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的三维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中国外交越来越活跃，内容上更加丰富，特点上更加务实，引起不少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有学者撰文指出，中国外交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新变化，“是一个改革时代最重要的变化。”“这些变化代表着中国外交的一个革命。”[1]本文认为，立体地看待中国外交的变化，可以看出其在空间、平面和时间上三个维度发展的趋势。
在空间上由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就与外交的联系而言，有两个方面尤为突出：一方面，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国际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外交工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外交议题日益增加，参与决策的部门增多，决策过程也越来越复杂；议会外交，政党外交，经济外交等应运而生。这些特点早已为研究中国外交的学术界所关注[2]。适应这些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领导人提出“大外交”、整体外交或综合外交的概念，意在强调和要求在对外交往中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另一方面，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水平更加丰富多彩，获得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以媒体为例，目前中国有报纸2200多种，期刊9000多种，广播电台310多座，电视台350多家，每年出版图书17万种以上，丰富了人们获取各种信息的渠道。此外，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也大大拓宽了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到2003年中国的上网人数已达7950万，在全球居于第二位。仅在2003年的半年内就增加1150万，上网计算机达到3089万台，网络国际出口宽带达到27216M[3]。这些变化促成国内形成了所谓的“市民社会”[4]。往日神秘的外交不再仅仅为精英所关注，而已经成为一个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特别是在危机时期，或在重大问题上。如对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国人所表现出的爱国民族情绪，以及目前网上关于对日关系的争论和在台湾问题上所反映的情绪都是典型的代表。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对这些发展和变化是有充分认识的。前外长唐家璇在接受采访谈到这一局面时说：“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不同的渠道，就当前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外交工作表达他们的看法和建议。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关注和对祖国外交事业的关心，同时也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意识。这是近年来所出现的可喜现象。”[5]
关注者越来越多，参与者越来越多，对外交工作的对象和决策都产生了影响。被称为内政延续的外交，与内政形成了新的互动局面和特点。如外交部长李肇星与网友就中国外交进行在线交流时所说的：“外交官也是人民的一部分。中国政府的观点是从民间言论中汲取营养，又反过来为人民和国家的利益服务。”[6]但由于经历不同，教育水平有异、知识结构有别，不仅不同人关注的方式不同，具体出发点不一样，在同一问题上会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存在着截然相反的观点和争论。概括而言，知识界，学者通过媒体或学术刊物所表现出的观点或见解理性强一些，而一般公众的意见所反映的往往是直白的爱国民族情绪。但由于大部分对真实情况缺乏足够的了解，或没有掌握充分的信息，表达的往往是一些朴素的牢骚，提出的一些建议也缺少操作性和可行性。对于这种情况，外交工作在对外的同时，也需要对国内公众进行解释，需要与他们有沟通，有交流，有时候也需要引导。因此，就外交工作的对象而言，国内人民对外交的关注和有更多的了解的渴望，成为中国外交需要考虑和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外交工作在空间上由原来的总体外交朝立体外交的方向发展，公共外交应运而生。也就是说外交需要对外的同时还需要对内，对内宣传，引导公众。对外是外交，对内则是为了更好地对外，也是为了外交。两者在空间上构成了中国外交两个重要的方面。如李肇星外长在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上所说的，（外交）档案既要为国家利益服务，也要为公众服务。外交档案对外开放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具体体现[7]。
中国外交的决策层对民众对外交的关注是高度重视的，而且还做了不少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去年以来尤为引人注目。如：(1)2003年9月，外交部以“走进外交”为主题，举办了首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外交部党委书记、副处长戴秉国率有关司的领导接待参观外交部的首批观众。他们“对公众对外交工作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还向参观者“扼要介绍了中国总体外交政策和工作，”并表示“外交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服务的，外交部愿意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将会继续以各种方式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与交流”。2004年6月20日，外交部举办了第二次“公众开放日”活动，同时还公布，这样的活动以后还要定期安排。(2)前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将他所经历的10件外交大事“真实准确”，“平实白描地写下来”，于2003年10月出版了《外交十记》，使国人从一个很具体，很直接的层面增加了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了解。(3)外交部在各部委中最早设立发言人制度，率先成立新闻中心，设立外交部网页，在网站上开设“外交论坛”，请有关领导与公众进行在线交流，自2001年以来，已经有不同业务司的领导在网上与网友进行交流近20人次。2003年12月23日，外交部长李肇星通过外交部网站“外交论坛”及新华网“发展论坛”与公众在线交流，在两个小时内回答了观众关心的有关中国外交的数十个问题。(4)2004年1月16日，外交部举行了“外交部开放档案借阅处”揭牌仪式，对外交档案进行解密和鉴定后，首先对1949至1955年间形成的约1万余份档案向外开放。根据《外交部档案馆开放档案暂行办法》，将对形成之日起满30年的档案分批向社会开放。(5)1月26日，中央电视台同时在3个频道现场直播国家主席胡锦涛出访法国的实况。(6)2004年3月19日，外交部在新闻司专门设立了公共外交处，以处理国人对外交的关心。这些举措都属首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多的第一次，不仅拉近了外交与公众的距离，给往日神秘的外交树立了一个亲民的形象。
从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而言，公众对外交的关注，是国民素质提高的一个重要体现，是综合国力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前外长唐家璇视之为“中国外交的一个强大后盾”，现外长李肇星则表示，“外交部也愿意接受全中国人民的监督、帮助，离开了全国人民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在决策过程中，国内民众，特别是媒体所代表的精英群体对外交的关注以及表现出的各种观点已成为外交决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方面。如60年代初期中国与许多邻国的边界问题得到了解决，当时并没有多少议论，由于人们对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无暇了解。但对于如今仍然存在的边界问题，在解决时恐怕很难不考虑国内公众所表现出的各种情绪。早些年港台的一些“保钓（钓鱼岛）”民间团体自发乘渔船驶往钓鱼岛，以此来宣示中国对钓鱼岛的主权。2003年开始，大陆的保钓人士也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今年还成功登上了我们的神圣领土。因特网上时不时出现的有关领土边界问题的讨论，也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例证。这些都是中国外交决策所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公众对外交的关心是对外交工作的支持，支持外交更需要关心外交。应该明确的是，对外交工作的赞扬是对外交工作的肯定，是一种支持，鼓励外交工作者再接再厉；对外交工作的理解是心理和感情上的一种激励，也是一种支持；民众对外交工作某些方面的批评是鞭策，更是一种支持。这些都是可以利用的外交资源。对于公众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些不无道理的意见和建议，可以促使外交工作者对现行的政策进行思考，以便完善现行政策。如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与网友就中国外交进行在线交流时所说的，“关于中国外交的‘软’、‘硬’之争，就能促使我们经常反省和深思。”通过网上的“交流，多从网友当中学到一些东西，使我们的工作增添一点新意，特别是能够使老百姓得到实际好处的思路。”对于国人中的大部分批评者，只要他们是从爱国的立场上出发的，他们所考虑的是如何把外交工作做得更好，就应当予以肯定。但如何利用好这些不同的资源则是外交工作所面临的一项任务。关于这种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互动被称为“双层博弈”，既有理论上的解释[8]，也被美国对华政策的许多事例所证明。如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内政干涉的做法，以及美中围绕知识产权谈判的过程，美国都是借国内压力，来推行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甚至在1989年美国借中国国内的“六·四”风波对中国实施制裁后不久，老布什总统即派特使到中国来解释说，美国总统“不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其对中国的制裁“是在美国国会和社会的压力下采取的行动”，是为了照顾“美国人民感情上的需要而采取的行动”，“希望中国能够谅解”[9]。对于中国外交来说，不管是把当前中国公众对外交的关注，以及所表达的不同意见当作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或者是把它们当作对外工作中“讨价还价”的杠杆，都是外交工作的一种财富，有效用之则可以很好地为国家的外交战略服务。从这一点来说，公共外交的出现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更是中国外交的进步。
在平面上确立对外关系中重点、基础和首要的新格局
从平面上看，中国外交在如何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格局问题，即如何处理与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发展。十六大报告在对外关系方面首次把与发达国家关系放在中国对外关系的第一位，以前一直放在首位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被置于第三位，引起不少的关注和讨论，甚至是不理解。实际上，回顾中国外交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外交战略历次调整都是根据中国与大国，特别是与美、苏之间关系的转变而进行的，而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客观地说中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中国对外关系中始终是处于第一位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中国一直把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放在对外关系的首位。十六大报告只是把这种客观现实中存在的东西以务实的态度表达出来罢了，使政策宣示与外交实践之间多年来一直存在的鸿沟得以缩小，体现了中国外交在朝着更加务实和理性的方向发展，并不反映中国外交开始对发达国家倾斜，或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在下降。
发达国家应该是中国对外关系中第一位的，是重点，也是关键。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向来都是国际关系格局变动的主要力量，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起着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大国，对国际事务具有重要的影响，不可避免地需要与大国打交道，自然需要处理好与西方大国、发达国家间的关系。从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来看，也要求在对外关系中把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放在首要的地位。从贸易方面考虑，西方国家中的美、日、西欧三大经济体与中国的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在中国实际利用的外资中，日、美、欧盟三者之和也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中除港台澳（占一半以上）外的一半以上。从发展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和技术方面来看，美、日、西欧等是中国留学生主要集中的地区，它们拥有我们所最需要的技术。因此把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当作重点或关键，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实事求是的作法。
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中，既处理好重中之重的对美关系，也在发达国家中发展全方位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趋势。在西方大国中，无论对世界还是对中国，美国无疑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国家。因此，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但是，发达国家不是铁板一块的。美国一方面表示要与中国合作，另一方面在台湾问题上不放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在安全问题上，中国目前所面临所有问题或多或少都与美国有关。相对而言，中欧分歧相对少，在一些地区热点、全球性问题上，以及对未来世界秩序等方面具有许多相似或一致的观点。2003年中国政府首次制订对欧盟政策文件，阐述了中国对欧盟的政策目标，并呼吁“欧盟应早日解除对华军售禁令，为拓宽中欧军工军技合作扫清障碍。”在美国对华技术限制仍然很严格的背景下，欧盟首脑会议在2003年12月的首脑会议上，“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地一致通过决议，表示将考虑取消自1989年以来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政策。14年的对华军售限制究竟能否跨越，取决于西欧各国的多方考量，但对比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西欧国家的类似做法是经过美国的同意后才采取的行动，考虑到这项政策是在德法与美国矛盾进一步尖锐的背景下由德法两国领导人推动实行的，不管这一政策发展的结果如何，都是对中国对欧盟政策的一个积极回应，其潜在的政治和战略意义向中国发出了一个很好的信号。不管是从战略考虑，还是从策略考虑，在发达国家中间既重视与重点的美国的关系，也从战略上重视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关系，这是中国外交一个明显的趋势。
中国既是一个大国，同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种双重性决定了中国外交的政治根基在发展中国家，或者说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础，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和出发点。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相似的历史背景，相同的处境，历史上的相互支持形成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良好的传统友谊：中国支持它们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它们获得独立后又向其提供援助，帮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维护民族独立，把加强与它们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当作中国外交的根本立足点，等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也得到了它们有力的支持：在它们的支持下新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是在它们的支持下，中国在冷战结束以后粉碎了西方一些国家利用人权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五十多年来中国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不断扩大，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是分不开的。发展中国家在当今变化的国际格局中的处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在国际关系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有别于冷战期间，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仍然十分重要。
在政治上，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中国维护独立、主权的有力支持者，是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依托之一，更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关系格局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斗争的政治基础。从经济发展战略来看，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资源，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资源、能源和市场的需求将急剧增加，从能源多元化和开拓海外市场的角度考虑，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战略的意义。从维护国家的统一大业来看，目前现在同台湾保持“邦交”的27个国家都是非洲、拉丁美洲，以及大洋洲的小国和穷国。从这一点看，做好发展中国家的工作，也是我实现统一大业的要求。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如既往，仍然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推动中非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的合作，2000年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做出包括在两年内减免非洲国家欠中国到期债务100亿元人民币在内的四项庄严承诺。根据2003年举行的第二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所获得的信息，中国政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减免了31个国家对华债务105亿元人民币。此外，中国和非洲还扩大了在文化、医疗、旅游、人力资源开发等领域的互利合作，中国专门设立了“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已在该基金下举办了多种形式的对非人才培训班近300期，为非洲培养外交、经济管理、农业、卫生、教育等领域的人才近7000名。中方与31个非洲国家新签或续签了派遣医疗队的议定书，在继续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员，无偿提供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材料的同时，还派遣医疗队帮助阿尔及利亚抗震救灾，并与非洲国家开展传统医疗合作等[11]。2004年中国外长的首次出访，再次选择了非洲。
既是大国，又是发展中国家的双重特性决定了中国既需要处理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也需要很好地处理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这两个方面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不可顾此失彼，强调一方，忽视或偏废另一个方面。
此外，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作为地区性的大国，中国明确其影响以及主要利益主要集中在周边地区，提出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任务。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既有“唇亡齿寒”，“户破堂危”的教训，也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体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威胁是在占领中国的邻国，并依此为跳板的。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大国对中国施加制裁，干涉中国内政，但由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使国内经济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保持持续、稳定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仍然需要周边环境的稳定，需要中国与周边国家良好关系的保持和加强。
2003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主张，以“睦邻、安邻、富邻”作为周边外交思路，以“和平、安全、合作、繁荣”作为亚洲政策目标，积极推动睦邻友好和区域合作。在南亚，中国在与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的传统友谊不断深化的同时，中印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双方发表了《中印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宣言》。在东南亚，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互信和经贸合作得到加强，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并与东盟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在西北和北方，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完善，《莫斯科宣言》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等重要文件的签署表明，该组织已进入以务实合作为中心的新时期。在东北，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在2003年首次开展“穿梭外交”，积极斡旋劝和，先后促成北京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启动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进程，缓和了紧张局势。这一努力，不仅将为促使朝鲜核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而且由此过程而形成的机制或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式，将为维护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条件，从而形成了一个全面的睦邻周边环境。
在时间维度上既与时俱进，也有连续性与惯性
中国外交在空间维度上由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的发展，以及在平面维度上“重点”、“基础”和“首要”格局的确立和定位，以及前文所讲到的在决策方面树立人本意识，亲民思想，以及在内容上的更加丰富，在特点上更加灵活，更加成熟，更加务实，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既是时代发展变化的要求，更是在不同国内外环境下更好地谋求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些变化是多层次的，具体表现也是多方面。以下是两个较明显的例子。在宏观的战略上，五十余年来中国外交战略所经历的由“一边倒”到“反帝反修”，再到“一条线”，再到“独立自主不结盟”，再到“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几次大调整等已为人们所熟知。随着这些战略的变化，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际体系排斥中国，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国际体系开始有限和谨慎参与，并主张和推动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再到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国际体系和多边机制由积极参与，发展到积极推动和带头筹建多边组织或机制（如2001年6月15日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2003年积极斡旋推动召开关于朝鲜半岛核问题的三方会谈和六方会谈等），反映了中国与国际体系与多边机制之间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过程，也反映了中国人在观念和心理上的自信和成熟。
在一些基本的指导思想方面，内容也不断充实和丰富。如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提出并与周边国家一起倡议在国与国之间适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最初主要强调适用于在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到了80年代，中国提出五项原则既适用于社会制度相同的国家，也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既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同时还提出了“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的思想。到了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适用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也适用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和平的原则，也是发展的原则。”“经济领域的和平共处，就是要尊重各国的经济自主权，平等参与，公平竞争，互利共赢。”安全领域的和平共处就是，“摒弃冷战思维，牢固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以对话求安全，以合作求稳定。”[12]
中国外交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如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平的原则，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与所有国家友好关系的原则，始终站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一边的原则等，正是随着形势的不断变化而不断得到充实、丰富、发展和完善，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中国外交稳定的内涵和独特而又丰富的风格。作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变”是与时俱进的要求和表现。就“不变”而言，又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有意识继承的部分，即连续性；另一部分则是不愿继承、希望改变的内容，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历史上的政策对决策者或大众心理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致于使现有政策有意无意保持原来政策的某些内容、某些宣示、某些态势或倾向。本文称之为外交政策的“惯性”。前者突出了中国外交的特点，后者则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外交发展的制约因素。但这些因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举例说明这一点。
一是革命外交惯性的影响。近代史上中国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接触的过程，是一个屈辱的过程，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实现的。而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是靠中国革命胜利而取得的，因此革命外交是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主题。表现在具体的政策中，就是始终有一个“反对”的目标：反对美帝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反帝反修（20世纪60年代）、反对（苏联）霸权主义（20世纪70年代），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20世纪80年代）。这些遭反对的对象差不多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今天“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宣示，在大众心理上，仍然有不少人留恋于早期的“斗争”外交，指责中国外交“缺钙”，批评中国“韬光养晦”的外交过于软弱。这就是思想观念上的惯性。
另一个惯性表现在道义原则方面。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把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与特定的道义原则联系起来。但道义原则需要与国家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中国曾明确表示，“在外交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指南，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和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原则。”[13]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以后不再提“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了，但仍然坚持，“对于一切国际事务，我们都要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14]。邓小平是务实的，他在会见尼克松时明确表示，“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15]但由于外交自身的特点，在某些宣示方面还不足以清楚直白到使每个国人都明白无误的程度，在不少人中间存在着不少误解。如对中国对美国打击伊拉克及对朝鲜核问题上的态度，若以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来判断，或以“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标准来衡量，或以这些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判断，就可能有人想不通，有人甚至指责中国外交无所作为。但若以是否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标准，中国对前者某种程度上相对超脱和对后者的积极参与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了。
今天的外交是昨天的继续，明天的外交需要在今天政策基础上的延续和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只有既有意识地明确调整那些不合时宜的政策，又有意识地摆脱和改变旧政策惯性的影响，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形成既符合时代要求，又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