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国学研究（笔谈）——3.数字时代国学研究的大众化与保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数字论文,时代论文,笔谈论文,大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7)08-0023-03
一、国学热的兴起：多方传播的结果
新一轮国学热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近两三年形成高潮。国学热的形成自然有其深层原因，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进行了比较深刻的分析。①但回首这股热潮的形成，我们看到：是学术、教育、社会团体和传媒等各界的共同努力，才使国学热成为现实。
学者伯岳在80年代中期曾这样说：
“国学”这个词今天已经消失了。……“国学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封建没落思想的垂死挣扎的反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因而它始终遭到坚持进步的人们的反对。二、三十年代虽轰闹了一气，但终究不成气候；四十年代国家动荡，人心惶惶，更罕有人提及；新中国成立后，“国学”一词也最后销声匿迹，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1]
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8643种，收录时间为1915至2007年)统计，新中国成立后，首先正面提及国学的是一家地方院校的学报——《黄冈师专学报》，为了纪念乡贤，该刊1984年第2期发表了《国学大师黄侃》。随后，《晋阳学刊》发表了短文《一代国学大师黄侃》(1985年第1期)，《传媒观察》发表了《“不种砚田无乐事”——记我国清代国学大师段玉裁》(1985年第6期)。在检索不便、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伯岳做出如上判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重新祭起国学大旗的首先是学术界。他们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高度责任感与热爱，面对社会上特别是学术界存在的种种数典忘祖现象，竭力高举国学的大旗。同时，为了表示尊崇并树立楷模，对一些专心传统文化研究取得杰出成绩的学者冠以国学大师的美名进行宣传。②
我们还应注意学术界的有组织的活动。深圳大学成立国学所，并于1986年5月出版《国学集刊》[2]。1988年4月中山大学李新魁、曾宪通发起成立“广州国学研究社”，定期开展学术活动[3]。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国学研究》[4]。1995年在湖南郴州召开了国学研讨会，拟成立中国国学研究会[5]。但这些努力，仅使学术界开始稍稍注意国学；就全社会而言，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一些有关的社会团体也开展了活动，中华孔子学会编辑《赏经》教材、《中华文化经典诵读本》；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推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但这些活动也仅起到一些装点作用。
传媒界谋定而后动，对这股国学热的形成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辽宁教育出版社为了国学知识的普及1991年推出《国学丛书》[6]；同时，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策划出版了《国学大师丛书》，把近代名人放在国学的坐标上进行考察，引起人们对国学的关注。1994年《文史哲》设立“国学新论”栏目；《光明日报》2006年推出“国学”专版(每周)、光明讲坛(双周)；《人民论坛》和《瞭望》也经常报道、讨论有关国学的消息。在这些有社会影响的报刊的宣传下，国学渐渐走入民间。
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今的强势媒体——网络、电视。专门的国学网主要有：国学网络(www.guoxue.com)、中国国学网(http://www.confucianism.com.cn)、中华少年国学网(http://www.sngx.cn)、新国学网(http://www.sinology.cn办有《新国学》期刊)、中原国学网、华夏国学网、沧州国学网、道可道国学网、国学无忧网、青山磐石国学网、爱真国学网等。这些网站比较及时地提供了丰富的国学信息，形成争鸣和热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更重要的是，他们提供了(甚至是免费)大量国学读物，拉近了国学经典与大众的距离。与纯学术著作、学术刊物的阅读量相比，这些网站的访问量都比较可观。
电视这一目前最大众化、传播效果最好的媒体，对国学热高潮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央电视台十套的“百家讲坛”推波助澜，使中国历史知识、传统学问走入寻常百姓家。
古籍电子化工作功不可没。《国学宝典》、《四库全书》等电子书籍不仅让读者能够方便、经济地阅读传统文化典籍，也给学者的某类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为学者的速成和表演创造了条件。
教育界在学术界和传媒界的影响下，也不甘落后，为从幼儿到成人的学生提供了相应的服务。上海出现了孟母学堂，北京大学有乾元国学讲堂，沈阳市皇姑区珠江五校2003年起把国学课作为特色校本课程[7]，有人建议在中小学设国学课，讲授奉孝[8]，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孔子学院，2005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挂牌招生。教育部2004年支持《儒藏》编纂与研究工程正式启动，广泛设立孔子学院。
二、问题：内容和态度的失真
历程规定着特征。历史的必然要求，人们的主观努力，推动国学热的形成，自然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当今国学热中最为人们争议的问题是：国学的浅俗化和从事国学传播的人们的功利化，即在内容和态度两方面都存在失真的现象。
余秋雨、易中天、于丹等人的作为之所以引起广泛的争议，不争的事实是他们在表演中的确存在一些硬伤，这些硬伤有源自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无论是主观方面为了媚俗，为了古为今用，还是客观方面的某些不足，只要确实背离原意太远，或与历史真相不符，争议和批评就有必要，不然，这么广泛地以讹传讹，导致的决不会是国学的兴盛，而必然是国学的肢解或消亡。
在这个市场经济的时代，传播者追求受众有比较明显的功利目的。无论是为名(学术、政治、社会)，还是为利，都背离了学术的本性。仲伟民早在国学初热之际就曾提醒要警惕有人借机捞资本[9]。龚自珍曾尖锐批评学者“著书都为稻粱谋”的现象，钱钟书先生一再强调治学的非功利性，都说明学术研究和传播应该远离本位功利。这里我想提醒学者区分问题的功利性与治学的功利性。学以致用，我们研究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尽可能有功利性(有益于民生)，但研究主体在研究过程中不能抱有功利目的。误国祸民的伪学代代不绝，与代有功利心强的“学者”有关。
我们不想在这里对有关个人进行胡乱的猜测。仅仅注意那些积极于国学传播的机构，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学校传播国学，或为了出新闻、出成绩，从而扩大、提高学校的知名度；更多的是为了获得高额学费或培训费。媒体从事国学传播，经济利益恐怕是首先追求的。“百家讲坛”由没有广告到广告收入颇丰，而节目内容却越来越浅俗，已经足以说明问题。国学网站都有商业性的版块，如新国学网的“国学联盟”、“国学培训”、“国学网校”，道可道国学网、张其成国学网、青山磐石国学网、沧州国学网、中原国学网的商业性版块和内容更多，最严肃的中国国学网有“国学商城”，国学网也有“国学产品”。人们注意到媒体在传播国学时的产业化运作方式及其弊端：
首当其冲的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10]
以市场定选题，会导致对国学的肢解；竞争激烈又使传播者故意标新立异，曲解内容。以市场定人选，决定着传播内容的浅俗，深厚的功力需要潜心养成。
至于内容的失真，可以说有的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11]，这正是国学热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议的导火线。但我以为这主要是由态度失真导致的。
三、出路：利用数字传播优势，形成保真合力
学者要坚持潜心研究与大众传播相结合。面对社会的需要，学者不应无动于衷，在潜心研究、注意提高的同时，同样致力于普及宣传，在准确把握获得真知后，也要用心于传播自己的成果，尽力做到薪尽火传。国学热中出现的国学严重失真现象，真正的学者也负有一定的责任(科研管理制度无视或轻视普及也有责任)，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去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用正品、优品占领市场，为伪劣的“国学”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如果说电视台、出版社、报刊等由于把关人的原因，不易进入，或不好发挥，我们正可利用数字传播的条件，创造一片属于自己、属于国学的天地。但遗憾的是，古籍电子化、创办网站乃至开博客都鲜有一流学者切实参加，甚至面对乱局，能够勇敢站起来批评谬误、阐明真相的也不多。我们不能一味责怪受众，受众一般受传播者的引导，甚至有时是由传播者造就的；避难就易、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何况难得有对国学的这份兴趣。问题在于没有人为他们提供纯正可口的国学大餐，并且当他们享受变质的快餐时，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危害。
传播机构要更加注重社会效益。应该看到，电视台、出版社、报刊、网站等传播机构对国学的传播本身就是重视社会效益的表现。但毋庸讳言，传播机构依然延续着他们追求受众最多化的惯性，在进行国学传播时、选题重适时，选人重表演才华，内容尽量浅俗，以新异乐吸引受众。国学传播关系到民族文化的传承和民族精神的塑造，传播者应更多地考虑传播的实际效果，不要去追求表面的热闹。即使从经济效益考虑，也应该根据其适宜推销的产品(国学资料及培训)的特性，传播科学严谨的国学知识，树立权威的形象，争取现实的高端受众。
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应积极引导、加强监管。通过评议扶优抑劣，引导传播者和受众。对不法内容和不法行为，进行严厉监管。
社会力量要大力支持国学的传播。国学传播不只是学者和传播者的事，社会各界都应该关心、支持国学研究与传播。学者穷年累月进行研究，如果得不到基本的生活保障或合适的报酬，恐怕也难以把板凳坐穿，也不容易长期葆有弘扬国学的热情。传播者作为企业，要自我生存，要发展，不追求经济效益肯定不行。如果他们没有生存能力，或者消亡了，国学的传播就更加困难。因此，社会各界应该把国学研究与传播作为最重要的公益事业来予以支持，只有企业(捐助设备、材料)、团体(募集资金、提供人力)和广大公民参与，国学才能真正热起来。
注释：
①李中华《国学、国学热与文化认同》(《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是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的需要。周桂钿《国学精神与当代社会》(《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认为是为了解决当代社会问题。林炎志《国学的当代价值与民族精神之塑造》(《科学社会主义》2007年第3期)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②除前揭文章外，有关文章有：《文史杂志》的《国学大师钱穆》(1989年第2期)、《记国学大师辜鸿铭》(1990年第4期)，《国际人才交流》的《国学大师容肇祖》(1992年第2期)，《档案与建设》的《国学大师段玉裁的乐事》(1992年第1期)，《语文建设》的《沉痛悼念台湾著名国学家高明先生》(1993年第1期)，《读书》上季羡林先生的《国学大师汤用彤》(1993年第3期)、王元化先生的《胡适的治学方法与国学研究》(1993年第9期)。因此，《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4期发表了《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国学热》一文，指出1993年中国学术界出现了国学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