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对中国史学的影响”(笔谈)——全球视野下的世界文化史编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全球论文,文化史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5)01-0005-23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经济文化相互交流与相互影响的增强，国内外学术界出现了文化与文明研究的高潮，仅我国就出版了数十本世界文化史和文明史著作。文化史的繁荣也与历史学本身的发展潮流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历史著作主要偏重政治史、经济史和军事史的研究。随着现代史学的发展，跨学科研究成为历史研究的新趋势，计量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等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得到运用，史学研究的范围与领域不断拓宽，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妇女史、家庭史、心态史、灾难史等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多层次地反映人类发展进程的文化史也日益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迅猛发展与世界诸多主体文化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写好世界文化史，对史学工作者是一种挑战。笔者拟结合编史的实践，谈几点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的专家与同行。
撰写世界文化史，应当具有全球史观。所谓“全球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来考察世界历史的进程。在我们看来，世界文化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其发展是共性与个性、统一与多样的交织，因而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不同民族地理环境的差异和各民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文化特性使得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呈现出多元的属性和特点。而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性即共性和人类文化由分散走向整体的趋势，又使得世界不同主体文化日益发展为一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的本质是“和而不同”。因此，世界文化史的编纂决不是国别、民族与地区文化史的简单相加与拼凑，而是要站在全球的角度，叙述对全球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
用全球史观写史，首先要有开阔的全球视野。不包括中国文化的“世界文化史”不是完整的世界文化史。除了从全球的宏观背景来讲述中国的文化成就外，编纂者也不能忽略澳洲等地区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我们不但要关注全球各地区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状况，同时要从整体上观察世界文化发展的历程。多年来，中外学者在以全球的视野阐述世界的整体历史与文化方面作出了种种的努力。一战前后，德国学者斯宾格勒就在其著作《西方的没落》(1918—1922年)中以“文化形态学”的方法考察人类历史，他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叙述了作为有机体的不同文化的发展过程。随后，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其巨著《历史研究》(1934—1961年)中把“文明”视为历史研究的单位，考察了世界不同文明的兴衰历程以及它们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联系，并以“挑战和应战”来解释文明形态发展的动因，体现了他从整体来研究世界历史和文化的思想。1955年，英国史学家巴特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中明确提出了“全球史观”的问题，并 在后来出版的《当代史学趋势》(1978年)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把建立超 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的全球历史观看作是世界历史的一项重要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起 ，美国历史学家麦克尼尔出版了有关世界史的多部著作，其中《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 体史》(1963年)一书为他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在这部著作中，他以全球性的视野全方 位地勾勒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景象，揭示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与传播对人类文化演变过 程的影响。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1970—1982年)运用全球的观点 ，描述了世界历史与文明的发展进程。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体系论作为一种理论 是由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等人在吸取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和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等理论的基 础上创立的。沃勒斯坦的三卷本著作《现代世界体系》(1974—1989年)从政治、经济和 文明等不同层面阐述了16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这一理论反对 以单一的主权国家作为分析研究单位的传统方法，主张对世界进行整体性研究，其研究 成果对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98年，德国 学者弗兰克发表了《白银资本》一书，他强调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地位，认为世界 体系至少具有5000年的历史。近年来，法国思想家福柯等人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历史研 究也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为强调文化和历史的多样性。在国外诸多学者研究视野不断 开阔的情况下，中国不少历史学家也在为破除编史传统中的西方中心论而不懈努力。周 谷城先生先后著有《中国通史》(1939年)与《世界通史》(1949年)，他把世界看作多元 的整体，认为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中国和中美墨西哥等是古代世界齐头并进的 文化区域。20世纪80年代以后，吴于廑先生陆续发表了《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 世界》(1983年)等一系列文章，并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史卷》撰写了“世界历史 ”一文，提出了世界历史是由分散到整体的历程的观点。1994年，由他和齐世荣先生主 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出版，该书强调历史与文化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充分体 现了他的整体世界史思想。上述学者研究世界历史与文化的理论和方法虽然仍有不足之 处，但他们都在探索世界文化的整体性和多元性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用全球史观写史，还必须注意表述整个人类的历史经验。世界文化史描述的是全人类创造文化的历程，它包括贵族与平民、有权者与无权者、精英与大众、男性与女性、西方人与非西方人、教徒与非教徒等不同社会群体创造文化的全部活动。因此，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应当具有平等的史学话语权。早在1928年，顾颉刚先生就提出：“我们要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立全民众的历史。”“把几千年埋没着的民众艺术、民众信仰、民俗习俗一层一层地发掘出来”。(顾颉刚：《民俗发刊词》，《民俗》1928年第1期，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二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和霍布斯鲍姆开创新社会史学派，倡导自下而上地研究历史。1977年，美国妇女史家琼·凯利在其论文《妇女有文艺复兴吗?》中指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对妇女却产生了相反的影响。当时对于妇女来说，并不存在文艺复兴这回事。相反，妇女作为一个整体，尤其是那些都市上层妇女，她们的社会和个人自由选择权在这一时期反而受到了限制。[琼·凯利：《妇女有文艺复兴吗?》(Joan Kelly-Godol,Did Women Have a Renaissance?)，载布里登撤尔和库恩兹主编《开始显露——欧洲历 史上的妇女》(Renate Bridenthal and Claudia Koonz,Becoming Visible,Women in European History)，霍夫顿·米夫林公司，1977年，第139页]他们的论述提醒人们， 在编纂世界文化史的时候，要从阶级、种族、性别等多重视角来考虑问题。我们既要注 意社会精英在文化建设上的突出贡献，更要关注普通民众的日常劳动和生活实践对技术 、经济与文化革新的推动作用，让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成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 要关注西方的工业文明的历程，也要总结非西方走向现代的历史经验；不能把研究的目 光只盯住精英人物和发达国家与地区。
撰写世界文化史，必须注意考察跨文化交流与传播对人类文化发展的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一方面通过各地区、各民族内部自身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来完成，另一方面通过各地区或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影响而实现。文化交流是不同主体文化之间联系与沟通的媒介，是人类文化由分散走向整体的桥梁。随着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通过贸易、战争、建立帝国、民族迁徙和宗教传播等不同途径，跨文化交流不断增强。人类文化从远古时代各文化源点的狭小和相对封闭和分散的状态，到古代较大规模的数个文化区的形成，再到中世纪更大规模的几大文化圈的出现，直到地理大发现以后联为一体，就是通过各民族、国家或地区之间日益增强的交往而实现的。史实告诉我们：游牧民族在与农耕民族的冲突与交往中加快了向文明迈进的步伐，希腊人在东方古国先进文化的影响下踏上了创新之路，阿拉伯人通过吸收古波斯、印度、希腊人的文化成就而创造出了 辉煌灿烂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在吸收阿拉伯和古典文化的基础上，西方人走出了中 世纪，实现了文化的复兴。因此，在世界文化史的编纂中，应当注意探讨文化交流问题 ，阐述不同历史时期人类跨文化交流的范围、程度、路线和后果。对于跨文化交流对世 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性，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研究。例如，1956年，中国历史学家雷海宗先 生发表了《上古中晚期亚欧大草原的游牧世界与土著世界》一文，探讨了游牧部落的征 服和迁徙对世界文化的影响。1993年，美国历史学家本特利撰写了《旧世界的相遇：前 现代的跨文化接触与交流》一书，探讨了外国商人对所到之处人们改变宗教信仰所起的 作用。(Jerry H.Bentley,“Cross Cultural Interac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World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June 1996,p755.)中国学者彭树智先 生的著作《文明交往论》(2002年)从理论和个案分析入手，探讨了文明交往对世界历史 的影响。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人类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活动，并不总是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时也会带来不良的后果。麦克尼尔在他的著作《瘟疫与人类》中指出，不同社会的 人群之间的接触不仅会推动技能和工艺的传播，也会把外来的疾病传播到毫无防备的人 群中。如黑死病不仅夺去了大量生命，也对14—17世纪大部分欧亚地区的贸易、工业、 金融和社会造成破坏。(本特利：《20世纪的世界史学史》，许平、胡修雷译《史学理 论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1页)对于跨文化交流的内容与影响，我们应当作深入细致 的分析。
撰写世界文化史，要兼顾到不同文化层面的内容。广义的文化概念应包括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以及由语言和符号构成的全部世界，它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层面的内容。我们不能把文化简单地理解为文学、艺术 、哲学等精神成果的综合，在文化史的编纂中，除了主要阐述人类的精神文化成果以外 ，必须兼顾到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等不同文化层面的内容，应注意介绍人类 历史上重要的科技革命的进程，分析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二战后科技革命深刻的社会 影响，描述人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分析民主和法律等制度的演变，探 讨生态文化的演进对世界历史进程的影响。生态文化探讨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发展过程 ，揭示生态系统变化对文明发展的作用，是世界文化史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国外学者日益重视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克罗斯比在《哥伦布的交 流：1492年的生态和文化结果》(1972年)中探讨了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生物流通 对全球人类产生的深远影响。他在另一本书《生态帝国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物 扩张》(1986年)中分析了近代欧洲霸权得以建立的生态文化因素。英国学者克莱夫·庞 廷在其著作《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1991年)中描述了人类社会与生态 环境之间关系的演变及其后果。对于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给予关注。
撰写世界文化史，还要注意阐述世界不同民族、国家或地区文化的特色。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是承认差异、保持文化多样性的整体文化。全球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发展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叙述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在探讨人类文化发展的共性的同时，着重描述世界不同主体文化的特点及其对世界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我国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一文中对古代印度、希腊和中国在“轴心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3世纪)形成的不同文化特点进行过 分析，阐述了古代印度注重宗教研究，把人理解为宗教的动物；古希腊注重科学研究， 把人理解为政治的(城邦的)动物；古代中国注重人文研究，把人理解为伦理的动物等特 点。(见刘家和：《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这种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人 的精神的探索对文化史写作很有启发意义。古代中国的儒学、古代印度的佛教、古代希 腊的哲学、古代罗马的法律、古代希伯来的《圣经》和中世纪阿拉伯的伊斯兰教等，都 以其鲜明的地区文化特色丰富了世界文化。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传统的不同，世界各民 族、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形态、历史发展阶段、民主制度建设和现代化发展道路上会呈现 出不少差异。在世界文化史的撰写中，我们必须重视对文化多样性的探索，并注意吸取 社会学、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以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编纂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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