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经济学与语言政策评估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言论文,经济学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语言政策研究中，考虑经济学的因素是一个比较新颖的发展方向。传统说来，语言的政策研究主要涵盖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法律性，语言政策是国家和政府关于语言地位与权利、语言作用与发展、语言文字使用与规范等的重要规定和措施[1]。第二，文化性，研究与语言关系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观念、伦理、习俗等人文因素。第三，教育性，主要针对语言教学，是语言政策的具体体现与扩大化。
近几年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语言经济学成为语言政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一方面，世界各国相互之间的语言沟通在日益活跃的经济活动中显得至关重要。语言问题成为经济学家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语言学家也逐渐意识到，既要充分发挥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还要增强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学科彼此渗透，交叉互补。因此，语言经济学对语言政策评估的影响意义深远。
一 语言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学术界把语言经济学的最早出现归结为美国经济学家Marschak(1965)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2]。后来的经济学家们又不断加以补充，认为语言经济学是“随着信息经济学而出现的”[3]，是“研究语言和经济之间的相互关联”[4]，是“运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来研究语言变体同语言的关系，尤其主要关注那些受经济变化影响的问题”[5]
语言经济学在吸收了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定量定性分析，将语言和经济的关系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把语言界定为一种人力资本是语言经济学家的创举。语言是可以用来补充和取代其他类型资本的人力资本，是获得其他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的工具性资本。语言“资本性”是经济时代的必然产物。
第二，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人们学习外语的部分原因是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即考虑学习外语的“投资费用”和学成语言后的“投资预期效益”。用一种或多种外语进行交流的语言技能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一种高含金量的“语言资本”，因为预期回报高，所以人们对投资外语学习乐此不疲。
第三，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主要是取决于该语言在各种任务、各种职业和部门的活动中的使用程度，而使用程度又受到该语言的供求法则的支配。
第四，语言的经济效用取决于诸多因素。这包括劳动力市场的急需程度、交易市场的应用多寡、消费心理取向、人际交往的频率等等。
二 语言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
（一）语言与就业、收入问题研究
语言经济学虽然是派生于经济学，却能解决语言问题。许多早期的研究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完成的，他们的学术论文主要是涉及英语和法语引发的双语问题。而美国的语言经济学家是用计量学调查研究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在工资收入上的差异，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是最多的，集中探讨语言技能对就业和工资收入的影响。主要方法是问卷调查和自我检验，根据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原理研究其中的因果关系，看收入来源是否取决于一个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工作种类等。
Kipp等人借用澳大利亚1991年的统计数据，通过比较移民的英语水平、教育资质与失业比例的关系，反映出它们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图表如下：[6]
表1 1991年澳大利亚统计调查“语言与经济”中的部分数据一览表
注：*英语程度很好或较好的人群比例；**持有学士(B)文凭或技术职业资质(V)的人群比例。
图表中列举的失业指数、英语能力和教育资质是针对外来人群的。他们的出生地和母语反映出不同地域人群的失业状况与语言能力、教育资质之间的关联。德、意、马、荷四国是二战后的移民，掌握英语的能力较强。而来自亚洲和波兰等地的新移民英语水平较差些，菲律宾除外是因为其国内的教学语言是英语，但由于其鲜明的种族色彩，母语背后微弱的经济实力，限制了他们选择能发挥语言能力的工作岗位。所以，语言的费用（为获得语言能力而付出的成本）与效用（语言能力的获得可以带来使用者就业机会和增加未来的收人）并非预期的那样完全成正比。
（二）语言动态发展研究
解释语言为什么会衰退消失，为什么会繁荣发展，是语言动态研究的主要内容。有些小语种弱而不亡，有些大语种却强而不盛，这与国家的语言政策规划和经济实力密切相关。
挪威在这方面堪称典范。二战以后，政府着力改革本国的语言政策以保护本土语言Saami。20世纪90年代以后，Saami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先是在公立学校广泛推行，而后立法确定其教学教育机制，包括研发新教材、课程、大纲，培训教师，鼓励公共教育中使用该种语言，与国际少数语种权利保护机构密切合作等等，这些措施都进一步有效地激发了Saami语言的生命力，使之成为当今世上为数不多的最有活力的本土小语种。挪威政府正确的政策决策功不可没。[7]
希腊政府则注重向外国留学生推行古希腊语和现代希腊语教育。希腊借助历史考古这一优势学科，吸引了大批国外的进修学者和青年留学生。学校为他们提供特别奖学金学习古希腊语，其他学科如神学、哲学、艺术、医学的留学生也能获得优惠机会来学习古希腊语或现代希腊语。希腊语，这一古老而又经典的语言文化得以在年轻一代中弘扬。
此外，新西兰拯救土著毛利语的行动在语言界也颇受称道。[8]
当然，有成功的范例，就会有失败的教训。据1999年美国(US-based Summer lnstitute of Linguistics)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世界上在使用的语言大约有6800种。但是，其中有51种语言只剩下1个人在说；500种语言的使用者只有不到100人；1500种语言只有不到1000人；3000多种语言只有不到10000人。[9]
关注各种语言的动态发展进程，保护世界语言多元化，是语言学家责无旁贷的工作。“语言不分大小，也不论其通用程度如何，都能为使用者的社会、经济利益服务”[10]。语言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了解，加深彼此的感情，增强互信，也就能带来直接间接的经济效益。使用的人越多，语言作为交流工具的价值就越大，直接和间接产生的经济价值就大，其生命力就旺盛。
（三）语言与经济活动研究
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体现了劳动力价值，反映出语言的商品属性。作为特殊商品，它的经济运行过程与其他任何一种标准商品的经济运行过程是不一样的，因此它的产品、销售和交易（比如翻译服务、语言学习教材等）的经营运作有其特殊性。类比语言和经济是一个充满诱惑的课题，但有时带来的困惑可能更大。毕竟找出语言这种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或货币之间存在的共性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清楚地描绘语言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Vaillancourt(1991)设计了一个语言经济学模式，列举了语言与经济运作息息相关的18种因素，如图1：[11]
图1 语言经济学分析总框架：语言习得、语言使用与经济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这些因素受供需规律的影响而变化，语言习得模式也因人而异。从这个模式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第一，语言和经济、商业、贸易之间相互影响，关系复杂。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领域中所起的作用大小是不尽相同的。
第二，不能简单地给商业语言需求下个定义，由于这种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导致语言政策是一个长远的、基于多种层面的规划，旨在推进语言（尤其是第二外语）的各方面的发展，同时还要兼顾经济领域内的特殊要求。
第三，这个模式隐含了语言的间接影响力。敏锐地洞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语言上精巧设计，提升产品的人文感染力，增加产品的非市场附加值，有助于开拓市场，出奇制胜。
三 语言经济学政策评估
（一）经济学与政策评估
语言政策评估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在经济学看来，语言政策是紧密融合了鲜明民族色彩和严谨的传统文化的元素，同时，又深深植根于政治学。我们应该正视语言政策的优缺点，通过分析测量其成本和效益，来选择正确的语言政策，修改完善，准确评估，减少成本，提高效率，获得成本—效益的最大化[12]。最终使一种现存的语言环境演变成另一种更理想的语言环境。
（二）语言政策评估
如何在众多选择中确定一项语言政策？原则上说，政策分析家会去证实和评估每一项选择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作语言环境的净价值元素。
第一个相对容易的步骤是，评估每一项政策选择所产生的个人净市场价值(net private market value)。它是指在市场上能观察得到的，因不同个体自然而然产生的影响。例如，政策要求公务员掌握三门外语，相应的，社会上所有懂三门外语的人的工资就上涨，起码是短期内上涨。当然，这种增加了的高收入背后隐藏的是高成本投入或高支出。比如，学外语所付出的额外时间、精力和投入的资本，以及付高额的税等等。这些支出都从收入中扣除，目的是实现个人净市场价值。
其次，是评估社会市场价值(social market value)。它是总社会成员个人市场价值的总和。由于其外部形式的多样性，社会市场价值的计算要复杂得多。如果外部因素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社会市场价值就会随之表现为超过（或低于）个人市场价值。
我们知道，经济学分析不仅仅局限于市场、产品、资金方面的问题，还包括非市场的成本和效益。以上描述的评估市场价值的步骤，可以同样用来评估更为复杂的非市场价值(nonmarket value)——因语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盈亏。它是无法通过明晰的市场来描述的。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响，用经济学的术语描述就是“效用”(utility)，直接影响盈亏。应该先评估个人的非市场价值，再合计起来得出总的社会非市场价值。
比如，由于个人在语言上的劣势而导致其心理上的失落、精神上的损失，这就是“成本”付出的一种相关表现形式；同样的，当一个人掌握了某一小语种，独特的语言优势显然满足了他的个人成就感和自豪感，这就是“效用”获得的一种相关表现形式。
评估任何一项政策都应该计算其社会市场和非社会市场的成本与效用，得出总的社会净价值。只有能保证将社会净价值提高到最大值的政策，才是最佳的，才应该被采用。
（三）资源分配
指导我们确定一项最佳政策的原则是：通过计算围绕市场的和非市场的社会福利的总量(aggregate social welfare)，合理调整资源分配，将一个现存的语言环境发展到另一个可能更好的语言环境。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增加社会净福利收益(net social gain)，收益者就应该补偿亏空者。但是这种补偿不应该掩盖资源分配不平衡的事实。语言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于语言的掌握需要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而这些资源都是有限的，即具有稀缺性的特点，很难做到均衡配置。所以，需要实行补偿机制，以确定补偿的量是多少，形式又是什么。同时还需要确定，在没有补偿机制的条件下，如何依靠一种可信的、透明的转换机制。
我们举英语的例子。虽然没有官方的正式承认，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英语已经取代其他语言，成为一个享有统治地位的主流语言。人人都掏钱学英语，以加入到说英语的行列中。这种机制转换造成的现象是：第一，英语国家的人不用投资学习其他语言；第二，说英语的人能从学外语上节省资金，去更有效地投资其他方面，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第三，英语国家半垄断了英语产品的生产、销售、交易活动，如英语翻译、教材、教学、培训等市场；第四，在国际事务中，来自英语国家的人不需要付出翻译成本。
几个主要的英语国家享有如此丰厚的语言资源，是收益者，所以，就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资助，补偿语言资源匮乏者，推广英语教学。其他国家因得到补偿而大力普及英语教育[13]。比如，希腊雅典大学每年从欧盟无偿获得的图书资料达数万册；英美等国更是通过培训他国的英语教师，或派遣本国专职英语教师，直接对口援助。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讲，有多种选择的语言政策，比只选单一官方英语的机制要更高级，尽管在分配资源时成本会高些[14]。因此，在英语享有独霸地位的语言体系中，要实行多种语言选择的转换机制是需要政府补偿的。
（四）理性认识国家干预
当把语言政策定义为公共政策时，就产生了国家干预问题。当出现以下六种情形时，国家干预就体现出其特殊正确的重要作用。[15]
第一，由于缺乏信息，妨碍了执行者做出正确的抉择。比如，由于对当前语言供需情况、语言的经济价值缺乏了解，使得社会经济实体（企业或个人）不能对自己的经济行为做出正确的决策。国家及时发布这方面信息，以帮助其合理选择。
第二，交易成本的高低，妨碍执行者终止有可能会带来共同利益的交易。需要国家出面补贴其交易成本，比如，由于高昂的教育成本，使得贫困家庭子女可能放弃就学机会，这时国家及时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援助，避免了失学，维护了这部分弱势群体的共同利益。
第三，某些商品或服务的市场不存在或难以预测，比如，未来外语需求和供给存在不确定性，需要由政府干预来代替市场选择。
第四，由于市场结构不完善，造成社会不公平现象。例如，由于我国外语资源分布不平衡，东南沿海开放区外语学习环境好，接受外语教育的机会多，而西北地区外语资源少，需要国家进行干预调控。
第五，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行为影响到另外一些人的福利，但并不直接造成盈亏，个人不需要补偿。比如，持有英语四、六级合格证书的大学毕业生，其选择就业的机会就多，明显挤占了另外没有此类证书的大学毕业生的选择空间。
第六，人们消费公共商品并不会降低对其他商品的消费，同时也不规定人们要花钱才能消费公共商品。例如广播电视播出外语节目，可以提供优良的外语学习环境，但却无法从社会公众直接获得资金回报，因而需要国家承担经济成本。
所以，从政策分析的角度看，国家干预是积极、理性、正确和有效的。
四 语言政策评估方法及内容
正如前文所述，许多评估语言政策的研究论文都植根于法学和社会学。因而，政策评估通常使用的是法律文本。只有在法律的严格标准中，语言的政策评估才显其权威性，并直接引用这些法律行政条例，促成语言政策的具体实施。实际的效益要通过与具体的成本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成本—效益评估
对语言规划中的投入和产出做出成本—效益分析，虽然是非常有难度的，但还是很值得尝试。1971年Thorburn就设计了一个宏观的、国家层面的成本—效益分析总体框架：
通过这个图式，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教育投入的成本与产出及效益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用货币的方式计算左边的输入，却很难量化右边的效益和产出。不过，这样的比较和分析对语言政策制定者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
例如，计算出欧盟超大规模的翻译开支占财政预算的0.8%。15个成员国，使用11种官方语言，平均每年每人要支付1.82欧元。
在加拿大，为了保持法语在当地的生命力，魁北克省于1977年通过101号法案，正式承认法语为本省法定官方语，并努力增加对法语的需求和扶持，积极扩展法语的文化教育活动。这一政策的出台成功扭转了法语衰落的局面。在1971～1981年的10年间，说法语的人数增加了约10万，说双语的人数增加了约50万。但是，在加拿大的其他地区，说法语的人数则下降了9.5%。绝大多数说法语的人集中到了魁北克省。英法文化的繁荣兴旺，加拿大的求同存异大一统，都是语言政策成功的体现，产出了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可是巨大效益的背后是高成本付出。在政策实行的头5年，为了推行法语，魁北克省损失了0.5%的财政收入，丧失了2%的就业岗位，而且增加了额外经营成本，导致大批公司总部外迁，出现了商业信任危机。为了做到语言统一，每年耗费在人员服务培训、翻译上的资金达上亿美元。由于来自各方的压力和反对，加拿大推行法语的进程比预计的要缓慢、要艰难。[15]
（二）反证法
政策评估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反证法，是指假如没有该政策会出现什么现象[16]。比如，两国在进行双边贸易时，由于没有使用共同语言所耗费的高昂交易成本，或者由于语言沟通障碍而失去的商业机会和贸易利益，都是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2002年，美国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美国企业每年因员工缺乏跨文化语言交流技能，经济损失高达20亿美元。具体表现为：企业失去市场营销或商业机会，忽视东道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政策变化，不能预测东道国的消费需求变化，或不能利用东道国的各种优势资源。
通过反证，我们不难发现，与实际由于缺乏外语语言资源而可能造成的经济巨额损失相比，国家为外语教育所支付的公共开支要小得多。同时，一国外语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带来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效益，比如国际形象的提高、多元文化环境下带来社会和思想开放、政治关系的改善、国家安全保障的提高等等。反之，就失去了这些社会经济福利。也就是说，不实行外语教育的政策所付出的成本要高。这就从反面进一步证实了实行外语教育政策的正确合理性，增加了外语教育的吸引力。[11]
五 结论
语言经济学家借助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围绕价值(value)、效用、费用(cost)和收益(benefit)等经济特性，从不同角度研究语言的经济意义。认为语言不仅是交际工具，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公共商品，具有市场价值；语言在社会中使用，自然产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了解语言与经济的密切关系，有助于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语言政策，从不同学科里找寻互补的多视角，在评估语言政策中把握好国家的干预机制，理清与经济活动的关系，合理分配资源。同时，通过成本一效益分析，运用反证法，从正反两方面评估论证语言政策，从而为国家制定正确科学的语言政策规划提供直接有力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