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世界统一性为哲学研究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对象论文,哲学论文,性为论文,坚持以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实事求是地考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哲学发展历史，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诚然是哲学长期发展所力求解决的基本问题，但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受多种因素影响，根本上取决于我们是否承认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是否肯定人类改造世界的自由只能在认识和运用必然中取得。现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述全都围绕着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展开，但古代的哲学却一直以探讨世界的统一性为己任。古代的哲学家，不论是希腊的、中国的、还是印度的，并没有意识到首先应该明确地规定哲学的研究对象，却自发地对世界的本原作出了直观的解释和天才的推测。其所以如此，根本上是由于哲学于其他科学在研究对象方面确有相通之处，致使那时的学者们把这种共通性归结为某种或某类的具体事物，或者把哲学看作为各种知识提供统一基础的学问。他们有的认为世界由原子、水、火、土、气“五行”构成，有的认为万物因数、理念或道的存在而产生。亚里士多德指出，哲学是“……普遍地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①]的学问。
到了封建社会时期，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也包括整个社会）占据了统治地位，哲学沦为神学奴婢。其所以如此，与哲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相关。因为，只有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哲学，才能以科学论证的方式，比单纯的信仰更为有力地体现神灵们无所不在的威势，并使人们心悦诚服。也正因为哲学以世界观的独特地位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实践，宗教不能不更加严密的控制着它。
即使在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已成不可逆转的必然之势，但哲学仍被当作“科学的科学”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历史传统。因为，世界上万物万事皆可归结为思维与存在两大类别，以及人类作为世界组成之一、且在严密的社会组织中生活的客观现实，不仅形成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直接对立，而且造成了将世界想像成统一整体的历史定势。16世纪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笛卡尔曾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全部哲学好比一棵树，树根是形而上学，树干是物理学，由这个树干分出的树枝就是其他各门科学，后者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医学、力学和伦理学。”[②]这段话表明，尽管众多的学科依靠实验或演绎方法取得了独立自主的牢固地位，哲学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仍然维持着整体性的形象。
为什么“在古代世界，哲学是作为各种知识的无所不包的总汇而产生的呢”[③]？这是因为，不论是科学知识还是哲学知识，它们都只有通过实践才能获得，都只能依靠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思维抽象才会形成和传播。正是客观事物的因果联系、认识这种联系的必要性以及认识方法上的一致性，才使得那时的哲学与其他专门学科的知识混成一体。17—18世纪的欧洲哲学之所以会带着同科学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时代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特征，这是因为同哲学所研究的世界统一性相比，各门具体科学越来越明确的研究对象诚然是实证的局部的，但同组成这一研究对象的某些种类的客观事物及其变化发展相比，它作为由这些事物组成的领域毕竟又是抽象的整体的，这个领域的共性尤其是它的内在规律也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深刻的认识和切实地把握。正是局部与整体的相对性，人类认识过程由直观到抽象的渐进性以及哲学与其他科学作为人类知识依赖于思维复杂活动的共同性，才使得当时伟大科学家们把认识方法上的局限性带入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之中。
总之，世界的统一性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展现从根本上推动着人类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进程，决定着人类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它至今仍然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地探讨。
二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人们对哲学的研究对象有了新的理解，但它决不是探求世界统一性的结束。诚然恩格斯曾经指出：“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④]“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逐驱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⑤]“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⑥]现今的不少学者正是以类似的论述为依据，主张哲学仅仅是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形成和发展的规律的学说。这样的理解是否准确完整呢？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认真地思考：第一，恩格斯真的全盘否定哲学以所有事物共同本质及其变化发展的最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的这种认识，主张哲学仅仅以探讨思维与存在关系为己任吗？第二，恩格斯在指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为什么紧接着通过对原始人生活的分析说明它们之间的对立必然产生的客观根源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全面的探讨，就会明白，恩格斯并没有把哲学理解为仅只研究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学问。主要依据有三点：首先，恩格斯十分明确地把“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以及“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这两个限制性说明，作为得出它们“只留下一个纯粹的思想领域”这一结论的前提。他是从继承哲学遗产着眼强调过去的哲学只留下逻辑和辩证法两部分内容，并没有规定现代哲学研究对象的含意。其次，恩格斯虽然把辩证法与逻辑并列，作为思维领域的主要内容，但就在他提出思维与存在关系是全部哲学基本问题的那篇文章里，他清楚的指明：“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也多半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⑦]可见他并没有因为辩证法在历史上一直局限于思维领域就把自己对辩证法的研究限定于思维领域。依此类推，我们也不应把哲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其三，恩格斯在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在细胞、能的转化以及生物进化等发展成果后指出：“……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⑧]但他也肯定：“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淅画面。”[⑨]可见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一幅由种种联系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总画面的现实存在，肯定自然界中整个运动的统一是自然科学充分证明的客观现实；他所否定的仅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以……“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的“自然哲学”，我们不应把这种否定当作恩格斯反对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的可靠依据。
至于第二个问题，我们更可以从中体会到恩格斯对客观事物的变化发展（可以看成为世界统一性的表现形式）在推动思维发展中作用的充分肯定。因为：（1）恩格斯曾经非常明确地指出，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仅是纯粹的思想力量，主要地还依靠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2）恩格斯在1893年致梅林的信中谈到包括哲学在内的科学研究时指出：“……属于这个或那个领域的外部事实作为并发的原因也能给这种发展以影响，但是这种事实又被默默地认为只是思维过程的果实，于是我们便始终停留在纯粹思维的范围之中，这种思维仿佛能顺利地消化甚至最强顽的事实。”[⑩]（3）恩格斯曾经发人深省的指明：黑格尔已经不自觉地给我们指明了一条真正的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这就是“……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11)。他本人还身体力行地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利用当时主要的科技成果去揭示整个世界的统一本质——所有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其变化发展的内在规律。
恩格斯当年之所以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强调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且特别重视思维领域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尖锐对立，这确实是由当时社会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激烈斗争所决定的。
三
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大量新兴学科的不断涌现和应用，打破了传统学科壁垒森严的明确界限，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入、完整，同时对哲学研究对象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诚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到整个世界的三大领域，它们也可说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世界观，不过仔细分析起来，它们毕竟都只涉及到世界整体性的某一侧面或某一性状，并没有深刻地反映出世界统一的内在本质。关于系统论，和数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从一方面看，两者的内容都跨涉到自然、社会和思维三大领域，它们所揭示的规律也都适用于这三大领域内相应事物的变化发展。但从另一方面看，系统论从质与量两方面对其组成因素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数学则仅从量方面对事物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系统论的整体相悖律不能应用于最基本的数学运算之中，而数学的基本运算法则也无法指导人们认识系统内质方面的关系与变化。这就表明：它们都只能作为世界统一性的不同表现。至于信息论，由于目前对信息本质的理解存在较多的分岐，难以与哲学的研究对象进行比较。不过，信息通常涉及到信源、载体、接收者这三部分之间的必然联系。但在客观世界中，两种客观实体之间直接的相互作用的现象如电磁转化、酸碱中和等等以及它们内在规律，无法用信息论圆满地解释，可见，信息论所探涉的也仅仅是世界整体性的某种表现。
有的学者还从分析整体的相对性与绝对性入手，说明哲学的研究对象只存在于间接的思维抽象之中，认为人们说哲学以研究整个世界为对象时其所指的整体只能是绝对的，但绝对意义的整体并不是直接的存在，哲学只能通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来总结人们是怎样认识直接存在的。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整体观的一种误解。
任何事物的实际存在都必然有与其他事物的区别，以及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概莫能外，这是它的绝对性一面，但这种区别和联系都只能在彼此的相对关系中显示出来，这是它的相对性一面。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世界统一性或者说世界整体性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同其他科学所研究的客观世界某一领域某一层次某种结构相比，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这些领域层次结构无法取代的普遍性，但哲学研究对象本身的存在，又只能借助于这些领域层次结构而得以体现，两者相反相成、共成一体。其实，抽象地看，不独哲学所研究的世界统一性是这种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体，其他实证科学的研究对象也同样如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里写道：“——我们的整个公认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都是绝对地以地球为中心的，只是为地球而建立的。”(12)但他又紧接着指出：“我们只能有以地球为中心的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等，而这些科学并不因说它们只对于地球才适用并因而只是相对的，而损失了什么。”(13)正是由于哲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科学的研究对象全都包含着绝对性与相对性两个侧面，所以我们不能把是否认识直接存在当作区分哲学知识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一种依据。实际上，客观联系、变化过程以及贯串于变化过程内部的客观规律都不能算作直接存在，因为它们并不是把自身的规定性直接地作用于人体感官，表露在人们面前，而是借助于此一事物与彼一事物或者同一客观实体这一状态到那一状态的变化而得以表现，经过理性思维的分析、概括，才被人认识掌握。哲学知识与其他科学知识固然有认识深度和内容广度或者说层次结构的明显不同，但无认识直接存在与认识非直接存在的根本区别，它们之间的关系可用血、肉、骨骼、大脑与整个人体作比喻。
至于说到思维在认识中越来越重大的作用，这确实是值得我们进行专门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正是为了更加充分地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我们应该下苦功夫去探寻它之所以有力的客观根源，而不应该割断它与物质存在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毕竟是物质的存在方式产生了人，并赋予人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获得的智能。思维演变规律的深入研究确实日益紧迫，但并不是所有抽象概念和符号的反复运算和周密分析都能够发现新问题，获得新知识；不从实际出发，不根据科学原理和方法，不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思维的运算和分析往往就会劳而无功，得不偿失。这其间的区别，只在于思维推理是否同对象本身的自身规定性和变化发展规律相符，能否最终地在外部世界取得成效。外部世界的优先地位并不因思维能动作用的充分发挥而动摇，我们对哲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也不因由此而转移。
哲学一直在与科学的互相促进中发展，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远非现今的人们所能完全认识，认为哲学在这方面已经无所事事，并已由拟科学转向拟价值，这种看法也值得商榷。有的学者已经发人深思地指明：“……哲学从来就是世界观，现在仍是世界观，将来也同样是；同时，价值观也从来就是哲学应有之义，也永远是哲学应有之义。”(14)与科学相伴而生互相促进的哲学之所以能够延续数千年之久，并且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自然有它存在、并且不断发展的价值。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价值的实质，认识价值与科学的关系。价值进入哲学始于神学哲学家们的努力，经过牛顿康德等人深化成为现代不同流派哲学思路的起点，其中的马克思更以剩余劳动的理论为基础揭示了价值的劳动本性和社会本性，从而把价值概念从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提升为一个历史观范畴。经哲学同化后，作为哲学范畴的价值具有如下属性：“第一，精神性或观念性。……第二，应该性或理想性……总之，科学理论在于描述事实世界，而哲学的价值在于追求未来世界。第三，评价性或批判性。”(15)而渗入价值观念后的哲学，则“……专司人类与其外在世界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或应该关系……以主客体的应该关系或应然关系为对象。”(16)钱学森同志曾经指出：“……精神财富的创造既然是一项事业……就将有个组织管理的学问……这就是系统工程，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搞组织管理的工程技术。”(17)而“建立一门系统工程，不管其对象是什么，都要引用系统工程的一般理论和方法，如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有时还要引用另外两门技术科学——控制论和信息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财富创造事业所属的各门组织管理技术的共同基础。”(18)这些论述启发我们：时至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不能撇开科学去侈谈价值，不应将两者人为地对立起来。世界上没有无价值的科学，毫无价值的思想配不上科学的称号；与此相应，无科学的价值（如宗教信仰）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也日趋减弱，无科学依据地规划未来世界更只能引起混乱。在现代条件下，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虽有区别，但并不排斥，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其中科学是主，价值为宾；科学是本，价值为利，人们不可喧宾夺主，也不可无本求利，更不可就价值论价值。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其根源就在于它科学地分析了商品的两重性，在于它科学地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本质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价值不是仅从历史传统中继承下来，更主要的是通过它的创造性的科学活动获得，其生命力蕴藏在它的科学性之中，它的批判性不过是这种科学性的表现形式。没有科学作依据，最有力的批判也不会产生真正的价值。
关于科研与哲学的关系，钱学森同志颇为感慨地谈到：他以前通过科研工作积累了一些心得，“自己还满得意”，“后来回到祖国以后，初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觉得我那点东西太肤浅了。经典著作里都有，而且比我说得好得多，深刻得多。”(19)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下的长期科学实践还使这位德高望重的科学家认识到：“世界上的一切理论，都是一层一层地概括的，到了最高层次就是哲学，就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总结出来的最高原理，最有普遍性的原理。这种最有普遍性的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谁也不能违背的。外国的一些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犯错误，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老是弄不清楚。”(20)这是一个思路开阔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的宝贵心得。确认哲学以世界统一性为研究对象与把哲学知识看成为所有现代科技知识的最高概括，这两者不谋而合，残途同归。
注释：
[①](15)(16)《新华文摘》94年第3期第30、32、33页。
[②][③]《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原苏科院哲研所编）第18、16页。
[④](12)(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22、559、559页。
[⑤][⑥][⑦][⑧][⑨][⑩](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53、219、239、242、501、216页。
(14)《社会科学研究》（四川）95年第6期第27页。
(17)(18)(19)(20)《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钱学森著）第91—92、92—93、111、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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