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竹书《鲁邦大旱》管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管见论文,大旱论文,上博竹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21.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2)05-0113-05
上博竹书有《鲁邦大旱》一篇，引起了我们的浓厚兴趣。笔者久处鲁地，比较留意与鲁国历史文化有关的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透露了《鲁邦大旱》的有关情况，后又见到廖名春先生的《上海简〈鲁邦大旱〉札记》[1]，该文对《鲁邦大旱》篇谈了很好的看法。在廖名春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愿就相关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以有助于该篇的研究。
一、关于“鲁邦大旱”
《鲁邦大旱》有曰：“鲁邦大旱，哀公谓孔子：‘子不为我图之……’”又曰：“孔子答曰：‘邦大旱，毋乃……’”[2](P124)《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也说：“《鲁邦大旱》是孔子评论鲁国大旱乃是当政者刑与德的问题，其后二简还有孔子对子贡关于御旱灾的答问。”[2](P121)看来，该篇的背景是鲁国发生的旱灾。
其实，春秋时期，鲁地比现在要温暖、湿润，旱而成灾的现象并不多见，因此，鲁国的大旱才引起了鲁人的极大关注。对此，笔者曾在《鲁文化史》中予以论述[3](P29)。鲁国立国时期，农业最受重视，《春秋》一书虽然极其简略，但仍然记载了较多的与农业有关的自然现象，这是因为农作物的丰欠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春秋》经、传中所记“大旱”很少，鲁国只有僖公二十一年（前639）、宣公七年（前602）的两次，这应该都是不雨而成旱灾。
我们现在还不能看到《鲁邦大旱》全文，但可以得知鲁哀公与孔子的谈话地点是在鲁国；该篇既然是记孔子与鲁哀公谈话，“鲁邦大旱”当然发生在哀公时期。而自哀公即位至哀公十年，孔子一直在卫国或者陈国。由此，我们可以推知，该篇所说的“鲁邦大旱”应当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至去世的数年之间，即鲁哀公十一年（前484）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的六年之内。在以上的时间范围内，《春秋》经传没有出现鲁国大旱的记录，只在《春秋》哀公十五年（前478）有鲁国进行雩祭的记载。经文曰：“秋，八月，大雩。”于是，学者们便依此认定“鲁邦大旱”发生在这一年。其实未必。
《春秋》经传中有不少鲁行“大雩”之祭的记载。那时的雩祭，有的书作“大雩”，有的直书为“雩”，据后儒分析，二者或有不同。清代学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卷十五《春秋吉礼表》引有不少后儒的说法[4](P1445)，如：“雩者，求雨之祭。建巳之月，其常也。建午、建申之月，非常则书”；“大雩，雩于上帝，用盛乐也。诸侯特雩于境内之山川耳。大雩，僭也”；“雩有二，《月令》：‘仲夏大雩，帝用盛乐。’时祭也。《周礼·司巫》：‘国有大旱，则帅巫舞雩。’旱祭也”；“诸侯旱而雩，礼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礼也”。《春秋》记雩祭有“大雩”和“雩”的分别，“大雩”兼祭上帝，祭礼比较隆重；一般的雩祭则“帅巫舞雩。”鲁行“大雩”之祭，后儒一般认为是鲁国僭越、“非礼”。其实，鲁国在诸侯国中地位最高，因为周公的缘故，鲁国可行天子礼乐，其中即包括郊、禘、大雩之祭。《左传》桓公五年曰“龙见而雩”，是则雩祭一般在农耕之后的四月进行。举行雩祭为了祈雨，时人认为雨与山川有关，山是连接上天与人间的中介，天雨自山而出成为川，故雩祭多在山川举行。鲁国常常进行雩祭，鲁城南门有“雩门”，今鲁国故城南沂水南岸尚存有当年鲁国的舞雩台旧址，鲁之雩祭多在沂水之滨。
但是，不论“大雩”还是“雩”，都是一种祈雨求谷的祭祀。郑玄曰：“雩者，夏祈谷实之礼也，旱亦用焉。得雨书雩，明雩有益；不得雨书旱，明旱灾成。”所以《春秋》经传中关于雩祭的记载虽然不少，但远非全部的雩祭。
杨伯峻先生根据明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而注《左传》桓公五年说：“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暵之雩，此不时之雩。《春秋》书雩者二十一，《左传》于此年云‘书，不时也’；于襄五年、八年、二十八年、昭三年、六年、十六年、二十四年，皆曰‘旱也’；昭二十五年再雩，则曰“旱甚”；余年无《传》。首言不时而后皆言旱，互文见义，皆以旱而皆不时也。”[5](P106)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常雩不书”和“皆以旱而皆不时”两点。所谓“常雩”，就是按照祭祀时节，举行的正常的“祈谷实”的祭祀，这些并不见于经传的记载。所谓“皆以旱而皆不时”，是说《春秋》中记载“大雩”之祭都不在正常的祭祀月份，却又都出现了旱象。
但是，《春秋》经文记载鲁国“大雩”，本意却是记其“不时”，并非因灾而记。《春秋》哀公十五年记载：“秋，八月，大雩。”《左传》“无传”，《公羊传》、《谷梁传》又止于哀公十四年的“获麟”之年，但“三传”的理解，可从《春秋》桓公五年秋“大雩”及僖公十一年“秋，八月，大雩”的传文中得知。《左传》曰：“秋，大雩，书，不时也。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蜇而烝，过则书。”《公羊传》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则何以不言旱？言雩则旱见，言旱，则雩不见，何以书？记灾也。”《谷梁传》曰：“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在理解上，“三传”各有不同，《左传》认为是记“不时”；《公羊》认为是“记灾”，《谷梁》却以为是“得雨”。三者何义较长，傅隶朴《春秋三传比义》认为：“《左氏》解释之祭，……龙见的节气（即夏历巳月至四月）行雩祭，……古者祭日必先卜吉，……不得逾越节气而祭。四月是首夏，八月是中秋，以首夏之祭行于中秋，这就是过时之祭了。过时之祭，即是慢祭，所以《左传》说：‘秋，大雩，书，不时也。’这是说大雩如在四月举行，便是常事，常事照例是不书的，今秋季大雩，便是非常之事了，所以经书大雩。言外之意，是经有讥公慢祭之义”；“《公羊》说大雩是旱祭，即是为农村祈雨的祭祀。……因为有了旱灾，故经书大雩，以记灾害，无褒贬之义。雩是祈雨之祭，但并不是旱灾发生了才举行的祭，《公羊》不知‘龙见而雩’的时令，认为行大雩之祭便是有了灾害。《左氏》认为过时者，是说四月大雩，是预为秋收祈雨而祭，秋收已毕再去祭，岂不是过时了吗？故《公羊》之义比《左氏》为短”[6](P132-133)。又云：“大雩……为常祀，有定期，但遇水旱不时，得举行大雩以为祈禳，此八月为周历，于夏历则为六月。……经书‘大雩，当是……祭上帝以祈雨，雩而得雨，故喜而书之于策。”[6](P445)看来，《春秋》记载鲁国“大雩”，其着眼点的确如《左传》所说“不时”。《春秋》“常事不书”，鲁国不少正常的雩祭便不见于记载。《春秋》所记“大雩”，都是出现旱象而行祭祀。正如郑玄所谓“得雨书雩，明雩有益；不得雨书旱，明旱灾成”，对《春秋》的记载，《左传》有的解释为“旱也”，可能如《谷梁传》所说是虽祭不雨；《左传》有的无传，则可能是祭而得雨，并未造成旱灾。
由上述可知，鲁国的“大雩”虽然都是祈雨之祭，都与旱象相互联系，但未必一定是发生了“大旱”。相反，《春秋》经传没有记载鲁国大旱，并不一定没有旱灾。《公羊传》认为经言“大雩”在于“记灾”，后世《公羊》学者更进而言大雩就意味着大旱，实有不当。《春秋》、《左传》等书毕竟与后世意义上的史书有很大不同，《春秋》之作，是孔子惧“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在“史记旧闻”的基础上“约其辞文，去其烦重”[7]（《孟子·滕文公》），从而“寓褒贬，别善恶”，表达了政治观点；《左传》则是左丘明因“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8]（《十二诸侯年表》）而作，它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记载历史。
总之，《春秋》经中哀公十五年有“大雩”的记载，这一年发生旱灾的可能性较大，但还不好据此肯定孔子与哀公对话所指的“鲁邦大旱”一定发生在这一年。鄙意以为，如果要落实“鲁邦大旱”的时间，倒不如说它发生在鲁哀公十一年到鲁哀公十六年（前484—前479）的六年之内更好一些。
二、关于“失诸刑与德”
据廖名春先生的文章，《鲁邦大旱》有孔子“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一语。该篇中孔子谈论的可能主要是刑罚与德政的问题。
在传统的政治思想中，刑罚与德政一直是一个核心的话题。《说苑·政理》称刑与德为治国的“二机”，《韩非子·二柄》则以刑与德为“明主道制其臣”的“二柄”。廖名春先生认为《韩非子》与简文最为接近。其曰：“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己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与德之患也。”韩非还举齐国田常代简公、宋国子罕劫宋君的例子加以说明。这里所言是法家所主张的加强君权问题，君权稳固，才能控制臣下，进而控制全国。
孔子有“正名”主张，他反对君不君、臣不臣，看不惯鲁国“大夫专政”和“陪臣执国命”的局面，认为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他为政期间，曾进行过毁灭季孙氏等三家城邑的“隳三都”行动，以维护鲁国国君的权威。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中《诗论》的《释文考释》引述，简文中有“孔子曰：名乎……”一语[2](P124)，如果是这样，该篇简文可能有孔子关于“正名”主张的阐发。
孔子的政治思想中，刑罚与德政问题当然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但他的思想与韩非还是有明显区别的。从现有文献资料看，在刑与德的问题上，孔子谈论较多的还是如何处理二者的关系，具体而言，即怎样施行德治，而以刑罚作为德治的补充。
在孔子所编订的《尚书》中，时代较早的《皋陶谟》中就涉及到了这样的话题。《皋陶谟》中的皋陶提出以“五刑”惩罪，但认真研究，皋陶乃是把道德修养作为治国的根本，提出“九德”作为对人的要求，强调德治教化，“五刑”仍然是德治的辅助。这便是《大禹谟》所说“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在周初的各篇“诰文”中，周公明确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思想主张，也都是以西周王朝的长治久安为出发点。周公的这些主张对后世影响很大。春秋时期，崇德、重德甚至形成为一种社会风气。
孔子也常常论述“刑”与“德”的关系，他特别强调“德治”，强调“德主刑辅”。除了其他的零星记载，《孔丛子》、《孔子家语》等都有集中论述，这些文献向来不被重视，却都可与新出竹书相互印证，都是极可珍贵的资料。或者说，它们与新出文献的相通或一致，也会反过来引起人们对这些资料的认真反思。
在《孔丛子·刑论》中，孔子以驾车喻治国，他把“礼”或者“德”看成是驾车时的马辔、衔勒，而把“刑”看成策、鞭。他说：“以礼齐民，譬之于御，则辔也；以刑齐民，譬之于御，则鞭也。执辔于此而动于彼，御之良也。无辔而用策，则马失道矣。”在礼与刑（辔与策）两者之中，孔子认为重点应当放在礼（辔）上，他又说：“吾闻古之善御者，执辔如组，两骖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于礼而薄于刑，故民从命。”《孔子家语》中有《执辔》篇，其中记孔子答闵子骞问也以驾车比喻治国，孔子说：“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犹御马之有衔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执其辔策而已。”又说：“古者天子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德法为衔勒，以百官为辔，以刑罚为策，以万民为马，故御天下数百年而不失。”《大戴礼记·盛德》篇有与《孔子家语》相同的记载，并且进一步指出了正确措置德、刑的重要意义。
刑罚何时而用？它与德治是怎样的关系？《孔子家语·始诛》记孔子曰：“言必教而后刑也。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而犹不可，尚贤以劝之；又不可，即废之；又不可，而后以威惮之。……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孔子家语》的另一篇《刑政》所记与之相近：“大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在孔子那里，刑的功能在于“止刑”，在于“佐教”，刑只用于德教难行之时，刑只使用于愚顽不化、不守法度的人。
《左传》昭公二十年所记孔子的话可以看作对德、法关系的概括，其中有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于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宽猛相济，政是以和。”孔子强调德治，反对强制百姓，但他不是一位完全的德治主义者，应当说，他在刑、德关系的处理上，看法是非常精到的。新出竹书中也有与之相类的论说，如郭店楚墓竹书的《成之闻之》篇曰：“民可敬道（导）也，而不可弇（掩）也；可馯（驭）也，而不可
（驱）也。”与《大戴礼记·礼察》所说“基导之以德教，或之以法令”完全一致。
在哀公以前和其后，鲁国都有发生旱灾的记录，人们自然也寻找应对的办法。如僖公二十一年（前639），鲁大旱，僖公认为是巫、尫之人造成的不良影响，所以打算烧死巫人和尫者。《礼记·檀弓下》也有战国时鲁穆公因旱而暴巫、尫之记载。不过，春秋战国时的鲁人毕竟在思想上有了巨大进步，一些人认为巫、尫之人并不能为旱，上天不雨，不必“望之愚妇人”。所以僖公、穆公的打算都被劝止。
《左传》僖公二十一年那次旱灾的有关记载很有价值。当时，僖公欲焚巫人和尫者，鲁大夫臧文仲说：“非旱备也。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此其务也。”臧文仲认为焚巫、尫并不是防备旱灾的办法，在他看来，应该在民艰于食的情况下修理城郭，稍给民食，这才不失为救荒之策。同时，还要注意贬损饮食，节省开支，劝人施舍，并致力于农事，使旱不舍农，以补救灾荒。而巫、尫之人能做什么呢？他们如臧文仲所说：“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僖公听从了臧文仲的话。因此，这一年虽有饥荒，却没有伤害人民。可以看出，臧文仲有明显的重民思想，他明白迷信鬼神无用，他的表现与春秋时期盛行的重“人事”而轻天、轻鬼神的观念是一致的。孔子“数称臧文仲”[8]（《仲尼弟子列传》），孔子的思想吸收了他以前的思想成果，其中自然包括臧文仲的思想[9]。
孔子也谈“天”和“天命”，有学者分析认为，孔子由“知天命”而引伸出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乐天安命、顺受天命；一种是深沉的忧患、奋发进取、争而不让[10](P206)。当时，有人说孔子的“文德”是“天将欲与”，说他是先圣之嗣，为“天所祚”，孔子则说：“自吾志也，天何与焉”[11]（《本性》）。他认为所作的事情都是自己的志向，上天哪里能给予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对“天”的态度。上博竹简《鲁邦大旱》中，哀公因鲁国大旱而向孔子请教，孔子为哀公“图之”，帮助他思考应对之策。孔子以政治上的“刑与德”的问题进行回答，与臧文仲有相同之处。
《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孔子在齐，齐大旱，春饥。景公问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礼不悬，祀以下牲。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礼记》的两段记载可能与《孔子家语》有关。《曲礼下》曰：“岁凶，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悬；大夫不食梁，士饮酒不乐。《杂记下》曰：“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祀以下牲。’”这是孔子对齐君的答问，同是旱灾，又同是国君向孔子询问对策，与《鲁邦大旱》相近。当然，同一问题，对不同的对象，孔子的回答会有不同。但对待旱灾，孔子着眼于人间的政治，倡导以积极的态度对待自然灾害，则不是借助天象思考人世间的事情。这与臧文仲有相似之处，《鲁邦大旱》应当不会与之差距太大。
上博楚竹书中的《鲁邦大旱》篇，其中所记孔子评论鲁国大旱是其当政者“刑”与“德”的措置问题可能与上述思想一致。我们对孔子关于德与刑的论述进行上述分析，或者有助于对《鲁邦大旱》篇孔子论说的认识。
三、关于鲁哀公问政
《鲁邦大旱》中所记哀公向孔子问政的可信性，笔者以为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翻开马骕的《绎史》，在该书的卷八十六《孔子类记一》中专有《哀公问》一节，收录了大量的哀公问政于孔子的材料，其中有《礼记》、《孔子家语》、《史记》、《说苑》、《吕氏春秋》、《大戴礼记》、《三朝记》、《韩非子》、《新序》、《丧服要记》、《庄子》等书，有的书中还不止一条，《礼记》中更有《哀公问》一篇。哀公礼尊孔子，与孔子接触密切，多次向孔子请教，应该是确凿的事实。
哀公在位时期，季孙氏家族的季桓子（季孙斯）、季康子（季孙肥）先后任卿专政。哀公十一年孔子归鲁之年，哀公和执政的季康子都希望孔子回鲁国。对此，史书有不少记载。《孔子家语·儒行》曰：“孔子在卫。冉求言于季孙曰：‘国有圣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今孔子在卫，卫将用之。己有才而以资邻国，难以言智也。请以重币迎之。’季孙以告哀公，公从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馆焉。公自阼阶，孔子宾阶，升堂立侍。……公曰：‘敢问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则不能终其物，悉数之则留，仆未可以对。’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哀公既得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敬，曰：‘终殁吾世，弗敢复以儒为戏矣。’”孔子由卫国回鲁国，孔子弟子冉求（冉有）发挥了重要作用。鲁国重币请回孔子，却未必真正十分尊重孔子。不过，由于孔子在外多年，哀公并不十分了解他。孔子归鲁后，哀公礼节性地去拜访，而在心底深层，还是对孔子恭敬不足。但是，与孔子一番谈话后，哀公真正钦服了孔子。《礼记》也有《儒行》篇，与《家语》大同小异。另外，《左传》哀公十一年、《史记·孔子世家》对孔子回鲁国一事都有记载，可以参看。
回到鲁国后的孔子本来还是愿意参与政治的，但鲁国仅以“国老”视之，“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8]（《孔子世家》）。不过，孔子与鲁哀公之间的关系却比较融洽，从史料的记载看，哀公常常与孔子在一起，向孔子请教方方面面的问题。可以看出，哀公对孔子的信任和佩服是发自内心的。如据《孔子家语·五仪》记，哀公向孔子请教录用人才等问题，在孔子回答之后，哀公感慨地对孔子说：“非子之贤，则寡人不得闻此言也”；“非吾子，寡人无以启其心”；“微吾子言焉，吾弗之闻也”。其中最后一句，《说苑》的记载作“微孔子，吾焉闻斯言也哉”。
孔子与哀公之间的关系，《庄子·德充符》的记载很能说明问题。一次，哀公与孔子讨论了一些问题，后来，他对孔子的弟子闵子骞说：“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孔子，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在这里，哀公以孔子为“至人”，以孔子为得道的人。哀公并不把自己与孔子的关系看作君臣，而以为是依靠道德连结起来的朋友。简文《鲁邦大旱》同样是哀公向孔子请教，应该仍然是二人在一起议论问题。廖名春先生据公羊学者的说法，认为该篇是孔子指责哀公，认为哀公时期行大雩之祭是在“谢过”，是哀公自我检查施政之失，情况可能并不如此。
实际上，《公羊传》对《春秋》的解释已经染上了后世的看法，“公羊学”者特别是何休更将后世的做法移之春秋时代。桓公五年，鲁国行大雩之祭，何休就进行了这样的说解。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公羊传》所体现的阴阳灾异思想是先秦至西汉景帝时特定的阴阳灾异思想，而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阴阳灾异思想所反映的则是东汉末年人们有关‘灾异’问题的思想认识，……是对《公羊传》有关思想的极大歪曲，其性质与后果最为严重。”何休《解诂》与《公羊传》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何休《解诂》对《春秋》所载灾异内容，作无中生有式的回答；二是，何休《解诂》对《春秋经》以及《公羊传》有关灾异现象的记载和评述，作“无限膨胀”式的发挥，以致较于《公羊传》原有的解释更多了一层阴阳灾异的色彩；三是，何休《解诂》对《公羊传》的不少内容作了“郢书燕说”式的解释，从中塞入了自己的意志，使之与《公羊传》本意南辕北辙[12](P270-271)。
《鲁邦大旱》记哀公向孔子请教时，子贡也在鲁国。子贡少孔子31岁，因为跟从孔子学习，后来成为“天下显士”。《史记·货殖列传》记曰：“子贡即学于孔子，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在孔子的弟子中，子贡善于“言语”，常常做些外交、商业方面的活动。但是，在孔子周游列国归鲁后的数年中，子贡主要在鲁国。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孔子回鲁国的那年，子贡已经在鲁国做事。孔子去世时，子贡也在跟前。从有关的记载看，孔子能够与子贡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对任何事情、对任何人进行评论。在众弟子中，子贡与孔子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子贡格外佩服和崇敬孔子，对孔子的称赞简直无以复加。孔子生病时，他希望子贡在跟前；子贡的看家狗死了，他甚至也让子贡帮助埋掉。种种材料显示，孔子晚年在鲁国的数年中，他与子贡是经常接触的。
［收稿日期］2002-0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