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变迁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基于对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层党组织论文,进程论文,生态论文,功能论文,社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606(2012)32－0021－04
一、问题提出
随着农村工业化、市场化的推进，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城市化逐步发展为我国城市化的主要方式之一。为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不少城中村和经济比较富裕的农村社区通过治理体制的变迁形成了具有城市和农村双重特征的“村改居”社区。所谓“村改居”，是指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以及与之相关的土地、产权、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社保就业等一系列制度、管理模式和产权利益，从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措施。“村改居”社区就是开展了这些改制的社区，也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转型社区”[1]。从各地的实践来看，目前实施了改制的“村改居”社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自下而上城市化推动下，自身发展到了城镇水平或者接近于城镇水平的农村社区；另一类是由于城市迅速扩张而大量征用农村用地，将农村地区强制纳入城市建设用地范围，自上而下被动城市化的“城中村”。这两类社区在“村改居”前已不是传统的农村社区，具有以下共同特征：①人均耕地已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生活需要；②人口、土地非农化程度高；③物质景观呈现“非城非农”的混合特征。“村改居”社区党组织作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社区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及直接参与者、居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在社区治理变革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功能转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关于基层党组织功能转型研究，国内学者主要从基层政治制度变迁的宏观视野中，考察基层党组织在其功能履行的实践中发生嬗变的内在逻辑，分析其变迁的基本趋向。[2]P160。在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变迁过程研究方面，吴梅芳认为，不同历史时期基层党组织功能模式嬗变的轨迹由革命导向型转变为高度融合型再转变为高度政党型，其功能实现途径由主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转变为主要依靠行政权力再转变为主要依靠思想政治工作及服务群众[3]。在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转变趋向研究方面，林尚立认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层组织的功能转变是一种结构性的转变，即从以组织或动员革命与生产为轴心的功能结构，转变为以社会关怀和利益协调为轴心的功能结构[4]P61－62。方开淇等人认为，基层党组织功能要重新归位，即回到政治领导、政治功能和依靠思想政治手段实现功能的轨道[5]。总体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功能的转变趋向是从行政化到政党化、从管理到引导。
二、政党生态与党组织功能
(一)政党生态分析范式
德国生物学家E·海克尔最早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主要是研究生物体以及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生态学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生物体自身的生理特性与生活习性和生物体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学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自然调和与动态平衡；第二，系统内各个生物体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第三，有正常的新陈代谢功能，系统内部可以实现物质的循环再生；第四，内部各要素能够与外在环境有合理的交流与互动，即生物在生活过程中不断地由环境输入并向其输出物质，而被生物改变的物质环境反过来又影响或选择生物。
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尝试将生态理论及其基本研究方法运用于政党制度的研究领域中。著名学者王邦佐和李惠康合编的《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和王邦佐等编著的《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是国内学者对这一研究范式的最初尝试，也代表着目前此研究领域内此研究范式的最高学术水准。王邦佐在《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一书中具体阐述了生态学基本理论和基本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研究的适用性。
所谓政党生态，就是把生态学的相关原理和分析方法运用到政党学领域。根据生态学的基本内容和观点，笔者把政党生态定义为：作为一种“组织生命体”的政治共同体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称为“内生态”)以及它与外部环境之间关系的总体状态(称为“外生态”)。在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政党系统及其内部次级系统与社会环境通过物质流和信息流的循环与交换，相互联系、共同组成的整体，就是一个政党生态系统。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政党生态系统分析强调政党共同体与外在的生态系统之间的共存和共享关系，注重政党共同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这种作用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政党特定的制度与组织方式必须从政党生态环境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系统也根据政党生态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其次，政党特定的制度或组织方式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政党在从生态环境中吸取物质、能量的同时，也会相应的改造生态环境。
(二)政党生态视域下的党组织功能
从政党生态视角审视，政党组织一旦建立之后，就作为一种“组织生命体”生存于特定的政党生态系统之中，从中获取自身需要的各种资源；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属性的组织实体，政党组织也向政党生态系统输出自身活动的产物——路线、方针、政策，以便不断改造周围环境，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这个过程就是政党发挥作用和影响的过程，也是政党功能产生的过程。以政党生态系统分析为视角，笔者认为：政党组织的功能就是政党组织基于自身的基本性质，为实现组织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政党生态过程中发挥作用和影响。根据政党组织与政党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政党组织功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党组织功能的内向性和外向性。政党的活动及其自身结构受到政党生态环境要素的影响和制约，政党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必须适应特定环境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结构，维持组织自身的存在；同时，政党在被动接受政党生态环境影响的同时，也在试图通过自身的活动去主动影响和改造政党生态系统其他因素，使其符合自身的利益诉求。这就决定了政党功能可以分为内向功能和外向功能两种。
2.党组织功能的正面性和负面性。政党在政党生态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不一定都是正面的、积极的，也有可能是负面的和消极的。李普塞特认为，政党是“冲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6]。政党的这种属性决定了政党对政党生态的作用具有两面性，即积极与消极作用。政党既可能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冲突的力量，又可能成为整合的工具；既可成为维护现状的力量，也可成为改变现状的力量；既可成为保守的力量，也可成为社会变革的力量[4]P143。
3.党组织功能的整体性和层次性。政治生态系统不是平面化和静态化的，而是一个多维立体和动态化的复杂体系，具有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次级系统。因此，政党不同层级的组织所面临的政治生态是不一样的，不同层级的政党生态对政党组织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导致了政党功能虽然有整体的规定性，但是不同层级的党组织在具体功能上是有差别的，政党功能具有整体性和层次性之分。
4.党组织功能的个性与共性。政党的功能，一方面取决于政党组织具有的自身条件(如地位、类型、组织结构等)，另一方面则取决于政党组织所处的政党生态环境。由于每一个政党组织的自身条件和所处的政党生态环境各不相同，党组织功能也千差万别，所以政党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但是，党组织作为普遍存在的政治组织，具有一些基本相似的功能，如利益综合与表达功能、政治社会化功能、政治精英的录用与输送功能等。
三、政党生态变迁：“村改居”社区党建的新情况、新问题
在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推动下，由村向“村改居”社区变迁，引起了几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地域特征转变，地理形态由自然村落向现代新社区转变；二是经济发展转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二三产业转型；三是身份形态转化，传统农民向现代市民转型；四是职业身份由农民向工人、私营业主、自由职业者转化；五是利益纽带转向，小农经济向集约化经济转化，由“村民待遇”向“市民待遇”靠拢；六是政策适用转轨，治理形态由村民自治向现代社区自治转型。
“村改居”所蕴含的诸多现实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外围生态和内在动力，既给基层党组织功能实现创造了新的环境、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给基层党组织建设格局、路径、方法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即政党“外生态”的变化对政党“内生态”形成冲击。
1.社区组织结构复杂化，对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提出了新挑战。“村改居”之后，其内部的组织结构由过去相对封闭、单一、线性的形态逐步演化成为开放、多元、交叉的形态。原有村民委员会、村务监督委员会经合并或调整后，相应过渡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务监督委员会，继续在公共事务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村级经济合作组织则发展成为独立承担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职能的组织实体，并衍生出了股份经济合作社董事会、监事会等新型机构。同时，包括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中介机构等在内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也在社区内获得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基层党组织如何将自身的力量和作用渗透到各类社区组织中，进一步提升在社区内的党组织的影响力和调控力，增强其在社区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已成为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关键环节。
2.社区利益群体多元化，对党组织发挥统筹协调作用提出了新挑战。许多社区由多村合并而来，来源于不同自然村或行政村的社区居民在血缘、业缘、人缘关系上互不相通，短期内很难达成利益上的共识。由于转制之前村与村之间经济基础和发展程度不一，导致转制后社区内居民福利和待遇不一，进一步加剧了社区居民的内部对比和隐性冲突。同时，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形成一个庞大的新居民群体，在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上与本地居民格格不入。本地居民在享受权利时也不自觉地排斥外来人口，二者在身份上、情感上、利益上隔阂较大。即使在新居民之间，也包含有务工人员、个体业主和城市白领等不同利益群体，教育程度、职业、收入水平的差异，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利益诉求迥然不同。典型的多元特征催生了强烈的群体异质性，基层党组织如何发挥好统筹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减少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离心力，使其能够和谐相处、相得益彰，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和重要。
3.社区群众需求扩大化，对党组织提升服务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社区居民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民生改善等各个方面都急切渴望与城市居民享受同等的福利和待遇。社区服务需求的范围越来越广、层次越来越高，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呼声更加全方位、多角度，对服务的关注点也不再是有没有服务、有多少服务，而是服务质量的高低、服务态度的优劣。同时，由于不同居民群体的服务诉求不同，社区服务需求的类别也日趋复杂，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差异性。凡此种种，都给社区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社区党组织要满足“村改居”社区日益扩大和多元的社会需求，显然难度更大、困难更多。
4.社区基层民主显性化，对党组织引导和推动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考验。随着社区治理理念的深化，加上城市化、信息化等元素的不断注入以及对集体资产处置、运行的高度关注，社区居民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明显增强，希望通过更为广泛的民主途径体现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民主的实现载体更为多元，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居民自治机构以外，各种社区民意机构所发挥的作用日益明显，最为典型的就是由社区业主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它直接代表业主的利益，并向社会各方反映业主意愿和要求，成为社区业主行使共同管理权的一种特殊形式。对于基层党组织而言，面对日益显性的社区民主，如何积极有效地引导其发展进程，并充分整合各种民主力量，使其在基层党组织的统一领导下有序参与社区事务，已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一个全新课题。
四、结论与建议
根据政党生态学理论，政党特定的制度与组织方式(内生态)必须从政党生态环境(外生态)中吸取其需要的物质、能量，以维持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党自身也根据政党生态的变化，调整自身的内部结构与功能构成[4]P176。
面对政党生态变迁所带来的诸多影响，“村改居”社区党组织出现了一定的功能障碍现象，具体表现在：一是功能的缺失。组织原有功能无法满足社会快速变化的需要，出现了功能上的“空白点”，即该做的没做到。二是功能的越位。党组织受传统组织惯性的影响，功能的行使超越了必要的边界，即做了不该做的。三是功能实现机制的不畅，使得党组织应有的功能也无法有效实现，即想做的也做不好。为了有效避免上述现象，基层党组织必须对原有功能进行调适，实现自身功能的转型。从基本的价值取向来看，党组织在功能转型中应该逐步回归政党本身，能真正依据党的性质和宗旨以及基层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承担起党组织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应承担的功能。从功能取向上来看，就是淡化行政色彩，主要依靠非权力因素来影响和带动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谐。
(一)领导功能转型：由领导核心转向政治核心与社会核心并举
“政治资源构成是在竞争与调和中推动政治持续发展的动态过程，政治体系要保持长远稳定和充满活力，能够适时进行自我调适，那么政治体系内部组成和外部环境因素一定是多元和复杂的，是在多元和分化基础上的统一”[7]P20。政党权力和民众权利是政治资源构成中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形成政党生态的两极，但如果权力运行不当，过强或过弱都会破坏生态平衡。如何协调二者关系，是政党生态系统能否实现平衡的关键所在。
在基层社会，党组织在社会各类组织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各项活动中能够获得其他力量的支持，对各项工作具有决定权，其行为效果对党外各群体具有向心力，能够引领民众和凝聚人心，即处于领导核心地位[2]P172。而随着政党生态变迁，这种领导核心的内涵及运作方式必然发生流变。
在“村改居”社区治理结构中，随着农地流转制度和基层自治的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加快、基层社会发展中现代化因素的注入和萌生，诱发治理结构中的治理主体逐步分化并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治理主体。在“村改居”社区，除了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以外，还产生了新的营利组织(社区中介组织等)、非营利组织(社区志愿团体等)，这些组织和社区居民都成为治理主体，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对社区发展履行着责任。但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具体目标任务、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不尽相同，因而有时难免会有矛盾。社区党组织如何发挥核心作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党组织自身与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理顺城市社区的治理体制，是社区党组织面临的一个现实课题。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律及制度化的程度”[8]。“村改居”社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不能仅局限于政治场域，更应该领导整个处于现代转型中的社会场域。基层党组织不仅是政权系统的领导核心，而且是社会系统的领导核心。当然，党组织在社区治理结构中居主导地位，不等于完全排斥其他治理主体的存在。社区多元治理主体由于具体目标任务、运作机制、作用方式等不尽相同，因而难免会有矛盾。这就需要处于领导核心地位的社区党组织通过政治领导、利益协调和文化导向等服务，为其他治理主体健康发展创造必要条件。社区党组织为其他治理主体提供了满意的服务，获得的反馈是其他治理主体信任度与认同度的增加，其结果是提高了社区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合法性。
(二)社会角色转型：由纵向领导到纵向领导与横向服务互动
在政党与社会关系的生态变化过程中，政治社会诸次体系及其要素各有自己相应固定的“生态位”，并在这个位置上履行各自的职责和功能。如果相关主体或角色各就其位，则处于一种良性生态。相反，如果在政治社会体系中，由于某一主体或角色出现越位、错位、缺位，则会引发政治职能位移、政治生态失衡，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和谐状态就会被打破，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发展受阻或出现停滞。这就是系统的边界理论。
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党组织直接掌握经济和政治资源，直接干预农村经济和社会事务，农民的个人利益更多的是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而实现的。“村改居”以后，社区基层党组织与群众高度一体化的利益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群众更多的是希望基层党组织从直接管人管钱管物中解脱出来，由直接管理生产和全面干预经济社会事务转变为以利益协调和公共服务为轴心，创造更加有利的生产条件和良好的生活环境，提供更加有效的服务。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在推进社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强化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功能。
(三)利益协调转型：由利益表达转变为利益表达与利益整合并重
马克思曾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使自己出丑”[9]，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要凝聚党员的向心力和聚合力，扩大政党在社会中的影响，就必须把自身代表的阶级或者阶层群体的利益需求表达出来。因此，利益协调是政党的基本职能。一个完整的利益协调体系包括利益冲突、利益表达、利益博弈和利益整合等。其中，利益表达是指把一定阶级和阶层群体的利益、愿望和需求表达出来的过程。而利益整合则是把政党所代表的那部分民众的意见和要求在彼此博弈过程中有效地加以均衡，变成党的政策主张，而不是简单地充当传达民意的工具。
在“村改居”社区，既有经济组织，也有社会组织；既有经济能人，也有文化精英。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使得社区利益关系更为复杂。要保持基层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增加社会力量与国家力量的互动合作，把各个治理主体吸纳入体制内以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将日益复杂的利益关系在各个主体充分表达的基础上进行有效整合。利益协调功能的发挥要求社区基层党组织成为“整合的工具”，即在维护所代表的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基础上，把社区各种力量有效组织起来，使各种利益群体结合起来，实现各主体利益的均衡化。政党的利益协调功能，“对革命党来说表现为领导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力量，成为利益博弈的代表，对社会实施再整合；而对执政党来说，则侧重于协调利益关系，缓和矛盾冲突，整合分歧。而不是成为‘冲突的力量’”[2]P45。作为执政党基层末梢的基层党组织，其责任在于使公共权力用于利益的公正协调。由于社区治理中各主体存在各自的利益边界，不同治理主体的利益诉求在一些领域往往会发生对抗，呈现“一致与冲突”的治理困境。假如这些冲突力量过于强大，而社区党组织不能适时地采取对策予以疏通，则在一定程度上会侵蚀党的合法性基础，并造成社区社会秩序失范。
(四)工作方式转型：由权威和指令的方式向制度治理和民主协商转变
优良的政党生态生成于政党体系内生态环境和外生态环境之间以及生态体系内部诸要素之间建立起良性的生态回路，动态链接、协调平衡是优良政治生态的基本标志。反映在政党社会圈层结构中，表现为社会各界的有效沟通和双向互动，即社会不同阶层、团体、个人的要求通过各种参与渠道形成政治输入，作用于政党体系[7]P34。政党体系通过自身的机理调节作用，把政治输入信号转化输出，回应社会各种利益需求，从而构成相互作用、双向联动的生态回路。在平衡有效的生态链接中，政治体系的作用会促进社会环境系统的发展变化，社会环境系统的要求与压力又会不断推动政治体系结构功能有序演进，从而构成政治发展和深化的基础。按照生态理论，不论在政治机体内部角色之间，还是在内部与社会环境各要素之间，角色要素之间在权力方面的影响关系既是多元的、平等的，又是处于联系的、协商的、动态的平衡状态，各角色的作用具有自主性和形式上的平等性。
“村改居”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关系的调整，使基层党组织传统的组织群众、动员群众的手段减弱。随着基层自治体制的发展完善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推进，“村改居”社区的政治格局已经并将继续发生着深刻变化。现代公共管理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党全面承担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职责，必须培育和整合各种社会主体，调动各种社会资源的力量，通过对话、协调和协商，共同合作管理公共事务[10]。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党组织要实现对社区工作的有效领导，就必须创新工作方法、改进工作方式，创建各种有效平台，从权威和家长的角色向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依法管理和制度管理转变，从直接的行政指令向间接的引导和民主协商转变。通过创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整合方式，妥善协调和处理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调动各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发挥好各治理主体的作用；进一步理顺党组织与社区各种组织的关系，有效参与社区事务的重大决策，坚持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理有机统一起来，让民主程序、民主方法、民主原则、民主制度在社区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充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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