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利益多元化和政治体制一元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利益论文,政治体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们忌讳讨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利益群体、利益分化的问题，强调利益的一致，疏漏具体利益、现实利益的区分。因而有些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益多元化的现实熟视无睹、避而不谈，甚至认为承认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就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多元化，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就必然要走向政治体制的多元化，竭力强调走西方多党制、分权制政治体制的道路，把西方的发展模式作为普遍的发展模式。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皆不可取。今天中国出现经济利益多元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它的政治价值取向却只能是政治体制的一元化。
一、经济利益多元化反映历史的必然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分工过程，社会化的分工必然要产生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但是，在阶级社会中，由职业分工而产生的利益异同、利害关系被阶级分化产生的利益冲突掩盖了、冲淡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第一次在人类文明史上消灭了阶级和剥削，根本利益相冲突的阶级对抗消失了，职业分工形成的利益群体、利益关系、利益差别必然要显露出来。但是，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利益的共同性，忽视了利益的差别性，它和我们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潜伏着的危险悖论。例如：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长期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使农民作出了极大的牺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复杂劳动提供的精神产品（甚至是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高质量产品）又远远不能实现其价值，使知识分子群体长期处于“价廉物美”的困境；要努力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而平均主义又无法使激励机制启动等等。
社会的利益机制是社会动力机制的核心，小生产的绝对平均主义只能在铲除了巨大的贫富悬殊和利益剥夺的初期迸发出有限的能量，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必然成为发展的阻力。西方学者曾有过这样一种说法：资本主义牺牲公平讲效率，社会主义牺牲效率讲公平。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旧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个改革，是为了更加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从社会分配的角度讲，就是利益的重新调整，承认在其劳动贡献大小不同基础上的利益差别。这种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首先，社会主义的改革是以承认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为前提的。无论是农村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改革，还是城市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增强企业活力为核心的改革，都是对利益平均化的打破。改革伊始，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毫无疑问，这是对劳动人民内部的利益分化、利益差别的承认和肯定。这种利益分化和差别是建立在个人或社会群体对社会所作贡献的差别之上的，这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实施。
其次，经济利益多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基本元素，是依法独立存在的利益主体，这些利益主体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无论属于哪一种所有制，它们都能够按照自身利益，依据市场信号作出生产和经营决策，并对其结果负完全责任。否认这种独立的利益主体的存在，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建立起来。
事实上，排斥利益的多元化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是一个国有和准国有的大一统工厂，社会的生产（包括物质和精神生产）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流通上实行统购统销，分配上实行统包统配，所以基本上不存在独立的利益主体。由传统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首先就是要造就依法独立存在的利益主体。我们在经济领域采取的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转变政府职能，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等，都是为了促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企业推向市场。所以，否认了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也就否认了市场经济。
再次，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和利益差别是完善社会主义激励机制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激励机制上的一个比较重大的失误就是忽略甚至放弃了物质利益的重要调节作用，生怕开动了物质利益的调节阀会打破利益的平均，造成利益差别和多元，然而主要由精神鼓励为主的激励驱动机制并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激励机制的建立是以需要理论为基础的。满足人们愿望或需要是复杂的，但基本上可分为精神的和物质的两大类。完善的社会主义激励机制就是公平地评价人们的劳动贡献，从而对其支付精神和物质的报酬和奖励。毫无疑问，这必然导致经济利益的差别，形成经济利益的多元化，这不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恰恰是为社会主义正名。
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利益多元化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具有本质不同。
从利益分化的基础来看，西方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差别主要不是来源于职业、行业劳动质量的区别，而是源于是否占有生产资料，即阶级的不同。这种利益分化和差别不仅使前一种利益分化、差别变得无足轻重，而且基本上把社会区分为两大利益集团，即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所以西方的利益多元化是以阶级阵线为鸿沟的，从性质上讲其实只有两元。而社会主义的利益分化是以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它根源于人们从事的劳动的不同，是由于职业的千差万别、劳动的各式各样分化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
从利益群体的相互关系来看，西方社会利益群体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两大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的相互冲突和对抗。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剥削和被剥削、利益侵占与被侵占是对抗性矛盾。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况叫做“双方零总和”模式，即在双方对立的情况下，一方所得既为另一方所失（一方剥削了多少，另一方就被剥削了多少），双方得失相加，总和为零，不存在都有所得和都有所失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消灭剥削，也就是铲除了利益对抗的根源，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即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人民内部利益群体共同的利益增长。因此，其间的差别和矛盾是可以协调和解决的。
从利益分化的趋势看，西方社会的财富越来越集中于生产资料的垄断集团手中，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既不可避免也不可遏制，它所带来的危机最终将导致这一社会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以按劳分配为主，能有效地避免按资分配造成的贫富悬殊鸿沟，而且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要求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与西方社会流行的“马太效应”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必然要通过政权的力量，调节人民内部的利益关系，一方面要反对过去的平均主义，另一方面也要坚决制止两极分化。
三、经济利益多元化的不同性质决定政治价值的不同取向
列宁曾经有过一个很著名的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有些人生搬硬套列宁的论断，用政治是经济的反映来推导经济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多元化，他们恰恰不懂得政治对经济的反映不是直观地照镜子，而是对其本质的反映。正是由于两种经济本质不同，从而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它们对政治的决定作用也就体现出价值取向的不同。
从西方的经济利益多元化来看，其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体制的多元化：
其一，国家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经济上两大对抗阶级的存在，剥削的存在和经济利益不可调和性，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剥削阶级运用国家机器，排斥和践踏被剥削阶级的利益，维持剥削制度的存在。
其二，国家政权不可能形成集中和统一。资本主义的经济多元化显示了资本之间的残酷竞争，因此不可能形成高度的集中和统一。而不同的利益集团，必然要求各自的政治表达和政治代表，这既不同于封闭、隔绝的小生产容易导向集权政治，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在消灭剥削之后可以达到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于是，西方的经济利益多元化就必然排斥政治上的集中和统一。
其三，通过对国家权力的瓜分和多党轮流执政来使本阶级利益集团的冲突得到平衡。在排斥了集中统一的政治价值取向之后，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不可能导向封建割据的价值取向，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之上的，资本本身也是开放性甚至世界性的，由此选择分权和轮流执政，也包含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分权是从空间位置上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利益集团的冲突，而多党轮流执政则是从时间上给予调整。这两副缓冲剂和润滑剂有效地缓解了其阶级的内部冲突，为其利益集团提供了多方的利益表达机会，而且保证了国家权力的整体性。由于这一价值取向的确立，资本主义完成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之间的耦合。
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性质是社会主义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这就决定其政治价值取向是政治体制一元化。
其一，社会主义国家体现全体人民的利益。社会主义是消灭了经济利益对抗的社会，人民内部的利益分化和利益差别是建立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是受其限制和规范的，因此，要求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绝不仅仅是代表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其二，国家的政权是集中和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完成走向共同富裕的伟大历史使命，这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意志调整人民内部的利益，既要肯定利益的分化和差别，深化社会主义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激励机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做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西方式的权力分享和多党轮流执政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一历史使命只能在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共同意志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宏观调控下才能实现。
其三，议行合一的人民权力机构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其共同意志的外部表现。人民的利益一方面通过代议机构表达出来，形成一个共同意志；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政党集中起来，而不是彼此对立。这样，前者必然要体现出代议机关真正的至上性，拥有国家政权的全部而不是部分（如西方的立法）权力；而后者必然要求有一个（而不是多个）代表全体人民的政党，由它来整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包括整合通过各社会团体、民主党派反映出来的群体利益，才能妥善地协调和处理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这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西方国家各政党仅整合自己所代表的集团利益，政党政治形成的对国家权力的分掌，反映了经济实力的对比度，这不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真正反映全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政治价值取向。
其四，政治体制的多元化在中国是一条危险的歧途。有些人不顾国情鼓吹在中国实行政治体制的多元化，以为会获得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发展效应，实为大谬。须知，封建文化在中国根深蒂固，小生产的封闭性、保守性远未扫清，社会化大生产水平不高，如果硬把政治体制多元化接种过来，只能变成封建割据、山头林立的怪胎。所以，中国要求得稳定和发展，绝不能蹈政治体制多元化的覆辙。
四、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将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和法制化
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多元化要求的政治体制一元化，绝不是过去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元化领导，而是一种全新的、有着发达的民意表达机制、较高的政治参与水平以及政治社会化程度、较完善的基层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制一元化。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然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的进程，主要表现在：
首先，它促进社会主义民意表达机制的生长。过去的一元化体制，利益分化极差，千人一面，表达意愿的要求不旺盛。而承认利益的差别和多元，必定要促进表达意愿要求的增长，要求社会主义的选举制度能反映更广泛的、具有不同特色的、方方面面的人民意向；要求社会传媒更具有开放性和社会性，全方位地传播人民的声音；要求党和政府更加关注人民不同要求和愿望，由此才能真正集中人民的意志和代表人民的利益。
其次，它推动社会主义的政治参与。利益多元化的过程，就是利益群体的形成过程。利益群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有形（有组织结构）的社会团体和无形的社会团体。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团体的政治参与极为重要，个人的政治参与往往通过团体的政治参与体现出来。随着利益多元化的确立，提供了一个人民群众通过不同的社会团体参与政治的广阔舞台。可以预料，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将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加充分和积极的作用，社会协商将更加蓬勃地发展，而且将逐步地制度化，社会团体的有效参与大大高于个人，又会激励个人的参与热情，这将启动政治社会化和世俗化的转动轴，使社会主义民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它把健全社会主义政治的沟通体制提到一个紧迫的地位。经济利益的平均化难以提供政治沟通的生长激素，有限的沟通渠道和较小的信息载承量合拍于“大锅饭”和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经济利益的分化和多元使原有的沟通体制无法满足新的政治要求，而呼唤新的、健全的、高效的、灵敏的沟通体制。从横向来讲，充分的沟通关系到减少利益群体之间的磨擦，缓和其矛盾，保证社会安定的大问题；从纵向看，只有全方位的充分沟通，才能保证国家从宏观上正确地调整利益，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总之，发达的沟通体制是利益分化条件下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四，它有利于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的完善。肯定利益多元化，从经济上讲，有利于企业由依赖国家计划向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的主体转化；从政治上看，这也是一个给企业松绑、下放权力的过程。企业只要遵守国家法律，就可以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问题，更加有效地投入社会劳动，从而增加自身利益。对个人来说，由于组织和个人的行为都紧连着利益的分化和差别，于是将激励个体成员更加积极主动地影响和参与组织决策。这些都无疑是提供了一个在基层实行民主管理，民主决策的良好契机。
第五、它将大大提高社会主义的法制水平。权力高度集中，以人治为特色的体制，难以承担全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复杂调整功能。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必然依托于法制，利用法律和政策确立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调整原则；政府的调节以法律行为体现出来；各利益群体和个人按照法律和政策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只有这样，政府的调节才能减少盲目性，才能正确地引导利益群体的行为，使利益群体由被动接受调节变为主动的行为过程。
* 收稿日期：1997-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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