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国际经验与启示_毛入学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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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69(2003)04-0035-05

二战以后,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对受过高素质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基于各类人群日益增多的高等教育需求,世界上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开始走上大发展道路,一些发达国家还达到了普及化水平。

一、国外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基本类型

纵观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进程,从发展的速度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参见表1)。

第一种模式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持续增长型。美国分别用两个30年(1911-1941年、1941-1970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阶段的国家,1970-1996年以后的20多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持续增长,达到80.9%。美国高等教育的持续快速发展,为经济跃居世界首位做出了巨大贡献。1929-1969年的40年间,高等教育的经费增长了40倍,同期国民经济生产总值增长了10倍;1906-1952年期间通过人力资本获得的利润增长了17.5倍。

第二种模式为以韩国、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式快速增长型。韩国用两个15年(1966-1980年、1981-1995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50%的飞跃,完成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普及化,成为世界上高等教育速度发展最快的国家。日本分别用13年(1947-1970年、1971-1990年)实现了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5%到15%的飞跃,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1996年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67.7%和40.5%。已远远超过了英、法、德等西欧发达国家。韩国从1963年至1992年,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8%以上,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人均GDP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2000年,韩国15岁以上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已由1970年的4.9年提高到10.8年,在全球207个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六,仅次于美国、新西兰、加拿大、瑞典和澳大利亚;日本现代化比英国晚200年,比美国晚100年,经过100年努力,成为世界公认的第二经济大国,1990年,人均GDP超过美国。

第三种模式为以西欧国家为代表的波段式滞后发展型。战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一般在5%左右,1960-1975年,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期,英国、法国、德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由8.5%、9.9%、7.0%增长到18.9%、24.4%、24.5%,1970年左右基本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比美国晚了整整30年,致使欧洲劳动力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源结构都比美国低一个层次,也使欧洲大部分国家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失去了科技领先的基础和优势;1975年到80代末,由于“石油危机”和出生率大幅度下降等原因,西欧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大至稳定在20%-30%之间,英国还出现了下降现象,1977-1978年毛入学率下降为12.7%;在80年代后半期毛入学率开始再度快速增长,英、法、西德分别在90年代后期,用25-30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第四种模式为以巴西、印度为代表的人口大国超常规发展型。2000年,印度、巴西的人口分别居世界第二、第五位,在经济和人口双重压力下,其高等教育走出了一条超常规发展的道路。巴西用25年时间(1970-199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实现了从5%到15%的飞跃。巴西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为拉动巴西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80-2000年,巴西GDP从2350亿美元增长到5955亿美元,增长1.5倍,已列入中上收入国家;农业占GDP比例从11%下降为7.4%,服务业从45.2%上升为64.0%,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2000年,非农人口占人口总数的81%。

早在80年代中期,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就跃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当时的美国和苏联),1996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6.9%,在校生人数由1950年的26万人增加到676万人,增加25倍,高等教育机构由780所增加到9900多所,增加12倍。向中东石油国家输出了100万名工程师、教师和医生,并有数万人受聘于联合国组织和世界银行,每年获取上百亿美元的高级劳务外汇收入,还争取到大量国际组织的援款,促进了印度的经济发展。印度近10年来经济保持了6.5%的平均增长率,信息技术产业的产值平均每18个月翻一番,软件出口额仅次于美国。

表1 1960-1996年间部分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资料来源:1960年数据取自《2000年中国教育绿皮书》,1970年、1975年、1980年、1985年的数据分别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年鉴》(1985年版和1995年版),1990年、1995年、1996年数据取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教育报告》(1998年版和2000年版)。

二、国外高等教育大发展的主要经验

高等教育大发展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民素质提升做出了卓越贡献,但规模快速增长也带来了师资力量不足、教学设施跟不上、大学社会声誉下降、大学生的淘汰率高、毕业生就业率下降等负面影响,大学办学质量受到了社会的质疑。面对规模扩张出现的种种问题,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完善高等教育结构、拓宽高校经费来源渠道、构架质量保障体系等改革举措,从而保持了高等教育强劲的发展态势,为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

1.大力发展私立高等教育,形成公私立并举的办学体制

许多国家通过立法、资助刺激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美国、日本先后颁布了《高等教育设施法》、《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等有关法案,做出了向非营利的私立学校提供贷款、资助、免税等规定。1950年,美国政府对私立高等学校的补助占其经费总额的31%,远远超过1940年4%和1960年5%的水平。1980年,日本政府补助金占私立高校经常性费用的比例由1970年的7.2%上升为29.5%,达到最高点。政府对私立大学资助与支持缓解了私立大学的经费不足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私立大学的办学条件,维持并促进了私立大学的发展。

韩国、印度、巴西在80年代以后,私立高校在校生比重超过了50%,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日本60年代以后、韩国90年代以后,这一比例超过了70%,印度高达80%以上,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1994年美国四年制大学和社区学院中,私立占72.7%,学生占32.2%。

私立高等教育迅速发展,对缓解规模扩张带来的公共教育设施和经费紧张,促进教育的民主和机会均起到了重要作用。

2.完善高等教育结构,办学形式呈现出多规格、多层次的特点

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多元化的需求,世界各国在高等教育大发展过程中,办学形式呈现出多规格、多层次的特点。如日本高校分为大学和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两类,德国分为大学、大学校、短期高等教育机构三类,巴西分为大学、大学中心、多科性学院、单科性学院四类等。

另外,适应社会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各国大力普遍发展社区学院、短期大学、多科技术学院、序列课程等与四年制高等院校相衔接的短期高等教育机构,形成大学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并存的双元模式,完善了高等教育结构,降低了教育成本,有效地扩大了高等教育的规模。1966-1976年美国公立社区学院从565所增加到1030所,增长了82%,同期在校生数从130万上升到大约400万,增长率为200%;1950-1973年,日本短期大学从149所增加到500所,在校生人数从1.5万人增加到3万余人。

印度各大学通过发展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附属学院(college)降低办学成本。大学本部各院系主要集中在研究生的教学及科研工作方面,生师比平均为15:1,而附属学院则高达22:1。

另外,各国还十分注重运用现代化教育手段,通过大力发展远程教育来扩大高等教育机会。

3.加大政府投入,形成多元筹资体系

战后高等教育财政危机困扰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许多国家普遍通过加大政府投入、吸纳社会资金、推行教育成本分担,来为高等教育大发展提供资金保障。

(1)加大政府投入。美国1965年颁布《高等教育法》,将联邦政府对高校建设经费翻了一番。据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1995-1996年度,各级政府投入经费占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收入51.1%,占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收入的17.1%;1955-1968年间,德国、法国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占GNP的比例分别也从0.4%、0.3%提高到0.9%和0.5%。韩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一般为10%左右,1984年创当时的世界最高记录,达13.3%(当时日本为5.7%,美国为6.6%),1992年增加至22%。

(2)吸纳社会资金,推行成本分担。1992年,日本高教经费中,非政府拨款占60%。1995-1996年度,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非财政收入占44.9%,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占74.5%;韩国政府积极鼓励企业财团捐资办学,现代、大宇、三星、韩进等著名的大企业财团都投资兴办大学,培养本企业需要的人才。

另外,收取学费,推行成本分担也是高校筹措经费的主要手段。1995-1996年度,学费收入占美国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收入的18.8%,占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财政收入的43.0%;英国按学科采取不同收费标准,1993-1994学年,文科学生平均每学年交学费5550英镑,理科学生7360英镑,医学类学生13550英镑。

4.建立各种学生资助制度

高等教育大发展过程中,为体现教育公平,许多国家健全各种学生资助制度,主要包括助学金。奖学金、勤工助学、贷学金、毕业生税、“服务契约”等六种形式。如美国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设置了“国防学生贷款”,1965年颁布《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联邦政府设立基本教育机会补助计划,资助家庭条件不利的学生和少数民族学生进入高等学校。1990-1991年度,美国2060万在校大学生和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有51%至少享受过一种经济资助。

5.架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普遍产生了数量扩大与质量降低的矛盾。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成为许多国家八九十年代教育改革的主旋律。

美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已进入大学但学习基础差的新生实施“治疗教育”,为他们补习有关基础课程。80年代,提出“全力以赴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尤其重视学生文化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并使高校鉴定、评估制度法制化。另外,美国高校有明确的分类标准,如2000年度卡内基教育促进基金会的高校分类标准,对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型大学、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有副学士学位授予权的院校及专门院校提出有不同的标准要求,有利于高校明确自身的功能定位,有利于参照标准,提高自身办学质量,有利于不同层次高校在高等教育市场的竞争更为公正、合理。

韩国通过兴办实验大学,推行“中期淘汰”、“毕业定额制”,对教学管理进行改革,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英国还成立了“质量保证署”,通过加强评估与监督,全面提高课程设置及其内容的学术标准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与效率等。从1996年开始,巴西的公、私立院校对13种职业性课程(如管理、法律、工程、医学等)实行毕业生国家考试,且每年增加一门,评价大学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对高教系统,尤其是私立院校的办学质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启示与思考

1999年以来的中国高等教育大扩招令世界瞩目,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从1998年的643万人增加到1214万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又一个世界高等教育大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1%提高到13.3%,快步走向大众化,用几年时间完成了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韩国等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十年、甚至几十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历程,创造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奇迹。扩招期间,我国政府通过加大投入,推进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投资体制及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基本实现了高校生均经费投入、生均校舍建筑面积、生均固定资产与教学仪器设备与招生规模的同步增长,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高等教育规模的迅速扩张同时也带来了部分地区生均教育经费与办学硬件不足、教师总量偏紧、生师比过高、专业与课程结构调整与就业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等问题,高校办学质量、毕业生就业等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为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带来了困难。借鉴国际经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树立可持续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向高等教育普及化迈进,进一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集中体现高新技术和创新性人才拥有的数量和质量的竞争,这归根结底取决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与发展质量。另一方面,我国人口总量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均居世界第一,具有潜在的人力资源巨大的比较优势。但由于我国国民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劳动力结构重心偏低,总人力资本仅相当于美国的44.3%,劳动生产率远低于美国以及日本、韩国等国家。如前所述,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济腾飞与高等教育大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我们必须把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作为提升我国综合竞争力与人力资源总体水平的一项重大战略选择,树立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宏伟发展目标,进一步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强国。

其次,充分开掘高等教育资源,建立充满生机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来临,接受高等教育将成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权,高等学校应当向一切智力上合格的求学者平等开放,不得歧视。这要求我们借鉴国际做法,深化投资体制和办学体制改革,通过吸纳社会资金,发展私立高等教育,鼓励校企合作、中外合作办学,兴办二级学院等手段来充分开掘高等教育资源,提高供给能力,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同时要求我们推进教学改革,调整高等教育学科专业结构和培养目标,改进教学方式、教学手段,使高等教育的供给内容、供给方式、供给时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建立以人的发展为本、充满生同和活力的高等教育体系。

再次,建立与大众化相适应的多元质量标准,构筑国家、社会、高校共同参与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借鉴国际做法,在大众化高等教育阶段伴随高校层次、规格、类型的日益多样,要根据培养目标,为不同类型高校制定不同的质量标准,保障高校培养的人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化需求。同时,质量评价与保障方面,国家、社会、学校要共同参与,要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的作用,通过各种专项评估、综合评估,或者各种排行榜的发布,向社会提供一个可靠、全面的高校质量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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