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落地之后——对农村落榜回乡青年的调查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凤凰论文,回乡论文,农村论文,青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凤凰落地不如鸡”，是流传在民间的一句俗语，这句话用我们社会学的语言可以这样解释：一个人本来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由于某种原因，发生了向下的垂直流动，成为较低阶层中的一员。在此情况下，他原先的资源优势难以发挥作用，即使在低阶层中处境也比较尴尬。这句话在农村更多是用来评论高考落榜青年的。我们知道，农村社会成员的向上流动途径很少，考上大学，跳出农门，完成由农业户口向非农业户口的身份转变是一条主要途径。因此，村民对同村青年的高考结果非常重视。而要想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中学阶段的学习是至关重要的。恢复高考以来，各级政府非常重视高考录取率和高中教育，全国绝大多数省区设有重点高中，重点高中一般具有较高的录取率，考上了重点高中，基本上是向大学之门迈进了大半步，所以，考上重点中学的农村子弟便获得了村民的普遍赞誉和很高的期望，获得了比同村青年较高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具有获得更高社会地位的极大可能性。一旦高考失败，名落孙山，他们只好败归故里，弃笔从农，无异于“凤凰落地”。村落社会中，这句俗语在这时用得也比较多。
一句精炼的俗语，往往是民间对社会生活中同类现象的概括和总结，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凤凰落地不如鸡”这句话其实是关于落榜回乡青年的“下向流动后果”的社会学假设，反映了村落社会对这种社会流动的经验性的朴素认识。
一、研究设计
为了突出研究主题，本文将研究对象设定为考入重点中学后的高考落榜回乡青年。由于时间、经费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本文只是以胶东地区为范围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研究。所以，研究对象的总体是胶东地区的全部考入重点中学后的农村落榜青年，年龄上限为40岁。这既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青年的定义标准，又与这一地区恢复重点中学制度后第一批高考落榜生在我们调查时的年龄基本一致。
本研究采用抽样调查方法，由调查员持问卷实行入户访问填答。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将抽样单位由个人转化为区域，先抽取一级样本2个县，再在每个县中抽取3个乡镇，再在每个乡镇中抽取4个行政村，一共抽取24个村作为基本群单位，最后对每个村的落榜青年进行全面的集中调查。
基本群内研究对象个体的确定，即每个行政村到底有多少落榜回乡青年，是个需要进一步确定的问题。党支部和村委会一般不掌握这样的情况，一般村民对此也不是很清楚。在这一问题上，我们采取了文化精英确定法，先寻访本村的中小学教师（他们对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由此可以了解到绝大多数落榜青年的姓名，再由这些落榜青年帮助纠正增删，就可以掌握到这一村庄的全部落榜青年的人数和姓名。
此项调查是由笔者、笔者的朋友和学生在寒假期间进行的，这期间是农闲季节，农民一般在村子里和家中。假期中，我们调查员也有充裕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入户调查和资料的初步整理工作。
调查的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1)落榜青年个人对自己地位的主观评价；(2)目前所从事的主要职业。简而言之，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这一群体进行研究。这一研究虽然说不是对农民进行确定的分层，但基本上是要探寻落榜青年在农村社会结构中的大体位置。需要说明的是，改革以来，由于农村“自由流动资源”的增多和农民“自由活动空间”的增大，农村社会的异质性增强，农民间的收入差距也在形成并逐渐拉大，经济收入成为反映农民在村落社会中地位高低的主要客观性指标。但如果将之作为调查内容，恐怕数据获取的难度很大，一方面农业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较复杂，收入难以精确地计算；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一般农民不愿意将自己家的真实收入水平告诉别人特别是陌生人。所以，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寻找别的客观指标。陆学艺教授认为，改革以来我国农民的分化突出表现在职业分化上，他将农民由低到高分为八大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农村管理者阶层。受此理论成果的启发，可以将农民职业作为一个反映研究对象客观地位的标准。虽然说与收入标准相比，缺乏数量性特征，但较为直观、简单，与收入有较大的相关性，且不具敏感性，资料容易获取。当然结合我们的具体研究内容，对这一职业分类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第一，我们这里说的“落榜回乡”是过去时态，是指当年高考后没有考上大学回到农村，但后来有不少人依然通过种种途径和办法最终跳出农门，成功地实现了“农转非”，完成了由农民身份向城镇居民身份的转变。虽然说这部分人今天已经不在农村，已经不再是农村青年，但他们当年落榜时还是农村青年，符合我们的研究对象要求，毫无疑问应将这部分青年人包括在内。而且他们的地位在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应该是最高的，至于他们在城镇中具体从事什么工作似乎对我们这项研究影响不大，所以我们以“城镇职业”统称之。第二，将农民工和雇工看作一个阶层，在本地区，这两个群体的差异不是很大。第三，将个体户与私营企业主合为一个阶层，因为胶东地区的私营企业主不是很多，在工商部门的管理中，对两者的转化的确定也不是很及时。这样我们可以将落榜青年分为七大职业状况，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城镇职业者、村干部、乡村企业管理者、私企个体业主、农村知识分子、农民工和雇员、农业劳动者。
本次调查的全部数据利用SPSS11.0 for windows软件进行分析处理。
二、调查结果及其分析
（一）样本的基本状况
在24个行政村中，共有103名落榜青年。根据表1，落榜青年中男性占绝大多数，为88.3%，女性仅有12人，约占11.7%。从调查访谈中得知，这一比例与胶东农村地区考取重点高中的学生性别比比较接近。从年龄方面看，30-3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数最多，约占42.7%，其次是25-29岁年龄段，约占32%。从婚姻方面看，大部分已经结婚成家，未婚的只占16.5%。
表1 落榜青年的基本状况
性别婚否男
女
合计
年龄状况
已婚 未婚
已婚 未婚
25岁以下
1
13
0
1
15
25-29岁
28
3
2
0
33
30-34岁
36
0
8
0
44
35-40岁
10
0
1
0
11
小计 75
16
11
1
103
合计
91
12
103
（二）主观满意程度
根据参照群体理论，参照群体不同，研究对象必然会有不同的满意度。对于农村落榜青年而言，如果以他们的高中同学为参照群体，则满意度肯定很低，在本研究中，当然要以当地的农村青年为参照群体。在关于这一问题的调查中，我们尽量向被访者讲清这一点，以免参照群体被主观默变。因为落榜女青年绝大多数已嫁往别处，这一调查内容只能针对男青年进行。至于其中极个别的不在村子中居住的由其亲属代答。从表2可以看出，众数组为“一般”满意度，占被调查人数的48.4%，均值为3.01，略高于一般满意度。前两种情况的百分比之和(3.3%+24.2%=27.5%)大于后两种情况的百分比之和(18.7%+5.5%=24.2%)，说明感觉满意的要比感觉不满意的多。
表2 与同村人比较落榜男青年的满意度
满意度 非常满意 比较满意 感觉一般 不太满意 很不满意 均值
（分值） (5)(4)
(3)(2)
(1)
标准差
人数
3 22
44 175
3.01
百分比% 3.324.2
48.418.7
5.5 (0.89)
（三）职业状况
可将前文所述的七种职业再分为两大类：前5类是竞争性职业，这些职业在农村是比较令人羡慕的，职业回报也比较高，但这类职业的获得需要竞争，需要拥有一定的竞争性资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后两类是剩余性职业，职业声望差，职业回报低，只能保证个人和家庭的低度发展，职业的获得不是竞争性的，只需具备一定的体力即可。从表3看出，落榜男青年的职业均值为3.21，略高于竞争性职业的底线，而女青年的职业均值为3.92，远远高于这条底线。从累积百分比看，55%(=7.7%+15.4%+8.8%+5.5%+17.6%)的落榜男青年和75%(=25.0%+16.7%+8.3%+25.0%)的落榜女青年获得了竞争性职业，都在半数以上，远远高于本地从事竞争性职业的青年的比例。所以，我们可以认为，落榜青年的职业状况还是比较理想的，特别是从调查反馈的信息得知，90%的获得了竞争性职业的落榜青年认为他们的高中经历和学历提高了其职业竞争能力。
表3 落榜青年的职业状况
（四）满意程度与职业状况的关系
通过对落榜男青年的满意程度与职业状况进行交互分析（见表4），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相，Gamma相关系数为0.86，卡方检验结果为103.7，二者的检验概值≈0，显著性很高，说明了职业对满意程度有很大影响。因为象前文中提到的落榜青年的职业获得受益于他们的重点高中经历和学历，在这里可以进一步认为落榜青年的高中经历和学历对他们较高的满意度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表4 落榜男青年职业与满意度的交互分析
注：表格中的数据，前面的为人数，后面的百分比分别为纵向百分比和横向百分比#####表示100%。
（五）高中经历学历、婚姻、社会地位
对于农村女青年来说，婚姻往往是提高其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从表5看出，有半数以上的落榜女青年（7人）承认婚姻提高了其社会地位，而对于落榜男青年而言，这一比例仅为2%，卡方检验结果也说明了性别不同，婚姻对于提高社会地位的作用也不同，女青年更容易在这一过程中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这7名女青年的家属普遍认为，重点高中经历和学历对她们获得较理想的婚姻起了一定的作用。所以，我们针对此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落榜女青年的重点高中经历和文凭对她们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起了一定作用，但这种作用的产生是通过婚姻这一中介变量。
表5 婚姻作用的性别分析
性别性别 卡方检验
婚姻作用 女
男
婚姻无
5
89
X[2]=41.895 df=1
作用有
7
2 p=.000
三、总结与讨论
从我们以上的调查结果，可以发现：农村落榜回乡青年并没有灰心丧气、碌碌无为，而是不甘言败，积极进取，大多数人从事着较为理想的工作，获得了比农村同龄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说，调查结果在一定范围内否定了我们的假设，凤凰落地之后，仍有可能鹤立鸡群，甚至展翅腾飞。
既然调查结果否定了我们的研究假设，那么支持假设的理论解释必然存在一定的理论疏漏，进一步分析发现，至少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过分强调了村落社会的封闭性。自我封闭是传统农村的特点，长期来，村落社会缺乏与外界的物质、文化和信息交流，象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王国，画地为牢。一方面屏蔽着外界的进入，另一方面也阻止了内部资源的外逸，村落社会进行着默默无闻的自我循环、自我维持和低度发展。进入社会转型期后，现代化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主题，村落社会逐渐地“对外开放”，外部世界特别是城市文明成为效仿的目标，对外联系、城乡联系日趋增多。在这里，借用玛格丽特·米德的前喻文明与后喻文明的文明划分方法，把传统农村的文明类型称作“内喻文明”，把现代转型期的农村文明类型称作“外喻文明”。外喻文明不同于内喻文明，不再是自我封闭、自我运转、自我循环的简单文明再生产，而是不断地吐故纳新，大力引进外生变量，是典型的扩大的文明再生产，农村社会与外界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物质文化交换，充分地发现和利用村落外社会资源。前文中的再社会化理论和网络理论的解释方式，没有充分抓住农村变革的主题，把村落社会看作封闭的系统，忽视了村落外特别是城市社会的影响。用“外喻文明”概念来补充解释再社会化理论，我们可以明白，农村社会中的再社会化过程中，现代化在其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再社会化不再是单纯地长辈教育晚辈，而是外来文明改造内部文明、城市文明引导乡村文明。作为落榜青年，他们曾经有过在城市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较早地接受了城市文明，较多地掌握了现代化知识。所以，他们回乡后，一方面成为再社会化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成为转型期再社会化的主导者，从而在这一过程中占有优势，会被更多的村民所认可和敬服。用“外喻文明”概念来补充网络理论，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虽然说落榜青年在村落社会的网络结构中基础薄弱，处于劣势，但随着他们回乡时间的延长，他们会逐渐融入乡村社会中，这种劣势也逐渐消失。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其他村民缺乏的村落外联系，他们有分布于五湖四海、各行各业的已大中专毕业的重点高中同学，他们的活动范围和交际圈已经超出了一般农民的“集市圈”和“婚姻圈”。在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在非农产业活动中，这样的对外联系对于普通的农民是非常重要和弥足珍贵的，他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联系，摄取村落外特别是城市资源与村落内资源相结合，以实现个人价值和促进农村发展。
第二，忽视了精英类型的可转换性。一般来说，在村落社会中存在着三类精英类型：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之间的联系和竞争、分化和整合对村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着重要的影响。落榜回乡青年首先是文化精英，虽然说在他们回乡初期，不具备行政权力和经济实力，虽然他们可能一度处于“地位不一致性”的尴尬状态，但在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知识文化的作用逐渐显现，村落公共权力和非农经济活动对知识文化的需求也日渐增长。“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拥有文化知识的落榜青年在农村无疑是“高才生”，是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希望力量，他们更有竞争力进入村委会和党支部、乡村企业管理技术层，文化精英也就顺理成章地转换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从而在村落社会中拥有一定地位。可以说，地位不一致性理论对于这一群体状况的解释是静态的，若要长期地、动态地来观照落榜青年的社会地位，要求我们充分注意村落社会中不同精英类型之间的转换。
应当需要特别加以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对象总体是胶东地区的农村落榜青年，研究的结论不能简单化地外推。当然，这一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和分析其他地区这一青年群体的境况还是有借鉴意义的。从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农村落榜青年的用武之地主要有三个领域：一是再次跳出农门，二是农村的非农产业就业，三是乡村干部。这些方面对知识青年的需求与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是成正相关的。由此可以得出推断，从共时性的角度看，在经济水平较高的东南沿海地区，落榜青年的发展空间应该更大，获得较高村落地位的可能性也更大。而在较不发达的中西部，落榜青年更可能没有用武之地而遭受埋没。从历时性的角度看，随着农村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随着城镇化水平的逐步提高，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农村的不断实现，落榜青年这一人才群体会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级各界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