实践[D]. 杨志平.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5]. 学术与时势：对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知识社会学考察（1990-2000年代）[D]. 李德瑞. 华中科技大学. 2009
[6]. 当代中国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D]. 方堃. 华中师范大学. 2010
[7].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农民民生思想的发展与创新[D]. 万志昂. 西南交通大学. 2016
[8]. 马克思主义农村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D]. 高岳峰. 武汉大学. 2014
[9]. 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财政政策研究[D]. 刘志刚.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10]. 我国环境税费的经济影响及改革研究[D]. 朱厚玉. 青岛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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