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社会的文化———种否定的文化或文化的否定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景观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6]01—0038—04
居伊·恩斯特·德波(Guy Ernest Dobord,1931-1994)，当代法国著名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新影像先锋之父”、实验主义电影艺术大师、当代西方激进文化思潮和组织——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的创始人，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过渡的关键人物，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反抗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革命家，其代表作为《景观社会》。上个世纪末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关于德波思想理论与实践活动的研究就逐渐由法国本土向全世界漫延，并日益走红，且大有成为一个学术产业之势。但当下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仍较少提及德波及其思想，本文就德波景观社会的文化问题作一点初步介绍，以推动人们对这一人物及其思想的关注与研究。
虽然多年来，大家对西方学者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判断的所谓“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消费社会”等比较熟悉，但殊不知德波早在1967年发表的《景观社会》一书中就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景观社会”的认识。而所谓景观社会，简单地说就是影像客体生产和客体影像消费的社会，就是消费与媒体过剩的社会，更具体地说，就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极度丰裕，大众传媒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作用日益增大，消费、休闲、娱乐等已成为生活的轴心，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只有借助于影像、图像、符号、景象之中介才能实现、完成或表达的社会，因而它也是一个完全异化的社会。景观不过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新形式。如果说马克思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商品拜物教表现的主要是实物商品或商品实物对人的统治与奴役；第一、二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意识物化、文化霸权、科学技术堕落为意识形态及群体、个体心理结构的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当代异化已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由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文化和日常生活领域，已直接深入人们的心理意识之中；那么德波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景观社会的景观这一新的异化形式主要表现为影像对人的统治，表现为人们对自己创造的影像的一种崇拜，表现为人被自己心灵投射物，甚至是幻觉投射物的奴役与统治。毋庸置疑，这样的社会也必有其独特的文化或文化特点，德波认为，景观社会的文化类型和特色说到家就是一种否定的文化或文化的否定。
首先，在《情境主义国际》1958年创刊号中对情境主义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时，德波指出，所谓文化就是“某一特定历史瞬间中日常生活组织可能性的反映与预示；一种美学、感情和通过集体对由经济客观决定的生活起作用的道德观念的复合体。”[1] (P65)并且接着德波又定义了与文化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解体“作为统治自然的进行手段的传统文化形式自我毁灭的过程，也是更高级的文化建构成为必要和可能的过程。我们能够在解体的积极阶段和旧上层建筑毁灭的真实阶段做出区分——它在1930年代左右结束——并且从那时一种重复的阶段开始盛行。从旧文化的解体到新文化建构过程中的延迟与资本主义革命清算的延迟相联系。”[1] (P65)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德波认为以1930年代为界，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步入景观社会的阶段，这一社会的文化与前一阶段的资本主义相比，是一种更高级的文化，这主要体现在这一文化对自然控制的方法和手段更加精致、复杂与高级，同时这一文化也是复制与重复盛行的文化，是死劳动抓住活动，过去控制未来的文化。从旧文化解体到新文化建构过程的缓慢是与对以往资产阶级革命的认识、总结和清理的滞后性密切相关的。并且德波对文化的定义，在相当程度上还是深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因为从本质上他仍然将文化定义为一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但不同的是他认为文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是作为历史瞬间的日常生活组织或有机变化的反映与预示，是日常生活的时代反应，而文化活动是建构日常生活的实验方法，是美学、感情、道德习俗的复合体，甚至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他认为文化就是一种组织生活可能性的一种反映与预示。而正是这一点，给了德波大做文章的思想空间。
德波认为，当代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社会，归根到底建立在普遍化的领导者和执行者的分工之上：领导者发布指令，执行者贯彻执行，而这一特性转换到文化水平上，则意味着“理解”与“行动”的分离。也就是说，对于统治生产的资产阶级来说，他要求垄断对生产活动和工作的理解力，为此，一方面资产阶级使劳动与工作越来越分裂、碎裂，另一方面它又通过专门机构将碎裂与碎片化的工作作为一个整体重组起来，而这些专门机构最终又从属于一个董事会，这样一来，董事会独自占有了全部理论理解力。因此，整个社会活动最终“被分成三个层面：工场、办公室和董事会。文化，在对社会积极和实践理想的意义上，同样也分为这样三个方面。”[1] (P401)而这些不同层面人们之间的关系与联系的建立，只能依靠错位与越轨才能秘密地或部分在联系起来，同时各个层面本身内部的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被重组。不用说，这样的文化只能是一种工厂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商品文化，是以追逐效率、价值与利润为目的的文化(虽然德波没有明确提出企业文化的观念，但他可能是较早涉及企业文化思想的人之一)。也正是在这意义上，德波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更进一步说，建立在这样生产机制之上的文化构成机制必然导致人类活动的一种物化，人们的工作与劳动被简化为一种荒谬可笑的执行过程，办公室与董事会的决定也不是来自他们自身，而是来自控制整个社会的政治领域，并且，这一物化被固定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并在商品流动的基础上，塑造了人们的代代相传的生活经验。在这样的社会，“社会的界限不再超出工厂之外；工厂以外的一切事情只是作为沙漠被组织起来——只是作为消费的地形被组织起来。”[1] (P402)因此，德波指出“现代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被定义为异化的，在这一意义上每一个行动，生活的每一个瞬间，行为的每一个类型只有一个外在于他的意义，意义‘在别处’。”[1] (P402)总之文化作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已经积淀、正在积淀并不断发展着的精神、意识、道德、风俗之结晶，在景观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却完全物化、异化了。
在1957年情境主义国际成立时德波做的主题报告——《关于情境主义国际趋势行动和组织状况的报告》中，德波还以文学艺术为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形式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1930年以来，由于商业机制不断地控制文化运行和活动，几乎所有文化活动都已被资产阶级所定义与操纵，这无疑是文化的一种否定、反动和反革命，只有作为文化革命的先锋派运动，如超达达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由于与革命计划相联，寻求一种总体性的革命变革，因而表现了一定的革命性。但伴随革命理论的缺乏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退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先锋派艺术已完全失去了其革命性。而现代文化的两个中心，无论是西方的巴黎，还是东方的莫斯科(德波认为苏联社会本质上不过是官僚政治资本主义而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到二十世纪中期也已完全陷于保守主义之中。具体地说，在西方，超现实主义等等先锋运动已被完全稀释，日益失去其思想内容而堕落为纯粹的形式，并走向神秘主义与庸俗化，而二战前后兴起的存在主义文学不过是前三十年文学缓慢进化与虚假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相结合的产物，当时最重要的文化景观不过是文化商品和商品文化的盛行。而在东方，所谓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只不过是一种阶级文学、意识形态结构和传统极权化、等级化价值的复兴等等。或者说，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已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革命的文学，不存在昂扬向上蓬勃发展的社会主导性精神意识，不存在真正对人的道德、习俗、审美感情与趣味的提升与推动起重要作用的文化形式，文化已陷入一种全面的危机，文化已堕落为文化广泛或广泛文化。“我们已达到的意识形态缺席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广告变成了唯一积极的因素——销售技术的复杂运行已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以致文化争论自动创造的虚假主题也由广告策略专业人士来进行。”[1] (P37)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谈及文化现代形式的变更时，德波特别以电影艺术为例明确指出，文化现代形式的变更依赖于提供给人们“一种他们自己的存在的表象”的著作之生产。影视艺术是一种由无人监督的专家提供给人们的，他们自己的生活的影像和观众不得不在这些影像中或多或少地认识自己的艺术，但人们可能正是在这些专家所提供的虚假影像中，虚假地认识自己或认识虚假的自己，并浑然不觉这正是景观发生作用的领域，在这一意义上，影视艺术也是一种阶级所掌管的虚假沟通的形式之一。不仅如此，艺术的评论与批判也是一种景观，不过是二等的景观而已。批评家不过是一个由景观将其自己制造为受众的人，并且是一个专业的、理想的观者或受众，因为他只是解释关于作品的他的观点和感情，但从不真正参与，他只是重新显现，重登舞台但在景观中从不真正介入。因此德波指出：“问题不是从事革命艺术的某种程度的批判，而是使全部艺术都成为革命的批判。”[1] (P407)这样一来，我们看到，无论就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构成生发机制与特性，资本主义社会具体文化形式，还是资本主义文化的现代形式变更而言，景观社会的文化都是一种异化、物化了的文化，因此在这样的社会只能对文化进行一种真正的批判——革命，这样的社会呼唤一种革命的政治学。
德波写道：“首先，我认为我们的世界必须被改变。我们需要这个限制我们生活的社会释放出最大可能性的变革。我们知道通过合适的行动这一改变是可能的。我们特别关心的是这一行动方法的运用及新方法的发现。”[1] (P30)“文化创造的问题只有与先进的世界革命相联系才能解决。”[1] (P40)“我们不是简单地拒绝现代文化，为了否定它必须抓住它……文化内部的革命行动必须以扩大生活为目标，而不能仅仅是表述或解释生活。革命不能局限于工业生产水平的决定或甚至谁是生产主人的决定。它必须消灭对人类的剥削，不仅包括对人类感情的剥削和补偿，而且包括那些已形成的对人类习性、习惯的剥削。我们必须与现代可能性相联，定义新的希望。在现代社会和将要毁灭它的力量之间的最大的战斗中，我们必须发现环境的高级建构和行为新条件的第一个因素——不但作为他们的体验而且作为宣传的素材。其他一切事情与之相比，都属于过去，并服务于它。”[1] (P41)
为此德波认为，第一，必须组建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一种革命组织。在这一国际内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个人必须完全服从集体，它应积极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否定景观社会文化的革命，这些革命家无疑是革命的先锋，也代表着最先进工人的联合等等。“情境主义者的国际联合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最先进部分的工人的联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种那些现在宣布被社会环境所阻碍的艰苦事业有权利的所有人的联合；因此它也是在文化领域的职业革命家组织中的一种联合的尝试。”[2] 德波的确这样做了，1957年他领导组织成立了情境主义国际，开展了15年对资本主义社会艰苦卓绝的斗争。期间前后召开九次大会，主办《冬宴》、《情境主义国际》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与声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文章与论著，组织了一系列反抗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各种实践活动，特别是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就是在情境主义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但后来由于组织内部矛盾与分裂，于1972年宣布解散。
第二，必须冲破这一物化文化与社会的包围、压抑与限制，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新的情境的建构，为此德波及其情境主义者发明创造了一系列全新的理论概念与实验性实践活动方式，即：“漂移”(dérive)、“异轨”(de' tournement)、“建构情境”(constructed situation)等等。德波认为既然这一社会的文化是如此物化，既然景观社会人们在扑天盖地的广告和幻景般高档品物化的文化中不断被“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控制，既然在由大众传播制造的影像世界中人已完全被虚假的欲望与异化的消费所操纵，那么，在这一完全异化了的社会与文化中突围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中重建一种新的情境，就是要成为一名情境主义者，就是要通过情境主义的漂移、异轨的方式展开反抗这一社会的革命。
德波对建构情境、情境主义者、情境主义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建构情境是指“由一个统一的环境和事件的游戏的集体性组织所具体地精心建构的生活瞬间。”“情境主义者是从事情境的建构和有关情境建构的理论与实践活动的人，是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情境主义是从上述所说情境建构和情境主义者不正确引申出来的一个无意义的词汇，不存在像情境主义这样的东西，它只意味着解释现存环境的一种原则。情境主义显然是由反情境主义者所发明的。”[1] (P64)就是说，为了粉碎景观社会彻底异化的资本和商品统治的空间，为了摧毁平庸化的日常生活所建构的虚假迷人景观，为了变革这种物化的社会文化，必须重新建构人们真实的生契情境，必须使人的生活重新成为真实的生存瞬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在景观社会的异化文化、工业文化和商品文化中沉沦不醒。并且，从来不存在什么“主义”之类的东西，如果这一主义要成为一种万古不变的教条，或什么绝对真理式的教义的话，所谓主义不过是一种借用，它不过表达的是一种原则，即建构情境本身也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运动，景观社会一天不被推翻与颠覆，建构情境的理论与实践就一天也不能结束。
漂移与异轨不过是在建构情境过程中所运用的两种方法与策略。所谓“漂移是一种与城市社会生活相关的实验行为模式：一种快速通过各种各样环境的技巧。这一词还指明了它是一种特殊的连续的漂移过程。”[1] (P64)在这里必须指出，德波认为工厂与城市是景观社会文化异化的最典型表征，特别是城市、城市环境的理性化、功利化与非人性化，城市建筑的几何学与地理学特征而不是其与人的心理与感情相联的文化、心理地理学特征，是城市生活异化最典型的表现。漂移是人们对现实城市生活进行的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反抗。在这种漂移中，人们必须要放下一定时期内他们和各种关系，他们的工作和休闲活动，他们所有其他的运动和行动的通常动机，全身心地投入到对城市地形的探险与对城市探险所经历的遭遇中，只有这样，人才能重新发现城市的神秘与诗性，才能使自我从日常城市生活模式化的无聊和异化中解放出来，才能充分发现城市的美丽和人的自我与解放本性。并且这种漂移活动的人数最少不能低于一人，最多不能超十至十二个人，最适合的人数是二到三人组成的小组，并且小组的成员必须在精神与知识素养方面基本相当，其漂移的空间区域最大不能超过一个城市及郊区的总体，最小可限于一个很小的能够自我包含的环境；如一个街区、一个车站，甚至一个家庭。漂移的平均持续时间一天为最佳，一般情况下也不必考虑昼夜的分别，在特殊的情况下，漂移的时间可以持续三四天，甚至更长。在这种漂移中，地形学上的探险与研究和感情上的方向迷失与定位相互结合，人们总是在有意无意寻找一种“可能的聚会地”(possible rendezvous)，因此，心理地理学地图的绘制是必不可少的，并比普遍地理学的地图具有更多的变化与流动性。德波援引马克思的话来指出这种漂移的意义是：“人们不能看到他们周围不是他们自己影像的东西；一切东西只能自己证明自身，他们的真实景象是鲜活的。”[1] (P7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德波及其情境主义国际的成员在巴黎、伦敦、哥本哈根，在罗马、布鲁塞尔、德国的哈茨山区等，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城市甚至乡村乐此不疲地开始了这一漂移实践活动，并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异轨是“对先于美学原理而存在的东西的整体再运用的一种简称。它是将过去与现在的艺术产品整合为一种环境的更高级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情境主义者的绘画与音乐，它只不过是这些手段的情境主义者的运用；在更基本的意义上，旧文化领域内部的异轨是一种宣传的方法，一种揭示旧文化领域价值丧失和耗尽的方法。”[1] (P64)异轨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每一项被异轨的对象元素的意义必须要丧失，直到原始意义的完全丧失；二是新的意义整体被组织起来，并赋予其每一个元素以新的意义域与影响。异轨有一种源自于双重意义的特殊力量，有一种通过新旧意义整合共存产生的词汇意义的最大丰富性。由于它简单宜用，也由于它有着反复使用的无限潜能，因此它非常富于实践性。但运用异轨的本意当然不单单是一种游戏、模仿和嬉戏，而首先是一种对先前表述体制价值的一种反转、颠覆与否定，并且，越是在艺术表达方式与体制解体的历史时期，它就越盛行，以最终在更高的水平上创造一种更有意义的新表达类型，它不仅能够导致人的才能的开拓与发现，而且也常常导致与全部社会法律习俗的正面冲突等等。或者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异轨的内涵，异轨即一种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反打。德波认为这种异轨主要有两种方式，次要异轨(minor détournements)和欺骇性异轨(deceptive détournements)。次要异轨是指没有重大价值的元素异轨，它只是从其所置换过的新语境中汲取意义，如一份新剪报，一句中性成语，一付普通照片在刻意营造的语境中的直接运用等等。而欺骇性异轨也称为预先警告主题异轨，它是指从新语境中派生出一个新的不同的意义域。如将“联合产生力量”异轨为“联合产生战争”，将“神圣正义”异轨为“正义神圣”，将“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异轨为“法国是阿尔及利亚的”，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异轨为“全世界公民联合起来”，将“禁止使用”异轨为“禁止使用禁止”等等。这一策略被情境主义国际成员到处运用，但无论运用于哪一领域，这一异轨一般都必须具有直接的政治意义，目的都是运用这一方法对景观社会进行进攻，以期最终颠覆与拆解景观社会的文化与价值观。
第三，这一革命除了在国际范围内组建革命国际组织，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情境建构之外，同时，还必须要从根本上改变景观社会的异化劳动和工作的本质。“革命运动无非是无产阶级为了真正支配和周密计划地改革社会生活所有方面的一种斗争——这一斗争开始于工人自己真接决定自己的一切事情，开始于工作和生产的管理。这一变化将直接意味着工作本质的激进变革，意味着确保工人对机器控制的新技术的发展。这一激进的工作意义的变革将导致一系列结果，主要结果之一是从消极休闲到生产活动新类型的生活兴趣的无庸置疑地变化。这不仅意味着全部生产活动将本质一夜间变得更加令人感兴趣，而且为了使工作能够发展他们自身，通过工业劳动的手段和一种普遍的正在进行的目标复原，工作在任何情况下将成为自由社会的最小的苦难(passion)。”[1] (P404-405)“这一规划主张人们没有任何前提地生活在他们自己建构的他们自己的生活中。”[1] (P40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波甚至借用列菲佛尔的话说，他们所从事的这些革命行动是一种“革命的浪漫主义”。
最后，必须指出，当情境主义国际的解散主要不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与资产阶级的压迫与进攻，而是由于成员之间的内讧：当进行漂移实践的情境主义国际成员不时跌落进地下墓穴和城市下水道；当异轨被简化为颠来倒去的文字游戏；当情境建构仅仅瞄准的是生活的瞬间和瞬间的生活；当这一切都带有鲜明地愤世嫉俗的情绪发泄、玩世不恭的游戏调侃色彩，都浮着在人类感情层面的表层时，我们说，所有这些革命行为与策略，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充其量也只是一种心理学或说心理地理学革命、日常生活的游戏和革命。而1968年法国学生造反运动的失败，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德波及其情境主义者的这种离开了无产阶级参与的革命肯定不会成功。
注释：
①本文是对德波1960年以前关于景观社会文化问题的认识与判断，德波后期关于景观社会文化的思想观点将另文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