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贸易条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贸易论文,条件论文,一体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贸易和投资是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联系方式之一，贸易关系是由各国相互合作与竞争而产生的，其核心问题是利益分配。在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过程中，谁能成为最终的胜利者，则与贸易条件息息相关。因此，利益分割成为贸易条件的实质性问题。在贸易条件理论研究方面，很多学者把贸易条件作为各国得益多少的最核心标志之一，从而形成三个研究流派。(1)以穆勒、马歇尔为代表的学者注重对经济活动中消费的分析，当一国面临相对占优势的世界需求曲线时，该国就会有相对有利的贸易条件，当其他条件不变时，就会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中获取更多的好处。(2)以希克斯、巴格瓦蒂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一国生产状况的变化会改变该国的贸易条件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总而言之，出口偏向型（进口偏向型）的经济增长会恶化（改善）一国的贸易条件，在古典的贸易模型下，贸易条件的改善和贸易量的增加会使一国福利改善，而贸易条件和贸易量的相反运动会给一国福利带来不确定的影响。(3)以普雷维什和辛格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强调各国初始生产资料的不平等决定了各国在交换中不平等的地位，交换阶段的不平等也导致了最后分配不平等，富国更富、穷国更穷，自然地，自由贸易只会使穷国（富国）的贸易条件逐步恶化（改善），利益不断减少（增加），除非一国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该种趋势不会改变。这一学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指出了贸易对一国有时甚至是有害的，是一国剥削另一国的手段。
然而，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假定只存在商品贸易而没有考虑生产要素的流动。经济全球化使得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形成全球生产系统。跨国公司通过全球搜索、全球生产和全球后勤供应，创立全球品牌，赢得竞争优势；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推动形成劳务、货币、金融、技术、信息等世界市场，尤其是资本流动越来越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因此，传统的贸易条件理论假定已经不适合经济全球化发展，需要进行新的理论探讨。
二、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条件理论的局限性
博尔多(Bordo)等人实证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无论从贸易方面还是金融方面来讲，都是史无前例的。在此背景下，贸易条件的内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具体表现为贸易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就此而言，我们认为贸易条件的内涵需要进行重新界定。
最常见的贸易条件概念包括易货商品贸易条件（一国的出口价格指数除以进口价格指数），收入贸易条件（商品贸易条件与一定时期出口量指数的乘积）和双要素贸易条件（商品贸易条件乘以一国出口部门与进口部门的要素生产率指数的比值）等。但每种贸易条件的概念都存在不足之外。例如，易货商品贸易条件改善不一定伴随着贸易量的扩大，所以国民经济的整体福利不一定有改善；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忽视了单位商品的获利情况，有可能出现收入贸易条件改善、国民福利却持续恶化的情况；而双要素贸易条件难以量化。
虽然有些学者认为，综合考虑以上三个贸易条件对确定一国在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大有帮助，但是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利益的分配仍将是十分不确定的。这表现为，在贸易确实将收益带入本国的前提下，该利益究竟分配给谁也是疑问。例如，借用古典的2×2×2模型，只放宽资本不流动的假设，假设这种放宽达到极致，出于种种的原因，资本发生完全的流动，即A国的资本都流向了B国，而B国的资本也都流向了A国，在这样的情况下，贸易条件的含义与原先恐怕就有了很大的区别。A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反而对B国的资本所有者有利，反之亦然。
贸易实际上就是所有权的一种转移，商品贸易是商品（货物和服务）所有权的转移。而投资（金融）一体化实际上也包括了权益贸易（直接和间接投资）和负债贸易（国际借贷），它们与商品贸易一样，被贸易的资产所有权其实也已转移出国境，只不过资产的实体位置并未发生转移。但是，这些资产未来收益的所有权实际是控制在外国人手中的。因此，这些收益的增加并不应该视为本国福利的改善。
贸易条件研究的基础就是一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它是相对一国产品而言的，是属地的概念。然而，相对一国国民而言的，贸易条件所要反映的利益归属是属人的概念。在资本不流动的条件下一国的利益所得就是本国国民的所得，属地和属人的概念是统一的，可以互换。但是在资本流动的条件下，要想用属地的概念来反映属人的概念，显然存在一定困难。所以说，在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条件的福利含义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贸易条件的好转有时甚至会对国民福利产生不利的影响。
1.中国存在一些以外资为主的行业贸易条件改善，而中资行业贸易条件却恶化。但总体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由于外资占我国进出口额的比例已经超过了50%，我国国民福利很可能在贸易条件改善时遭受损失。以2001年的工业总产值来看，“三资”工业企业产值超过千亿元RMB的七个行业依次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6631亿元RMB）、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2002亿元RMB）、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831亿元RMB）、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1372亿元RMB）、纺织业（1231亿元RMB）、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业（1195亿元RMB）和金属制品业（1018亿元RMB）（《中国统计年鉴》2002）。如表1所示，在相对价值变动中得益最大的行业是电子元件行业，其他的行业除了运输设备外，其国际市场的价值都呈现出一种稳中有降的态势。进一步研究表明，我国外资出口百强企业前十位，如摩托罗拉、希捷、英特尔、福建冠捷、深圳友利电电子、东莞三星等（这些公司同时也都排在我国出口额最大的50家企业之内）（《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2001）都在为电子元件行业的蓬勃发展而欢呼雀跃，而长虹、康佳、熊猫等国内家电厂商在电子消费品市场上大打价格战，杀得天昏地暗。这样的贸易条件改善，恐怕很难说对国民福利有所改善。
当外资企业独享我国贸易条件改善的同时，他们可能还会同时占有我国在这些行业的出口配额，这又会进一步加大我国国民的福利损失。相反，我国贸易条件的恶化也不一定就意味着我国福利的损失。福利的损失同样也可能由外资企业来承担，例如近来国际通讯市场的萎靡，很大一部分的损失可能就会分摊给外资企业。
2.跨国公司内部转移价格。我国外商投资工业企业的生产额占我国全部工业企业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是由跨国公司进口产品的低价导致，而这种低价只是减少了我国的税收，对中国国民的福利反而是弊大于利。跨国公司转移定价的主要原因并非是税收因素，而是由于我国与主要的投资国之间都签署了避免双重税收协议，以及各国对三角避税的严格监管。外商投资企业的动机之一应该是侵吞合资与合作企业的中方利益（注：详见王顺林：《外商投资企业转让定价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2年第2期。）。这同样也说明了贸易条件对我国国民福利影响的不确定。
表1
中国 纺织品 化学品
电子消费品
电子元件运输设备服装
出口额 1612825913537548
3814438224018800 8806259 36064835
（千美元）
年出口变动
趋势 8% 11%25% 26% 28%8%
(96-00)
占总出口 7%
6%16% 10% 4%15%
占总进口 6% 15%10% 16% 3% 1%
单位产品相
对价值（世界 0.9 1.00.8 1.2 0.80.8
平均＝1）
单位产品相
对价值年平
0% -1%-8% 38% 3% 0%
净出口额
3297994
-1934465614873519-11614366 2458286
34874303
（千美元）
注：本表数据由国际贸易中心(www.ict.org)2002年的中国贸易能力指数整理得来（金属制品业由于国内外行业成分的口径不一而未能列出）。
3.在我国退税机制中，骗税对出口造成重大的影响。国家信息中心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据估算，2000年全国骗税规模超过200亿元，所涉及的金额约占当年出口额的6.5%。从最高人民法院得到的数字显示，2002年1至9月，全国骗取出口退税案件收案数比上年同期上升了三倍多（田毅，2002）。这些无疑都会扭曲贸易条件，加大国民福利分配的不平等。这种经济资源的畸形分配导致更多的效率和福利的损失。
三、贸易投资一体化条件下贸易利益与金融开放
既然贸易条件单纯的恶化与改善并不能揭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那么如何运用贸易条件来解释一国在贸易中的获利情况。贸易条件的波动性就是一个合适的指标。一国若想在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获取更多的利益，通过金融开放融入国际投资一体化的进程，从而减少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就是可行的途径之一。
拉梅(Ramey,1994)在研究了92个国家不同时间段的数据后指出，一国经济的波动性与其增长呈反向关系，波动性高的国家经济增长就慢。波动性与福利是最密切相关的，即便是在注重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中也不例外。我国也一贯强调持续稳定的增长，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得到了足够的重视。
门多萨(Mendoza,1995)运用一个三部门的跨时期均衡模型，分析了大量的数据后指出，贸易条件的变动能说明将近50%的GDP增长波动。科斯(Kose,2002)等人最近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贸易条件的变动可以解释很大一部分的GDP波动（见表2所示）。2002年中国的进出口额超过GDP的50%，贸易条件的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同样是显著的。
以上研究皆表明，以贸易条件的波动来反映一国利益的得失是可行的。如果一国要化解贸易条件的波动给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融入投资一体化进程就是可行的途径之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见表3）(IMF,2002)。金融开放国的贸易条件的波动虽然高于金融封闭国，但是金融开放国的产出波动更小。可以看出，金融开放化解了一部分贸易条件的波动。
一国贸易开放度（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同，这里也用一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来表示一国的贸易开放度，即
，与此相类似，一国的金融或投资开放度则用一国的累加外国资本总额与GDP的比例来表示，即
。）越高，就越容易受到外界的冲击，受贸易条件波动的影响就越大（如表3所示）。一国在享有国际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同时，也不得不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正是由于国际贸易带来了更多的风险，所以一国会希望从国际贸易中获取比国内贸易更多的收益来补偿其所承担的风险。
表2
应变量（对于……增长波动性 收入消费总消费波动对总
的影响）
收入波动的比例
贸易开放度
0.00059**0.00031***-0.00385***
金融开放度 -0.00030 0.000710.01107***
金融开放度平方（除以100）0.00004 -0.00100
-0.01125***
贸易条件波动性
0.28479***
0.20229***-0.43896
考察数量
264 264264
注：(1)该表数据皆由科斯文章中的表6整理得来，基于1960-1999年间数据。
(2)**代表显著水平为0.05，***代表显著水平为0.01。
(3)应变量是相关变量在十年期间增长率的标准差，解释变量是相关数据的十年期平均值。
表3
（表中数字都是百分数）
发展中国家
金融较开放
金融较封闭
产出波动
3.2
3.6
贸易开放度
67.4
40.9
贸易流量波动
6.5
4.4
贸易条件波动
5.7
4.9
实际汇率波动
8.8 10.5
注：该表数据得自IMF(2002)的World Economic Outlook 2002，为1995-1999年的5年期数据。
单纯贸易一体化中贸易条件带来的波动，可以导致收入波动和消费波动，从而危害国民福利。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下，国民通过投资不仅可以跨国界分散风险，还可以跨时期分散风险，并能化解贸易条件波动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在更低的风险系数上获取稳定的收益。举例来说，假设甲乙两国都只生产一种产品：水稻。甲国在年成好的时候可以收获20个单位，年成不好的时候可以收获10个单位，好与不好的可能性各占50%，乙国的情况也相同。
1.如果甲国年成不好，乙国的年成则一定好；或者是甲年成好，则乙年成一定不好。那么这种情况就和克鲁格曼所描述的猕猴桃园的例子类似，即通过相互购买对方50%的水稻田股份，甲乙两国都可以消除波动性并得到稳定的15个单位的收益。
2.假设存在第三国，该国足够大，可以满足甲乙两国的所有资金需求。在此情况下，甲乙两国即便是同时出现收成不好，也可以通过国际借贷来维持稳定的消费。换句话说，虽然两国某年的收入可能都是10个单位的水稻，但是通过向第三国借价值5个单位水稻的金额，两国都可以维持15个单位水稻的消费，并在年成好的时候向第三国归还所借的金额。这种稳定的消费对两国的福利都是有益的。
3.假设甲国专业化生产水稻且出口，并进口其他产品。如果甲国是小国，则甲国水稻的出口价格就是世界水稻的价格。世界水稻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到甲国的收入从而影响到甲国居民的消费。(1)如果贸易条件的变动存在周期性，那么甲国居民可以通过国际借贷来维持消费的稳定，当贸易条件不利、收入降低时就举债，而在贸易条件好转时就可以用多余的收入来还债；(2)即便贸易条件的变动是单方向的，甲国在初始阶段就可以通过出售本国资产，购买外国（进口品）资产来保持收入的稳定。
实际上，贸易条件一般不会保持单向的运动。如果一国产品的世界价格上升，那么该国由于资本收益率高，从而导致资本以高于世界平均的速度来积累。Acemogu & Ventura的研究数据表明，就平均而言，如果一国的资本积累速度比世界平均速度快1%，那么该国的贸易条件就会面临0.7%的恶化。
在甲国是大国的情况下，如果世界市场对水稻的需求是有弹性的，那么甲国在收成好的年份，可能就会面临相对不利的价格贸易条件。由于甲国产出增加了，甲国的最终收入呈现出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但是，甲国通过债权贸易和股权贸易，仍可维持消费的稳定。
综上所述，贸易投资一体化可以在维持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分散风险。在上例中，甲国的消费、投资决策不再受制于本国的产出，并且不需要牺牲自己的规模效益，通过贸易投资一体化就可实现分散风险、改善福利的目的。
对于投资一体化可能造成的其他波动，如1997年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2002年南美的动乱。科斯等人通过对1960-1999年间77个国家（21个发达国家和56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认为造成这一波动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金融部门深度不够，经受不住国际资本流量的波动。然而，如果对一国的金融开放度（
）进行平方处理，即只要一国的开放超过一个限度，其统计数据就表明金融开放和一国的福利正相关，且显著性水平达到0.01（如表2所示）。该限度估算是49%，即＞0.49时金融开放与一国福利正相关。
中国从1979至2001年间总的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5684.07亿美元，2001年中国的GDP为94346.4亿人民币（中国统计年鉴2002），如果按1美元＝8.3元人民币的汇率换算，正好达到了49%左右的门槛位置。这对中国以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启示：一方面，进一步高速的金融开放和资本积累可能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另一方面，更广泛的国际金融合作又可以化解贸易条件波动带来的福利损失。投资一体化虽然可以减少贸易条件带来的波动，但是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之间属人和属地的矛盾。一国的总福利有所改善，仍然存在某一利益集团得益较多，其他利益集团得益较少，甚至出现一些利益集团受损的局面。
以上的分析暗示了一种方法，即更多地利用投资一体化。这一方法与中国的现状显得尤为合适。但更重要的还是投资一体化利用途径的选择。中国在1996年就放开了经常项目（包括该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最近资本项目的开放又已摆上议事日程，而且有加紧实施的迹象。2002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QFII，即《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实施细则》，就为外资打开了尘封已久的A股（内地上市股票）市场大门。这样，种种的金融开放，都是为外资铺平风险分散加快规模经营的康庄大道，而国内居民要想通过分散投资来减少贸易条件带来的波动，多分一块平稳消费的福利蛋糕总是显得十分困难。反观国内居民，由于换汇的限制，不要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资产贸易来化解贸易条件带来的波动，即便是内地上市外资股（B股，H股）市场，也难于染指。不是外国人不让中国人投资，是我们限制了自己的投资渠道，但同时又不停地为外国人开辟投资渠道分散风险，结果恐怕就会变成外国人享受稳定，中国人承受波动。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换汇自由。从分散投资、减少贸易条件波动影响的角度来考虑，自由换汇是可以增加国民福利的。我们认为，虽然贸易条件的福利含义存在不确定性，但是应为国民提供更多的选择余地，并使国民在福利分配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多分一份福利的蛋糕。
四、结语
当贸易条件的变动无法体现原有含义的时候，贸易投资一体化为贸易条件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传统贸易理论考虑的都是贸易条件的变动。在一体化条件下，既然贸易条件变动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波动本身又会给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那么可由贸易投资一体化分散贸易条件变动带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在稳定中获取更大的福利。就中国而言，要想在福利中获取更多的份额，就要让本国国民找到获取福利的途径，也就是分散风险的途径，即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的途径。
如果贸易条件还要承担其原有的责任，即揭示利益的分配，就不得不作出一些调整。引力模型的拥护者恩格尔(Engel)和罗杰斯(Rogers)在他们的《国界有多宽？》(“How Wide Is the Border?”)中指出，稳妥估计跨越国界等于在交易两地间增加了至少2500英里的距离。他俩话语的意义并不在于像引力理论那样表明这种距离增加会减少贸易量，而是一种将国界转化成距离的思想。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条件下，随着跨国公司的不断繁衍，基于国界来考虑利益分配的问题已有些不合时宜。就跨国公司而言，国界只不过是相对较长的一段距离而已，并且随着一体化的加强，这种距离还会不断缩短。现今每一个公司面对的是全球一体化的环境，它们的贸易条件就是自己的投入产出价格比。在此情况下，贸易条件的属性就能和福利趋于一致，这将是贸易条件研究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