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符的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思想论文,论王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3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3-0099-07
王符作为东汉与王充、仲长统齐名的思想家，倍受学者关注。举凡涉及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军事思想等方面，学者们都已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但是，有关王符史学思想方面的研究，论文只见到罗传芳的《王符的天人宇宙图式与社会历史观》①，在“天人宇宙图式”的视野下论析了王符的历史观；专著有白寿彝、徐殿才的《中国史学史·秦汉时期》②，讲了王符的“以元气为本的宇宙观”和“以德为本的治国思想”。显然，这些论述都属于哲学和政治范畴，不属于史学或史学思想的范围。由此，笔者不揣浅陋，研读《潜夫论》，梳理王符的史学思想，借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
一“草创叙先贤”“将以明真”的史学论
王符在《潜夫论》③ 的《赞学》和《叙录》等篇章中，表明了对于历史学性质及其功用的基本认识。
《潜夫论·赞学》在谈到学习的重要性时指出，历史上那些才俊英雄，都是在教师的训诫之下，接受了前人的历史经验而成功的。如风后教成了黄帝，老彭教成了颛顼，祝融教成了帝喾，务成教育了尧，纪后教育了舜，墨如教育了禹，伊尹教育了汤，姜尚教育了文、武，庶秀教育了周公，老聃教育了孔子。进而，王符说：“《易》曰：‘君子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以人之有学也，犹物之有治也。”套用今天的话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前言往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就是“蓄其德”。历史学就像炼金的熔炉；只有经过历史学的冶炼，才能成为社会、国家有用之“金”。王符的这一说法，与刘知幾《史通·直书》所说的“况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的主旨是一致的，都是强调历史学的教育和训导作用，说明历史学是经验性的学问，是借助于过往的经验教训培育现实人的德智。
《潜夫论·叙录》讲各个篇章的编撰主旨。一开篇，王符谦逊地说自己“不才”，不具备当时“贵能成大功”的“立功”条件，“无所效其勋”，但是有“立言”的潜质，“中心时有感，援笔纪数文”。鲁太史左丘明精通五经，撰著《春秋左传》，目的是“以继前训”；而自己撰写“三十六篇”，目的是“草创叙先贤”。在讲到《释难》篇的撰写目的时，他批评学术界人云亦云，真伪不辨，使后来学者无所适从，“论难横发，令道不通。后进疑惑，不知所从”；因此，王符要求真明道，“予岂好辩，将以明真”。由此而论，历史学作为“立言”事业，其研究对象是“先贤”及其“前训”，其研究的任务则是“叙”、“继”、“明真”。换句话说，历史学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其研究对象是以往的思想，其研究任务乃是叙述和继承以往的思想。简单说来，历史学是思想性的学问，是借助于先贤思想表述今人对真善美的诉求。这与现代西方柯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观点可谓是不谋而合。
一是经验性的学问，一是思想性的学问，在王符的论述中，历史学就有了双重的性质。考究其因，可能是当时的经今古文之争所导致的。经古文讲究因循，注重经验的积累和汲取，推崇事实和实证，把历史学看做经验性的学问；经今文讲究创新，注重知识的标异和领先，推崇理论和论辩，把历史学看做思想性的学问。王符所处的时代为东汉中晚期，其时经今古文之争已渐消弥，走向融合统一。就两者关系而言，事实的选择和经验的吸取，需要思想的认识和判断；而思想的宣扬和实施，又需要事实的支撑和例证。因此，经验性和思想性原本就是互相依存、互相统一且互相转化的，经验性和思想性是构成历史学学科性质的两个基本因素。《潜夫论·释难》：“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真也。”在患想理论上，有些道理用言语是说不清楚的，于是就借助于历史事实；历史事实的成败得失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的话语所能臆断的。可见，历史学的经验性也好，思想性也好，在王符这里是一致的。《潜夫论·赞学》：“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典者，经也，先圣之所制。先圣得道之精者以行其身，欲贤人自勉以入于道。故圣人之制经以遗后贤也，譬犹巧倕之为规矩准绳以遗后工也。”真理的探索应追溯历史，因为历史上那些先贤先圣在领悟历史真谛之后，不仅躬身践行，而且著作成史书，供后人学习仿效。可见，历史学作为思想性的学问，是传递真理和探索真理的基本途径，是人类宝贵的精神遗产。
历史学研究“前言往行”，揭示历史真谛，其功用何在呢？在王符看来，一是增智修德。如上所述，《潜夫论·赞学》说黄帝、颛顼等十一位往古圣人都是在教师的教导之下，研读历史，“其智乃博，其德乃硕”；而如董仲舒、景君明（京房）、倪宽和匡衡等近世学者所以能“成名立绩，德音令问”，也是因为精读历史，潜心学问，“徒以其能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也”。二是学习往圣先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创造新的历史业绩。“是故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三是借助于往圣先贤的思想烛光，掌握历史的未来发展。王符说，虽然天地神明，我们不能知道，“天地之道，神明之为，不可见也”，但是往圣先贤的思想如深夜烛光，“中穽深室，幽黑无见，及设盛烛，则百物彰矣”，照亮历史发展的规则和未来，“学问盛典，心思道术，则皆来睹矣”。总之，历史学作为宝贵的遗产，可以使人“聪明无蔽，心智无滞，前纪帝王，顾定百世”。
二“莫善于抑末而务本”的历史观
《潜夫论》的《务本》《遏利》《论荣》《班禄》《述赦》《本政》《慎微》《相列》和《断讼》等篇，在论述执政内容时，表明了王符的历史观念。总结这些篇章，可以发现，王符的历史观有如下内容和特征。
首先，在强调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时指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人的历史活动必须要遵守历史的规律。王符认为，历史就是政治，政治发展的主体是执政者，若执政者遵守历史规律，那么就会推进历史的发展，否则就会抑制历史的发展。《潜夫论·务本》说：“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民富乃可教，学正乃得义；民贫则北善，学淫则诈伪。入学则不乱，得义则忠孝。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这就是说，历史进步（即“太平”与“体证”）的主要原因是执政者能否把握历史的规则（即“富民”和“正学”），如果把握住历史规则（让“民富”“学正”），历史即可进步发展。站在行政首脑的角度，王符分析说，历史规律的把握，在于执政者能够透过现象抓本质，使各项政策措施符合历史的规则。如就“民富”方面来说，就是要在农工商中重视农桑、抑制“游业”，在工业（“百工”）中重视“致用”、抑制“巧饰”，在商业中重视流通、抑制“鬻奇”。“三者守本离末则民富，离本守末则民贫。”就“学正”方面来说，教育要重视“道义”的培育而轻视“巧辩”，辞语要重视“信赖”而轻视“诡丽”，士人要重视“孝悌”而忽略“交游”，孝悌要重视的是养老实际而不是“华观”，考核和选拔官员要重视“忠正”而不是“媚爱”。“五者守本离末则仁义兴，离本守末则道德崩。”由此看来，在王符的心中，历史的发展常常有两种趋势，一是进步，一是退步，关键是看执政者能否放弃自己的一己之私，去真正顺从历史发展的进步潮流。“夫本末消息之争，皆在于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随君之好，从利以生者也。是故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故衰暗之世，本末之人，未必贤不肖也，祸福之所，势不得无然尔。故明君莅国，必崇本抑末，以遏乱危之萌。此诚治之危渐，不可不察也。”在执政实践中，是顺从历史规律，推进历史发展还是顺从个人利欲，促退历史，完全取决于执政者，人民往往是服从者，是利益的追求者。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会谨慎决策，遵从历史规律。《潜夫论·相列》：“五色之见，王废有时。智者见祥，修善迎之，其有忧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反省，虽休征见相，福转为灾。於戏君子，可不敬哉！”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更替，各有其盛衰规则。聪明人往往根据其祥瑞征兆积德行善，推进历史的进步，若出现反常的征兆，则反躬自省，谨慎行事；糊涂的人则不管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意孤行，即使祥瑞征兆出现，也不知把握利用，直至转福为祸。所以，历史的创造者，一定要遵从历史规律，谨慎自省。
其次，在强调执政者是历史发展的主导时指出人民才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人民的富有安康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王符认为，虽然执政者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其政策措施必须符合人民的利益要求，才能推进历史的发展，否则，历史将会遗弃执政者。换言之，真正主宰历史的是人民而不是执政者。《潜夫论·遏利》：“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是故无功庸于民而求盈者，未尝不力颠也；有勋德于民而谦损者，未尝不光荣也。自古于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蔑有好利而不亡者，好义而不彰者也。”在这里，王符将束缚古代帝王的“天”看做民心的反映，指出帝王的职责就是遵从“天”的意旨，让广大的人民富有，而不是掠夺人民。王符举例说，周厉王“贪民”而“流死于彘”，虞公“屡求”而“失其国”，公叔戌“崇贿”而获罪，桓魋“不节饮食”而“见弑”，“此皆以货自亡，用财自灭”；楚斗子文、季文子、子罕、晏子等人皆能廉洁奉公不求私利，“此皆能弃利约身，故无怨于人，世厚天禄，令问不止”。《潜夫论·本政》：“凡人君之治，莫大于和阴阳。阴阳者，以天为本。天心顺则阴阳和，天心逆则阴阳乖。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执政的顺序就是“调阴阳”、“顺天心”、“安其人”，而其收效则是“民安乐”、“天心慰”、“五谷丰”、“民眉寿”、“兴于义”、“无奸行”、“世平”、“国家宁社稷安”、“君尊荣”。可见，人民的安乐才是历史进步的核心。所以，王符要求说：“君以恤民为本。”而在《潜夫论·述赦》说：“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以禁，故奸可塞、国可安矣。”《潜夫论·班禄》又说：“故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
最后，在肯定执政者和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时指出精神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人心的善恶决定着历史的进步与否。王符的历史观中包含着因果报应的宿命观念。《潜夫论·遏利》说：“故以仁义［费］与彼者，天赏之于此；以邪取于前者，衰之于后。”“无德而富贵者，固可豫吊也。”因此，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所担忧的不是“财贿”、“衣食”、“声色”、“威势”等物质方面的拥有和享受，而是“行善”、“申道”、“节志”、“德义”精神方面的追求和践行。《潜夫论·论荣》指出，行善积德更能体现历史创造者的特殊贡献：“人之善恶，不必世族；性之贤鄙，不必世俗。中堂生负苞，山野生兰芝。夫和氏之璧。出于璞石；隋氏之珠，产于蜃蛤。”《潜夫论·慎微》说执政者的精神追求乃是历史进步的基本途径：“政教积德，必致安泰之福；举措数失，必致危亡之祸。”《潜夫论·断讼》说汉高祖颁布三章之法，汉文帝废除肉体刑罚，主要是“全善消恶”，“轻重无常，各随时宜，要取足用劝善消恶而已”。
三“称于典”“效于实”的认识论
王符在《潜夫论》的《赞学》《遏利》《论荣》《考绩》《思贤》《本政》《潜叹》《忠贵》《浮侈》《实贡》《边议》《实边》《相列》《梦列》《释难》等篇章中，论及历史认识问题。细读这些篇章，可以发现，王符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是很有创见的。
王符对历史认识的主客体提出了要求。在历史认识主体上，一是要求历史认识的主体应该具备正确的态度。《潜夫论·梦列》说：“常恐惧修省，以德迎之。”二是要撇开主观因素的干扰，正确把握客观实际。《潜夫论·潜叹》说：“不必任众，亦不必专己，必察彼己之为，而度之以义。”“不稽于众，不谋于心。”在这里，王符虽然说的是君主如何选拔人才，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做王符对于历史认识主体的要求，亦即认识历史，既不能依据其他研究者的意见，也不能依据个人主观的喜好，而应依据历史的客观实情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义”的趋向。在历史认识的客体上，王符认为，因历史发展有规律性，所以历史是可知的。《潜夫论·本政》说：“否泰消息，阴阳不并，观其所聚，而兴衰之端可见也。”进而，王符分析说，不是什么样的历史都可以构成认识的客体，而是应该选择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潜夫论·遏利》说：“愿鉴于道，勿鉴于水。”此外，王符把历史文献看作是历史认识的基本中介。《潜夫论·赞学》说：“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古代的典籍就如夜室中的烛火引导人们认识历史的真谛。
历史认识如何进行呢？《潜夫论》中提出了两种方式。一是对历史纵向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历史事实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王符对历史发展的分期性认识方面。历史分期是历史认识的基本方式。每一个历史学者都会依据自己对于历史的理解来对历史进行分期。王符的历史分期相对比较复杂。有时它采纳汉代史学的基本分期方式，将历史区分为“古”与“今”两个阶段，如《潜夫论·浮侈》中曾经采用“古者……今者……”的句式；有时虽然不明说，但却是将历史区分为上古、近代和当代三个阶段，如《潜夫论·忠贵》篇采用的句式“五代之臣……季世之臣……”，“五代”即上古史，“季世”即近代史，此外还有没有明说的“今者”即当代史。二是对历史横向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历史理论的认识。这主要体现在王符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认识上。历史的统一性就是历史的规律性，它是指历史发展虽然有着千差万别，但是其基本的规则却是一致的。《潜夫论·思贤》指出，历代君王都希望所在王朝能够治安长久，但是最终都灭亡了，其原因就是不能任用贤才。“尊贤任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而暗君恶之，以为不若奸佞阘茸谄谀之言者”；“乱国之官，非无贤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于亡也。”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历史的基本法则。“虽相去百世，县年一纪，限隔九州，殊俗千里，然其亡征败迹，若重规袭矩，稽节合符。”历史的多样性就是历史的现实性，它是指历史发展虽然受历史规律性的制约，但具体的历史现象却是复杂的。《潜夫论·释难》用问答的形式对尧舜的道德不同、周公任用管蔡和学与耕三个问题作了论述，从而指出历史的发展是多样的。关于尧舜道德不同问题，王符指出，尧、舜的道德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居于历史统一性的基础上，他们确实是一致的，并不是矛盾的，“其道同仁，不相害也”。关于周公任用管蔡的问题，王符说，周公任用管蔡是出于“率土之民，莫非王臣”的考虑，而杀管蔡则出于“大义灭亲”的考虑，不存在周公是“仁”或“智”的矛盾。关于学与耕的问题，王符指出：“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学又耕之本也。”历史发展的动力是善心，如果大家都一心求学，培植仁义，那么整个社会就处于和谐幸福的境界。“故贤人君子，推其仁义之心，爱之君犹父母也，爱居世之民犹子弟也。”因此，不会因为全社会重视学问而影响粮食的生产。
在谈到历史认识的方式时，王符还把观察作为历史认识的方法。《潜夫论·边议》说：“且夫物有盛衰，时有推移，事有激会，人有变化。智者揆象，不其宜乎！”《潜夫论·实边》说：“夫制国者，必照察远近之情伪，预祸福之所从来，乃能尽群臣之筋力，而保兴其邦家。”《潜夫论·相列》说：“贤人达士，察以善心，无不中矣。”在这里，“揆象”、“照察”和“察”就是指观察，而“宜”、“预”、“中”就是指掌握历史规律，也就是说，人们只要注意观察历史的现象，即可认识历史的规则。
可贵的是，王符还论述了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问题。在王符看来，历史认识的标准有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它要求历史认识的观点一定要符合往古圣人的意见。如前所引《潜夫论·赞学》所说，往古先圣通过自己的实践而领悟历史的真理，于是著之于竹帛，成为经典，使后来者学有所依，做有所本。这样，往古先圣的言行就成为后世学者践行的依据，成为历史认识的标准：“从师就学，按经而行，聪达之明，德义之理，亦庶矣。是故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也。”可见，将往古先圣的观点作为历史认识的标准，实际上就是将“德义”作为标准，这与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二是实际的，它要求依据历史主体的行为来评价历史，而不是根据历史主体的社会政治地位来评价。《潜夫论·论荣》指出，夏桀、殷纣分别是夏朝、商朝的国君，但是仍然被历史评价为“小人”，而伯夷、叔齐，虽然是“饿夫”，但是却被历史评价为“君子”，其因就是前者“以其心行恶也”，而后者则是“以其志节美也”。人生在世，社会地位的高低是偶然的，而其历史贡献的大小，却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志行”，“宠位不足以尊我，而卑贱不足以卑己”。在历史认识的判断中，如何使用理论的标准和实际的标准呢？《潜夫论·考绩》说：“有号者必称于典，明理者必效于实。”这就是说，宣扬思想观点必须与往古先圣的思想合拍，追求历史真谛必须与历史的实际合辙。当理论与实际发生矛盾时，王符强调实际的作用。《潜夫论·实贡》说：“夫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也。”《潜夫论·边议》说：“明于祸福之实者，不可以虚论惑也；察于治乱之情者，不可以华饰移也。是故不疑之事，圣人不谋；浮游之说，圣人不听。何者？计不背见实而更争言也。”
四 卓越的史学研究方法
王符在《潜夫论》中所展现出的史学研究法，主要是历史辩证研究方法、历史批评研究方法和历史个案研究法。
历史辩证研究法。所谓历史辩证研究法就是用发展的、矛盾的和整体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王符在分析问题时特别注意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潜夫论·述赦》说：“且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弛则国乱。法无常行，亦无常弛。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弛。”这就是说，历史是发展的，不是一直不变的。而历史的变化取决于历史创造者的抉择，正如法制，执政者奉法执政，即可实现国泰民安；执政者肆意妄行无视法律，就会造成社会动荡。在这里，王符的历史发展观与历史的规律性、主体性就结合了起来。《潜夫论·断讼》说“五代不同礼，三家不同教”的原因就是历史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盖世推移而俗化异也”，所以促使执政者依据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况而厘定制度，“皆革定法”。王符在分析问题时还特别注重用矛盾的眼光看问题。《潜夫论·爱日》说：“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时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等同的，但是如果处在和平和谐的政治环境里，人民处理事情的时间就会增长。“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如果处在动荡而腐败的政治环境里，艰难困苦的生活似乎更加漫长，“乃君不明则百官乱而奸宄兴，法令鬻而役赋繁，则希民困于吏政……故视日短也。”《潜夫论·救边》说政治的核心虽然是执政者，但是执政的基础却是人民，“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由此可见，王符的矛盾论是基于政治基础之上的，既融合了老庄无为而治的思想，又吸收了儒家的民本思想。王符在分析历史问题时也特别注重用整体的眼光看问题。《潜夫论·慎微》将历史的发展看做整体，一时一地的积德或者积恶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积善多者，虽有一恶，是为过失，未足以亡；积恶多者，虽有一善，是为误中，未足以存。”所以，王符警告执政者必须自觉主动地推进历史的发展。“是故君子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克己三省，不见是图。”
历史批评研究法。所谓历史批评研究法就是用否定的态度评价历史，考究其症结，寻求其解决的途径。王符的历史批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现实政治的批判。④ 这种批判主要在三个层面上进行。第一是在事实的层面上，王符常常用“古者……今者……”的句式，将过去的事实与今天的事实对比，指出今日之弊。《潜夫论·浮侈》：“古者必有命民，然后乃得衣缯彩而乘车马。今者……衣必细致，履必獐麂，组必文采，饰袜必緰此，挍饰车马，多蓄奴婢。”“古者墓而不崇。仲尼丧母，冢高四尺……鲤，死有棺而无椁；文帝葬于芷阳，明帝葬于洛南，皆不藏珠宝，不造庙，不起山陵。”“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至刻金镂玉……”通过穿衣、车马和丧葬使用情况的对比，批评今日的奢侈浮华。第二是在理论层面，先述儒家（或者法家，或者其他学者）的思想观点，再说历史现象，批评其不合圣训。⑤ 《潜夫论·慎微》说：“孔子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谓无益而不为也，以小恶谓无伤而不去也，是以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也。’此蹶、踽所以迷国而不返，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潜夫论·思贤》借《书》说国家的昌盛必须要不拘一格地任用贤才，“人之有能，使循其行，国乃其昌”。但是，春秋之后却是选亲任戚，祸国殃民。“将相权臣，必以亲家”，“功不加民，泽不被下而取侯，多受茅土，又不得治民效能以报百姓，虚食重禄，素餐尸位，而但事淫侈，做作骄奢，破败而不及传世者也”。第三是在价值层面，先指出历史真理性的认识，再述说历史现象，进而分析其间的差异并予以批评。《潜夫论·务本》说：“夫教训者，所以遂道术而崇德义也；今学问之士，好语虚无之事，争著雕丽之文，以求见异于世，品人鲜识，从而高之，此伤道德之实，而或矇夫之大者也。”又说：“尽孝悌于父母，正操行于闺门，所以为列士也；今多务交游以结党助，偷世窃名以取济渡，夸末之徒，从而尚之，此逼贞士之节，而眩世俗之心者也。”可见，王符对教育和名士的认识，以及对现实的批评，可以说是入木三分。在这里，事实层面的批评主要是通过历史类比的形式进行的，理论层面的批评主要依据的是儒家思想，而价值层面的批评主要是在执政理念方面来进行的。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构成了王符的主要批评对象。
历史个案研究法。所谓历史个案研究法就是选择具体的历史话题来进行考察，通过阐释来表明自己的历史思想和史学观念。王符曾经以五行相胜和姓氏演变为个案，对于远古迄汉代的历史予以梳理。《潜夫论·五德志》分析说，以木为标志的帝王和朝代有伏羲、帝喾、姬弃（后稷，即周代），以火为标志的帝王和朝代有神农炎帝、唐尧、（刘汉），以土为标志的帝王和朝代有轩辕黄帝、虞舜，以金为标志的帝王和朝代有少昊、夏禹，以水为标志的帝王和朝代有颛顼、商汤。《潜夫论·志氏姓》则全面记述了自远古到汉代的各个姓氏的来龙去脉，可以说是一部姓氏历史和词典。根据这两个个案的研究，可以看出，在王符看来，（1）史学的宗旨主要是记载历史，讲究真实，避免错误。《潜夫论·五德志》说，太昊以来的传承标志，虽然史书有所记载，但是尚有矛盾之处，“虽一精思，议而复误”，所以要纠正错误，“虽多未必获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观，共求厥真”。《潜夫论·志氏姓》也说，自周代衰微以来，姓氏传承紊乱，为使“天主尊正其祖，故且略记显者”。又说：“略观世记，采经书，依国土，及有明文，以赞贤圣之后，班族类之祖，言氏姓之出，序此假意二篇，以遗后贤今之焉也。”（2）史学研究的方法就是分门别类地探求知识。《潜夫论·志氏姓》篇末引《易》的话，如“君子以类族辨物”，“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既说明历史研究的方法，同时也说明了历史研究的功用。（3）史学研究的依据是文献和传说。《潜夫论·五德志》所依据的是儒家经书和传世的史书，“故略依《易·系》，记伏羲以来，以遗后贤”。《潜夫论·叙录》说：“咨之《诗》《书》，考之前训。”而《潜夫论·志氏姓》所依据的则如上所述，有“世纪”、“经书”、“有明文”。对于传说资料，王符有着很清醒的认识。《潜夫论·叙录》说：“虽未必正，可依传问。”传说的东西未必都是真的，但是可以作为解释历史的根据。
五 结语：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
从主题内容来说，《潜夫论》是一部政治性的著作。在“三十六篇”中，除第1篇的《赞学》和第36篇的《叙录》是引言和提要之外，其余篇章主要是讲政治的，诸如政治的中心问题（《务本》《遏利》《本政》《本训》《德化》），人才问题（《贤难》《思贤》《潜叹》《忠贵》《实贡》《相列》《明忠》），方法问题（《论荣》《明暗》《考绩》《班禄》《慎微》《交际》），边境问题（《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社会问题（《浮侈》《断讼》《述赦》《三式》《爱日》《衰制》），知识问题（《卜列》《巫列》《梦列》《释难》《五德志》《志氏姓》）等。由此就决定了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自然也是政治的，是从对政治问题的分析中折射出来的。这与之前的王充不同。王充史学思想虽然也有着强烈的政治关怀，但是尚有许多学术的讨论和社会生活问题的释难。
从人生实践来说，王符一生不事政治，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虽然王符思想中的政治观念很精到，见解很独特，在当时社会中也受到执政者尤其是朝中官员的赏识，但是毕竟他没有政治实践的亲身阅历和经验，所以，他的政治思想只能说是民间的思想，体现着民间文化对于政治的企盼。由此就决定了王符史学思想的性质也是民间的，体现着民间史学思想的特征。如与西汉初的陆贾和贾谊相比，王符史学思想就显得空洞，缺乏实际操作的成分；如与司马迁和班固这些皇家史学家相较，王符史学思想无论在实证分析或是在理性思维方面，都缺乏相应的深度和力度。⑥
从民间思想家的角度来说，王符史学思想确实是非常独到的。如在历史观上，特别强调历史对于人民幸福安康的功用，重视善恶对于社会历史的促进作用；在历史认识上，重视民间社会的巫术、占卜和观相之术，虽然在今天看来是荒诞的，但在当时却是重要的社会历史思潮。就此而言，王符的史学思想要比陆贾、贾谊更直接，比司马迁和班固更通俗，比王充更简朴。
收稿日期 2009—06—20
注释：
①《甘肃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
②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③ 王符声，汪断培箋，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版。
④ 有的学者将王符的这种思想称之为“批判性治国思想”，见廖小波、兰翠娥：《王符的社会批判性治国思想》，《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⑤ 依据刘文英的统计，《潜夫论》直接举出“五经”、《论语》书名和完整引用其语录者达137次，其中引《诗经》44次，引《尚书》22次，引《周易》经传29次，引《礼记》3次，引《春秋》经传20次，引《论语》19次。见刘文英：《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⑥ 作为民间思想家，王符思想的特征在于“布衣身份的自我体认”，“虽居下位而不能忘情政治的救世、淑世心态”，“对潜夫横议之合法性的自辩”，“直面社会敢说真话”，“立足儒学传统，依托神权制衡和伦理制衡方式”，“儒道互补，追求超越俗世之厉害的性灵解放”。见王健：《略论东汉“潜夫议政”传统及其历史影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