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产力标准是实践标准的历史化展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标准论文,生产力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入手揭开历史之谜，并由此发动认识论上的革命，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作用作为新认识论的轴心问题，把个体认识论放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大框架中来审视，这是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认识论即唯物史观认识论的根本奥秘所在。邓小平理论高扬“生产力标准”的大旗，恢复和发展了唯物史观认识论，挖开了长期横亘在传统所谓“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之间的壁障，纠正了长期将生产力标准排除于实践标准之外，又将实践标准排除于历史观之外的哲学偏颇，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到了一个新层面。
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构于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对旧哲学的变革及创立新唯物主义哲学是从历史观念领域开始的。没有历史观上的变革，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科学规定是由唯物史观作出的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首先是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实践观。所谓实践，首先是指人类社会群体的物质生产活动，而不是指传统哲学所讲的脱离社会生产的个体行为或小群体行为。这是我们把握马克思实践观的关键之一。
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都不明白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史观，包括看不到认识主体的社会性，或是把人的社会性归结为人的心理、意识、理性和感情，并把这些方面看作是人的社会性的基本因素。比如，费尔巴哈就是如此。与以往所有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首先把人的认识问题放在宏观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意识形态对立统一的社会结构中来审视，突现它的历史——社会内容。要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变革，那么，其理论的巨大突破就首先集中地表现在这里。
生产、实践活动使人的存在方式区别于动物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的特质是其超个体的社会结构特征。因此，人的社会性不应该从人的意识、肉体属性或超自然的存在物中去寻找，而应该首先在人的社会生产上来观察。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使人同世界的关系变成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这就与动物的活动存在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由于马克思把人的社会性首先理解为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因此他提出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观点。
这一基本观点集中体现了马克思所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实践的唯物主义，亦即唯物史观的唯物主义。它以人与世界的关系是社会化的实践关系（即人通过物质生产实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鲜明特点从根本上超越了包括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马克思说：“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17页。）。 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强调了人的感性存在，甚至也提到了“实践”，但由于费尔巴哈把人对事物的关系只看作是人的感性直观的对象，而不是社会化实践改造的对象，把“实践”不是理解为社会化生产，而是一种生物性的适应外界环境的活动，或只是个人的生活行为、道德修养活动，甚至是一种不高尚的、卑污的、图谋私利的活动，总之一句话，不懂得“社会的本质是实践的”，这样就把人类整体面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拿“实践的唯物主义”与直观的唯物主义相对立，旨在指出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将社会化生产实践排除于唯物主义之外，从而导致其将自然观和历史观相对立。社会化实践的立场和直观的立场，是新旧唯物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这一观点，揭示了社会的产生、形成首先是生产实践的结果。马克思说：“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着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对人说来是人与人间联系的纽带，才对别人说来是他的存在和对他说来是别人的存在，才是属人的现实的生命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自己的属人的存在的基础。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才成为人的属人的存在，而自然界对人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5页。）“实际上，人的万能正是表现在他把整个自然界——首先就它是人的直接生活资料而言，其次就它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而言，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49页。）。马克思强调“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就是说，人通过生产实践既扬弃自然界的自然存在，也扬弃人自身的自然存在，从而使人取得一种新的存在方式——社会存在。人的改造自然界活动，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统一于社会，也把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统一于社会。这里显示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不同于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之处。由于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经存在、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因此他虽然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6页。）， 他不能就人的本质超出人的自然存在说出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
（二）唯物史观意义上的实践论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构于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在哲学上的首要巨大理论意义，在于它发现了人的认识和社会化生产实践的真实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历史首先是社会化生产活动的历史。人的认识作为人的一种历史活动，只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人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也就必然同时是人的认识的基础。马克思在唯物史观中正是从整个构成人的历史发展的基础上来揭示人的认识的基础和本质的。所以，当马克思科学地阐明了社会生产实践是人的本质及其历史发展的现实基础时，也就同时揭示了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当他揭示出生产实践是人的感性的物质的活动，是人们的全部实际生活过程，是现实世界非常深刻的基础时，就发现了认识和实践的真实关系，因而才实现了认识论上的重大变革。
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揭示：人类的生产实践并不是指个体的单独的行为，它首先表现为人类社会宏观的生产性结构，其中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生产实践观的进一步展开，说明了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框架内展开的，不是抽象个体面对抽象客体的“反映论”。在这里，认识论和历史观是同一的东西。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实践论中，生产力是与生产劳动实践属于同一序列的哲学范畴。生产力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第201～202页。）的劳动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们的实践能力。在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指明了唯物史观中“生产力”的实质，就是指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其结果。马克思讲的“物质生产力”、“社会生产力”都在突出地强调生产力同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在联系。生产工具作为延长了的人的自然的肢体和社会人的生产器官，它既是生产力性质的标志，又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的结果，是人的实践能力的标志。正是由于马克思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结果，又把实践归结为社会的人所进行的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这才使马克思在对实践的理解上与黑格尔有了质的区别。同时马克思关于实践是人的感性的物质的活动的观点，使唯物史观的“物”，不仅是承认客观世界的先在性，更重要的是指人们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客观性。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体现出唯物史观不同于直观唯物主义的本质之点。
由于唯物史观把社会存在理解为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及其结果，因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认识论原理，就必然地被理解为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的意识产生的基础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说：“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页。）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个实际生活过程，就是作为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物质生产本身。
（三）唯物史观的实践论关于人的认识能力、认识过程、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把握，是立足于物质实践活动的
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揭示了人的认识能力是在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又是在生产实践的推动下不断发展的。作为人的认识能力的思维器官——大脑以及人的感觉器官，是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它们固然有自然史前提和生物学基础，但作为社会人的认识器官，则是在生产劳动实践的推动下成了人的认识器官。由于生产劳动实践的推动，“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在生产劳动活动中，人的理性思维抽象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也同时发达起来。由此可见，作为社会人的认识能力，不是生物学形成的，而是在生产实践的基础上社会性地形成的。
更为重要的是，人的认识能力，不仅利用自身的肉体器官，而且利用由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工具和手段。这些工具和手段是社会性的器官，它们是人的认识器官的延长。迄今为止，人的认识能力的发展主要不在于人体生理发生了什么变化，而在于认识的社会条件的不断发展，即认识工具和手段的不断发展。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践论产生以前，在对人的认识能力的考察上，均是离开人的生产实践、或把人的认识能力看做是某种一成不变的、先天具有的（如康德），或把人的认识能力看做是人的感官及其直观能力，把意识、思维当做某种现成的东西（如费尔巴哈）。
在认识过程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上，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揭示了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是人的全部认识的基础，首先是人的感性认识的基础。正是在人的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人认识到客观世界的现象，并由现象进入到本质，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人又通过应用理性认识去改造客观世界的新的实践来检验、证明这种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从而证明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马克思讲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就是说实践是人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现实的、感性的物质活动，实践能够把人的认识带出主观观念的领域同客观现实直接联系起来，使人的主观认识、目的获得了“外部现实性这种形式的实在性”，从而使人的认识的真理性得到检验。唯物史观的实践论彻底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直观性的缺陷。
二、“推广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和特点的偏离，其后果是导致认识论和历史观的脱离
马克思创立的新哲学是唯物史观，是新唯物主义。新唯物主义揭示了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揭示了正是由于人的物质实践活动，才使人从自然界分离出来，才产生了人和自然界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同时在人把物质世界作为自己的实践对象、改造对象的时候，也就产生了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又是人的全部实践活动，使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两者统一起来，实现相互间的转化，这就是人类的认识活动。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构于唯物史观的实践论。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构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实质和根本特点却逐步地偏离，在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关系上一直影响较大的是“推广论”，并形成了至今广为流传的教科书体系，这就给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一系列消极的影响和后果。
斯大林在1938年9 月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论著中，明确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而形成的。
斯大林对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的概括仍然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他所列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的三个基本特征，基本上没有超出旧唯物主义所达到的水平。他没有说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根本不同点。试想，把这样的唯物主义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怎么能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斯大林所作的推广，就是从一般唯物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原理生硬地推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在这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精髓“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观点被淡化了。而离开了这一观点，何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在斯大林对辩证唯物主义所作的概括中，“方法是辩证的，理论是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新哲学只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基本内核”的吸取，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就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然后把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向社会领域里一推广，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概括中，不仅把辩证法仅仅看成是方法（否认辩证法是世界观），而且看不到人的生产实践活动的辩证法，看不到人和自然界的辩证关系。而马克思所讲的辩证法是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的核心就是认为生产实践活动“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是“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由于斯大林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这样认识论和历史观自然就分开了，实践观点被划入认识论，生产力观点被划入历史观；实践标准属于认识论，生产力标准属于历史观；实践及其产生认识，可以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加以抽象地考察，而生产力又似乎与实践没有关系，从而导致“实践”与“生产力”、认识论与历史观被僵硬地割裂开来。
斯大林所概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广为宣传，其影响十分深远。
三、邓小平的生产力标准是对马克思唯物史观认识论的复归和发展
在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识论作了考察之后，在认识论同构于历史观的理解中，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巨大贡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生产力标准的哲学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认识论的复归和发展。
（一）邓小平重新把物质生产实践观点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使认识论同构于历史观
唯物史观把生产劳动实践看作是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由此确立了唯物史观的实践论。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中的“物”，不仅是指客观实在，更重要的是指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劳动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一点上，集中体现出唯物史观不同于直观唯物主义的本质之点。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揭示了由于人的改造客观对象世界的实践活动才发生了思维和存在、物质和精神、主观同客观的矛盾，也正是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使上述矛盾得到统一。这样唯物史观的实践论也成为唯物史观的认识论。
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高扬生产力标准哲学思想的大旗，凸现了唯物史观实践论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之点，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认识论直接统一。这是因为，在唯物史观中，当实践被看成人们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及认识目的的时候，这里的“实践”，其“原型”是生产实践。这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唯物史观一样，在历史上和在逻辑上，均是作为生产劳动的实践及与认识关系的理论展开。社会生产力作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及其结果，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践论的理论基点，因此，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与“生产力”范畴在实践论的层面上是同一的东西。它们并不分属于认识论和历史观两处。在认识论同构于唯物史观的框架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所讲的“实践标准”，即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是指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结果——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乃是检验人类认识（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体制）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对此，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在这里， 邓小平认为检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其标准是生产力发展的状况、结果（人民收入是否增加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状况）。邓小平认为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也就是要把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作为检验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是否正确的最终标准、根本标准。1978年9月， 邓小平同志在讲到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时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8页。）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政治领导，这些都首先表现为人们的政治活动、政治实践，人们在这些问题上的认识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还是要通过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来检验。只有这一检验才最具有权威性和客观性，如果把前人的认识作为“标准”，或以我们以前的经验作为“标准”，那就又回到用认识检验认识的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标准上去了。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同志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时代课题，始终坚持用生产力标准这一唯物史观认识论的核心观点去思考、去检验我们过去的认识，从而在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经济体制、发展动力以及当代世界的客观实际和时代主题上，都提出了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新结论，解决了过去长期困扰我们认识和实践的束缚和偏见，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因此，我们可以说，邓小平以其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理论创造，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认识论，也是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认识论脱离于历史观偏向的根本纠正。
（二）生产力标准从根本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实践论
唯物史观实践论是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中最本质的东西，如果说黑格尔以其辩证法统一了认识论、逻辑学、历史观，那么，马克思则是以其唯物史观的实践论统一了认识论、历史观和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前，认识论和辩证法已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最高峰，一般唯物主义也在费尔巴哈那里达到了高峰。因此，无论是立足于（或局限于）黑格尔的哲学或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均无法创立新的哲学。马克思的独创性就在于他从《手稿》开始，发现了劳动实践活动是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也是人和自然界关系的本质。其他一切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均是这一物质感性活动的派生物。在认识论上，它揭示了人的认识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框架内展开的，不是抽象个体面对抽象客体的反映论。离开生产实践活动——人对客观对象世界的改造关系，就必然会把实践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一种活动形式（黑格尔），或看成是一种生物性的适应外界环境的活动（费尔巴哈），或个人的道德修养，或如实用主义的“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因此，只有坚持唯物史观的实践论，才能与各种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实践观和直观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划清界限。
（三）所谓“实践标准属于认识标准，生产力标准属于价值标准”，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实践论的
自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生产力标准以后，国内哲学界在对实践标准与生产力标准二者关系的看法上，始终有论者将二者看成是两个标准，一为认识论标准，一为价值标准，始终不能打通生产力标准与实践标准在认识论上的统一性。只承认生产力标准是价值标准，是判断我们一切工作和改革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不承认生产力标准也是实践标准，是检验人们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根本标准。我们的看法是，正像实践标准既是认识论标准也是价值标准一样，生产力标准既是价值标准也是认识论标准，并且首先是唯物史观认识论的标准。
一些论者将生产力标准排除于实践标准之外，是由于他们将“实践”与“生产力”割裂。在这些论者看来，实践可以脱离于生产力，生产力也可以脱离于实践。而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践论中，实践与生产力恰恰是一个东西，它们都指的是人的物质生产劳动活动及其结果。离开生产力的实践与离开实践的生产力，二者都是不可想象的。之所以是两个名词，是实践偏重于从活动状态而言，生产力偏重于对象化和物化的状态而言。如果将生产力标准排除于实践标准之外，这必将在历史观和认识论领域给各种“本本标准”、“制度标准”留下地盘，从而使“实践标准”被抽象化和架空。1957年以后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失误和教训，已对此作了最好的证明。
从理论渊源上看，将实践与生产力割裂，将生产力标准排除于实践标准之外，这是斯大林哲学体系留下的后遗症。以至于今天，人们只要一讲起实践，就只把它和认识论相联系（这一点黑格尔早就做到了）；一提起生产力，人们就只把它和历史观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甚至有人把生产力干脆只等同于物，等同于财富（而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生产力观点），马克思并不是这样看的。马克思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打开了的书本”，“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好准备”，“工业是自然界、因而也是自然科学跟人之间的现实的、历史的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属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邓小平同志讲到生产力时也总是联系着社会主义的本质、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此，那种把生产力与实践割裂，把生产力标准说成是物的标准、经济标准，都是不符合唯物史观实践论的涵义的。
标签：认识论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实践论论文; 黑格尔辩证法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本质与现象论文; 唯物辩证法论文;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