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视界
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述论
吴洪成，蔺士琦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 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是清末留日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留日学生成立编译机构团体从事教育、历史、地理、经济及哲学为主的多种教科书编译活动。这些教科书通过媒体刊载、印行并输入国内，适应清末“兴学”热潮中“新学制”推行的需求，有效解决了教科书匮乏的问题，其对近代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 留日运动；清末留日学生；教科书；编译机构；新教育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思想家如康有为、梁启超等竭力宣扬留学西洋，不如留学东洋。清政府出于内外危机和压力被迫实行“新政”，将选拔并派遣学生官费及自费留学作为“新政”改革的重要举措。1906年以后，清政府推行“宪政”，留日教育更加达到高潮。这场被史学家称为中国近代第二次留学浪潮的留日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都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以下作者将以留日学生教科书编译为主，梳理留日学生成立的教科书编译机构及其他组织方式，并分析教科书的种类、科目、内容及影响等相关问题，并呈现中国近代新旧文化交替过程中碰撞出的激烈火花。
一、清末留日学生编译教科书活动的缘起
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改变以往国际战略格局中“伏低做小”的姿态，不断图谋侵略扩张，遂于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再次惊醒沉迷于洋务运动时期“同光中兴”之中正安逸沉睡的东方雄狮大清王朝。一时朝野为之震动、惊诧，危耸于明治维新改革日本西化的成功及强大。国内先进的思想家和士大夫反思洋务派所开展洋务运动的种种不足及困惑，从此将目光投向向来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这是一场惊人的历史性转变——有着悠久传统文明积淀熏陶的中国人开始学习东洋的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以留日学生为主体，其他力量配合，适应清末新教育改革的需要，积极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正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留学日本：编译日本教科书的背景
19世纪70年代起，因洋务运动的需要，近代改良主义者、“留学教育之父”容闳提出选派学生留学美国的主张，清政府开始实行海外留学政策。留学生初始选择欧美作为重要的学习基地。1895—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和1901年清末“新政”之后，广大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良药，纷纷趋向留学日本。
（二）专题推广。都江堰市图书馆，针对少年儿童“悦读”，在儿童阅览室打造“国学小讲堂”和“双语绘本沙龙”专题阅读品牌。专题活动以传承中华民族国学文化精髓和优秀传统品德为根基，将生动有趣、符合少年儿童年龄特点的故事有机嵌入，并将弘扬民族精神教育与青少年儿童素质培养，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不仅成功打造了“国学小讲堂” 和“双语绘本沙龙”阅读品牌，也有效促进了阅读在各学校的宣传与普及。
与此同时，清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法规予以鼓励和保障。戊戌变法时期，光绪帝谕“选定学生陆续咨送，有讲求时务愿往游学人员，亦一并咨送”[1]。1903年，清政府颁布实行简化自费留学程序的《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以及张之洞奉命拟定重用留日学生的《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10条，成为各省规范、优待回国留学生的正式依据。1905年，科举制废除，由学务处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依成绩等次和毕业学校奖励科举功名出身，以便授予官职。一时间，大批青年选择留学日本以有裨于个人仕途的康庄大道，以及实现教育、实业、军事、文学或其他领域的人生抱负。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后，进行全盘西化和近代化改革，并提倡文明开化、发展教育，不到20年便一跃成为亚洲第一个走向工业化的国家。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对外扩张战争，号称“天朝大国”的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惨败。鉴于西方国家的教育对国人的影响存在文化、心理障碍，仁人志士择取与中国同属东亚的日本作为留学教育的归属地，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首先，是国富民强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2]，而且中国人理解和翻译日文书籍更有效率；其次，以光绪帝为代表的清政府综合路途、经费和文字等优势条件做出奖励留学的决策，为留学东洋服下了一剂镇静剂；最后，维新运动皆以日本为楷模，日本政府为缓和对立情绪，也怀抱谋图加强在华势力渗透的企图，支持中国派遣学生留日。1898年4月，日本致中国的公函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承担相关费用；而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公然在书信中称：“树立势力于东亚大陆的最佳策略”“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3]。由此可见，其根本目的是出于对中国的文化侵蚀以及扩张日本在华的势力。
清末留学日本运动的关系及影响是十分复杂的，日本在获得留学经济利益的同时，将文化侵蚀的魔爪伸向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恰是这次留学教育又促发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掀起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从教育学视角分析，留学生中涌现大批的优秀人才，转变社会陈腐风气。与此同时，他们还以组织团体或个人独立及协作的多种方式，适应清末“新学制”课程计划的需求，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将中国近代自洋务运动西方传教士组织“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拉开的教科书建设提升到新的领域和水平，促进中国教育改革的近代化历程。
（二）国内有识之士的倡议：编译日本教科书的宣传导向
维新运动时期，受维新派开发民智、兴办普通中小学教育及推行国民教育的思想影响，近代中国涌现第一轮兴学的热潮。清末“新政”伊始的“兴学诏书”揭开建立新教育制度的帷幕。新式学堂和师范教育广泛兴起，留学救亡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呼声，他们明确宣称此为今日救国之唯一方针，疾呼：“留学外国者,今日之急务也，无贵、无贱、无富、无贫、无长、无幼，所宜共勉者也。”[4]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极力倡议翻译日文书籍：明治维新过程中，日本翻译大量的西洋书籍资以完善改革，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应效法日本，取径日本翻译东书，成就将不可限量，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一些知识界人士更认为日文易学，日书易译，“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5]，明确日本学校教科书能够为我所用，也是当时实现教育救国最为便捷的方式之一。
2.6 新生儿相关指标 结果(表4)表明：组间新生儿Apgar评分、新生儿脐动脉血气指标和新生儿娩出时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译书汇编社作为留日学生最著名的译书机构，1900年创办于东京，并在上海设有总发行所，社长是戢翼翚，主要成员：王植善、陆世芬、杨荫杭、杨廷栋、雷奋、章宗祥等[9]642，并附设留日学生出版最早的杂志《译书汇编》。
顾名思义，编译教科书是以编辑和翻译结合的手段达成学校教科书由异域他国引进与发行，从而补充本国教科书市场资源的不足，有助于学校新课程计划的有效实施。这就必然涉及学校教科书的审查问题。江苏近代教育先驱者、教育家张謇倡议中国亟须编译东洋书籍，尤其精选不同门类、学科适宜的教科书，但为避免教科书的纷繁复杂、拖沓累赘、重复混乱等诸多问题，应专门成立教科书的译书机构和审查机构，意在规范、完善教科书的内容及程序、方式等体制，克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及知识内容偏差错谬，以推动教科书建设稳健而积极，“悉由总裁审勘，奏请朝廷敕定颁行”[8]。张謇的上述主张不仅重申编译日本教科书之于缓解清末各级各类学堂，尤其是中小学学科课程教学活动存在教科书供给量不足的压力，而且具有选择教科书以及有效管理、规范教科书的设想，这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二、清末留日学生主要的教科书编译机构
《经济学讲义》内容涉及社会生产总过程的生产、交易、分配、消费四个环节，并对资本、价值与价格关系、扩大再生产等进行分析，被京师大学堂采用为讲义。该书对于西方经济学早期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经济学科产生深刻影响，在之后的大学经济学教学中不断选用为教科书。
五是搞好播前气象咨询。我市飞播造林都安排在6月份进行（最好在6月中下旬），这样可有效利用7、8、9月我市进入雨季的气象特点，促使种子发芽，并在入冬前达到一定程度的木质化，以便于越冬。此外，飞播前与气象部门搞好气象咨询，最好在中到大雨前播种。由于今年7、8月份我市降水较多，整体上看，飞播造林效果较好。
（一）译书汇编社
留日运动是编译学校教科书的航向标，而学校教科书的编译客观上也赋予留日运动以更大教育意义。在上述政府鼓励兴学政策和维新派思想家“译西书转向译东书”的鼓动下，政府官员和开明人士纷纷上书论及编译日本学校教科书的价值及要求等。1901年，督抚大臣张之洞、刘坤一“会奏”奖励“东文东语通晓较易，将西书删改简化”[6]的译书路径转向。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认为，日本学校教育内容即为通俗教育，书籍相对完善，且价格相对低廉；近代实业家兼教育家盛宣怀则奏请“广购日本及西国新出之书，延订东西博通之书，择要翻译。”[7]一时间，翻译日本学校教科书蔚然成风，成为与清末新教育运动相适应的教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满足了新式学堂课程的内容体系的新旧转型需要，推进了教科书的早期现代化趋向。
其他的有影响的历史学教科书还有留日学生1901年译述出版的《西洋历史教科书》。该书凡二册六编，这部教科书“援据甚详，毕史家之能事”[15]，编排条理清晰、文章表达生动活泼、分析透彻，适于我国中等及以上教科书之用，甚至被评为历史教科书佳作，后重译改为《高等西洋史教科书》。1902年，作新社译书局编译出版《万国历史》三卷，依次叙述部分国家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世史的动荡、勃兴及曲折迂回的社会变革。1903年，日本家永丰吉、元良勇次郎合著，邵希雍译《万国史纲》三编，该书内容简明而有章法，关注各国的政治、学术、工艺、宗教、文学等文明史，梁启超称此书“最重事实之原因结果，而不拘于其陈迹。”[5]98
（二）教科书译辑社
教科书译辑社的创立源于《译书汇编》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号封底明确提出编辑小学、中学教科书，希望海内外志士能够提供意见和要求。因此，1902年由留日学生陆世芬负责，以“编译东西教科新书，备各省学堂采用”[11]为宗旨，成立专门编译出版为主的教科书译辑社。
教科书译辑社以编译中小学教科书为旗帜，尤以中学理科教科书为特色，出版的第一部书是《物理译解》，以后陆续面世的中小学教科书有地理、物理、生理、化学、社会学、普通经济学、地理、历代、几何以及青年教育、国家教育和教育原理等多种门类。该社所编译的教科书没有确切的统计数目，作为一家专业型特色鲜明的译书机构，除了向国内兴学运动提供一定和多数学科的教学资源之外，对教学用书在教育、心理上的要求有所渗透，并在教科书体例结构及呈现方式方面，根据国内教学的反馈加以独特设计及调整，这有助于近代教科书编译的专业化及教学实施的民族性认同。
15年间，自嫖宿幼女罪诞生以来，它的实行效果似乎并不尽如人意。人们呼吁嫖宿幼女罪的废止，质疑它的社会调整职能，公众似乎并不认同其存在意义，大家心中的正义理念与立法者构想的刑法体系设置是不甚吻合，甚至是相斥的。
（三）国学社
1903年，由江浙留学生汪荣宝、叶澜、张肇桐、秦毓鎏、稽镜、董鸿祎、王隽基、周逵、黄铎成立国学社。江浙作为最早派遣留日学生的省份，不仅留学日本的人数最多，也是女子留学日本的发源地。国学社主要编译中小学堂教科书，兼及翻译东西学术文化及教育名著，在成立时宣称中国传统教育“锢智败德，未知所终”[12]，应该急需出版专门、通识类的教科书，促进新教育运动的高涨。
国学社计划编译教科书的书目及少量节选材料先在两省留学生刊印的《江苏》《浙江潮》杂志发表。其中包含有中小学读本、中小学文典、中小学国史、中小学地理志、外国史、外国地理志、法制和经济教科书；此外，还陆续选择登载伦理、生理、博物、唱歌、格致类教科书和相关字典等。从上述教科书书目类型可以看出，与教科书译辑社成对角互补的奇偶之势，其主要取向在于文史类教科书。在适应国内学堂新设课程教学之需的同时，力图提升师生的思想认识、人文素质，并进而转变思维方式，以促进故步自封的传统教育逐渐解体。
（四）湖南编译社
1903年，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黄轸和蔡锷等在东京创立湖南编译社。相较于其他同类团体机构，该社带有较强的政治倾向及专业学术特色，所译书籍多属政治、哲学、管理以及教育理论教科书，内容丰富、设计明快、价格便宜。其发行堪与《译书汇编》并驾齐驱的月刊《游学译编》。《游学译编》以刊载编译教科书、论著、新闻和其他类型的书籍为主，以增加人民的智慧为宗旨。例如，该刊集中于第二册刊登中小学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编译计划及主要书目，提供讨论，征求意见，以便更好满足教科书市场的变化需求。从印行的书籍效果及作用而论，湖南编译社编译的教科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紧密，符合民主革命和思想启蒙的价值意识，为清末民初办学活动注入新鲜的血液。
（五）其他教科书编译机构
除上述教科书编译机构外，还有其他团体机构介入教科书领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湖北留学生戢翼翚与日本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合作创办作新社，作新社的编译人员多为江苏留日学生，以救亡图存为旨归，重点出版有影响的社会科学著作，例如，政治、法律和经济理论教材，中国问题的译著，史传、英语和自然科学读本等。作新社社长戢翼翚与成员唐宝锷编辑日语教科书《东语正规》，注意从语音和语法方面根据中国留学生学习特点，解决学习中的困难，提高学习效率。因此，印行后销量较广，影响颇大。在上述场景熏陶下，国内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江楚编译局及会文学社等民营和官办机构也编译出版大量的汉译日文教科书。其中，会文学社编辑的《普通百科全书》被誉为当时汉译日文著作及教科书最高成绩的代表。
三、清末留日学生编译的主要教科书类型
清末留日运动和留日学生编译机构直接推动教科书编译活动的进行。1900年以后的十余年间，留日学生肩负起海外著作翻译的主体工作，一些留日学生或各自为伍，或相互协作，在相关编译机构依托下，译述领域颇为广泛，包括教科书在内的书籍源源不断在中国发行出版。据当代史学家熊月之不完全统计，1896年至1911年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至少1 014种[9]509。本文以下就主要学科门类编译的教科书加以说明。
3月21日，青岛莱西经济开发区与北京鸥瑞智诺能源科技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莱西经济开发区建设总投资100亿元的新能源汽车整车制造项目。项目将于2018年10月开工建设，2019年峻工投产。该项目将在青岛莱西经济开发区内投资建设年产20万辆新能源汽车及其配套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投产后，预计可实现新能源汽车年产值300亿元；附属零部件企业9家，年产值200亿元。此外，项目还将建立新能源汽车研发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研究中心莱西分中心）和国家实验室。成立新能源产业基金，主要用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区的开发及建设。
纸张、剪刀、胶棒、CD都准备好。我先写下“画画”。甄小美继续“头脑风暴”：玩玩具、浇花、和苏皮玩、看书、听音乐、躺在床上思考、去别人家……我也一起“头脑风暴”：“帮忙扫地、帮忙洗碗、写汉字、写英文……”不过她最后都没选。
（一）教育类教科书
2.箕作元八、峰山米造合纂，徐有成、胡景伊、唐人杰同译《欧罗巴通史》，东亚译书会1900年版。该书篇幅不长，不过200页左右，论述数千年来西洋诸国的历史兴衰和更替，叙述西洋主要国家数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民族风情等史实内容及具体情形，并为当时学界和教育界所注意，为此时期此类教科书中之善作。
笔者粗略总结留日学生在1901—1911年翻译的相关教育学著作及讲义大约有39册，其中主要有：王国维译《教育学》《教育学教科书》、杨迁栋和周祖同译《女子教育论》、范迪吉译《教育学》《教育学问答》《教育学新书》、季新益译《教育学原理》、冯霈译《教育学问答》、张肇桐译《实用教育学》以及陈宪镕和许家惺译《女子教育学》等。这些译自日本的教育学教科书主要是由期刊发表或者是书局出版，书中内容重视教育学相关概念的阐析、教育学相关理论的探讨，提供学者了解和认识近代西方及日本教育学原理、原则、管理及组织方法的主要思想及应用方法，对于民国初期及现代教育学教科书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教育史学科在教育学科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既作为教育纵向进程中资源发挥作用，也是教育论题质性论证手段的论据素材。留日学生主动翻译日本学者撰述的教育史类教科书，并积极、踊跃地输入，呈现给国内教育界以东西方教育通史及西洋教育史居多，如著名学者原亮三郎著、沈纮译《中外教育小史》，龙势荣著、叶瀚译《泰西教育史》等都是其中代表。这些著作旨在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专门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揭示教育学内容中存在的普遍性意义。
教育心理学、教育管理学是更具应用性的教育学分支学科，留日学生翻译此类教科书不多，这是因为所属领域论著稀少的客观条件所致。清末上海广智书出版《心理教育学》、开明书局出版《教育实用心理学》都是由留日学生译自日本的师范教育教科书，重在分析教育和教学过程中的种种心理现象及其变化，对于清末新式学堂师生及管理者而言是一次教育学科学化及专业性的洗礼。此外，湖南译编社出版《学校实践管理法》，增添了学校管理的科学色彩和活力，弥补了教学管理及组织环节零乱的缺陷。自日本编译并输入的教育学类教科书，转变了此前教育学传播形式粗放、体裁笼统以及专业之知识泛化的种种局限，打造了新型师范教育专业教科书类型，为清末学堂办学活动提供了更为科学和专业化思想资源及操作依据。
（二）历史类教科书
留日学生主要编译日本通史与史学理论方面的历史类教科书，介绍东洋国家和西洋国家的历史、民族形成和文化特征，以便教学主体的学生认识不同国家的传统、局限及优势。历史类教科书主要有：《万国史纲》《中国历史教科书》《万国历史》《世界近世史》《欧罗巴通史》《西洋历史教科书》《西洋史要》《东洋史要》《万国史要》《世界通史》《万国史略》《史学通论》《世界文明史》《王国兴亡史》等。这些教科书大多遵循历史嬗变阶段变化及逻辑顺序，以简洁、生动的手法加以叙述，分析史实及内容。相较于同期学部编译图书局及民营出版机构的历史教科书，它们在世界视野、理论高度以及教育心理的专业性方面更有特色及水平，填补了国内同类教科书的诸多不足与缺陷。下面介绍几本重要的历史类教科书。
1.经济学教科书。1902—1903年，留日学生编译经济学教科书主要有：《经济教科书》（和田坦谦三著、广智书局1902年版），《经济学教科书》（桥木海关著、周逵编译，国学社1903年版），《经济学讲义》（杉荣三郎著，商务印书馆1903年版）。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表”中包括“理财学门”，其中留日学生王季点译、日尻稻次郎著《理财学精义》被收入其中。
1.桑原骘藏著、樊炳清译《东洋史要》，1899年分部分刊载、印行，1903年被列入京师大学堂审定史学教科书，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近代译自日本的第一本书籍，叙述为上下卷甲午战争之前的亚洲历史，全书文字言简意赅，章节内容繁简适宜，论述及分析包罗诸家所长，论断有识，并深受广大学者喜欢，学部称赞：该书以种族兴盛为纲要，国际关系为关键，谓之“东洋史之善本”[9]98。
清末是由日本大规模引进教育学书籍的聚集时期。据当代教育学史专家侯怀银统计，1901—1915年翻译引进的教育学科类著作约119本[13]。教育学类教科书作为留日学生教科书编译的重要部分，影响近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学科内容主要涉及教育学科专业知识、教育理论和管理以及教育史等方面。
3.松平康国著、作新社译《世界近世史》，上海商务译书馆1903年版。该书内容始于13世纪，经18世纪世界新大陆的发现，至1814年的维也纳会议，分述文艺复兴、欧洲宗教改革，欧洲各国的历史动荡，东亚各国的历史波折，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法国大革命等时段历史。该书的特色在于记事条理清楚、脉络分明，“论断卓而不偏，煌煌巨帙，诚历史上空前绝后之作”[14]。
实验中,节点数2、3、4时的平均精度分别为98.82%、90.29%、76.72%,可见,随着预测节点数增多,预测精度降低,预测结果的稳定性也开始下滑.这是因为,当预测的节点数增多时,所有节点组成区域内的链路组合数量呈指数倍增长,而组合数越多,使得预测结果的搜索空间越大,模型越难准确地命中真实的情况,从而导致其预测稳定性的下滑;同时,当数据集大小有限时,对于每种组合下的输入数据就会更少,即每种标签下对应的训练样本变少,使得各标签的训练过程不充分,模型出现欠拟合现象,从而导致其预测精度变低.
译书汇编社主要出版学校教科书与世界学术名著、中国历代典籍，享誉整个教科书业界。该社采用的方式是对所选择翻译的日文书籍节录部分内容分期刊载于杂志上，根据影响及需求情况完成整体，再进行单行本的印刷出版，重点方向为中高等教育政治学和法学的书籍，尤以政治学著作、教科书译书深受当时爱国青年推荐，称之为可贵的精神食粮，同时也被近代进步思想界倡之为“吾国青年思想之进步，收效至巨”[10]。它们对宣扬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政治体制，推动思想启蒙运动产生积极影响。
留日学生及编译团体组织分类译述东洋、西洋和世界的不同种类历史类教科书，主要是适应清末兴学育才中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但同时也介绍世界历史状况，使人们认识各国历史朝代更迭、得失兴替、社会改革的经验教训，从中谋求推陈出新，促进本国的发展进步。
（三）地理类教科书
戊戌维新（1898年）以后，西方地理学的译著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由于留日运动的潮流浩荡，来自日本的地理类教科书译著呈递增的趋势，并呈现出在坚定爱国主义基础上重视学堂教科书的课程教学要求。
1901年，留日学生蒯光典于上海创办金粟斋，该机构编译发行一批高质量的地理学教科书，如《日本地理志》《地理学讲义》《世界地理志》等。
联合教育局进行本地信息技术培训 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师培训策略，注重实用性、方便性、可持续性，让教师树立使用多媒体进行教学的观念，既加强对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使用，又加强对语言、科学、数学、美术、音乐等相关软件的学习，使得教师有需求也有能力使用多媒体。
1902年出版的《世界地理志》，分别编译各国地理，完整书写各国岛屿、人名和相关的名词，内容精善、文笔雅驯。该书首次将地理学体系分地理学总论、人文地理学、自然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四个部分，分述各个地区的政区、地形、地貌、气候、物产、文化及宗教等状况，被当时教育界称为“明晰精详，可作为中等外国地理教科书”[16]。1903年出版的王景沂《科学书目提要初编》对金粟斋版的《世界地理志》同样给予高度评价：“首括名义，博稽六洲，朗若列螺；指画重要，挈领振纲。盖取径于自然学，而注意于政治学者，二籍相辅，可云并美”[17]。
19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日本人斋藤路三郎《地理教授法》为蓝本、陈独秀编译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该书的论述范围从区域地理扩大到全球地理。
留日学生编译不同层次的地理学教科书，经由不同渠道印行，输入国内。其中经由京师大学堂1904年审定通过的学堂地理教科书除上面所提到的几部之外，尚有：《小学万国地志》《中学万国地志》《最新世界地理学》《小学地理志》《中学本国地理志》《中等万国地理》《地理学讲义丛录》《地文学问答》《政治地理》等。
（四）经济、哲学类教科书
朴素之美（吴语） .......................................................................................................................................... 5-48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留日人员逐渐增多，紧随其后出现大量的日文书籍编译机构。据悉，1896年到1911年，清末出版翻译日文书籍的机构至少有116家[9]。在这当中有不少属于专门从事日本学校教科书翻译活动的机构，也有一部分将该项内容作为经营范围之一。这些机构集翻译、出版为一体，在学科门类、知识内容、体例方式及实际影响等诸多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
常规处理后的脱硫废水，经过蒸发、干燥装置处理，实现水和工业盐的有效分离是蒸发结晶工艺的技术原理，其主要包括4个处理单元，即脱硫废水预处理、高盐水浓缩、蒸发结晶、固体废物处理。
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教科书暂用书目”中，除了上述书籍之外，由留日学生编译自日本学者著的《经济通论》、南洋官书局本杨鸿逵译《高小商业教科书》和王宰善《普通经济学教科书》，均被列入名单之中，表明通过清政府学部组织专家审查后，指定为学堂用教科书，备受关注。这标志中国近代学校经济学学科教育正式起步，为经济学知识教学培育专业人才发挥重要作用。
2.哲学教科书。这里的哲学学科是按广义理解的，包括哲学以及逻辑、伦理政治等多门相邻或交叉学科在内。日本学者井上圆了著、罗伯雅译《哲学要领》（1902），井上圆了著、王学来译《哲学原理》（1903）,井上圆了著、游学社译《哲学微言》（1903）等哲学译著，首次完整将西方哲学体系通过日本引入中国，在发挥清末中学堂、大学堂哲学类课程教科书角色作用的同时，填补了这一时期哲学论著的空缺。
1902年，杨荫杭译的《名学》是最早译自日本的逻辑学著作。1903年，范迪吉翻译的《论理学问答》出版，作为《普通百科全书》第十一种，是一本适合初学者的通俗读物；1905年，田昊炻译自十石弥著的《论理学纲要》、江荣宝翻译的高山林次郎的《论理学》出版。这些都是由日本辑入西方逻辑学的早期作品。
伦理学属道德哲学，对社会精神文化及学校德育影响最为显著。由于我国教育传统首推德育，因此，教育伦理学首先受到留日学生青睐，然后是其他伦理学分支。1902年，中岛力造著、麦鼎华译《中等教育伦理学》输入国内，开教育伦理学领域之先路。次年，木村鹰太郎著、范迪吉译《东西洋伦理学史》由江楚编译官书局出版。此后，有关伦理学教科书接踵而至。如1905年樊炳清译《伦理学》教科书四册，年法贵庆次郎著、胡庸诰译《伦理学》，乙竹岩造著、赵必振译《新世界伦理学》等纷纷面世[9]525。其中尤以广智书局出版元良勇次郎著、麦鼎华译《中等教育伦理学讲话》最为代表。该书由教育家蔡元培作序，其言论颇有针砭传统道德、宣传西方近代新道德的意义，并认为“我们国家的教育须以应用为主，而非困顿于‘四书五经’之束缚”，虽被学部批评，但仍为众多中小学堂使用，并于1903年重印。
（3）“净资产”类，至少要将“开办资金（投入资本或注册资金）”“发展基金”“结余”三项单列总账科目及“资产负债表”项目，并在此基础上详为探究，区分非限定性、限定性。
1905年，由湖北籍留学生选择东京政法大学相关讲义，编译成书，取名《法政汇编》，初印即售空；又于1906年加入《罗马学》《政治学》，并由湘、赣、贵籍部分学生汇编成丛书《法政粹编》。这部著作涉及内容全面，将西方的相关政治观念及法律传入国内，对近代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学校教学及管理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简要的历史评价
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大多在日本印刷，国内销售；少量也在国内印刷和销售。这些源源不断进入市场的学校教科书极大地丰富了清末学堂课程教学所需的教材资源，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教育实施需求与教科书供给匮乏不足之间的矛盾。对于教科书学科门类的拓展、丰富以及从中融合近代西方、日本新教育理念方法等方面都发挥了独特、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以教科书为媒介促进近代新知识及思想观念传播，有助于新旧文化转型及社会近代化道路的积极探索。国内思想界一度呈现“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则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并藉此以舒缓“学问饥荒”[18]的现象。
设计采用SAA3010 红外编码芯片的红外遥控器以及HX1838红外接收头。遥控器与HX1838之间的通信采用NEC Protocol 的PWM(脉冲宽度调制)标准，此标准的特点是根据脉冲的宽度来判断传输的信号是“0”或“1”[4]。遥控编码的脉冲由引导码、用户码和数据码组成，其中引导码用于标志遥控编码脉冲信号的起始位，用户码用于识别遥控系统的种类，数据码用于存储操作指令信息。在数据码中，“0”首先为0.56 ms高电平，然后是0.56 ms低电平；“1”首先为0.56 ms高电平，然后是1.69 ms低电平[5]，单片机通过对脉冲信号时间长短的判断，解码出传递的信息，具体时序图如图4。
留日学生的教科书编译活动不是即兴而为、以谋利为尚或沽名钓誉之图谋，而是以教育事业的重大责任感和认真务实态度开展各项工作。他们是将不同种类的日本学校教科书进行整理，选择规范及有质量的教科书组织编译，注重教科书内容的科学水平以及体例结构的合理程度，同时兼及不同学科间的整体性和独特性，这些具体举措不仅为其活动效果提供保障，而且为以后的教科书事业提供了经验和启示。并由此发挥改革传统服务于科举教育教科书的模式、适应新式学堂的需要的历史作用。
同时也需要指出，由于留日学生教科书编译机构或者个人彼此间呈孤立疏远之态，难以协作讨论、共襄其事，教科书书目重复累赘，编译层次水平、体例编排及表述形式多呈各自为政、高低不等的偏颇，致使缺乏丰富宝贵的经验可资总结，甚至致使教科书市场一度出现混乱，取舍选择不易的现象丛生。
但是无论如何，留日学生编译的教科书对中国教科书发展及现代化进程有极大的影响。正如丁韪良对伊藤博文言：“日本对中国的影响超过西方人和西方国家，恰似与遥远的太阳相比，月亮会掀起更高的浪潮。”[19]面对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以及民族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留日学生开启教科书编译新的历程，一度转变了教科书由欧美著作翻译的风向。洋务运动时期，西方传教士在教科书史上居优势地位，这一时期的教科书的翻译出版主要是以传播和引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为主；维新运动促使“兴学热潮”出现，新教育运动日渐推进，留日学生编译的日本教科书一时崭露头角，有效缓解新教育实施中教科书的短缺。就教科书本身而言，不仅类型、数量拓展上升，内容除了自然科学、技术工艺之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知识成为显学；而且编译者这一主体的来源由西方传教士为中心转变成留日学生主导大局。所有这些，都应该成为中国近代教科书史上的显著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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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extbook Compiling Activities of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Late Qing Dynasty
Wu Hongcheng，Lin Shiqi
（College ofEducation，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
Abstract： Compiling Japanese textbook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vement for 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late QingDynasty.Students studyingin Japan set up compilation organizations toengage in various textbook compilation activities focusing on education，history，geography，economy and philosophy.These textbooks were published and printed by the media and imported into China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neweducational system”in the upsurge of“learningpromotion”in late QingDynasty，effectivelyeasingthe contradiction with the shortage oftextbooks and playinga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ofmodern advanced ideologyand culture.
Key words： studying in Japan movement；Chinese students in Japan in late Qing Dynasty；textbooks；compilers；new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G40-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450（2019）05-0113-07
收稿日期： 2019-05-28
作者简介： 吴洪成，男，浙江金华人，河北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与教育学原理研究；蔺士琦，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教育学原理研究。
【责任编辑：赵 颖 责任校对：李 菁】