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增长速度之迷”的一种新解释：工业化进程学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学说论文,增长速度论文,之迷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F1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89（2003）02-0020-06
一、世纪之交的“增长速度之迷”
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那么，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处在什么水平，变化情况又如何呢？让我们回顾一下GDP增长率的变化轨迹，并了解其目前的状态。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进行的计算表明，1979—2001年，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高达9.5％（剔除了物价上涨因素的影响，按可比价格计算）。按照目前世界各国GDP的增长速度，这种水平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居同期全世界首位。与此同时，整个第三世界国家GDP的平均增长率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1]但在中国上述时期的23个年份中，超过10％的增长年份多达9个，其中1984年高达14.5％，1992高达14.2％；介于8％至10％的年份多达6个；介于5％至8％的年份有5个；介于3％至5％的年份只有3个；低于3％的年份没有出现。图1清楚地描述了23年来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化轨迹。
然而，从1992年以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却出现了持续下滑趋势，从1992年的14.2％一直跌至1999年的7.1％。2000年略有回升，达到8.0％，但2001年又重新掉头下滑至7.3％。图2清楚地描述了这一时期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的变化状况。
值得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这个经济周期表现出与以往周期不同的特点：一是周期的波长大大增加。按照“收缩——扩张”的周期划分方法，即使把1999年视为波谷（由于这个周期还没有结束，1999年是否为波谷尚不能确定），一个收缩期就进行了7年。如果扩张期按同样的时间进行，则一个周期需历时14年。而解放后已经经历的10个经济周期中，最长的周期波长不过为6年。二是相对波幅大大降低。这是波长增加的结果。仍然把1999年视为波谷，以14年为周期的波长，GDP增长率按仍能回升到14.2％计算，则相对波幅为0.5。而在过去的10个周期中，相对波幅最小的也有1.4，最大的则为7.9。三是收缩的原因表现为国民经济自然增长的乏力，与经济政策无明显关系。而从改革开放后已经完成的3次周期看，每次经济的收缩都与经济政策调整有关。如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洋跃进”的调整，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通货膨胀”的调整，提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八字方针；1993年下半年针对经济无序和过热状况，出台了“治乱降温”的6号文件，目的都是为抑制经济过热和严重的通货膨胀。改革开放前的历次经济滑坡都与各种政策有关。四是回升乏力。至少从1997年中国就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所谓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我们看来就是积极的货币政策），而且力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配合措施之全面是历史上所没有的。但到现在为止大家仍不敢肯定1999年就是波谷，不敢确认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回升。
注：此图系根据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绘制。
图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GDP增长变化曲线
注：此图系根据相关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绘制。
图2 1990—2001年中国GDP增长率的变化
绝大多数学者仍然认为，1992年以来GDP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仍然是经济周期的客观反映，他们并不在意GDP增长速度下滑时间的长短。有的学者虽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他们往往认为下滑时间较长只不过源于如下一种或几种特殊原因。
一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三个阶段，而不同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周期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下，由于微观主体行为受到政府较严格的约束，经济周期波动主要受政府影响，而且程度很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周期波动不仅受微观主体行为的影响，而且还受政府宏观行为的影响。但显然在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影响进一步降低。随着改革的深化，由于体制改革带来的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必然放缓，而当前GDP增长速度的持续下滑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二是对地方政府约束不够，不考虑市场需求，盲目争投资、争项目现象还比较突出。这一方面导致了供给的总量过剩，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供给的结构过剩。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各地出现了“大干快上”的局面，投资活动异常活跃，投资规模大大增加。这些投资陆续转化成生产能力，导致整个社会的总供给能力在不断增加。尽管整个社会的总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是其增速却明显小于总供给的增速，这势必导致总需求相对不足的现象，大量的生产能力不能充分发挥，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受到很大的抑制。
三是转轨时期心理预期的特殊影响，根据经济周期研究中的“心理理论”，即使生产要素供求的变动产生了经济波动，但如果没有心理因素，其波动过程可能是短暂的，波动幅度也只限于对外界变动的反应，因而不足以形成经济周期。根据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实际情况来看，前三个周期中，心理预期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不明显，但在目前这个周期中却表现得比较明显——由于这一时期住房、医疗、教育等改革力度加大，居民普遍对未来支出预期增大，减少了即期消费，增加了各种储蓄；受供求变化，商品价格不断走低的影响，投资回报率相对降低，企业对未来投资收益的预期降低，投资积极性不高。这表明，第4个周期的收缩期延长与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预期看低有直接关系。
以上说法虽然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又都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至少解释得不够充分。从人均GDP水平看，按照罗斯托（W.W.Rostow）关于经济增长阶段的权威说法（罗斯托，1962），中国正处于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高增长时代也不该如此短暂。于是，一个世纪之交的“经济增长速度之迷”诞生了。
现实表明，如何从理论上对这种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现象作出科学解释，并对今后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政策给出相应的调校建议，这已经成为摆在中国经济学家面前的最重要的课题。
二、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工业化进程规律与经济增长速度
如果已有的理论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就必须超越已有理论的分析框架，寻找新的逻辑思路，建立新的理论范畴，构建新的分析途径。
英国经济学家瑟尔瓦尔（A.P.Thirlwall）曾把81个国家在1970—1977年间GDP的平均增长与加工工业的平均增长联系起来进行过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正向联系。加工工业的增长率超过GDP的增长率越多，GDP的增长率就越快。他同时指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其动力必定来自农业部门，农业部门是工业品的主要需求源泉；而在后来的发展阶段上，外国对工业品的需求成为保持工业增长势头的首要因素（瑟尔瓦尔，1983）。我们赞同GDP的平均增长与加工工业的平均增长之间存在密切的正向联系的结论说法，但对其工业化动力和阶段划分说法却存有歧见。其一，瑟尔瓦尔未考虑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非市场力量的强大作用（例如通过牺牲农业部门的利益来支撑工业化的进程）。其二，他未考虑到一些国家在体制改革和转轨过程中因价格体系紊乱且难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理顺而对行业和区域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其三，他虽对工业化进程的阶段性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未考虑到工业化发端时间的不同对工业品销售市场空间的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GDP长期增长率的不同走势。限于本文的篇幅及讨论的思路，我们仅在下面讨论一下第三个问题。
1.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会出现产品的大量剩余吗？
我们认为，不同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工业化发端时间的不同必然导致工业化进程的市场背景和产品销售空间的迥异，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走势（胡乃武、董藩，2000）。
所谓工业化进程，是指一国从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开始到基本上实现工业化或现代化的过程，它是一国从开始大规模放弃手工劳动而采用机器劳动加以替代到机器劳动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具有普及性基础的生产技术演进轨迹及其对应的时间跨度。以英、美、德、意、法等国为代表的早期工业化国家以及日本、丹麦、芬兰、挪威、中东石油国家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为例，它们工业化进程的发端时间是很早或比较早的。其开始时面对的就是世界性市场（当然开始时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随着供给能力的增加，国际贸易逐渐发展起来，甚至出现了国际市场销售比例大于国内市场的状况），且拥有技术优势，从总体上看它们在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过程中总是处于前列，尽管发达国家之间在产品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提高上也出现过此消彼长的排名变化。
例如，在最早开始工业化的英国，其最初的制成品市场就是典型世界性的。当然，当时由于生产能力和购买力的限制，英国制成品出口的绝对数量还是有限的，只是后来才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当某些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饱和或受到来自其它国家的冲击时，国内对应的生产力就会升级或转化而生产其它制成品从而继续在国际市场上拓展空间，使国内的生产力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部分闲置起来，或生产的产品长期积压在那里。例如，棉纱是工业革命的先驱，由于新的机器更适用于纺纱而不是织布，因而，英国的棉纱渗透到了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并在1884年达到了出口顶点（出口额达到271，000，000英镑）。但很快所有核心国[2]都发展了纺纱业，到1870年它们从英国进口的棉纱已经不多了，而且外围国也增强了力量，因此从1884年起英国棉纱的出口下降。印度首先在粗纱方面夺回了自己的市场，然后又占领了英国在远东的其它市场。但这时英国相对应的生产能力在转化、升级，其棉纺织品市场在继续扩大（阿瑟·刘易斯，1978）。因为它原有生产能力并没有部分闲置起来，也没有造成很多产品的长期积压。虽然刘易斯在考察英国制成品出口增长时发现从1853年至1913年呈现出在波动中略有下降的趋势，他也从资本输出和贸易条件改善等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解释（阿瑟·刘易斯，1978）[3]；而且，出口需求一直是拉动英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正因为巨大的海外市场的存在，所以英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强国。
技术优势的存在使得发达国家从总体上看在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升级过程中总是处于前列，从而使产品能够继续保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刘易斯在分析核心国对外围国发展的贡献时，强调的第一点就是技术——“他们提供了新的、生产率更高的技术。在十九世纪的前七十五年中，工业与农业革命的本质是用新的方法生产原有的物品——炼铁、棉纺织与服装、种植谷物，以及运输物品与劳务。在十九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工农业革命又增加了新的变化——制造新产品：电话机、留声机、打字机、照相机、汽车，等等，这个似乎无止境的过程延续到二十世纪，又增加了：飞机、收音机、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和游艇。”[4]从这段论述中我们可以间接看出工业化起步较早的这些发达国家对国际市场的引导力和控制力是相当强的。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电子工业产品的生产大国，但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和附加值高的电子产品仍然需要大量进口。在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的国际分工中，处在第一层次的国家实际上是通过出口技术和技术标准获取垄断超额利润；处在第二层次的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关键性的元器件，也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而目前中国电子工业虽然规模很大，但大多是组装加工工业，处在全球电子制造业分工体系中的第三层次。再从机械装备制造业来看，中国市场急需的许多重大技术装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型产品每年都要大量从发达国家进口。其中化纤制造装备进口比重为85％，石油化工装备、轿车工业装备、数控机床等设备进口量占国内市场需求的70％（吕正，2002）。
工业化起步较早的这些发达国家同时还拥有贸易优势，在产品声誉、市场调研水平、贸易手段与策略等方面发展中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特别是进入20世纪，在许多工业化起步较早的国家的名牌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已建立起较高的知名度并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后，发展中国家即使培育出质量和成本都可与之抗衡的产品，仍难抢回多少市场份额。不仅如此，有些市场还呈现出进一步丧失的趋势。在这种贸易条件下，除了暂时的、偶然的产品积压外，如果不是发生了严重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些发达国家的产品过剩问题基本不存在（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过这样的经济危机，此时发达国家的工业生产能力确实出现了明显的闲置）。西方的出口剩余理论便是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品销售的客观实践和真实市场结构在学术领域的映射。
2.发展中国家（地区）工业化的三条道路及其在中国的表现
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工业化道路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在国际分工中拾遗补缺。例如，中东各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现如果发展其它国家已经很强大的工业，那么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则很难有竞争力，不易立足。于是普遍依托其它国家短缺而自己却十分丰富的石油资源建立起以石油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在赞比亚，由于其矿藏资源非常丰富，特别是有些矿藏对其它一些国家来说根本没有或十分稀少，尤其是铜和钴的产量均居世界前列，于是该国发展起以采矿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在古巴，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特别适合甘蔗的生产，甘蔗的生产成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之一。与此相适应，制糖业演化成为巴西的另一个经济支柱，并成为世界上人均产糖量、出口量最多的国家，获得了“世界糖罐”的称号。还有一些小国如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玻利维亚等在其工业化过程中普遍具有这一特征。
第二，在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中承接被发达国家转移和淘汰的行业。产业经济学中有“朝阳产业”、“日不落产业”、“平稳增长产业”、“夕阳产业”的划分。其中，“朝阳产业”包括建筑业、新型建材、金融、汽车、石油化工、计算机及通讯设备行业；“日不落产业”包括旅游、制药、房地产行业；“平稳增长产业”包括家电、商业、公用事业、食品加工行业；“夕阳产业”包括纺织、造纸、钢铁、煤炭、制陶、传统化工（如化肥、农药、“三酸两碱”、“三大合成材料”、无机盐、橡胶加工等行业）等。这种划分其实就是根据这些产业在发达国家产生、发展的时间序列以及长期市场需求状况的变化趋势作出的。比如“夕阳产业”大多是老工业种类，由于污染严重、对公众健康有影响或本土行业利润率已经很低以及保护生态这样几个原因，发达国家已经将其淘汰掉或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了，至少是其发展受到控制。但是国际市场上对其产品还存在需求，而且技术早已成熟且发达国家愿意转让或提供帮助，对普通劳动力的文化要求又不是很高，于是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主要发展对象。印度就是在工业化过程中建起了以采矿、纺织、钢铁、传统化工为主要特色的工业体系；越南在工业化过程中建起了以冶金、纺织、煤炭、机械为主的工业体系；柬埔寨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起了木材加工、造纸、纺织工业；肯尼亚则在采矿、水泥、轧钢、纺织、普通化工获得了一定发展，这些都明显体现了以上特点。
第三，在政府的保护下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过去的社会主义阵营普遍具有这个特点。前苏联虽然过去被列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回顾其工业化过程，在这方面则是典型的代表。在关税和其它非贸易壁垒的保护下，该国建立起了机械、钢铁、石油、森林、有色冶金、军工等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虽然前苏联解体后其各个加盟共和国都走上了谋求加入WTO的道路，俄罗斯也正在积极努力，但它们保护自己工业体系的意识却比较强烈。现已位处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在加入WTO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前后在这方面做得是比较成功的。它在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前，就依靠其关税和强烈的民族保护意识，建立起了较完善的工业体系。1967年加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韩国政府在保护国内幼稚工业时并没有遇到很大问题，成功地使汽车、造船等产业得到发展。现在韩国的汽车、石化、钢材、机械设备、家电等行业已经很有竞争力。
在中国（指中国大陆）的工业化过程中，以上三方面的情况均有表现。例如，中国的烤鳗加工业，钨、锡、稀土、锑矿工业，中成药、宣纸、蜡染、丝绸、白酒工业等，基本上都是根据在国际分工中拾遗补缺的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纺织、自行车和低档摩托车、煤炭、造纸、化肥与农药、陶瓷、橡胶、电子钟表工业等大多是发达国家转移或淘汰的工业种类。特别是在第三个特点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解放后，中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改造民族资本的方式，建立起比较薄弱的、技术落后的工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自我创业的过程。那时中国几乎没有国际贸易。虽然当时的苏联也曾经帮助过中国，但因为国际关系的变化，这种外援很快便终止了，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基本上是关上国门搞工业化建设的。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起了具有相当规模、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并树立起大庆油田、鞍钢这样的工业企业典型。1978年后，虽然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在逐渐提高，但许多法律、政策与制度（例如关税制度）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仍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当然这种保护也带来了许多明显的负效应，如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缺乏竞争意识、服务观念淡薄、管理混乱等，这正是我们必须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理由所在）。直到入关谈判，中国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方面也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安排。这样，整个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能交融或交融程度较低。尽管中国渴望自己的产品能多多出口，但由于产品的花色品种和技术含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劣势，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又不能抵补发达国家的效率优势，再加上营销技术和力量比较薄弱，因此其产品出口比例较小，主要是内销。
表1 中国海关出口工业制成品价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 单位：亿元；％
注：本表数据系根据相关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求得。
表1显示出改革开放后至今中国海关出口工业制成品价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率状况。计算表明，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比例较低。1982年以前不超过10％，1990年以前不超过20％，到2000年仍未过半。而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工业产品出口比例就更低了，除了对个别落后国家的援助外，几乎没有贸易性的对外工业产品出口。这样，中国工业产品的市场主要在国内。随着工业化前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的快速增长，国内需求得到基本满足，短缺现象逐步消除，势必出现供给相对过剩局面，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下降。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由过去的长期短缺转向相对过剩，就是明证。
仲大军先生曾经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披露过中国工业能力过剩的严重状况：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有一半左右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0％。全国棉纺能力1991年就达到3882万锭，1992年决定压锭改造；但1995年反而增加出300万锭……全国钢铁生产能力已达到1.5亿吨，1995年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56％，但1996年有29个省市仍在上炼钢项目，平均规模17万吨，远低于中型钢铁企业60万吨的最小规模……1995年彩电生产能力已达4467万台，当年产量只有2058万台，利用率仅46％；但当年投资彩电项目又有14个，建设规模为541万台。目前全国炼油能力已达2.045亿吨，1997年实际炼油量只有1.6亿吨[5]。另外还有玻璃生产能力过剩，水泥生产能力过剩，机械生产能力过剩。近两年部分高技术产业也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或严重过剩的现象。如微型计算机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只有1/3强（仲大军，1999）。另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近三年来市场销售的工业品中，供大于求的占80％以上，供求平衡的占20％左右。工业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主要难题是产品销路问题。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生产能力利用率约为52％，闲置的生产能力将近1/2（吕政，2002）。严重的生产过剩和资源浪费甚至导致通货紧缩局面的出现，以致于国家经贸委不得不出台强制淘汰落后生产设备的命令，通过淘汰过剩生产能力来发展经济。在这种状态下，工业经济增长和整个GDP的增长必然受到较强的抑制，难以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
因此，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是客观规律的反映，是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必然结果。
3.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特点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影响
那么，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如何呢？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总体上看，除了战争、战后重建和大危机等特殊时期，只要不出现全球性的供大于求局面，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长期趋势是比较平稳的。事实上，全球性的供大于求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需求不是一个静态的总量，它会不断升级，不断进行结构和区域转移，供给也将随之不断地进行调整。
三、结语：顺应工业化进程规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
在过剩经济出现以前，中国经济增长的瓶颈约束是供给，不存在需求限制，只要能缓解供给的瓶颈约束，经济就能启动起来，供给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且那时就业压力不大，每1％的增长率可吸纳85万人就业，第三产业甚至能吸纳120万人就业。这种就业状况对促进经济增长非常有力（王积业，2000）。但以1992年为转折点，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形态发生了质的变化，短缺经济已渐消失，到“九五”期间，总体过剩经济开始显现，经济增长的约束力量已经由供给变为需求。这样供给数量充足，但有效需求不足，而且需求的区域分布存在许多问题，农村市场的需求问题尤其严重。而有效需求的不足、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又导致每1％经济增长率吸纳的就业人数不断下降，到1998年已降至46万人左右，从而导致劳动力总需求量呈下降趋势，从业人员增长率只有0.51％[6]。这反过来进一步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回升。
对于过剩的供给能力，我们不可能消极地通过简单消除办法加以解决，而且，中国是在人均GDP很低的情况下进入过剩经济的，未来的发展仍需要这种供给能力。因此对供需失衡问题我们主要应通过积极地扩大需求来为供给增长拓展空间。我们承认这样的观点：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供给也存在问题，有效供给不足，需要提高经济质量（郭克莎，1999；王积业，2000）。但调整供给的规模和结构只能作为辅助性措施。事实上，中国的宏观调控实践也遵循了这样的思路。这就是说，中国在自觉不自觉中走上了扩大需求的道路。但对需求问题，我国政府目前关注的主要是内需，实施的是一种以扩大内需为主的战略思路。作为国家宏观经济战略主要内容之一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基本出发点之一也是为了扩大内需。从1997年开始，中国已放松了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1998年至今，更是实行了前所未有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这些都能足以证明。
前面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国CDP增长速度的持续有所下滑其实是工业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是工业化进程规律的必然反映。工业化发端时间不同，势必导致到各国产品销售空间的差异，进而影响到GDP增长速度的长期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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