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时期邓小平社会调查活动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调查论文,新时期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394X(2006)01-0025-04
晚年的邓小平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高度评价毛泽东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和思想，并且以高龄老迈之躯身体力行。他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也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他第二次复出前夕、第三次复出到中共十四大前夕，先后十多次到外地考察、巡视，足迹几乎遍及全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为其决策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新局面起了重要作用。其社会调查活动，具有四个特点。
一、关键时刻出行，做出重大决策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打倒并送江西劳动。在中央同意下，1972年冬他到江西革命老根据地参观学习。途经“药都”樟树镇，然后到了吉安地区永新、宁冈、泰和，又到赣州市、兴国、于都、会昌、红都瑞金，还到了宁都、广昌和抚州。此行使他既了却了多年前就想上井冈山看看中国革命第一块根据地的“心愿”，又接触了“文化革命”中的社会，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1973年2月，邓离开江西去了北京，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1975年，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全国各项工作展开了全面整顿，有了新的起色。这次整顿，被后人称为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序幕。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1977年2月，任中央主席的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受到再次被打倒的邓小平的批评和其他人的抵制。次年9月，邓得以再次恢复职务重新工作。1978年5月，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激起了全国性大讨论。6月，一些中央的部门和省、市、大军区负责人开始陆续公开表态，参与讨论，支持文章基本观点。讨论得到了邓小平等老同志的充分肯定和赞扬，但受到华国锋等人的鞭挞和谴责，甚至压制，要追查是“哪个中央的声音”。7月，汪东兴跑到山东，对省委负责人讲“不要丢刀子，不要砍旗子，不要来个180度转弯”。[1] 28其用意是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于9月视察东北，向中共吉林省委常委说了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问题。[2] 126他再次批评“两个凡是”，强调实事求是，无异于支持地方冲破阻力参加真理标准讨论，有益于人们弄清是非曲直，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观点。由于邓小平等老同志的带头表态和推动，更多的人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迫使坚持“两个凡是”的华、汪等不得不在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所以，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人们的思想认识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了。这场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确立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
1983年2月，邓小平到苏州实地考察发展很快的苏州经济和社会状况，为全局性决策提供经验和依据。党的十二大提出了翻两番的宏伟目标，他在顾问委员会上号召大家调查研究了解下情。这次他找来江苏省、地、市的负责同志座谈，了解到他们是靠重视知识和技术、重视知识分子，靠发展中小企业、社队企业来加快当地经济发展的，而社队企业的发展凭借的是灵活的经营机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体制，完全靠市场。他肯定了苏州的经验和成绩，头脑中孕育已久的“市场经济”思想越来越明晰。邓小平还到浙江、上海调查。回到北京后，他高兴地谈到四个现代化的希望很大，向中央负责同志和中顾委同志谈了他在苏州考察期间掌握的第一手材料。第二年，中央专门为加快社队工业的发展下发了正式文件，为这一新生事物正了名，撑了腰，为全国范围社队工业(后改称乡镇企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1980年，中央批准广东、福建沿海的四个“经济特区”实行经济上的特殊政策和灵活办法。特区人在苦干中探索新的路子，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理解和支持；一方面也招来了党内外的一些不同意见、怀疑和指责。四年来特区到底办得怎么样？改革开放是对还是错？1984年邓小平的特区之行就是为此寻求答案的。他亲自考察并作出了评价。给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给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给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其题词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给特区建设者以巨大鼓舞，特区建设的步子迈得更大了。考察的结果，更加坚定了中央兴办特区的决心，完善了相关政策，促进了特区的发展。在其建议下，原只有2.5平方公里的厦门特区扩大到整个厦门半岛。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六四”风波和苏东剧变发生后，一些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不灵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一些人担心中国的改革开放走上了“邪路”，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国内思想界“左”的东西再度抬头，政治关系有些紧张。在这种情况下，1992年1月，88岁的邓小平开始了南行。他向湖北省负责同志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后来话传到北京，中央批准下达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他向湖南省负责同志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19日到广东深圳，历经8年发展的深圳今非昔比。他边看边同省市负责人交谈，说：“特区姓‘社’不姓‘资’”。[3] 372他接见深圳市负责人，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允许看，不搞争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 372-37423日到珠海，邓小平再发掷地有声的话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你们这里就是很好的社会主义。”“发展才是硬道理。”[3] 375，377，38330日，车到鹰潭站，他和江西省负责人谈话，说：“稳定发展我赞成。但是只要能快一点还是要争取快一点。”“有机遇能跳还是要跳。”[4] 282次日到了上海，他仍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些，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上海要抓住机遇，开发浦东。[4] 289-290邓小平南行，一路调查了解、细问下情，一路妙语连珠、振聋发聩。他坚定不移地宣传推行党的现代化建设路线和政策。党中央根据他的讲话精神起草了十四大的报告，使中国又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高潮。
二、态度和蔼可亲，尽显领袖风采
邓小平是个领袖人物，做社会调查不容易。一方面人民群众出于对自己领袖的热爱，总想和他亲近，表达敬爱之意；有人出于好奇心，总想一睹其风采。另一方面，公安保卫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总要采取一些措施，不让或少让人接近领袖。并且，他已是一耄耋老人，行动不便。所以，他在公众场合与人接近，调查了解下情，并不能十分随意和自由，但他做到了不扰民、亲民和爱民。
(一)不扰民
1979年，75岁的邓小平游黄山。上山前，他反复强调要同群众同走一条路，同看一处景，不要妨碍群众游山。按照他这个意思地方政府不敢封山断游，便适当控制了游山群众。在山上，复旦大学的几个学生认出了邓小平，便追上来问好并要求照相、签名留念，结果围上来一大群人。邓小平十分亲切地和他们谈话，满足了他们的要求。邓小平还是批评公安部门减少了游人。不管在哪个旅游地，一遇到走得快的年轻人或挑担走路的乡人，邓小平总是主动让路，并招呼随行人员“请他们先走”。
(二)亲民
无论走到哪里，只要遇到小朋友喊“邓爷爷好”，邓小平都要停下来答话，招招手。如果遇有母亲怀抱幼儿叫“邓爷爷”，他总爱抱过孩子亲亲脸蛋。1980年7月，他从重庆乘船东下武汉，途中游览三峡，观察询问了三峡大坝选址的情况，考察了建设中的葛洲坝工程。在川江轮船上，他和服务员拉家常，恰如“小老乡”。到厂矿企业，遇到一般职工欢迎他，他常主动用四川话说“我们拉拉手”。握手的瞬间，领袖和群众的距离消失了，留下的是温暖。
(三)爱民
在视察中，有几次他突然提出到职工宿舍楼走走，看看他们住得怎样。在三峡乘坐的东方红32号轮船上，他步入船员住舱察看其生活条件。在上海曲阳新村，他走进居民家细看细问，听户主讲“生活得很好”，他满意地说：“你们生活得好，我就高兴！”
这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态度，正是毛泽东强调的做社会调查时所需要的眼睛向下、和群众做朋友的态度。没有这种态度，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就难以融洽起来，就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如果只按照下级机关部门事先布置的路子走，由于报喜不报忧的风气干扰，就有可能被“作秀”的某些现象遮住眼睛。
三、以走马看花为主，也下马细察
作为领袖人物，领导的范围广、责任大，时间和精力则是有限的，因此解剖麻雀受到较大的限制，走马看花往往成为调查的主要方法。邓小平多次出行，都是大范围走动、观察、听汇报，掌握面上的情况。但穿插其中的是对某一个地、市、县、企业、单位、某一项工作的比较详细的观察调查。1979年到黄山、上海、青岛，他主要关注的是旅游业的开发和开放。1980年的陕、川、鄂、豫之行，最感兴趣的是两个问题：如何奔小康和选拔青年干部。[4] 119
邓小平在视察中，也注意下马细察。1980年在四川簇桥公社参观沼气建设，他调查了以下问题：全省一年能建多少口沼气池？一共需建多少口？要多少年才能沼气化？每建一口需多少钱？共需多少钱？一个大队要配几个技术员？全省有多少大队？共需多少人？全国可安排多少劳动力就业？1984年，在珠海香洲毛纺厂，从设备是哪里来的，原料是哪里产的，到产品销往哪里，都问清楚了。在上海，他去宝钢解剖麻雀：宝钢一期工程进展、效益如何？二期工程早点上还是晚些上？他听汇报、提问题，巡视厂区、码头、高炉工地、自备电厂，问得仔细，看得具体。由于他的建议，中央批准了宝钢第二期工程提前两年上马，早投产，早发挥投资效益。1992年，在深圳先科激光公司，他从职工队伍的年龄、籍贯问起，一直问到光盘的材料、原材料来源、我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产品质量保障、版权，调查得非常详细。
四、抓住事物本质，指明工作方向
调查是为了解决问题，问题就是矛盾，事物的主要矛盾决定事物的本质。调查中看到许多现象，只有透过现象看本质，才能抓住矛盾，解决问题。邓小平的社会调查，注重观察和询问，讲话少而精，往往几句话就抓往了本质，指明了下一步工作的方向。
(一)产业开发和经济发展
现代化建设初期，邓小平的巡视对于所到之处的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79年7月，他南下安徽，和省委、地委主要负责人讨论了开发黄山旅游业和徽州山区经济问题。在黄山看到没有外国游客，就对地方领导人讲：这里是发财的好地方，可以挣外汇。他提出开发黄山旅游资源，要有点雄心壮志，“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要恢复徽州的古老建筑，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发展文化工艺品，开发山区等等，给黄山、徽州的旅游业及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从安徽来到上海，邓小平住在西郊很大的花园别墅“414”招待所。对毛泽东仅于1974年用过一次而关闭了5年的非常幽静的“414”，他认为闲置不用不妥，可以对外开放赚取外汇，便建议：“这么一块美景如画的黄金宝地，我们应该对外开放！”此后“414”开放了，接待了美、英、苏、日等国的国家元首和许多贵宾，收取外汇，支援了国家建设。这个消息传到北京和全国，引起连锁反应，各地类似的花园别墅也先后对外开放。7月26日抵达青岛，他赞美崂山风景，但认为崂山的道路没修好，不适合旅游和接待外宾，希望地方政府把道路修一修。他的话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以后，崂山的道路修好了，旅游资源得到全面开发、利用，成为国家公布的重点风景名胜区。当时，现代化建设开始大规模展开，而资金很困难。怎样积累？他从旅游开发上提出了一个新思路。后来他到苏州、杭州、西安、桂林都强调保护风景名胜，开发旅游资源。
1980年，邓小平到陕、川、鄂、豫视察。在四川峨眉山，看到农民毁林开荒，他非常惋惜地说：“这么好的风景区，种玉米产量不高，为啥不种树？”他告诉省委负责同志：“山区农民居住分散，生活艰苦，政策要放宽，让山区农民尽快富起来。”那时许多风景名胜区的农民端着金饭碗受穷。后来开发旅游业，他们中不少人率先富起来了。这次中部几省之行，他的一些主张和建议，引起了地方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他极力主张加快四川农村的沼气建设，并向中央的其他同志建议由国家部分贷款向南方各省普及。在实地观察三峡大坝选址之后，又听取了有关方面的汇报，他说：“轻易否定搞三峡工程不好。”这一重要表态对于加快三峡工程的论证起了促进作用。不久万里、姚依林等分别率人来三峡考察，为三峡工程列入国家计划做详细调查研究。1984年到厦门，他询问厦门机场为什么要叫“国际机场”，有人回答说是为了与外国通航，只有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希望把厦门辟为自由港，实行进出自由政策。他受到启发，立即建议中央把厦门特区扩大，实行国际上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二)技术引进与产品开发
1980年，邓小平在武汉钢铁厂视察从日本、德国引进的先进设备投产后的生产情况，很高兴地告诉厂领导：“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1991年春节期间，视察上海航空工业公司。该公司当时正与美国麦克唐纳·道格拉斯飞机公司合作生产25架MD—82型飞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美之间合作规模最大、金额最多、时间最长的重要工程。通过合作培训了我方管理、技术人员和工人，建设了航空工业基地。邓小平肯定了这种合作模式，鼓励公司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多做贡献。他还视察了上海航天局运载火箭总装厂新中华机器厂。听到局长介绍说“七五”期间他们的7次发射任务全部成功时，他夸奖他们了不起。得知该厂开发了100多种民用品，他也很高兴。他听取了浦东开发情况介绍，并在南浦大桥工地视察。他鼓励上海人兴办经济特区，步子更快一点，搞得更现代化一点。1992年在深圳生物化学制药厂，听到厂长介绍该厂生产的“凝血酶”已成功打入国际市场，他赞赏地说：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拳头产品，创出中国自己的名牌，否则就要受人欺负。在高科技领域，中国在世界上应该占有一席之地。[3] 378
(三)干部人事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
三中全会后的几年，邓小平在考察中看到一些年轻的干部担任了厂级职务，看到一些省级领导班子中有个别较为年轻的同志进入，很欣慰党的干部后备力量人才济济，主张抓紧时间调整领导班子，让更多的年轻人挑重担。1983年，在苏州了解到当地快速发展经济的两条经验之一，是依靠上海的技术力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时，他想到了在全国各地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调动其积极性。到了杭州，他向浙江省负责人谈到要关心知识分子，培养使用年轻干部，一定要下决心为他们解决好住房等生活待遇问题。1992年，来到深圳先科激光公司参观，看到职工大多数是20多到30岁的技术工人，他高兴地对他们寄予厚望。在珠海亚洲仿真公司，看到许多年轻的硕士、博士和工程师，了解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他表示要制定出一套好政策，“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3] 378。
总之，邓小平在调查研究中，从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件事，想到的是全局、今后、政策和方向。邓小平重视并亲自认真做好社会调查的行为和精神，值得各级领导干部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