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理论与方法】
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化的理论动因：历史回顾与展望
胡 健
(西安财经大学 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陕西 西安 710100)
摘要： 探讨和总结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化和经济理论取向之间的联系，对于推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深化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总结发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经历了计划经济时MPS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阶段，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MPS体系和SNA体系并存的阶段，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时期SNA体系下的发展阶段；概括了中国经济理论界在三个不同时期理论研究，特别是价值理论研究的进展。从中可以看出，随着SNA体系在中国的建立，中国理论界在价值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是中国国民经济核算演化的理论动因，但面临SNA体系在中国的深化发展，中国理论界在自然资源的定价和新经济贡献的测度上，还有诸多理论命题需要突破。
关键词： 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价值理论；自然资源定价；新经济
一、引言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反映一国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重要工具。通过设置国民经济账户，不仅可以刻画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使用各个环节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能够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置及演化，除了受到一国特定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制约外，还受到该国一个时期理论取向的影响，或者说，一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选择，折射出一国理论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取向。毕竟，理论取向是现实经济诉求的反映。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民经济的核算体系先后经历了三次变化，是新中国70年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理论焦点变化的重要见证。探讨和总结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化和70年间经济理论取向之间的联系，对于推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深化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中国统计界和中国经济理论界分别就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变的历程、特点及面临的挑战和价值理论的发展、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进行了讨论。许宪春等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变和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分析，进而对促进中国 GDP 核算发展的重大统计改革进行梳理[1-5]。余芳东对国际上创新统计测度研究的新进展进行了评述，李金华对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蔡继明和江永基建立了以广义价值论为基础的功能性分配理论，为要素价值论进行理论辩护，王乐锦等讨论了环境资产价值的计量理论以及中国与发达国家在这项工作中的差异[6-9]。鲜祖德等对国际官方统计的新发展进行了梳理，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新发展对中国政府统计工作的启示[10]。
尽管统计界和经济理论界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和价值理论的发展分别做了有益的探索，但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化与经济理论特别是价值论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未能进行直接研究。本文将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化与不同时期价值理论研究之间的内在联系入手，探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与发展的理论动因，以期扩展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革工作的理论视野，提升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设工作的理论水平。
二、计划经济时期：MPS体系的建立和发展阶段
计划经济时期起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止于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早期。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置上，这个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全面推行MPS体系。1952年国家统计局开始了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核算，1953年又开始了国民收入试算工作，并于1956年完成了1952年到1954年中国国民收入的测算。1956年，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簿一波运用这些国民收入测算资料，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二、三、四”比例关系，即国民收入中积累占20%左右，财政收入占30%左右，基本建设投资占40%左右，是比较适合中国经济建设的[11]，这些比例关系对尔后中国国民经济几个重要时期的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指引作用。
1956年，国家统计局全面学习引入了苏联的国民经济核算工作，成立了专门机构，全面推行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先后编制了社会产品生产、分配与再分配平衡表，国民经济各部门联系平衡表，劳动力资源平衡表和分配平衡表。“文革”期间，该项工作有所搁置，但“文革”后又恢复了MPS体系的国民收入核算，随后编制了MPS体系的投入产出表，建立了综合财政统计，编制了综合能源平衡表，主要原材料平衡表和消费平衡表等等[11]。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的经验表明，理论界新旧学术立场并存及其交锋，反映的正是新旧经济体制的磨合和替代景象。国民经济核算两大体系并存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正是这种体制转型期和理论交锋过程的缩影。
值得关注的是，MPS是以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为基础而建立的，但由于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语焉不详，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就为MPS体系下探讨国民收入的入围范围留下了空间。一般来说，马克思强调生产劳动是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劳动，并且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生产劳动的两个定义，即《资本论》第1卷第5章上说的从劳动过程来考虑的生产劳动，以及资本主义社会里缩小了的生产劳动也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然而，如一些日本学者发现的那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关于流通过程的讨论中，不仅指出了交通运输等部门是直接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的延伸，还对“服务”的概念进行了细分，认为服务有两种意义，一是同“跟资本交换的劳动”相对的“跟收入交换的劳动”，二是同“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相对的“从事消费过程的劳动”[12]。这种情况，使理论界早在计划经济时期就试图在马克思经济理论框架下拓宽生产劳动的范围[13-14]。当然，限于时代因素，这种理论探讨并没有触动MPS在中国的应用，却为后计划经济时代的理论争议以及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变埋下了间接动因。
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MPS体系和SNA体系并存的阶段
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确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指导方针的变化，不仅为取消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双轨制”奠定了基础，也为突破经典马克思理论框架，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理论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我们先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变化与发展。
1984年，中央高层领导提出了中国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指导思想。随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数大规模增加，仅从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到1987年10年间，中国的第三产业人口增加了1倍，第三产业人口占比也从11.9%增加到17.6%，但这个比率与当时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显较低。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的大力发展，既有解决当时较为严重的就业压力问题，也有在整个国民经济结构上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原因。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计管理部门开始研究SNA体系中的国民生产总值指标，准备用这个指标来反映三次产业的发展水平。1985年3月，国家统计局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同年4月国务院发出通知，批准了这个报告，要求在继续做好国民收入核算的同时，抓紧建立国民生产总值核算。根据通知精神，国家统计局于1985年制定了《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方案》的征求意见稿，初步开始了国民生产总值核算，1987年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统计主要指标解释》和《国民生产总值统计报表制度》。在这些文件中，首次直接给出了GDP的定义，但这时的GDP是作为国民生产总值GNP的组成部分，并且只有GDP生产核算，没有基于支出法的GDP使用核算。除了启动SNA体系的GDP核算工作外，1987年国家统计局还启动了基于SNA体系的投入产出表编制工作。1989年，在对原有核算方法进行修订的基础上，开始了支出法GDP核算[15]。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典型特征是计划管理与市场调控双轨并存，与此相适应也出现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MPS与SNA并存格局。与这种“双轨制”相呼应，经济理论界在这个时期的讨论聚焦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并形成了各种意见，二是关于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地位。
应当说，SNA体系在中国的发展自1992年以后获得了重要进展，但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任务却远未完成。现实经济中尚存在着一些重大现实命题，需要中国理论界去研究解决，也需要中国统计部门在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中去探索和完善。
本文回溯了西汉“时禁”灾祥观的历史渊源，其核心内容在于王者“顺时施政”，就会带来祥瑞。在天、地、人三道和谐统一的基础上，实现“合德”，避免灾异发生。
关于第三产业的讨论，重点是服务业创造的劳动应当如何看待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迅猛，就业人口增加了很多。中国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后第三产业无论是规模、经济总量中占比还是从业人数都有了很大提高。现实经济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要求人们跳出经典马克思理论框架的解释。作为反映国民财富真实状况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应当适时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为第三产业和服务业进行理论辩护的努力中，中国理论界取得了两个成果。第一是在传统理论框架下，对第三产业的经济地位给予理论合理化解释，这方面代表性的工作，当属李江帆以及与其持相同学术立场者[18]。这些学者的基本学术理论仍然来自马克思的理论框架，把马克思零星提出而未展开论述的一些理论命题作为其立论依据。如马克思关于在服务形式上存在的消费品以及运输业的生产公式等零星讨论。另一类学术努力是依据现代经济学原理对服务业的经济贡献给予了强调，这方面的代表性工作出自江小涓及其相同学术观点的同行[19]。从理论渊源上看，后一类学者的学术工作折射出了欧美学者关于服务经济学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学科的发展成果[20]。
应当看到，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反映的是在马克思理论框架和前苏联理论体系之下试图扩展MPS核算范围的努力。其实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政治经济经济学教科书出版以来，无论是前苏联学术界还是欧美、日本学术界，相应的讨论就一直存在。中国学者的讨论在研究范式上与国外学者一样，并没有脱离马克思和前苏联理论框架，就学理分析而言，都属于传统理论范畴。20世纪80年代初的这场讨论持续时间不久，由于中央和政府部门对第三产业的关注，人们的关注点又转移到了关于第三产业经济地位的讨论上来。
回顾计划经济时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设过程可以发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设过程深受前“苏联范式”的影响。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指标是国民收入核算，关注的重点是生产、分配、消费、积累四大环节，国民经济平衡表的编制受前苏联平衡统计工作的影响，体现了财政、信贷、外汇、物资“四大平衡”中央集中计划管理思想，从理论取向上看，这是标准的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1954年前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孕生产物。在经典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社会再生产是以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为研究对象的。MPS体系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大环节演变成了生产、分配、消费、积累四个环节，无疑是前苏联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交换轻视和对积累重视的理论取向。交换是流通领域的最重要标志，是现代经济学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即消费者主权的基本学术立场。而重视积累并且积累率不低于20%，基本建设投资率不低于40%的“簿式比例”，必然在实际经济中引向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道路，而这恰恰是前苏联范式在经济建设中的追求。
四、市场经济深化发展时期：SNA体系下的发展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经济体制拉开了市场化改革的帷幕。从中央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并非一蹴而就，期间经历了相当长的新旧体制并存时期。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尚在运行，市场化的运行方式已经开始探索，国民经济的运行出现了典型的“双轨制”特点。出现这种情形并不奇怪。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在指导思想上是向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方针，而20世纪80年代初期启动的经济体制改革，则以市场化程度高的欧美发达国家为经济管理模式学习榜样。体制转型不可能一夜完成，新体制的建立不仅需要结合国情不断探索，也有一个大众逐渐接受的过程。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也如中国国民经济其他行业的改革一样，经历了新旧体制转型时期，而在转型过程中，国民经济核算工作也呈现了MPS和SNA体系的并存特点。这个转型时期就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供水安全概念的定义，即当前与未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合理用水需求，在水量、水质、稳定性、价格等四方面的满足程度，以及规避和消除威胁和风险的能力。而为了满足合理用水需求，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水厂、管网等供水工程，还是水源工程、水资源配置工程，或作用于用水主体的各类管理措施等，都应在保障供水安全考虑的范畴之列。
1992年，国家统计局制定了《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指标解释及测算方案》，首次建立起独立的GDP测算方案，随后于1993年又制定了《国内生产总值指标解释及测算方案》及相应的核算制度。由此，标志着国民收入指标的正式废止和国内生产总值核心指标地位的确立，并从1994年起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只使用GDP指标[4]。当然，中国自身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成果还有一个国际社会认可的问题。1999年前，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并不完全认可中国官方发布的GDP数据，而要在中国官方数据基础上调整后加以使用。直至1999年，经双方多次接触并对中国的统计工作考察后才直接使用中国官方发布的GDP数据。
为了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纳税申报表相衔接，以“应纳税额”专栏替代原来的“转出未交增值税”、“转出多交增值税”专栏，用以结转计算一般计税当月应纳增值税。
中国的SNA体系建设到此并未完结。SNA体系自20世纪50年代颁布实施以来，曾经历了多次修订完善，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两个版本，1993年版和2008年版[7]。影响1992年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设的，首先是1993年版的SNA。1994年以SNA1993为依据，中国统计部门曾经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过重大修订，1995年开始组织实施的核算工作就是这项修订的成果。随后，国家统计局于2002年发出了《关于实施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的通知》并于2003年正式出版《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2008年，SNA发布了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2008版，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内容、适用范围更为宽广，解释更加权威。为此，2013年后，中国依据SNA2008再次启动了对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修订。如，在核算体系中增加了知识产权产品的定义，在GDP中加入了研究与开发支出等。这些改革成果的体现，是国务院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批复。
五、研究展望
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争论，在SNA体系与MPS体系上的不同为：MPS体系只承认物质产品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SNA体系则以一国国民收入总量为核算对象，通过建立国民收入账户、投入产出账户、资金流量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等账户，定期统计国民生产总值(主要是国内生产总值)、社会总消费、社会总投资、社会总资产、国际收支等宏观经济指标，观察国民经济的总体运行状态，提升宏观经济的决策和预警水平。如此以来，如果对一国国民经济总量只限于物质产品领域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测度，不仅不能正确估计一国经济总量，也不能对非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经济地位给予正确评价。因此，理论界针对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标准或者说生产劳动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展开了讨论。如前所述，20世纪60年代，一些国内学者曾经试图拓宽生产劳动的适用范围。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讨论则掀起了一次高潮。1981年，于光远发表论文，提出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为准绳界定生产劳动范围的论点，被经济学界称之为生产劳动定义的“宽派”代表[16]。同年，经济学家孙冶方也发表论文，仍然坚持只有物质产品生产部门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被称之为生产劳动定义的“窄派”代表[17]。众多经济学家参加了讨论，也有学者的观点在二者之间，即生产劳动的范围介于“宽”“窄”之中。大体来说，“窄派”持有者强调只有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的劳动才创造价值，这样的价值才能作为国民收入来加以核算。中间派观点则适当放宽，认为除上述领域以外，商业、科技、教育领域的劳动也应视为生产劳动。“宽派”学者坚持只要适应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即“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所形成的劳动成果都应计入国民收入核算之中。显然，按照“宽派”学者的论点，在商品经济社会中，一切经过市场环节的合法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都能够创造国民财富，其劳动成果当然应计入国民收入之中。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探索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引发了对自然资源价值化管理的关注。其实，在1993和2008的SNA中，为了与联合国发布的用于环境经济核算统计体系SEEA1993相衔接，就已高度关注环境与经济活动的联系。国内早在20世纪80年代，理论界就已在探讨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问题，只是当时大多探讨都以地质成果有偿使用的形式来展开。要解决自然资源的资产化管理，首先需要突破马克思关于自然资源无价值的理论限制，进而就需要突破劳动决定价值唯一性的立论。中国理论界特别是资源经济学界在过去30多年里曾经掀起过三次讨论热潮，在自然资源的价值核算理论研究方面做出了诸多努力。第一次热潮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代表人物李金昌认为，自然资源估价的理论基础是功效论、财富论和地租论[21]，其他讨论者或者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或者运用机会成本原理论证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第二次热潮发生在本世纪初期，诱因来自中国政府开展绿色GDP研究工作之后。一类观点继续坚持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地位，另一种以效用价值论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价格理论[22]。在这次讨论中，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SEEA-2003所涉及的总量指标问题[23]。第三次讨论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方针之后。这项研究方兴未艾，一些学者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角度讨论了环境资产价值计量问题[9]，而蔡继明等学者则试图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以广义的价值论为基础，将要素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统一起来[8]。三次讨论热潮的出现，表明中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的进程中，既要解决好中国经济理论建设的世界性问题，也要选择好中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民族化道路。这一点，对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也不例外。总结已有的研讨成果，才能更好地推进中国的自然资源资产化管理工作[24]。
(一)关于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
属性标注的标注位置是在各个要素标识的表示顺序编号的属性里:对象要素是在标识Participant或Object的属性sid(主体编号)或oid(客体编号)中进行标注;环境要素是在标识Location的属性lid中进行标注;时间要素是在标识Time的属性tid中进行标注,下面分别举例说明.
(二)关于新经济核算
自20世纪90年代美国《商业周刊》刊发一组文章提出“新经济”词汇以来，对新经济的关注热情一直处于高涨状态。新经济的概念到底如何界定，内容上都包括哪些项目，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没有定论的课题。尽管概念不完全清楚，但新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却受到人们普遍认可和重视。大体说来，从内容上看，新经济主要包括了知识经济、数字经济、分享经济、网络经济；从产业活动来看，主要涉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等新产业，基于高新技术和IT的新业态，如果ICT等，以及以网上零售和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新商业模式等。可以看到，新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新技术的运用和信息技术的支撑。在如何准确评估新经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目前走在了前面。如，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发布了美国新经济指数(NEI)，从1999年起至今已发布了7个报告，旨在对美国各州的新经济贡献进行评估，OECD则基于200多项国际可比统计数据，每年发布《科学、技术和工业计分牌》，力图说明其成员国和金砖国家在科技和工业方面的优势，欧洲一些国家也发布了自己的新经济测度成果[6]。这些创新指数大都服务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但在内涵上并不统一，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1.2 治疗方法 23例患者均接受阿帕替尼治疗，500mg/次，1次/d，餐后半小时口服，服药至病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根据不良反应发生程度，酌情暂停或调整剂量为250mg/次，每日1次。同步口服替吉奥，根据体表面积调整剂量：40mg，BSA ≤1.25m2；50mg，1.25m2 ＜BSA ≤1.5m2；60mg，BSA＞1.5m2，口服 bid，d1-14，21d 为一疗程。
中国官方对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的关注大约与欧美国家同时起步，也制定了自己的国家创新战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中国制造2025》。在这项战略设计中，为了实现中国从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聚焦的重点是大力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制造。战略新兴产业的发展中，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尤其迅速。目前，中国的光伏电和风能产业已居于世界前列。国家统计部门虽然目前还未开发新经济指数化产品，但2016年4月也印发了《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专项统计报表制度》，启动了对新经济的监测工作[25]。
根据冻土热流变特性，建立了溢洪道附近土坝温度应力状态模型，并且应用了工程裂隙理论和冻土的热流变性、收缩性的实验数据。建造模型的目的是计算土坝与溢洪道接触时温度应力、温度收缩裂缝的形成和扩展，地面冻胀时间，进一步降温时温度应力的发展，并且适用于秋冬季。该模型由以下模块组成：(1)土壤温度场计算。(2)溢洪道冻胀压力计算。(3)温度应力计算。(4)溢洪道土壤裂隙深度和宽度计算。
尽管新经济尚在发展之中。其经济成效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都未正式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之中，但以官方统计报告形式将新经济成果纳入国民经济总量计算中，将是必然趋势。由此，将对理论界带来至少三个命题。一是要厘清实体经济与非实体经济的关系。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主要是以实体经济的贡献作为测度的重点，而新经济中的相当一部分是非实体经济。这就给理论研究带来了许多新课题。如互联网金融下的经济行为特征应当如何界定，信用体系的构建又当如何进行，智能制造、服务制造与实物制造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等。二是跨界经济增长的测度与价值评估怎样做到准确。传统的经济测度是以行政单元为观测点的，如国域、省域、县域等等，而信息技术的引入，其扩散和辐射效应将打破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空间经济聚散效应很难用已有的评估方法测度。如传统的评估范式中，交通规划及基础设施水平将直接决定区域经济的基础建设质量，数字系统和网络经济的崛起，将会改变这种评估范式。三是经济评价如何将事后评价和事中评价相结合。现有的经济评价无论是宏观经济还是微观经济，都是基于统计年度完成后的数据来进行的，因而是一种事后性评价。新经济的运行情况常常不能以一个统计年度来描述，其起落的节奏会大大缩短，会出现季度甚至月度波动。这就要求在现行统计评价工作中要把事后评价与事中评价相结合，才能准确评估新经济的贡献。这种情况无疑给统计工作带来了很大挑战。当然，新经济的兴起反映的是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冲击，其所带来的理论新命题远远不止上述三个领域。
六、结语
通过回顾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演化的理论动因，可以得出两个认识。一是现实经济的发展、改革、创新总是与理论界的关注焦点相辅相成的。新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70年来走过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个立论。尽管在实际工作中，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置与发展并不直接与不同时期的理论研究工作挂钩，但从一种经济体制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来看，理论基础以及人们对理论原理运用的认识，终归会影响理论所处时代的经济体制选择，这当然也包括了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设置与变动。二是理论创新与制度创新，二者存在着紧密的累积循环效应。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演化与每个历史阶段理论界的学术探索工作一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作用，一般是经济运行出现了新的动向，诱发了经济理论从应用到本源性的学理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又进一步引领新一轮的制度创新活动，如此形成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累积循环效应。辨明了这个规则，就可以为我们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包括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内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寻找到正确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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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Motivation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China 's National Accounting System ：Historical Review and Prospect
HU Jian
(China(xi'an) Institute for Silk Rood Research，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Xi'an 710100，China)
Abstract ：Exploring and summari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the new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e orientation of economic theory has important sense to promot the deepen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The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is discussed in the period of planned economy，transiting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and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and summarizes the progres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especially value theory in China's economic theory circles in three different periods.Tt points out that important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the research of value theory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NA system.However，facing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of SNA system in China，there are still many theoretical propositions that need to be broken through in the pricing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new economic contribution in China.
Key words ：China's national accounting; value theory; natural resources pricing; new economy
收稿日期 ：2019-09-10；修复日期： 2019-10-20
作者简介 ：胡 健，甘肃天水人，经济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能源经济。
中图分类号： F2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3116( 2019) 12-0003-06
(责任编辑：张爱婷)
标签：中国国民经济核算论文; 价值理论论文; 自然资源定价论文; 新经济论文; 西安财经大学中国(西安)丝绸之路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