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名与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第一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一流大学论文,述评论文,第一届论文,国际研讨会论文,大学排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月16-18日，第一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WCU-1）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主任Jan Sadlak博士和来自中、美、德、法、澳、加、比、荷、日、瑞典、瑞士等国知名大学及重要研究机构的代表3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着重探讨了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以及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等问题。下面结合笔者的研究，对本次会议提出的若干观点做一简要述评。
一、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曾见过《亚洲华尔街日报》以及美国学者Jack Gourman等人分别制作的世界一流大学排名。而今，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2003年起在国际互联网上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和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2004年11月发表的《全球大学排行榜》（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排名兴起的原因，出席本次会议的代表们认为，首先，是由于世界高等教育规模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高等教育正在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因而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关注及对大学相关信息的需求随之攀升。其次，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相适应，各国政府及社会对高等教育投入了巨额资金，无论是各级政府还是纳税人，都应享有关于这笔巨额投资效果的知情权，于是各国通过了相关法案，要求对高等教育进行评估，并按评估结果调整经费预算，大学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责任随之加重。再次，世界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文献计量学等新学科日渐成熟，特别是其有关定量排序的理论和方法，为大学排名提供了传统教育评估中涉及不深却十分重要的手段与指标，加上大众心理和商界运作推波助澜，从而促进了各国大学排行榜的兴起，将高等教育评估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最后，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大学竞争力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加上高等教育贸易的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大潮汹涌，各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越来越倾向于采用市场化政策，国内外大学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应运而生，并大行其道。
大学排名有多种功能，或侧重于帮助学生选择学校，或旨在使公众了解学校，或侧重于帮助政府对学校实行宏观管理，或旨在使学校间能够相互学习。排名的使用者，或者是各大学，或者是与大学利益相关的人或机构（stakeholders），包括政府、办学经费提供者、教职员、在校生、毕业生、申请入学者，乃至全社会。排名的功能、使用者或目的各异，排名的方法论（尤其是指标的选择）必然有所不同。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共推出世界前500名大学的榜单，目的显然是为了适应我国争创世界一流大学的需要，主要是提供给大学管理人员和政府相关部门作为参考，其排名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行》的指标及权重
指标 说 明编码 权重
教育质量 校友赢得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
校友 10％
的次数
教师质量 教师赢得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
奖项 20％
的次数
在21个学科领域被引用率最高
HiCi 20％
的研究人员数
研究产出 发表在《自然》和《科学》杂志 N&S 20％
上的论文数
被SCIE和SSCI收录的论文数 SCI 20％
学校规模 上述四项指标得按学校教师数规模 10％
平均
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共排出世界顶尖大学200所，目的首先是为了提供给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求学者尤其是留学生们参考，使他们能够找到符合自己理想的大学，其排名指标体系如表2所示。
表2 泰晤士报《全球大学排行榜》的指标及权重指标
指标 说 明
权重
同行评议 对全球88个国家的1300名学者进行 50％
问卷调查所得结果
研究产出 平均每位教师论文被引用率20％
教学质量 师生比 20％
国际化国际教师人数所占比例 5％
国际学生人数所占比例 5％
与会代表对上海交大和泰晤士报这两个大学排名的方法论进行了评论或比较分析。
瑞士苏黎世大学校长Hans Weder教授肯定上海交大的排名基本上是一个好的排名，因为它是根据研究成绩来对研究型大学进行排名，是基于国际可比的数据进行排名，并且在网上发布这一排名，为对其方法论的持续讨论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不过，关于其排名的一些具体指标还值得商榷。例如，除了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外，是否还应该考虑将其他奖项纳入其中？除了《自然》和《科学》杂志外，是否还应扩充到其他一些重要杂志？笔者认为，上海交大的排名，科学主义的色彩很浓，有关诺贝尔奖、《自然》杂志等指标的权重过大，对文科力量较强的学校显然有失公平；重研究轻教育，“研究产出”共占40％的权重，而“教育质量”只有10％的权重，并且教育质量又仅仅是用获得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的校友多少来衡量，难道一所学校没有诺贝尔奖和费尔兹奖的校友其教育质量得分就应为零吗？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目的仅仅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之类的杰出学者吗？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Ian Chubb教授所说，现代大学担负着多重使命，因此必须从多元的视角来考察和评价大学，包括世界一流大学。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Anthony FJ van Raan教授是世界著名的文献计量学大师。他在会上指出，过去人们常用同行评议法来对大学进行排名，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行榜》一半的权重也是给了所谓“同行评议”，但真正的同行评议应该是在小范围内进行的，“隔行如隔山”，泰晤士报要求科学家们对各专业领域进行排名实在是为难了他们。泰晤士报实际上做的是声誉调查，而非同行评议，并且其在样本选取的地理、专业分布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对一些数据也没有能够很好地解释，因而是一个“方法论黑箱”，使人对其结果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他还计算出泰晤士报排名中的“同行评议”结果与文献计量结果相关系数几乎为零，说明其“同行评议”不科学。Raan教授认为，可以用文献计量法代替泰晤士报用的同行评议法，因为科学界的引用其实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同行评议。泰晤士报的排名中只有20％的权重用到文献计量法，而上海交大的排名中60％的权重用到了文献计量法。不过，要提防落入文献计量法的陷阱。法国科学技术观测站的Ghislaine Filliatreau博士等人也指出了大学排名运用文献计量法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例如SCI等数据的覆盖面还不够宽，大多为英文刊物，各专业刊物的被引数据差异也很大，对许多作者及其所属单位的信息也需要仔细辨识。Raan教授估计，由于SCI的语言偏向，德国及法国的论文可能要少算25％的被引用率；因为作者姓名或单位地址等数据不全或混乱，这方面造成的缺失可能要占30％。因此，对SCI等的数据，在大学排名时不能拿来就用，而必须作进一步分析。不仅要看论文的数量，而且要看论文的质量。Raan教授介绍了他新开发出来的一种文献计量法，将每篇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Citation Per Paper,CPP）除以世界某学科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Mean of Field Citation Score,FCSm），可以得出不同的作者在各学科间可以换算的论文影响度数据，因而有助于大学排名。根据他的研究，诺贝尔奖论文的CPP/FCS比值通常在3.0～7.0，美国一流大学教授论文的CPP/FCS比值平均在2.0～3.0，世界平均水平在0.8～1.2。目前美国的CPP/FCS比值平均为1.38，我们中国为0.57。当然，Raan教授也承认，目前用文献计量法对文科研究进行排名还有较大困难。笔者毫不怀疑文献计量法对大学排名的价值，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其局限性，它对测量大学的硬实力有用，但对测量大学的软实力（例如办学理念、校园文化、管理制度等等）帮助却不大，至少在目前是如此。因此，在对大学排名时我们不应绝对排斥别的方法，例如泰晤士报的“同行评议”法。还是Weder校长说得好：“对于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除了文献计量法外，同行评议法也是不可忽视的，应该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
仅就排名的指标体系而言，笔者个人更欣赏泰晤士报的，不仅因为它重视采集“同行评议”等所谓“主观数据”，而且因为它将教学与研究置于大学的同等地位，并首次引入了两个“国际化”指标，能够更鲜明地反映当今世界一流大学的时代色彩。
法国巴黎第十一大学的Bertrand Bellon教授指出，大学排名可以从以往大学评价的实践和理论中学到很多东西。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的Oetlef Mueller-Boeling教授等人主张，应该按专业进行排名，而不宜对大学整体进行排名，因为各大学的专业情况不同而难以比较；应该多做单个指标的排名而不宜计算总分，因为所谓的权重方法既无理论也无经验依据，并且总分往往掩盖了各大学的特色；应该将所有大学分组而不是按得分数值精确排序，因为统计误差的缘故一些数值的细微差异对于排名其实毫无意义。关于各项排名指标的权重，根据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Williams教授对40位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和80位澳大利亚大学系主任的调查，认为学术人员质量应占40％，研究生课程质量应占16％，本科生生源质量应占11％，本科生课程质量应占14％，资源水平应占11％，同行评议的意见应占8％。不过，Williams教授也指出，虽然资源条件对于大学很重要，但将它作为大学排名的指标可能有问题，假设两所资源条件不等的大学取得了相当的研究成果，你说哪所更优秀呢？所有这些见解，对我们进一步思考世界一流大学排名的方法论很有助益。
二、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
澳大利亚大学校长委员会前会长John Niland教授尝试回答了“世界一流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他认为，首要的是教师的质量，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开放的人才流动机制，聚集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教师，它们对最优秀的学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关键是研究声誉，它是学术界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学生能够参与研究也是培养其创新精神的重要条件；当然这种学校的本科生生源也是相当好的，可以说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聪明的学生，这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是至关重要的。Niland教授还指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它们的课程能够容纳世界各种文化，它们的师生来自世界各地，它们的毕业生也将工作在世界各地；世界一流大学还是优秀管理艺术的实践者，拥有众多的学科，也有充足的资源，要善用当代先进的信息技术，积极发挥国际及国内大学联盟与网络的杠杆作用。
德国波恩大学副校长Max Baur教授以他所在学校为例，从科研、教学和服务及相关管理方面，具体而又深入地探讨了世界一流大学的质量标准问题。波恩大学有7个学院，530名教授，3000名科学工作人员，2000名雇员，31000名学生，其中外国学生5000名。该校在科研方面的质量标准包括：获得具有最高国际水平的奖项，例如诺贝尔奖、费尔兹奖、莱布尼兹奖；建有由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群，参加欧洲研究联合体；在《自然》、《科学》等最高国际水平的刊物上发表论文；将自身具有最高国际水平的著作翻译成几种文字；拥有专利、特许等重要技术创新成果。该校在教学方面的质量标准包括：生源在全国是优秀的，课程在国际上是优秀的，毕业生在其职业生涯中是优秀的。该校在服务方面的质量标准包括：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中能发挥作用，在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发挥领导作用，在其他全国性重要机构中作为成员发挥重要作用。由于各学院教师们的专业不同，故学校还要求各学院制定自己更为具体的研究、教学和服务的质量标准。学校也要求全校教授都制定各自的世界一流水平的质量标准。Baur教授认为，质量标准的制订对学校发展具有很高的价值。在校、院、系和教授个人四级制定世界一流的标准，对内，是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分配有限的资源、激励全校所有部门开展竞赛并在校内外开展合作等等的必需条件；对外，为支持那些在国内外已具有领先水平的专业及个人、吸引优秀的师生等等提供了可能性。
来自我国台湾新竹交通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戴晓霞教授以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为依据，并参考各大学的材料，对美国前十名私立大学、前十名公立大学和英国前十名大学、欧洲大陆顶尖的十名大学、亚太地区前七名大学进行了定量研究，归纳出世界一流大学的若干特征（参见表3）：除了美国公、私立大学兼具之外，世界一流大学全是公立大学，且多数学术领域完整，属综合型大学，因而可以向学生提供全面的均衡教育，也较易进行跨学科研究；虽然研究成果的数量是重要的，但使得这些大学在国际上具有杰出地位的更为关键的因素是学术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在上海交通大学排名中上榜的大学在SCI上的差距有限，而真正将比分拉开的是显示研究质量的各项指标，例如包括校友及教师获得诺贝尔奖、费尔兹奖、HiCi及N&S之论文数等；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有医学院，对生物医学有着重要研究的大学比其他大学更有竞争优势，这是因为生物医学已成为未来科研及产业之关键性领域，医学院较易吸引优秀人才（教师与学生），获取大笔研究经费，发表更多的重要论文；在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里，本科生多于研究生，说明一流大学不仅是各国学术研究之重镇，更是未来社会及经济发展所需之各类精英人才的培育基地，大学必须考虑及适度满足学生及家长对于入学机会之需求，才易获得社会长期的支持，还因为各国政府拨给公立大学的经常性经费多以本科学生数为基准，只有具备一定的本科生规模，才易获得追求教学与研究之卓越发展所必须的经费；在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里，生师比相对较低，学生较有机会获得充分的教导，教师的负担较轻，也有更多时间从事学术研究；大多数世界一流大学有充足的行政和技术人员支持教学和研究，教师不必分心于行政与技术性杂务，可以提高学术人力资源的生产力和附加值；世界一流大学拥有充裕的办学资金，美国私立大学之所以称霸全球与其生均支出高达14.8万美元高度相关，其它各国/地区之生均支出也多在3万美元以上，可见经费多少在学术卓越的追求上还是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
表3 各国/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戴晓霞教授归纳）
美国10所私立大学 美国10所公立大学 英国10所大学 欧陆10所大学 亚太7所大学
总分
67.0 49.840.1 30.7 24.9
校友
61.9 31.534.0 28.9 20.0
奖项
66.7 33.432.4 23.4 12.9
HiCi
69.8 57.935.0 22.2 29.7
N&S6101 49.633.9 24.9 32.0
SCI66.2 68.354.8 4939 66.0
规模
53.1 28.038.5 25.0 33.5
设有医学院 70％ 70％100％ 80％ 100％
学生数
14，142
34，011 20，44328，915
21，455
本科生/研究生 1.1∶12.8∶1 2.5∶15.7∶11.8∶1
外国学生％ 18.1
-- 19.4
8.5
11
教师数2，3723，006 2，400 2，9782，928
生师比6.0∶1
13.6∶1 9.4∶110.8∶1
7.6∶1
师职比0.3∶10.3∶1 0.8∶1 1.3∶1
1.1∶1
生均收入（千美元）
127
47 38 29
24
生均支出（千美元）
148
50 38 30
52
戴晓霞教授花了很大的精力对世界一流大学的特征所作的定量研究是值得称道的，因为这种定量研究比过去常见的定性研究能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世界一流大学何以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例如在她所制作的表格中提到在世界一流大学里外国学生所占比例平均在8.5％-19.4％之间，说明了国际化的确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特征之一（可惜在文字阐述中对此不够明确）。又如她提到世界一流大学生师比的数字，大约在6.0∶1到13.6∶1之间，可以作为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条件上的很有价值的参照。再如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职比，大约在0.3∶1到1.3∶1之间，这启示我们不仅需要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而且需要一支同样优秀的行政和技术人员队伍，并且后者需要有相当大的规模，在教师队伍和行政及技术人员队伍之间还应该分工明确，职责清楚，通力合作，才能加快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不过，戴教授的研究也有一些可质疑之处。例如，为什么要专门将有医学院列入世界一流大学特征的分析之中？我们可以提出反证，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共同的专业性学院，也许它们的比例并不低于医学院，而有医学院的大学也并不一定就是世界一流大学，那么70％以上的世界一流大学设有医学院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至于说有医学院所以SCI文章就多，这正是我们前文中说过的不能直接拿SCI文章数量作为大学排名依据的一个理由。因为SCI收录的期刊数目学科差异很大，而相同或相近研究领域的论文倾向于相互引证，这又反过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不同学科间刊物的影响因子产生较大差异。如1996年SCI和SSCI的约4500种期刊中，大约有3000种与生物医学有关，而且研究临床医学之类的文章最容易被引用，显然，这是SCI中生物医学方面刊物的影响因子普遍较高的主要原因。瑞典Uppsala大学校长Bo Sundqvist教授就指出了直接采用SCI论文数来为大学排名的这一弊端。所以Raan教授要发明CPP/FCS的公式来为不同学科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通约，使之有共同的衡量尺度。如果按照CPP/FCS的公式去计算，也许生物医学、医学院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来说的重要性就不像我们原来所认为的那样大了。当然，笔者并不否认生物医学在当代社会生活和科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只是强调不能估计过高，乃至于太夸大了。事实上，我们只要看看正是世界一流大学最多的美国，从全世界的范围来看，其一流大学设有医学院的比例反而最低，不正能说明问题吗？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说明美国为数不少的一流大学并没有设立医学院，照样是一流大学，而美国同样还有一些独立的医学高等学校，尽管不附属于一流大学，但它们照样是世界一流的医学高等学校，其一流的程度甚至不比附属于一流大学的更低。这说明什么呢？这还说明了，虽然大多数一流大学是综合性大学，但却不能排斥还有部分非综合性的大也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凡事不可绝对，切勿形而上学。
总之，对世界一流大学特征的研究，应当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并且这两方面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尤其是我们对于一流大学学术研究特征方面已有不少定量研究，而对其人才培养特征方面的定量研究还较少，今后应该更多地开拓这方面的研究）。
三、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一所规模很小的世界一流大学，培养了10位诺贝尔奖得主、6位费尔兹奖得主、1位总统、2位总理以及大量精英，而它每年招生才几百人，却有几万考生申请入学。该校校长Gabriel Ruget教授曾在企业里干过，所以他在会上的讲演一开始就将世界一流大学比作一个研究公司。他认为企业运营的一些理念，例如“供应商”之类概念，在大学的管理中是很有用的，而且他认为大学应该与企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这将有助于一流大学的建设。他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如同一个企业，有自己的“客户”和“产品”，它的“客户”主要是政府机构和公益部门，它最耀眼的“产品”就是它所培养的优秀毕业生，这比它进行的诸多研究活动更为重要，更具影响力。但在他看来，作为大学，还是教育最重要。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教育机构，应当从过去单纯的知识传授场所转变为培育精英人才的孵化器。Ruget校长说，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具有较为宽广的知识领域基础，如文科新生要求有数学基础。其中一小部分学生可能入学后就选择了自己向往已久的专业，但对大多数学生而言，他们不了解自身的学科倾向，这就需要一定的时间，让他们多方面了解各个不同学科，然后才确定自己的专业。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对这四年要参加哪些讲座、作业组，做哪些综述、论文，都有考虑和安排，教师对每个学生都有跟踪，十分个人化。他们有难以计数的众多的研讨会，有一个教师和5个学生就能组织起一个研讨会，这很能吸引学生，对学生的自我教育很有好处。
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副校长Hans Juergen Proemel教授指出，如果在一百年前给大学排名，也许德国的洪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可以排上前十名，但现在这两所学校分别被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学术排行》排到了第95名和第79名。目前德国的大学之所以都比较平平，除了在纳粹时期许多教授遭到迫害这一历史原因外，主要是由于战后的改革过于强调绝对平均，包括政府拨款、雇员工资、生源配额等等都是各校绝对平均的，因而很难有一所大学特别出众。德国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对大学的双重官僚统治，使大学很少有个性。有感于德国在科学与高等教育上的落后，2004年，德国政府也提出了打造“精英大学”的计划。Proemel教授认为，德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使各校从财政和行政上自治，注重培养年轻的研究人员，发展各种科学研究的网络，建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Proemel教授强调指出，德国的大学不仅需要优秀的教师，更需要优秀的学生，首先是要有从成千上万名报考人中挑选最好的学生的权力，聘任教师也要有充分的自主权。以前德国的博士生教育更多的是非制度性的，今后德国的大学要真正建立研究生院。为了使更多优秀的青年教师更快地脱颖而出，德国的大学将建立“初级教授制度”，允许博士毕业后即可独立地从事研究与教学工作。对于大学，不仅要评估教学与科研，而且要评估管理。Proemel教授还认为，德国的大学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建设好校园文化，使大学成为教师、学生和校友们的精神家园。
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王英杰教授认为，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正视现实中的大学危机。这些危机包括：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而政府支撑能力不断下降；大学的商业化；大学的官僚化，大学的技术至上；大学教育质量的滑坡。大学要走出危机，当务之急是要解决与此相关的观念问题和制度问题，而不是许多人脑海中常常出现的经费问题。大学的主体应该定位在非营利机构，而不是产业或商业机构；大学应该主要由公共经费支撑，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大学的运作应该以公共利益为指导原则，不能去争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大学要成为精神文化领域中一股持久的否定力量，引领社会在文明与野蛮、高尚与媚俗、进步与倒退之间做出选择。大学的质量与大学所享受的学术自治呈正相关。应该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限制政府出于良好的动机不由自主地干预大学的冲动。政府和大学必须正视大学的官僚化趋势，认识官僚化给大学带来的严重伤害，大学需要引入竞争机制，但是不能以大学的和谐和均衡发展为代价，这是大学的生命，要倍加珍惜。中国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一是制订有关大学与政府之间关系的有关法规。二是制订大学的基本章程。三是制订有关教师和学生的制度。四是制订职员制度。缺乏必要的制度建设，我国大学就不可能在国际知识体系中从边缘走到中心。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校长Pierre de Maret教授着重探讨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价值观。他指出，当代世界已成为“地球村”，在这个“村庄”里需要有“教堂”和“超市”，而大学兼有这二者的特性。作为“教堂”，大学是知识传播的场所，是献身科学的殿堂；作为“超市”，学生就是顾客，知识就是产品，研究人员就是企业家，因而大学也必须具有创新精神。他认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追求卓越，尊重差异，维护自身的独立性，增进社会的凝聚力。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努力在象牙塔与开放的校园、学术文化与企业文化、地区性与全球性、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专业与跨学科、个人首创精神与学校整体战略、自治与责任、传统与变革等等之间保持平衡Maret校长认为，大学排名是有用的，不仅有助于学生挑选就读的学校和教师挑选工作的地方，而且有助于政府投资和大学明了自身所处的地位，也有助于形成大学的品牌，具有市场推广价值。不过，大学排名也是容易误导各有关方面的，因为现代大学目标多元，没有一个单一的排名能适合所有这些目标；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目标，不存在唯一的办学模式：质量是难以测量的，数量指标则往往可以有多种解释；排名可能会将有意义的质量差异转换成单调的数量等级判断；排名可能扩大少数特权学校与大多数其他学校的鸿沟；排名可能会使一些学校追逐一些表面的分数而不是去努力提高办学质量。他希望，不仅上海交大的排名越做越好，而且产生更多的排名，排名越多越好，这样才能从多方面反映大学的状况，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上面几位校长和学者的见解都很精辟。对于现有的几个大学排名，笔者认为，由于相应的方法论还不够成熟，我们不应计较或在意个别大学的排名先后或位次高低，而应多思考排行榜的指标体系所包含的价值观对中国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启示。例如泰晤士报的《全球大学排行榜》就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首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重物质，更要重精神。泰晤士报的排名赋予同行评议以50％的权重，其实是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世界一流大学之所以能成为一流，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积淀，从本质上来看是有其独特的精神，而这种文化或精神是很难用数字来衡量的，它深深印刻在人的大脑中，在人际传播中就成为所谓“声望”，学者们凭他们的直觉印象等打分正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大学排名“要重精神”这一难题。如果大学没有了精神，就不成其为大学了，更不要说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在全球化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在今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形神并举，千万不可忽视大学文化和大学精神的建设。其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重科研，更要重教学。泰晤士报的排名在平衡物质和精神（或者量和质），将同行评议这一主观指标和其他客观指标权重各占50％之后，在大学排名这一“体操台”上再一次做起优美的平衡动作，让“论文引用”这一主要表征科研的指标和“师生比”这一主要表征教学的指标各占20％。诚然，教学质量的评价和测量比科研质量的评价和测量更为困难，要找出一个各种类型的大学都通用的指标更为困难，虽然“师生比”不等于教学质量，但人们的直觉及已有的研究已经初步证明，在生源质量和师资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形下，师生比的大小的确可以影响到教学质量的高低。目前在国内大学，对于科研的重要性已经用不着多宣传了，但对于教学的重要性却还得重温一下办学的ABC。许多世界一流大学都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本科教育为本，重视本科课程与教学改革。我们中国的大学，尤其是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大学，是到了重新重视教学、重塑本科教育的时候了！最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要立足本国，更要面向世界。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一流大学首先都是为本国服务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绝对不可忽视本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可忽视本国人民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首先应当成为本国的一流大学，但正如《泰晤士报高教副刊》的评论员John O'Leary所说：“高等教育正在日趋国际化，各国的一流大学仅仅知道自己在国内领先已经是远远不够了。学生准备到海外留学，学习最好的包括本科程度在内的课程；企业在全世界寻找它们的研究伙伴；学者们比以往更喜欢流动。”与别的大学排行榜不同，泰晤士报的排名特别选用了两个与大学国际化有关的指标，即“国际教师人数所占比例”和“国际学生人数所占比例”，并赋予各占5％的权重（注意了教师和学生的平衡）。笔者认为，要争创世界一流大学，首先必须成为国际化的大学，成为最能吸引全世界优秀学生和优秀教师的大学。
总之，大学排名对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既可能有消极的影响，但更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尽可能趋其利而避其弊，以促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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