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集约化、集群化、集聚化”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集约化论文,集群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高新技术革命而出现的经济全球化，在进入新世纪后高速发展，已经把全球各个国家的生产、贸易、资本和消费连为一体，世界市场经济全面进入高端发展期。2008年7月在全球泛滥的金融危机，是全球化条件下的全球性经济波动。目前在全球各国的共同努力下，全球经济已开始复苏，进入后危机时代。总的看来，后危机时期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需求创造，即由以往的资本创造转化为消费需求创造。这种需求创造受制于消费者潜在的、多元化的消费欲望，于是只有大量地更高层次地运用先进的科技知识去创造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消费模式，才能刺激消费者潜在的消费欲望，提高消费水平，进而带动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和高度化。同时，又扩大劳动力创业的平台，增加就业，增加收入，增加消费，增加生产，形成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在这样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以往那种长期依赖资本和自然资源投入为主导的粗放式增长方式就面临着巨大的冲击，无论是从近期和长远来看都是难以为继的，必须转变到以技术进步和消费为主导的发展方式上来。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内涵及其规律
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方法、手段和模式，包含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区域结构等）的方式和形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是，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创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年平均9.8%的高速度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8年我国每万元GDP能耗比发达国家高四倍多。中国GDP占全球7%，但消耗的钢材占全球28%，消耗的能源占全球12.1%，消耗的淡水占全球的15%，消耗的水泥占全球的50%。资源产出效率只有发达国家的1/4到1/6，每单位GDP的废水排放量比发达国家高4倍，单位工业产值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比发达国家高10倍。我国工业化还处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落后式增长”阶段，这是后危机时期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所以，我国目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目标是，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实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即产业结构随着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由低端的粗放型向高端的集约型演进提升，目前就是要大力推动低碳化高端产业成长。
如果进一步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分析，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内涵则是要全面实现“包容性增长”，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经济增长应该是互相协调的。不能单纯地强调经济发展，更不可只单纯地抓生产总值，只有更加全面、均衡的发展，才能使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的改善同步进行。这才是发展的目的，这样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然而，从经济发展及其对社会进步的影响来看，这种旨在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总结我国学术界对产业结构优化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旨在实现包容性协调增长的产业结构高度化要遵循以下规律性的要求。
首先，要考虑三个基本要素：产出增长，其实质是规模不断扩大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值过程，这当是一个基本面的因素；结构变迁，即包括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资源分配等方面结构调整优化，提高经济社会的效益，这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根本标准；福利改善，产业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成员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是包容性协调增长的核心。
其次，要考虑三个基本阶段：新兴产业，指正处于产业生命周期成长阶段的产业，对未来的市场形成巨大影响，这对实现可持续快速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主导产业，指现实产业结构系统中产出比重大且带动力强的产业，构成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支柱，它关系到能否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进而实现跨越发展；衰退产业，指市场需求萎缩且产出不断下降的产业，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要进行产业的更新换代，或者对现有产业进行改良以延长其产业的生命周期。
最后，要坚持三个基本原则：公平性，资源分配在同代人间的横向公平和代际间的纵向公平，只有如此才能达到和谐社会的要求；可持续性，生态系统受到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这是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根本；共同性，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总目标在全国、全球是共同的，要求联合行动。特别是节能减排以发展低碳产业，保护人类共同生存和繁衍的生态环境，这在全球是共同的目标和要求。以上三要素、三阶段和三原则是选择产业结构高度化模式，进而实现经济社会结构优化的依据。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立足于发挥竞争优势
长期以来，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并参与国际竞争的理论基石是英国著名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提出的比较成本学说。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自然资源、金融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各国应按照各自生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从事生产，并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各自的比较利益。我国在经济追赶的初期建立起以资源禀赋为基础的规模经济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随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的变迁，特别是在信息化条件下比较优势理论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一般来说，世界各国在经济技术的发展上总是不平衡的，客观上形成了经济技术的梯度。现代工业总是先集中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发达的核心地区，余下的空间在区位上就成了不发育的边缘区。当核心区的经济和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便按梯次向边缘区转移，带动边缘区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即经济技术梯度推移产生了扩展效应。实施梯度推移的经济增长战略就是后发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逐步接受发达国家产业及技术的转移，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向发达国家学习、模仿，或购买先进技术以实现本国的技术进步。从理论上来说，随着推移的加快，地区间的差异就可以逐步缩小，区域的二元结构可以最终消除。然而，我们应该看到，核心地区在进入现代工业化之前，会有一个要素集聚过程，利用其优势不断把边缘区的人、财、物吸附到核心区，出现极化效应。即或是在发挥扩展效应的过程中，也会从发展中地区带走它所需要的东西，形成回程现象，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发展中地区和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通常都处于“落后的增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后发国家和地区必须重新认识自身“边缘区”的区位特点，真正把握后发优势的实质，在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经济关系的处理上，应当认真反思以往仅仅立足于以天然状态资源比较优势为主导的梯度推移发展战略，要突破传统工业化的一般发展程式，通过建立以竞争优势为核心的“赶超”能力，发挥自主创新型后发优势，选择一些先进产业、优势产业或带动力强的产业进行突进，跨越某些传统产业的发展阶段，实现工业化的反梯度推移。
我们知道，后发优势作为一种潜在优势虽然是与落后性共生、而非人为创造，但要将这种自然存在的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利益，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后发优势的发挥不仅仅是指后进国家资源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自然资源、资本、劳动以及制度各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和配置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即立足于技术、管理、制度创新基础上的产业和产品的差异性竞争力，这在同类的发展中国家中才具有竞争力。所以，后发优势的实质是创造和发挥竞争优势，而非以往人们一直认为的那种天然状态的比较优势。目前世界经济进入后危机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会进一步加速推进，全球经济将出现两大主流趋势：一是以低碳化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快速发展，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的产业、产品、消费向高品质、多元化、生态化的高端清洁生产方向发展，以满足消费者高质化和个性化的需求，国际范围内技术、产业、企业和市场又面临新的“洗牌”，国际竞争的技术层面会更多地替代价格层面；二是由虚拟资本主导向实业资本主导转化，虚拟资本“消费”（炒股、炒房、炒汇等）向实体消费和体验消费转化，整个产业结构将向集约化、个性化、软性化深度拓展，大品牌、多品种、大产业、活组织和跨国生产进一步快速发展，以产品价值链分工为代表的国际横向分工一体化呈现出强势发展的态势。以上两大趋势的发展，必然导致世界市场经济在人才、技术、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的竞争更趋激烈。这种竞争会迫使参与国际市场的各国都必须提高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由此推动世界各国的经济不同程度地由数量和速度增长型向质量和效益增长型转变。一直以来，对于在国际竞争压力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问题，许多经济学家在理论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国际竞争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一国在国际经济领域兴衰的根本原因是能否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而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能否使其主导产业拥有优势，而建立优势产业的基础则是提高生产效率、引入竞争机制和技术创新机制。他把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看成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他的钻石理论（竞争力模型）包括要素条件、本国需求条件、相关支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等四个方面的因素。波特认为这四个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由此产生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明星产业。
总的来看，传统的比较优势是由土地、劳动力、资本、自然资源等基本生产要素决定的，是一种静态的天然的竞争力。而竞争优势不仅与土地、劳动力、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等天然状态要素有关，而且与机制、政府的质量、管理水平、人力资本、产品的品牌、技术创新等高级软要素相关。竞争优势的构成要素中的知识、技术、管理、制度等高级软要素是动态的、可变的，来自于一国的后天积累，是先天禀赋+后天要素+企业行为形成的竞争力，是一种动态的竞争力。落后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但并不意味着其产品在国际市场就具有竞争优势，还容易跌入静态比较利益陷阱。只有将比较优势动态化，进而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形成真正的出口竞争力，竞争优势是国际竞争中更具能动性的因素。值得注意是，竞争优势与比较优势之间并不存在相互对立的替代关系，它们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往往易于转化成较强的国际竞争优势。也就是说，比较优势可以成为竞争优势的内在性基础因素，促进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另一方面，在国际竞争中一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只有转化为竞争优势才能体现，如果缺乏国际竞争力，其比较优势便不存在；反之，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由于缺乏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往往难以形成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三、我国转方式、调结构应实施“一化三集”战略
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从总体上看，应实施工业化反梯度推移战略，这是后危机时代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快速发展的要求，其本质是以产业倾斜为主，集中打造优势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极。因为地区间的经济技术水平梯度，不一定就是经济开发的梯度顺序。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如果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存在比较好的外部经济效应，且又有国内外市场的需要，并具备必要的基础条件，就可通过引进和自主创造先进技术，对一些有优势的产业进行集中优先开发，做大做强，形成具有强大极化能力的超级产业，赶超发达国家。
世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发展阶段即工业化起飞的中后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本质要求是进行结构调整和变革，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增长路径，保持持续快速的发展。基于此，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围绕“一化”即新型工业化（内含新型城市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行“集约化、集群化、集聚化”的大战略，实现新型工业化反梯度推移式的跨越发展，全面实现我国“两型社会”和小康社会建设的宏大目标。
1.集约化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形成独立的绿色技术体系
由于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是两型产业，而两型产业在本原上就是低碳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包括低碳技术、低碳产业、低碳市场和低碳消费等几个方面。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突破口应抓低碳技术的研发，抢占先机，重点抓经济增量的低碳化，逐步改造已有的存量，实施以绿色技术为主导的低碳经济赶超战略，有步骤地建立低碳化的产业体系。在这里，绿色技术是指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能源效率，使产品从设计、制造、包装、运输、使用到报废处理的整个过程中，二氧化碳和工业废弃物排放极少，能源效率和其它资源利用率最高，企业和社会效益双重协调和优化。我认为，这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标志。没有低碳化技术创新，就谈不上战略性和新兴，也谈不上产业现代化。因此，技术创新应同产业创新协同发展，重点研发诸如电动车辆、混合动力客车、风电、生物质能、太阳能、电气牵引和核电用泵等方面技术，充分发挥这些方面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加快向新兴产业转化，并做大做强。
2.集群化是产业的组织创新，打造新型工业化的超级产业
从理论上分析，集群化是指在特定区域中，具有竞争与合作关系，且在地理上集中，有交互关联性的企业、专业化供应商、服务供应商、金融机构、相关产业的厂商及其他相关机构等组成的群体。还包括由于延伸而涉及的销售渠道、顾客、辅助产品制造商、专业化基础设施供应商等，政府及其他提供专业化培训、信息、研究开发、标准制定等的机构等。不同产业集群的纵深程度和复杂性相异。集群代表着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从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角度看，产业集群实际上是某种产品的加工深度和产业链的延伸，在一定意义讲，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我一直认为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是两型产业，而两型产业在本原上就是低碳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转方式中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也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目标。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起飞的中后期后，依靠什么产业来实现持续快速发展？我以为应该是两型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那么，什么是战略性新兴产业？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有两个基本点：首先是战略性，这是指对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能够产生主导性作用的产业；其次是新兴产业，应该是指立足于当代高新技术创新的成长性产业。因此，战略性新兴产业是目前依靠新的技术、新的技能正处于成长阶段的且有可能成为支撑未来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型产业。
我国发展两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能分散化，更不可泛化，要突出重点，走产业集群的路子。我认为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应分三大类来组织：一类是新兴的超级产业，即在产业内分工协作基础上，具有巨大规模（产业产销规模、产业内企业规模），需要进行巨大投入（人力、物力、财力等），产生效果需要巨大空间（经济意义上的市场空间和自然地理意义上的空间），能够带来巨大利益（企业效益、社会福利和相关利益），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增长引擎的特大型支柱产业。在我国如高端的装备制造产业，就具备通过产业集群打造成超级产业的条件。第二类是新兴优势产业。有些新兴产业近期不一定能成为超级产业，但有资源、人才、技术和市场优势，应有步骤地集群式开发，做大做强。如我国的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产业等。第三类是新兴配套产业。目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化的水平不高，其中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本地配套率太低，很大一部分零部件从国外进口或域外购进。因此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高度关注新兴配套产业特别是低碳化核心零部件的发展，把配套率提高到40%甚至60%，这样把产业链条拉长，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带动力。
另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式发展要突出“三家”：一是科技创新家，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科技创新是不行的，科技创新是实现产业集约化的前提；二是风险投资家，新兴技术是有风险的，如果没有风险投资家，核心技术就不可能孵化也不可能产业化，这一点相当重要；三是企业经营家，企业家相当重要，因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最终要靠我们的企业家一个产品一个产品，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做出来。
3.集聚化是生产要素的聚集，建设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极群
集聚化是生产要素的聚集，以多极化城市群为构架来创造大系统经济体相互作用的场效应，包括经济区位效应、产业关联效应、规模经济效应和潜在市场效应等，通过城市群网络自身的能量、动量和质量在一定条件下和实物的相互转化，进而产生强大的极化能力，形成集约经济体系。就目前我国的情况而言，应全面提升城市群的内涵，打造大都市圈（区），形成超大规模高效率的空间经济增长极，实现城市与农村以及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统筹。据国家发改委的研究，“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优先开发的三个特大城市群即环渤海地区（包括京津冀、辽中南和胶东半岛）、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重点发展八个大城市群，即哈长地区（黑龙江省的哈大齐和吉林省的长吉地区）、闽东南地区（福建沿海地区）、江淮地区（安徽皖江地区）、中原地区（河南中部）、长江中游地区（包括湖南的长株潭、湖北的武汉城市圈、江西的昌九地区）、关中平原地区、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培育发展冀中南城市圈、太原城市圈等9个城市化地区。构建“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两横”是指欧亚大陆桥通道和沿长江通道两条横轴；“三纵”则是指沿海、京哈京广和包昆通道，这几乎囊括了除西藏之外所有中国的省份。
如果仅就中部的湖南来看，长株潭城市群是国家优先发展的八个大城市群之一。笔者以为，应根据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全面提升长株潭城市群的内涵，升华为长株潭3+5大都市区（或长沙大都市区）。这里，首先要考虑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的区域定位问题。我认为应站在国家层面来思考。中央把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同作两型社会建设实验区，是作为长江中部的一个大都市经济区来考虑和安排的。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头——上海舞起来了，而尾——重庆也摆起来了，但腰部还比较软。长江经济腰部要硬起来，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联合组成长江中部的一个大都市区就十分关键。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处于武汉城市群和长株潭城市群中间的岳阳在长江腰部经济就占有重要地位。从湘阴进入洞庭湖到岳阳城陵矶至陆城一带，是湖南的大水面、大排放口、大码头、大交通口，也是湖南环境容量最大，唯一适宜于摆放大运量、大消耗、大进出的高端重化工业的一块宝地，也是长株潭城市群的腹地和联结武汉城市群的枢纽，可弥补长株潭城市群在这方面的功能缺陷。所以打造长株潭3+5大都市区要重点发展长株潭岳核心极区域。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长沙，已有很好的经济、社会、科技、文化、教育和交通的基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规模和质量都占首位。2009年长沙市生产总值达到3744.76亿元，占“长株潭”三市总量的68%；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246.3亿元，占“长株潭”三市总量的70.1%；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达到1158.2亿元，占“长株潭”三市总量的60.36%。由上可见，长沙已成为长株潭城市群中强大的极核。其远景目标是要形成都市区人口过千万、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超级特大城市。为此，近期长沙市区划应按“河西长沙创造，河东长沙制造”的大格局进行调整，将市内现有的五个行政区和两个产业区（先导区和高开区）调整为大西区和大东区，以利于资源的整合和有效利用；中期将长沙县、望城县和宁乡县分别改制为长沙的三个城区；中远期要将株洲市区、湘潭市区、岳阳市区改制为长沙的三个城区，建成一个与武汉城市圈相对接的长沙大都市区，以促进我国长江经济带在新时期又好又快地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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