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美国社会在恐惧什么
□ 王聪悦
近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热播剧《小谢尔顿》用孩童视角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存在于美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传统。家住德克萨斯的小谢尔顿因不满某品牌面包更换生产厂家导致口味变化而“积极维权”，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批评该集团置消费者意愿于不顾，认为企业行为应由相关政府部门统一管控。女主持人随即诱导性提问道：“集中控制？你是说德克萨斯该推行共产主义？”纵使聪颖过人，9岁的小谢尔顿并不知晓该“主义”的确切内涵和在美国的效应，点头确认的结果便使全家迅速陷入尴尬处境，父亲的教职几乎不保，哥哥被同学们嘲笑孤立，外婆不得不通过悬挂美国国旗和高唱爱国歌曲向邻里洗白。用主人公自己的话说：“面包事件以我和我的家人差点被赶出美国而告终。”
《小谢尔顿》剧照
故事看似只是小孩子的一场闹剧，殊不知德克萨斯自1918年起便是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和资本家采取反制措施的前哨阵地，而编剧的“美国式”调侃背后恰恰折射出这种司空见惯的意识形态偏见。提到美国的反共思潮，人们总会想起20世纪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但那不过是“续篇”，“红色恐惧”（Red Scare）的先声要从一百年前那个弥漫着俄国十月革命气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硝烟的年代谈起。
第一次“红色恐惧”的缘起与退潮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掀起了足以震撼整个欧陆的革命风暴，无产阶级的斗争意识如同星星之火在波兰、德国、匈牙利迅速蔓延，引起了包括美国在内的资本主义各国侧目相向。1918年，威尔逊政府派出7950名美军参与了西伯利亚干涉军，企图打压俄国革命。1919年3月，在列宁向全世界无产者发出的无产阶级专政呐喊中，共产国际成立于莫斯科。
采用健康调查简表（SF-36）对患者进行功能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生活质量越好[6]；采用改良Barthel指数（MBI）对患者的功能评分进行评价，分数越高表示患者的恢复越好[7]；并且对于所有患者的ICF总分进行评价，分数越低表示患者的功能越好[8]。
1919年的世界风云变幻，美国国内占主导的保守派人士和占多数的普通民众从威尔逊政府的消极反馈、媒体的噱头新闻中捕捉到了“布尔什维克”字眼以及“抢班夺权”“暴力叛乱”“煽动滋事”“丧失自由”等标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惶惑无力加剧了他们对激进分子挑起暴乱活动的恐慌。与此同时，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激进工会组织“世界产业联合会”开始借助列宁的世界革命主张在美国工人中宣传造势。
国际层面，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俄国，无论政权性质、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自然而然地被美国当作“异端”，它不仅为东方国家崛起提供了西方“样板”之外的出路，且自绝于西方化道路，甚至公然用共产主义向美欧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观念发出挑战。特别是与德国及其盟友签订旨在单独媾和的《布列斯特合约》后，俄国在美国人心目中更是投敌自保、卖友（协约国盟友）求荣的“黑典型”。在国内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美国人相信布尔什维克是德国的代理人，遂把对德国和战争的厌恶情绪统统转嫁给苏俄。
被战争抑制的社会矛盾在战后走向激化。常言道：“有恒产者有恒心。”换言之，任何一场全国性歇斯底里都与当时的经济、社会失调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工业生产计划以满足战时需要为导向，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资本家通过短暂提高熟练劳工薪资水平等来激励生产和避免罢工。1919～1920年，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复员老兵短期内涌入就业市场，安置困难导致失业率攀升；另一方面平均15%的通货膨胀率使物价飞涨，无情吞噬着中产阶级、中下层阶级的薪水及存款，一度被战时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压抑的劳资矛盾迅速升级。
埃德加·胡佛
布尔什维克“面具”下受伤的社会与心灵
1917年5月，走红男星道格拉斯·费尔班与美国甜心玛丽·皮克福德的征兵宣传照充斥着美国的大街小巷，200万热血男儿奔赴欧洲前线，10万人战死沙场。1919年，当欧洲战事随凡尔赛媾和宣告平息时，美国人却在国内用鲜血、愤怒乃至死亡勾勒出“红色夏天”。虽然十月革命始终被视为第一次“红色恐惧”的导火索，但政府调查组提供的报告表明，参与其中的鼓吹者和反对者大多对苏俄立国理念、共产主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非常陌生，而震撼寰宇的“布尔什维克”一词在美国也退化成为动荡、不满、叛乱分子的代名词。那么被生硬套上布尔什维克“假面”的究竟是怎样一些人？又是什么让美国社会原本因俄国革命而产生的扰动迅速演化为全民性偏见与仇恨的暴力宣泄呢？答案大致涉及到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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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催化，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短期内一触即发，先是1919年2月，美国历史上首次工人总罢工在西雅图上演，60万余众参与其中，随后罢工如同多点开花，“五一”数城暴乱、9月的波士顿警察大罢工及11月的矿工大罢工更是将“布尔什维克流毒感染美国”等言论坐实。整个1919年，全美发生罢工事件2600起，涉及400多万工人。再加上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向政界名流寄送邮包炸弹并发动多轮暴恐袭击，事后都被认为是“布尔什维克、世界产联等激进组织”所为，美国社会迅速形成了这样一种主流判断，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诉诸暴力的少数派就是布尔什维克，其目标是没收私有财产、推翻合法政府和控制自由人民，他们受苏维埃俄国洗脑，与美利坚主义（Americanism）截然对立。有鉴于此，1919年“美国共产主义劳工党”和“美国共产党”刚一成立，便遭到从联邦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戒备。
可惜事与愿违，战后迎接黑人的不是种族和解，而是因战时黑人流动、挤占就业岗位等所导致的新一轮歧视与攻击，一些黑人还被资本家利用，充当反对白人劳工罢工的“枪子儿”，叠加了阶级矛盾的种族矛盾在1919年愈加复杂，最终黑人决定武装起来暴力反抗。习惯了黑人逆来顺受的美国白人一时间深感错愕，迅速将黑人前所未有的反叛意识与斗争精神定性为布尔什维克思想煽动。
国内层面，参与抗议、暴动的“红色分子”（Reds）则充当了“货真价实美国人”（True Americans）眼里的“他者”，他们当中确实包括一些思维偏激、扰动社会秩序、营造恐怖氛围的无政府主义者，然而更多的却是那些战后游离于社会底层、生活艰难、渴望声讨权益和寻求平等待遇的黑人、劳工和外来人口。这些人在社会活动家们对阶级学说的宣传中寻得了深切共鸣，随即快速涌入“革命”行伍，但显而易见，共产主义在他们眼中或许是养家糊口的饭碗、打破种族隔离的武器、获得片刻喘息的机会，却唯独谈不上是夺取政权的阴谋或奉献终身的信仰。然而当被贴上“他者”的标签后，一切正当诉求和积极抗争都被套上了布尔什维克“假面”，越是挣扎越难以自清。对比20世纪50年代风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则愈加佐证了以下观点：所谓“红色恐惧”与其说是社会思潮或意识形态斗争，倒不如说是战争导致的极端排外倾向或曰“心魔”更为贴切。
《布列斯特合约》签约仪式
是年底，美国人已身陷上述“红色恐惧逻辑”无法自拔，时任司法部长帕尔默见机设立专门调查激进分子的情报处，年轻处长埃德加·胡佛率部四处搜捕嫌疑人，美国共产党组织几乎瘫痪的同时，大量“疑似”外国激进分子受到牵连，无辜受审、严刑逼供、被迫驱逐等现象唤醒了民众心中对宪法所谓人权和民主的捍卫之情，理性复归意味着“红色恐惧”的退潮，最终当大搜捕中违反公民权利的种种行径公之于众时，帕尔默彻底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加之1920年总统大选将近，且事实证明不单布尔什维克思想在欧洲受到广泛压制，连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也把更多精力投放在国内重建上，于是乎对任何红色符号、包括红旗都决计抵制的人们开始从一种集体性狂热、仇视情绪中挣脱出来，第一次“红色恐惧”随之悄然落幕。
劳工们在一些工会组织的带领下用示威游行等方式传递了三重诉求：一是寻求政府的继续支持和尊重；二是改善薪资水平、工资环境和劳动时长；三是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实现工业民主。又由于缺乏来自政府的及时疏导及妥善安置，战时所保有的激烈情绪令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强大而又富有破坏力，让美国民众自然把此情此景同媒体大肆宣传中的布尔什维克暴动联系起来。
战争造成的思维偏狭和心灵创伤。心理学家研究表明，战争引发的公共焦虑驱使人们对区分“他者”和“自己”怀有强烈且持续的冲动。对美国人民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他们形成了有关“他者”的国际、国内两个层面的两重意向。
美国征兵宣传海报
历史学家们普遍相信，肇始于1919年的“红色恐惧”是前期大规模城市化、工业化和移民浪潮导致美国社会、文化重大改变的副产品，也是100%美利坚主义运动、宗教原教旨主义运动和限制移民运动的衍生物。所以从源头来讲，“红色恐惧”的文化内涵远深于其政治意味。即便历时百年，其“遗产”依然清晰可辨。
式中：K为含水层渗透系数，m/d；Q为抽水井流量，m3/d；S为抽水井中水位降深，m；H为潜水含水层厚度，m；r为抽水井半径，m；R为影响半径，m。
另外，在多轮钢铁工人罢工中，很大一部分外来移民劳工积极参与。据此，劳资矛盾、种族矛盾、移民与当地人的矛盾统统被丢进布尔什维克的“大筐”，鉴于上述三种矛盾在美国社会均具有普遍性、持久性，故而以此为内核的“恐赤”才能短期内席卷全国。总结起来，第一次“红色恐惧”的蝴蝶效应固然看似与十月革命不无关联，但归根结底是战争刺激下美国社会痼疾同期并发的结果。
“红色恐惧”后遗症
当然，劳工只是布尔什维克疑似群体中的一部分，受到杜波依斯等黑人政治领袖的鼓舞，约20万非裔美国人在欧洲西线战场出生入死，还有一些人从被《吉姆克劳法》隔离、歧视的南部逃到北方务工，无论参战与否，非裔美国人都相信自己此间为美国社会、世界和平和民主做出了卓越贡献，爱国行为理应换得平等权利和尊重，彻底打破国内种族歧视的枷锁。
首先，形成打击极端主义的常态化机制。1920年以后，个人自发或团体组织下的反极端主义运动告一段落，但官方的、制度性的打击极端主义机制却在美国生根发芽，得以保留。时至今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仍持续跟踪美国境内的极端势力及其组织，及时收集、更新相关信息并随时知会总统。后续几十年间，旨在遏制极端主义的国会委员会时常“在线”，州与地方各级警察局乃至部分非政府组织均部分承担起掌握和打击地方极端势力动向的职能。
人肝癌HepG2细胞，购自中科院上海细胞库，接种于含10%胎牛血清的RPMI‐1640培养基中，37℃、含5%二氧化碳的培养箱中培养，实验中使用对数生长期的细胞。
其次，美利坚主义走向偏激。“红色恐惧”虽然落幕，但对激进分子的恐惧、外来异端的憎恶和非理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恣意宣泄，使美利坚主义从美国精神和信条的统称退化为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遮羞布”。以上种种共同促成了1921年的紧急配额法案和《1924年移民法案》，除禁止中东、东亚和印度移民外，进一步限制东南欧移民。与此同时，3K党运动高潮迭起，他们泄愤的对象不再局限于黑人，而是夹杂了反移民、反共、反天主教徒、反犹等多重目标。不无夸张地说，“红色恐惧”过后，美国白人保持身份统一性及种族构成优势的信念前所未有的坚定和狂热。
3K党活动频繁
再次，孕育了反共产主义政权倾向。第一次“红色恐惧”使美国上下形成了对共产党的刻板印象和拒斥心理，在他们看来，这些人在国际范围内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处处作对。这样一来，文章开头《小谢尔顿》当中的情节便很好理解了，普通美国人谈“赤”色变，人们本能地对与“共产主义”沾边的一切唯恐避之不及，反其道而行者则被扣上“激进分子”的大帽子，从此很难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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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揭示了美国民主和法制的重大缺陷。一方面，“红色恐惧”中人们被剥夺了谈论共产主义的自由，亦不可妄议政府，一些人因此锒铛入狱、一生尽毁。这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证人人享有言论自由且标榜珍视人权的美国简直不可想象，然而这却是切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帕尔默大搜捕时，许多无辜者的生活乃至生命权利受损，不明就里的普通民众还在为打击极端势力的“英雄”鼓掌叫好，变相充当了帮凶。该现象意味着无论国父的制度设计多么缜密，美国民主宪政在实践当中终究绕不开托克维尔关于“多数人暴政”和“社会平庸化”的谶语。
此外，卷积神经网络还涉及到多层次的输出类别以及输入图像类别。针对不同种类的输出与输入图像而言，通常都需将其分成相应的隐含层，然后将其连接于整个卷积网络。在这其中，图像隐含层能够容纳某些中间信息，且可以用来显示图片中的边缘点以及特征点。由此可见，卷积神经网络具备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开展全方位的逻辑判断，其在本质上很近似人脑固有的性能，同时也涉及到多层次的技术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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